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陆,有无“既得利益集团”?民众说有,中共说无。中共某高官公开拟文宣称:“我们承认已经出现了既得利益,并且对政府体制创新起着阻碍作用,但是不能说,在我国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集团不存在,我们党也不允许存在。”承认存在既得利益,但不承认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看来忌讳的是“集团”这个名词。不错,一般地说,既然称作“集团”,应该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有纪律。百姓通常所说的当代“既得利益集团”,并非指一个名称叫作“既得利益集团”的党派团体。确实没有人公开出面组织,至于领导、纲领、纪律,通常也没有。若说有,应属“潜规则”。“既得利益集团”带有点贬义,让执政党听起来不大舒服。敝人不想在“集团”二字上和当局较量,姑且把“集团”改作“群体”,称其“既得利益群体”。重点在剖析这个“群体”的状况、性质、作用等等。

  其实,“既得利益”任何时候都存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个群体本身并无对与错、好与坏之分。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心任务是斗地主、分田地。谁是土改运动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无疑是贫下中农。当年,农村流行着一首《分田地》的民谣:

腊梅花开喜迎春
贫下中农做主人
斗地主 分田地
共产党恩情比海深
耕者终于有其田
世世代代跟党向前奔

  毋庸置疑,解放初期,贫下中农是拥护土地改革、拥护工农联盟、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最坚定的群体。共产党依靠这个既得利益群体,胜利完成了全国的土地革命,很快跨上了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千里马。

  谁是“三面红旗”的最大既得利益群体?我们再引用当年的一首民谣《吃食堂》:
公社化 吃食堂
小把戏吃得象蚱螂
小伙子吃得拄拐杖
大姑娘吃成老太婆
老头老太吃得见阎王
队干部吃得比牛壮
官太太吃得比猪胖

  民谣告诉我们,大跃进、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最大得利群体是农村干部,所以他们鼓吹大跃进,越吹越来劲,吹成亩产十万斤,害得几千万农民丢了命。

  谁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既得利益群体呢?前期是红卫兵,所以他们大搞《红海洋》:
早请示 晚汇报
红宝书 红像章
忠字舞 语录歌
红太阳 红海洋
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文革”后期的最大既得利益群体是造反派头头,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四人帮”。他们从普通党员一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四人帮”在“文革”中充当毛泽东镇压干部和群众的凶恶打手,“文革”结束后,他们仍然坚守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张春桥、江青等人至死不认罪不悔改,顽固不化。

  粉碎“四人帮”的最大得利群体是“凡是派”和“文革”中长期受迫害的“臭老九”。所以大文豪郭沫若写诗赞颂: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这首诗虽然艺术性不高,却是代表了亿万“臭老九”的共同心声。

  以上只是“序曲”。本文着重研究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既得利益群体的情况。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历程,迈出的第一步,或者叫做“突破口”,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那时候,全国流传“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顺应民心、尊重民意,最早推广家庭承包责任制。星星之火是安徽省小岗村农民点燃的,他们在秘密签订家庭承包责任制时,作好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规定谁下牢狱、谁被杀头,他的家属由全村人作五包户奉养,他的子女由全村人作孤儿抚养。他们为什么敢于如此胆大妄为呢?因为无粮无草无钱无衣,实在活不下去了。用老百姓的话说:“等死不如闯祸”。小岗村的“生死状”得到万里的支持,他们这才取得了胜利。如果不是万里,而是王震当安徽省委书记,小岗村签定“生死状”的农民,坐牢是肯定无疑的,领头人恐怕难逃杀头的厄运。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广泛推行,农民成为最大的得利群体,他们对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拥护支持毫不含糊、毫不动摇、不遗余力。一首民谣唱得好:
走也笑来坐也笑
睡在床上梦里笑
下田看见庄稼笑
回家看见猪羊笑
抬头看见楼房笑
进门看见粮囤笑
开箱看见存折笑
儿女望着父母笑
过去二老常斗嘴
现在为啥总是笑
包产到户政策好
感谢党的好领导

  这段时期各级干部都没有从家庭承包制中得利,所以成为最大的反对派。农村改革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大也不紧,他们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改革进入城市,最先得利的是普通工人及没有工作的小市民。他们冲破重重藩蓠,当小商小贩,当个体户,做小生意。他们对这样的改革热烈欢迎万分拥护。有一首《勤劳致富》的歌谣表达了他们的心声:
一人一间小店铺
一元一斤油盐醋
一年一个万元户
十年一幢小别墅
过去称资本主义暴发户
如今是社会主义致富路

  执政党对城市的改革没有多少阻力。反而是知识分子产生了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当时盛传的顺口溜说:“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有一首民谣反映了当年的真实情况:
穷得象教授的钱袋
笨得象博士的脑袋

  这算是黑色幽默吧。

  邓小平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号召共同奔“小康”。既得利益群体农民和市民热烈响应号召,不遗余力,奋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民进城打工,为部分人先富起来出大力流大汗;工人拥护国有企业改制,主动摔掉铁饭碗。他们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原本以为推进经济深入改革一定与改革的第一步同样,会成为再一次的既得利益群体,结果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农民工成了城市的“五等”公民(一等官员、二等企业家、二等白领、四等蓝领),推进国有体制改革成了官员和私营业主的摇钱树。蓝领呢,下岗的下岗,没下岗的成了“高级农民工”。

  中共高层说:“我们承认已经出现了既得利益,并且对政府体制创新起着阻碍作用。”难道农民、农民工、改制企业的“蓝领”是中共认定的“既得利益”吗?是他们“对政府体制创新起着阻碍作用”吗?那就是非大颠倒,黑白大混淆了!这些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得利受益群体,有三个特征:一是依靠党的政策,合法致富、勤劳致富、经营致富;二是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共同致富,如党在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政策,农民进城打工的城市化,富了农民的绝大多数,而不是少数农民;三是小买小卖、小赚小赢,不可能一夜暴富,只有万元户、十万元户,充其量是“小康”,决没有千万富豪、亿万富豪。

  从21世纪初开始的经济改革,既得利益群体变成了官员和私营业主,官商勾结,大发横财。农民和蓝领不仅没有从第二阶段改革中得到任何好处,连自己原来的既得利益都受到严重损害。于是,农民开始《骂“皇冠”》:
辛苦一整年
上缴三十万
买个乌龟壳
装窝王八蛋

  于是,市民转个弯子发泄对住房的不满,来一番《自我安慰》:
有权的,一人一套房,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无权的,全家一间房,
四世同堂!福寿无疆!

  这都是民心和民声——执政党听到了吗?若说他们对政府体制创新起着阻碍作用,那这个“创新”决不是创新,是打着“创新”的幌子,甚至连“复旧”都算不上,而是把中国引上极少数人暴富,绝大多数人实际收入下降的歧途!

  老百姓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指的是公务员、私营业主及中央垄断企业的员工组成的“群体”。这个“既得利益群体”有五个特征:

  一、包括央企全体员工的三种成份加起来,在十三亿人口中仍然是极少数,称“群体”实在是名不符实,既不是群众,更不是集体。

  二、这个“群体”中百万富豪比比皆是,千万富豪、亿万富豪屡见不鲜。有一首叫《对比》的民谣:
一包烟 十斤油
一桌酒 百头牛
一辆车 千幢楼

  这可不是信口编造。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落马之后,有人给他算了一笔账,自上任后,平均每天挥霍公款四万元。农村的小楼一般只需一二万元,他一天的挥霍就能建两幢乡村楼房。而有些贫困地区的农民,全家辛苦了一辈子,楼房梦都没有实现。这样的社会还能称作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吗?

  三、基本上都是通过“权力寻租”、“官商勾结”、“垄断经营”而非法暴富。官员征用农民承包的土地,热衷于暗箱操作,个人狂收“红包”,单位大搞“三公”消费(公费出国、公款吃喝、公车享受)。广大农民要求土地所有权,共产党公开表态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一旦所有权归于农民,政府就不能随意出卖,更不能暗箱操作,便断了“红包”和“三公消费”的财源。农民要求给予更多的土地补偿费,市民要求降低房价,政府总是站在开发商这边讲话。一点不奇怪,因为官商本来穿的是一条裤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说这一时期的改革算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步,那无疑官员和商人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共产党高层领导肆口否认执政党从第二步经济改革中大捞好处。但是铁证如山,无法掩盖。广州某周报披露,中央几个权威部门有一份内部调查报告,称到2006年,大陆拥有亿元以上财产的大富豪中,91%的人是中共高级干部的子女和亲属。所占比例之高之大实在令人乍舌!“人民网”为此出面澄清,说这是谣言。但辟谣实在苍白无力,民众强烈要求了十多年的官员个人和家庭财产公示制度,一直遭到执政党的抵制。既然谣言满天飞,为什么不敢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呢?没有真正的法律法规,公民是信媒体上的谣言呢还是信政府官方的辟谣?请问,造就亿万富翁的“改革”,官员和商人还会不拥护吗?他们当然要大叫大吼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惜一切代价推动这种“改革”永远向前(钱)!因为他们可以从这种改革中捞到更多更大的财富。

  四、他们共同的“潜规则”是一切为了执政党的利益,确保共产党政权千秋万代。自诩是老党员的房地产商任志强,号称“任大嘴”,公开鼓吹“决不给穷人造房,看见穷人就头疼!”执政党开除他的“党籍”了吗?开除他的“商籍”了吗?不仅党籍、商籍牢固,还纵容其全国演讲,四面八方放毒。原因很简单,房价越涨越高,地价“水涨船高”。执政党不便亲自出面鼓吹房价上涨,房地产商投其所好,主动积极地当吹鼓手。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秘密!毋庸置疑,执政党如果坚持这种官商勾结的经济改革“一百年不变”,那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员和商人必定是拥护的基础和动力,他们当然会不遗余力地把这种改革推向前进,成为共产党执政的“护卫神”。这种改革继续进行下去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五、他们共同的“目标”是誓死反对“共同富裕”。执政党说了多少年“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总是“制”而难“定”,只见“孕育”,不见“分娩”。据说是因为遭遇“红顶商人”与“垄断企业”的暗中“狙击”,敝人以为,这不是狙击,而是“勾结”。因何说不是“狙击”是“勾结”呢?中央垄断企业反对体制改革,执政党便说“国企”、“央企”是民富国强的基础,私营企业担当不起这个重任。听吧,是不是你唱我和,我唱你和?这是官、商、国企等三方暗中勾结,妄图使“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胎死腹中,堵塞中华民族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公务员、红顶商人、垄断企业员工组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算不得“群众”算不得“集体”,尽管执政党不承认“集团”,敝人还是要将其称作“集团”。不错,他们表面上没有统一的组织统一的领导统一的纲领,但从本质说,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前途,他们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姑妄称其“蚂蚱式集团”吧!

  1985年,邓小平不无自豪地向外宾宣称:“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级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今日之执政党,要不要走邓小平指引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要走这条路,那就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还权于民,由民做主,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可是这样一来,官、商、垄断企业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肯定拼命反对,他们可是当代共产党执政的基石啊,一旦触动了基石,政权会不会发生地震?如果不深化政治改革,让现在的这种经济改革继续下去,毫无疑问,“既得利益集团”肯定会拼命拥护、誓死捍卫,加上共产党掌握着强大的的军队,完全能够确保政权的一时稳固。至于长此以往的结果,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无需笔者多言。显而易见,当代执政党采取的是“一时稳固”之策。敝人要提醒执政党,“既得利益集团”是什么样的基石?在这块基石上建造的是什么政治架构?有一首民谣说:
一个接着一个抓,
可能有个把冤枉的;
一个隔着一个抓,
肯定有若干漏网的。

  不错,这是有点夸张,可它是流传全国的民谣啊,肯定代表着民心哦! 至于那些与官员勾结的“红顶商人”,老百姓说得更加尖锐而深刻:“无商不奸、无商不贿、无商不腐、无商不烂!”

  “载水之舟也覆舟”,这是千古之鉴!

  一言以蔽之,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出现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拥护经济改革的主力、推进经济改革的动力、深化政治改革的阻力、葬送政治改革的暴力。”

  如何削弱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势力?灵丹妙药只有一帖:还权于民、由民作主!而不是现在这样:官为民做主,民给官作仆!除此以外的任何改革措施,都属于“病急乱投医”,即使有点效用,也是治标不治本、治一时不治长久、治局部不治全局。不错,胡锦涛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八字方针,口号无疑是正确的。能实行吗?平民百姓几乎无人相信。他们幽默地作了这样的解读:这个“公”不是大公无私的公,这个“民”不是黎民百姓的民。他们添加了两个字——在“公”字前面加了一个“三”字,在“民”字前面加了一个“刁”字。八字变成了十字:立党为“三公”,执政为“刁民”。“三公”指的是“公费出国、公款吃喝、公车享受。”“刁民”特指“红顶商人”。这就是老百姓对执政党“八字方针”的评价。

  执政党何去何从?是下定决心逐步削弱并最终粉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还是永远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是要江山的“一时稳固”,还是要“长治久安”?是用“灵丹妙药”,还是“病急乱投医”?中国大陆老百姓拭目以待!

二0一三年二月修订

(作者是国际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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