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润生：怎一个“权”字了得！

　　中共十八大所言“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说白了就是决不“禅让”权力，决不改变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

　　中共九大当选的中央副主席林彪有一句名言：“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就失去一切。”林彪当年讲这番话的本义可能是指“政治”。我们今天引用来说明，谁掌握了“权”，谁就有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等全部的巨大的利益。

　　当代大陆盛行一句顺口溜：“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士’不如一个‘仕’！”这个“仕”便是当代执政的共产党，无论官衔大小高低，只要进入仕途，全都享有“四大特权”：


一、社会地位

　　中华民族数千年“官为贵，民为贱”之风，在今日大陆愈演愈烈，风糜神州每一个角落，随时随处可见。顺手捡来几则：小、中、大学的校友聚会，无不自觉地把官衔高低放在首位，将现任官衔最高者奉为上宾。清华大学有位当年负责65届、66届学生分配工作的教授，撰写回忆文章时，情不自禁地披露，经他当年分配的毕业生中有胡锦涛、吴邦国、吴官正……以此为自豪。至于学术界名人，对不起，一字未提。（见《炎黄春秋》2009年7期28页）据传，著名作家刘心武每每接到请帖，首先要问：有无高官出席？若回答有，立马婉辞。他的解释是：决不是针对官员本人，实在是看见“攀龙附凤”的众生相，心里不舒服！

　　盛世修谱修志，如今算是盛世了，修谱修志成风。无论家谱族谱，无论县志市志，都以有无官衔、官衔大小论英雄、排座次。与封建社会修的谱志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说这些属民间自发“排座次”，官方的正式排位同样未能免俗。笔者的高中母校是赫赫有名的百年名校扬州中学，百年来虽然培养了近百位两院院士，好多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领军人物。但是，无论是校史陈列馆，还是校史纪念册，排于首位的都是江泽民，排在第二位的都是胡乔木，尽管朱自清的文学成就远在胡乔木之上，但朱无官位，只能退居其后。至于那些两院院士，更是后之又后了。笔者初中母校是一所农村中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校，五十几年历史。四十年校庆时，最高官员是一位省级宣传部副部长，校史陈列室内无疑占头把交椅。可惜好景不长，此君酒桌旁不幸猝死。到五十周年校庆时，此人不便再提。另有一位校友当上更大的正厅级官员，马上占据了猝死高官留下的头把交椅。毫无疑问，建校六十周年、七十周年时，校史室的第一把交椅仍然可能更换新的高官。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总是把官员尊称为“大老爷”、“父母官”，平民见官必须叩首跪拜，当代大陆没有丝毫的改变。二十三年前的“六•四”运动中，莘莘学子在人民大会堂向总理李鹏大人叩拜，被定为“颠覆国家政权”罪，遭武装镇压；这样的悲剧不时地在大陆上演，最新一幕是 2012年9月8日，总理温家宝视察云南省彝良县地震灾区，发界村的梁永兰等数十名村民拦路告状，跪拜“温青天”，公安部门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将村妇梁永兰行政拘留七天。

　　毫不夸张，当代中国无论以什么名义“排座次”，“官员”都是稳坐“第一把交椅”，可见大陆执政的共产党无与伦比的天下第一的社会地位！


二、经济收入

　　国家发改委离休干部余孚披露：我国的公务员职务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的28年中增长了140倍。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4％增长到24％。现在接近四分之一的年财政收入用于公务消费。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到498元。每一百万美元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中国是39人，美国是2.31人，日本为1.38人，中国是美国的17倍，是日本的28倍。这是不是日本迅速从战败国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秘笈之一？而刚刚执政的民主党还在批判自民党60多年执政期间国家机关臃肿、官僚作风泛滥。与当代中国相比，真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啊！

　　江泽民高中读的是扬州中学的“工部”，按现在的分类，不属“普高”，而应称为“中专生”。大学读的是机电系。很显然他在旧中国是想走科学救国之路的。如果不是大学毕业后即迎来了新中国解放，他自己奋发努力，此生最大的成果是成为全国著名的机电专家。即使梦想成真了，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待遇能和现在相提并论吗？江泽民多亏“与时俱进”，及时转换人生奋斗方向，以业务为平台，努力朝官场迈进，最终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职时的风光不提，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接班人胡锦涛为了感恩戴德，将他在职时由秘书班子代笔的文章、报告、批示、文件等等，统统搜集起来，出版了厚厚三本《江泽民文选》，不仅得到“著作等身”的青史留名，更有数百万元的版税。

　　记得数年前有位境外记者问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官员的个人财产为什么不能公示？这位常委说：我最近十年内曾经在三地工作，每到一地都按规定买了自住房，总共花费了三十几万元。这三处住房如今的市场价格至少五百万元以上，我是申报三十万元的房产呢，还是申报五百万元的房产？他强调的是，中国官员情况特殊，无法准确申报个人财产。不过这也让我们弄清了一个事实，即使十分廉洁的高官，从正常渠道依法取得的房产，数年前的价值已经超过五百万元，今天又增值了多少？值不值一千万？这还仅是房产一项！难道别的财产一样没有吗？凡政府机关中的党员干部，虽然不在领导岗位，百万富翁不是少数，而是大多数。这还只算党员干部本人，还有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子女，哪一个家庭没有带头致富呢？即使农村中的党员干部，象江苏华西村的党支部书记吴仁宝，自己干到老再交给儿子当，他们也早已是百万富翁了。按共产党的党纲党章党法党纪，这些皆是合法的正当的收入！

　　相同年龄，相同工龄，共产党官员的离退休金，比非官员的退休金高出决不止一二倍。当代大陆女白领中掀起了一股“嫁‘碗’族”风潮。此“碗”即铁饭碗。如今大陆能称“铁饭碗”的惟有公务员。二十一世纪初，女白领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曾流行“嫁‘钱’潮”，谁有车有房，谁有店有厂，不管是二奶是填房，不管是博士是文盲。她们风趣地说白毛女为什么不嫁黄世仁，真是傻到家了！到2008年，观念彻底变了，自己没有考取公务员，自己端不上“铁饭碗”，决心这辈子当“嫁‘碗’族”：只要他是公务员，当然有官帽更好；只要他没有正式夫人，当然元配更好；只要他没有到退休年龄，当然年轻更好。她们重新评价白毛女了，称赞白毛女目光远大：不嫁黄世仁，誓嫁大春哥。黄世仁遇到“劫富济贫”，马上一文不名；遇到金融危机，马上一贫如洗！大春哥多好——参军、入党、当官，捧上了“铁饭碗”，老了是“离休干部”。白毛女真是我们“嫁‘碗’族”的祖奶奶啊！


三、“三公”消费

　　深圳有关部门披露：深圳市要招聘一位教育局长，报名者中竟然有十五位著名大学教授。虽然这位官员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是确确实实的现状，决不是虚构，也没有夸张。十五个大学教授争抢一个市级教育局长的新闻很快在网上流传。有人跟帖称：“简直不可理喻”、“百思不得其解”。笔者倒以为这很好理解。根本原因是教授与局长的经济收入不在一个档次。当然，若仅计算工资，局长的工资不算太高，教授的工资不算太低。据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工资还低于旧社会留用的某些高级知识分子。但这仅是阳光下的收入，这笔收入对于教授来说，几乎是收入的全部。而对于官员则是合法收入中的很小一部分。更大更多的收入来自“月光下的收入”，又称作“灰色收入”，主要体现在“三公消费”加“小金库”。所谓“三公消费”即公费出国、公款吃喝、公车私用。所谓“小金库”，说小一点属领导人的“私房钱”，说大一点是领导者的“私人银行”。这“三公消费”每人每年平均花多少，执政党不会公布，外部人当然无法准确统计。不过有一些数字可参考。东北一位区委书记（地级市的区，相当于县团级），因为公车制度改革，他一人每年可得“车补”八万元。小小区委书记，月工资绝对不可能超过五千元吧，那就是说，“三公消费”中的一项——公车费，已经超过本人工资收入。以均衡计算法类推，得出每个官员的“三公消费”至少是工资的三倍以上。按国家公布的有关数字测算，二千万公务员每年的“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超过一万亿元，平均每人一年消费五万元。远远高于全国工人的年薪。是贫困地区一个农民一辈子的生活费用。这是个什么概念？至于“小金库”，那是自己给自己发“奖金”的，每人每月每年到底发多少？所谓“小金库”都是带“长”字号领导人掌管的，全国带“长”字的领导到底有多少？以100人中一个公务员，50个公务员中一个“长”，粗略计算下来应该不超过80万人。据国家审计署官员透露，经测算，全国的“小金库”每年至少在827亿元以上，80万带“长”字的人物平均摊派，每人可得十万元。审计署官员承认：“全国到底有多少小金库，每个小金库有多大规模，谁也说不清楚，谁也查不清楚。”既然国家审计署都说不清弄不明，那只有神仙知道了！小小的县委书记，甚至乡党委书记，只要他东窗事发，不包括受贿的“红色收入”（即“红包”），仅来历不明的财产（即“灰色收入），几十万元的比比皆是，几百万元的不乏其人。一位因买官卖官而落马的中共县委书记曾在法庭上公开宣称：“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官员以外的任何人，无论你干什么，无论你作出多大的贡献，有这种机遇吗？有这种可能吗？举一个当代的极端事例：上海海事大学在读女研究生杨元元，2009年11月26日在宿舍卫生间用长筒袜自缢身亡。自杀原因是贫穷！她6岁丧父，寡母含辛茹苦将姐弟二人拉扯大。她2002年武汉大学毕业当了七年教师，用自己的工资供弟弟读博，自己又离职考取上海的研究生。她把母亲接到上海治病，住不起医院，住不起宾馆，本想让母亲住进自己的宿舍，但学校规定家属不准住学生宿舍。无奈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房里连一张床都没有！自杀前夜，她陪母亲睡在出租房的地上，半夜里愧对母亲说：“地上好冷啊！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和弟弟学了这么多知识，我们家的命运怎么就不能改变呢！”早晨回校后就上吊自杀了。杨元元身前的考问很容易回答：因为她家只有知识没有权，这就是“三个‘士’不如一个‘仕’”的大悲剧！


四、权力寻租

　　2009年9月3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则“小新闻”：广州某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报到时，老师问一位新生：“长大了想做什么？”新生毫不犹豫地回答：“想做官。”老师又问：“做什么样的官呢？”老师提这个问题的本意很可能是希望新生回答“做个好官”，或者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官”，可是让老师大跌眼镜的是，新生竟然大大方方地回答：“做贪官。”老师肯定生气了，责问该生：“为什么要做贪官？”新生毫不避讳地答道：“贪官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家没有。”老师摇头不止，惊诧不已！

　　网上流传，某地民众给机关大院贴了一副对联：“朝里看——全是贪污犯；朝外看——全是穷光蛋！”还有一首《冤枉与漏网》的民谣：“一个接着一个抓，可能有个把冤枉的；一个隔着一个抓，肯定有大批漏网的！”仅举十几年来三个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先后落马的事实为证：十年前江泽民扳倒了陈希同，认定的贪污受贿额是五十万元。老百姓笑称：“江泽民挖出个大贪官，共产党挖出个大廉吏。”老百姓认定，共产党内象陈希同这样的大官，仅仅受贿五十万元，不应是贪官而应是当今“天下第一廉吏”；数年后，胡锦涛挖出了陈良宇，认定的受贿额是二百万元，按官方的数字已经是陈希同的四倍了。谁都清楚，陈良宇不过是代黄菊收钱的大管家，暗中克扣了一点而已。“管家”倒了，“东家”更该倒。偏偏这时候共产党学习封建王朝“刑不上大夫”的经验，内部作出了“刑不上常委”的决定，让政治局常委享受封建社会“王爷”的特权。黄菊赶上“头班车”，“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最近这次挖出的薄熙来，所受贿赂不会是二三百万元吧？据可靠消息，涉及金额至少百万英镑。这是几年前陈良宇的五倍，是十年前陈希同的二十倍！先后落马的三个政治局委员受贿金额一个比一个翻番若干倍，还不足以证明共产党反腐败是越反越腐越反越败吗？根本原因是一党专政，“上下如父子，左右如兄弟”，“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无论上级反下级，还是同级反同级，实在下不了狠手啊。遑论下级反上级，更是不忠不孝了！再说查处别人的官员自己同样不干不净，当然手下留情，为自己留条“后路”。“一党专政”的体制，贪腐的收益太大太大，防腐的机制太宽太宽，不败的手法太易太易，败露的代价太小太小，完全不成比例。官场私下流传一首《蛋》字谣，戏言：“贿赂是天上下金蛋，贪腐不要怕完蛋；清正廉洁是大傻蛋，腐败落马是大笨蛋；反腐倡廉是乌龟王八蛋，防腐防贪统统滚他妈的蛋！”

　　不掌权，能有“天下第一”的地位吗？不掌权，能有数倍于其它岗位的“合法”收入吗？不掌权，能有每人每年五万元以上的“三公消费”吗？不掌权，能有数百万、数千万甚至数亿的“红包”吗？故此共产党的“党旗”在大陆政坛不能摇、不能倒、不能换，共产党绝对不允许“城头变幻大王旗”！他们坚信，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是永运不可能垮台的。笔者以为，这只是“一厢情愿”。越反越多的腐败越来越失去民心，不依法办事引起的上访上告越来越普遍，因土地矛盾引发的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从量变到质变确有个过程，只要有量变，质变将是不可避免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仅是个时间的长短而已。不错，我们承认，共产党如今仍然掌握着忠诚的强大的军队，党完全可以指挥枪，可以镇压政治反对派，保卫共产党政权。但是，军队只能镇压于一事，镇压于一时，决不能长久地永远地镇压下去！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便是统治者长期镇压的后果，辛亥革命用枪杆子彻底消灭了“一家专政”的封建主义制度；共产党又用枪杆子打倒了国民党的独裁政权。历史的经验值得学习继承，历史的教训应该吸取鉴戒，我们相信共产党决不是“一个糊涂的人”！

2012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