辛子陵先生是中共体制内一个敢言的学者,所写文章有论有据,鞭挞入理,一针见血,为毛派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恨之入骨,也为国外内一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篾视。认为他不反共叛共,不敢与马克思主义绝裂,死抱着救党救国的理念不放,是个至死不悟的顽固派。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意。

  他的文章影响广泛,深刻犀利,加之他敢直捣某权贵的隐私,于2011年4月被中共北京市纪委明令宣布“三不准”的“圈禁”:不准外出离开大院参加活动、不准接受境外记者采访和写文章,不准访亲探友与人聚会。

  当时我也是国保严格控管的对象,但我一直抗争,甚至不惜一死,在同年9月解禁,并允许出境。究其原因:一、我不是党员,纪委管不着;二、我不住机关大院,不靠那几个工资活命养口;三、我自来不信鬼神,篾视陈规陋习。这到是人有人不同,花有几样红。各有各的环境,各有各的考量,性格不能绑架,观点、人格更不能绑架。

  中共北京市纪委,先初一个月找他谈次话、问问情况,后改为半月,再后是半年,现在理也不理了。他老是找纪委说“子曰”,讨说法要结论,可别人根本不予回答。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三次前去看望他,均未看着。他说有卫兵站岗,出不了大门。又几乎每周去电问候与交谈。

  我是搞“运动”出身的工农干部,“反右斗争”前秉承“组织”意志多次审查过人,悉知个中游戏三昧。他们整人,从不凭什么法律文书,更不遵守法定程序,上面叫抓就抓,叫关就关,凭一句话、一个口头通知。我告诉他,1955年“机关肃反”,市委派我去工业局审干,几十上百人立即集中吃住,不准外出、不准回家,被怀疑有问题的同志还关进小屋子,吃饭、睡觉派人跟着。半年后运动结束,谁也没给个结论,该上班上班,该回家回家。1989年“64”,我们单位司机小洪,上面怀疑他是“暴乱份子”,被首都戒严部队抓去关了三个月,没查出问题,最后一个字:滚!回到单位我问他:你怎么不问他们要结论?小洪惊魂未定地说:谢天谢地,能叫我“滚”回来就不错了,还敢要结论,不想吃饭了!

  有鉴于此,我断定北京市纪委不会给他任何文字上的、甚至口头上的结论:辛子陵同志:你没有问题,审查就此结束,特此致歉。这可能吗?

  从井岗山打“AB团”到延安的“抢救运动”,从55年的“胡风肃反”到57年的“反右斗争”,均无此先例,哪次运动不是不了了之。我翻了我的“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人员改正通知书”,共有73亇字:[根据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份子标准”的通知》和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的有关规定。经审查黄泽荣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现决定予以改正。]

  我们55万多人被关、被斗、被凌、被辱,整整22年,也没有一个道歉,两个字“改正”。对仅是限制人身自由的辛子陵先生,能破例吗?时间两年,跨度从十七大到十八大;人物迁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易位于郭金龙,总书记胡锦涛换成习近平,事过境迁,谁给你做结论?

  辛子陵先生是个组织性十分强的中共党员,坚信党的“光荣、伟大、正确”,不愿自我解禁,非得领导开口。我无论怎样说他都不听,总是“再等等,再看看”。所以他至今还在“圈禁”中,跳不出这个窠臼!

2013年2月15日
转载自《参与》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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