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下旬，在长沙雨花区一桥下，一名流浪者冻死；今年1月3日，长沙开福区一桥下，另一名流浪者冻死。
短短数天，两起人命，他们缘何拒绝温暖不去救助站？
本报记者特地走近长沙流浪者，体会他们最真实的世界。
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或者唆使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
——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推行。
24年不入
流浪者为何不愿去救助站
1月6日22时，长沙解放西路人流鼎沸，栾卫东也开始忙碌起来：他身穿军大衣、棉鞋棉裤，手拎着一个大塑料编织袋在垃圾筒里仔细翻拣着。
这种在长沙深夜拾荒的生活，栾卫东已经过了近三年，此前他已在全国流浪了21年，下过新疆的小煤窑、进过河南的黑砖厂……2009年，他来到长沙，“长沙要暖和一点。”
三年中，志愿者、警察，甚至路边的居民都曾劝他：去救助站吧。每次他都是笑笑婉拒。“救助站最终都把人送回家，如果我能在家生活，还出来流浪做什么？”栾卫东说，他也曾在其它城市进过救助站，但因为感觉“像犯人一样”，就再也没去过。
本报记者连续一周在长沙调查了近20名流浪者发现，尽管他们都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但几乎无人愿去救助站，宁愿在桥洞、地下通道、工地边、火车站等地拾荒度日。
救助站到底怎样？本报派出记者戴鹏，以流浪者身份全程体验。
无法接通
连续十次未打通救助电话
1月7日21点，记者与栾卫东一同站在解放西路太平街口。
此时的记者，身披一件栾卫东给的破棉衣。“完全认不出来。”一旁的栾卫东说。
很快， 途经市民发现了记者，拨打了长沙市天心区救助管理站的电话。
21点38分，市民拨打第一个电话时，无人接听。此后连拨四个电话，均是占线。第六个电话，拨通却无人接听，接下来四个电话，又全是通话中。十个电话后，记者仍无法取得救助。
21点44分，市民拨打110求助。
21点49分，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打来电话问明情况。
21点55分，两名民警到达现场，认真询问情况后，和市民一起将记者搀扶上车，直接送往位于窑岭的长沙市救助站。
三人围殴
死缚双手，死摁双脚，膝盖顶头部
22点30分左右，证实记者未饮酒后，长沙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同意提供相应的救助。
约五分钟后，民警离开，现场气氛骤变。
“你叫什么？住哪里？”记者抬起头，发现救助站工作人员已是满面寒霜。
因为改扮的是聋哑流浪者，记者未作回答。几度询问后，因未获答复，工作人员音调渐高。
这时，一名工作人员突然冲上前来，绕到记者背后，将记者双手死死束缚。紧接着，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冲上前来，死死地摁住记者。
眼见殴打可能升级，记者呼救：“救助站不能打人的，救助站不能打人的……” 一工作人员一边说：“不打你，不打你”，一边却突然将记者重重地绊倒在地板上。
随后，两名工作人员将趴在地上的记者双脚死死摁住，瞬间，记者无法动弹，呼吸困难。
放弃救助
“现在想走？晚了！”
“我不接受救助了，我要出去，我要出去！”被摁在地上，记者眼冒金星，感觉几欲晕厥，无奈告饶。
“现在想走？晚了！”用膝盖顶着记者头部的救助站工作人员出言不逊。
“按国家规定，受助者可以自愿接受救助站的救助，也可以自愿放弃救助站的救助，救助站不能限制接受救助的流浪者人身自由。”记者说出理由后，同样遭拒。
最后，记者迫于无奈告诉工作人员远在浙江老家的父亲的电话，在父亲与工作人员交涉要求放人后，工作人员才将记者松开。
 1月7日23点50分，长沙市救助管理站大厅，一名老年流浪者躺在担架上，无助地看着记者。 |
随后，长沙市救助站工作人员拿出一份表格，要求必须在这份表格上写上“自愿放弃救助”、签上名字、按好手印才同意记者离开救助站。
当晚11点左右，记者离开了长沙市救助站，此时距记者走进救助站还不到40分钟。
记者目击
老汉手脚被捆 救助站内呼救
23点30分，本报另一路记者进入救助站接应戴鹏，却意外发现，此时救助站大厅地上放着一副担架，上面正躺着一名老年流浪男子。
他双手被白色麻绳反捆在背后，绳子深深地勒进衣服里；双脚小腿处被胶带绑在一起。他使劲地想坐起来，但根本无能为力，最终只能半仰着身子，向记者呼救：放开我，放开我！
途经老人身旁的记者赶紧蹲下身子，靠近他询问为何被捆绑，老人只是拼命哀求：“你先把我放开，放开我的脚，让我坐起来。”
记者看到，他花白的头发、破烂的衣裳、下嘴唇处一圈血迹已经凝结成痂。当记者问他是否挨过打时，他点了点头，眼角涌出泪水。
“我是记者，不是救助站的，没有权力放开你！”一听这话，老人家眼色顿时黯淡下来，再也没有理睬记者。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这名老人不知所踪。
记者手记
他们为什么拒进救助站
我们为什么无法解答
2003年3月，公民孙志刚在收容站遭暴打离世。
十年后，下一场大雪来临前，一个求助者，在长沙救助站遭遇围殴。他是记者戴鹏。
如今，“收容”早已更名“救助”。若改动的只是词语，那芸芸众生应当权衡：如果某天，我也流浪街头……
去年岁尾，一名流浪男子冻死在雨花区桥下；1月3日，另一名流浪男子冻死在开福区桥下。
“他们为什么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去救助站？”这是最大的疑问。
如果我们是一名求助的流浪者，我们将会遇见什么？这是采访的起点。
记者戴鹏，以一名流浪者的身份体验救助站，在长沙下一场大雪来临前。
我们本想替那些不愿进救助站的流浪者们，体验救助之路；我们本想看看那些温暖的救助细节，感受温暖之路；我们本想告诉那些迷失的人们，找到回家的路。
当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将戴鹏送进长沙市救助站。
没有嘘寒问暖，没有热饭热茶，没有御寒衣被。
起初是救助者皱眉品评：吸毒？醉汉？其后是冰冷拷问……
或许，这只是他们的流程；或许，这只是他们的习惯；或许，还有太多的或许。
最终，在监控视频里，一个画面将冰冷定格：两名工作人员死死地摁住他的脚，一名工作人员狠狠地用膝盖顶着他的头部……
数分钟后，他不堪忍受高喊：“我不要救助，我要出去！”
事情由难变易，打人者收工，他离开了救助站。人民路上雪犹未融，天地依旧祥和。
这是这场体验的黑色终点。
面对一身伤痕，此前的悬疑追问似乎已无需再解。
流浪心酸，安睡不易。流浪，但常思家园之暖；落魄，却有血有肉有尊严。
不饮盗泉之水，不受嗟来之食。
他们不是城市的伤疤，他们考验城市的胸怀。
于之前湮没无闻的被打流浪者而言，戴鹏所遭受的虐行，一拳一脚实际上都打在每个流浪者的生存权上。在他之前，谁能想象当另一名流浪者被送入此门，遇见了什么？
孙志刚离开后，他的墓碑上刻有：“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2013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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