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农民的变迁史
我这黄色身躯,长于黄色土地,流淌着农民的血,见证了农村社会及民工群体的太多善良、淳朴、贫穷、愚昧、野蛮,如今抚今追昔,已是三十年,遂计划要写出长篇小说《黄农》。我曾一直纳闷,那么多人在回顾抗日、国共内战、土改、反右、饥荒、文革,为什么不讲述最真实的农民变迁史?在那么多“跳农门”成功的人和研究三农问题出色的人当中,难道就没有人愿意拿出诚意来勾勒这当中的苦难、荒谬及五味杂陈的矛盾?今天的中国,仍是农民大国,即使农村“城镇化”改革、农业大规模转型、户口簿上的“非农业人口”激增,但农民或农民工仍然是这片土地上最庞大的人口,其遭遇的困境也一直处于新陈代谢之中,每代人各有各的不幸与迷茫,而这,便是《黄农》的笔墨所指。接下来,我就来谈谈我的构思。
首先是背景。在地理上,我选择西南地区一个地处偏远山区的典型农村;在时代跨度上,大致就从80年代初说起。查该村下放土地的年份,是1981年,这一年意味着农民不再靠挣工分吃饭,而是有了自己分配到的土地,过着一边勤劳苦干一边缴纳苛捐杂税的耕农生活,历经磨难,一直写到此时此刻,征地拆迁步步逼近,彻底失去土地和农村房屋后所有人的未来生活将何去何从?这约三十年的历程,是绝望与希望,然后继续绝望又继续希望,紧接着再次绝望又再次希望,是这样的反复循环。每走一步,都无法走到头,都会遭遇十字路口的责难,表面看比过去都要好,但新的问题又是从未有过的。这些问题要通过故事和画面场景感极强的文字来呈现,我选择“仿实录”的写法做情节铺陈,要求镜头像在拍纪录片。
然后设定人物,写一个家族,家族姓黄。这家人的第一代黄先华、陈玉芝,下有五个儿子,依次是黄永兴、黄永旺、黄永发、黄永达、黄永财。至于第三代,黄永兴有女儿黄庆慧、儿子黄庆友,黄永旺有儿子黄庆全,黄永发有女儿黄庆兰,黄永达有大儿黄庆荣、二儿黄庆浩、女儿黄庆心,黄永财有女儿黄庆玲,刚好四男四女共八个堂兄弟姐妹。黄先华虽为一代贫民,但其父曾是师塾先生和中医,其兄也略懂文墨(后被国民党抓壮丁客死他乡),故而曾熟记硬背过一些古学经书,在取名上也沿袭祖上规矩,强行规定必须依从黄家字辈改名,“源远流长世绪昌,本深枝茂振纲常。文章道德天心佑,继述从先永庆康”,这三代人即是“先、永、庆”的辈份。
接着展示这三代人的不同命运,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时代背景,有各人不同的能力、不同的性格,以及不同的遭遇,以此来刻划当代农民的风雨变迁史。先说黄先华,这是严格意义上最传统的耕农,从未外出务工一天,小时候流离失所、东奔西走,帮地主、富农、中农当长工、短工,天天浸泡在田里,日日滴汗在土中。在集体计划经济的时代,为了养活一大家人,他严厉治家,动不动就对儿子暴力相向,也不得不动偷窃之念,亲自并支配儿子们将集体庄稼窃为己有,喂了一大群猪和羊,熬过了饥饿年代,也因此遭到批斗与报复,却次次侥幸过关。他有一手好厨艺,也懂养鱼之道,同时口才了得,能言能行,主持公道,所以声名远播,在这贫瘠土地上活了个“鬼机灵”。黄先华生于1928年,卒于2007年,终年79岁。
五兄弟挣扎在底层
第二代人道路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没有逃脱底层边缘的命运。黄永兴身为老大,从小被殴打最多、干活最苦,长大后也最为暴力,嗜酒如命,不但与四个兄弟都爆发过激烈冲突,还对父亲黄先华屡屡犯上,也是唯一没有外出务工的农民,收入来源全在田土庄稼、家禽畜牲。他虽然有一手的好技术,但早已落伍于时代,到老了已无人雇佣,一边承受各种病痛之苦,一边选择沉默度日。老二黄永旺天性乐观,为人狡猾,比起醉酒的大哥来说,他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多了“嗜赌如命”这一条,对家庭无责任心,毫无担当。他也曾脾气暴躁,殴打、辱骂妻子之外,也曾对父亲黄先华不满,但与黄永兴一样对母亲陈玉芝非常孝敬,又是地道的乐天派,自我感觉最快乐。永旺虽外出务工,但空有体力,工资低微,只求有小钱花、有小酒喝、有小牌打,就无甚忧愁。
老三黄永发本应是黄家第二代最有前途的人,他参军入伍,退伍后又最早到城市闯荡,社会阅历深厚,口才智慧了得,会开车,会谈生意,讲体面,装阔绰,但到头来却是第一个离婚的人,第一个脱离农村户口的人,第一个没有房子的漂流浪荡的没有固定工作的人。永发最被黄先华器重,却最被兄弟们不信任,曾经调解无数家族纠纷,到最后却得罪了所有人。他以城市人自居,蔑视农民,厌恶农村,但并未完全融入城市。老四黄永达自小有皮肤病,身有病痛缠绕,故而也最被众人同情,偏偏总被大哥永兴刁难、讥讽,两兄弟交恶时间最长。他确实最为悲苦,第一个女儿不到两岁就已淹死,接着儿子生下来就死,妻子也在乡村医生非法行医的手术刀下肠子被割破,后来竟奇迹康复。他如今两儿一女,却全凭自己承担,大儿子与家庭背离,“有了媳妇忘了娘”,甚为懊恼。
老五黄永财从小到大最被宠爱,没受太多农村的苦。少年时代,他捉泥鳅鳝鱼就足可为生,后来到外地务工,因老婆一方有亲戚混得不错,他依靠关系获得稳定的工作,虽然常年在外务工,却与“农民工”三字不符,已成正式工人,有各种保障,收入稳固。他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向来夫妻和睦,教女有方。他自己也以“正式工人”区别于当“建筑民工”的其他家人,从工作中学到了生活,学到了品质,既为女儿前途节俭度日,也懂得追求精神层面的快感。在第二代兄弟之中,他的口才虽不比跑江湖的三哥永发,但思维却一直相当灵活,沉得住气,静得下心,而且为人实在,不贪图乖面子,对父母也相当孝敬。只是他基于长期在城市有素养的生活,一入农村就不适应长兄们的蛮横争吵。
应该说,老三黄永发遇到的问题是最多的,他在80年代初就已到城市闯荡,这种闯荡在当时那个年代充满冒险精神。他尝试过各种职业,在城市的底层奋斗成为国营企业的销售经理,可接下来又遭遇国企转制,大批工人下岗,被统统买断工龄,他不是其中之一,仍然勤勤恳恳地在老板的私营企业里做事,但这个私营企业几年后也做不下去了,他彻底无业,完全靠自己。最后最有希望真正扎根在城市的,不是在城市奋斗了近三十年的他,而是有稳定关系、有稳定工作的黄永财。他们两兄弟都只有一个女儿,但黄庆兰像黄永发一样爱慕虚荣、谎话连篇,黄庆玲则像黄永财一样礼貌谦虚、踏实诚恳。庆兰、庆玲都经历过农村与城市的“两边跑”,但为什么最后成了性格差异和理想差异那么大的姐妹?值得思索。
80后突破农民身份
对比起第二代人的寻求安稳或无能为力,第三代人面临着更多的选择,也越来越突破“农民”这个身份。他们只是户口簿上的“农业人口”,但从事的职业和具备的能力,与农民和农村却越来越扯不上联系。他们比上一代人更加远离农村,更不知农业为何物,但在他们即将失去农村的同时,却想融进城市而不得。他们的父辈可以得过且过,但他们不可以这样,他们必须承受人口老龄化的苦果。黄家这八个堂兄弟姐妹,最大的黄庆慧与最小的黄庆心年龄差距31岁,但各有各的痛苦,各有各的可悲。有人选择技术工的出路,却背弃了家庭;有人选择做家庭主妇,却在婆媳矛盾中异常痛苦;有人尝试农村创业,却屡屡失败,唯有妥协;有人选择理想中的艺术职业,却屡屡受挫,迷茫无措;有人寄生于他人,有人活在暴力之下,有人走大学之路但看不到未来……
黄庆慧生于1980年,小学只读到四年级就回家务农,还顺带照顾超生的亲弟弟黄庆友。1995年,从来没有外出务工的庆慧,到城市经三叔黄永发介绍,进厂做工,工资低微,遭受歧视,一次三叔对庆慧的严厉批评,致使庆慧自尊心受损,一气之下回到农村继续务农。等长到18岁,经媒婆介绍,她与邻村邹刚订婚,而后两人到浙江宁波务工,邹刚在工地做砖,庆慧在制衣厂上班,一年以后未婚先育,产下一子邹建凡,从此在宁波相夫教子,租房子做饭洗衣,交高额借读费让邹建凡在宁波当地学校读书。邹建凡上小学五年级时,庆慧又产下一女邹婷。原本撑得过去的生活,已经难以为继,在邹刚痛苦挣扎一年后,终于举家而返,把邹建凡送到老家初中,庆慧平时照顾邹婷。但邹刚适应不了老家的生活,又独自一人返回宁波,庆慧也适应不了公公婆婆的唠叨和泼辣,气得在镇上租房子居住,在生活上更加捉襟见肘。
黄庆全生于1983年,从小成长在父母争吵辱骂的环境之下,窒息无助。土地下放以后,农民缴纳公粮每人约180斤,外加提留税金,在纳粮缴费之后农民连粮食也剩不了多少,全年口粮靠的是再生稻。所有收入,一靠庆全母亲刘淑珍养猪养蚕,所得全部用来偿还买瓦房的欠债,那时猪肉七毛钱一斤,但瓦房欠债却是1000元;二靠庆全父亲黄永旺在村里卖苦力,但所得多被拿来赌博输光。永旺醉酒懒惰,不闻不理,动不动就拳头伺候、恶语相向。1993年,庆全父母到贵州遵义某工地务工,刘淑珍身体虚弱,从楼上摔下,险些丧命。1995年,两人再到广东农场,工资最初只有每天10元,即便做到2003年工资也才涨到15元。这时,庆全早已从高中退学,到大学旁听之后,以所学法律来到广州与父母相见,以详实的调查公开举报了农场,从此踏入写作与摇滚乐的道路,却一路荆棘,险象环生。众所周知,这即是类似我的部分,更具反抗性和悲剧性,不再赘述。
黄庆兰生于1985年,长得漂亮,历来倾向时尚,贪玩好耍,消费无度,毫无苦难感。她初中即被男生追求,且后来嫁给了这位江湖气十足的少年老成者——雷杰。庆兰比起同龄人更加热爱偶像剧,向往自由自在完美无缺的俊男美女之恋,但现实生活却是她无奈地目睹父母离婚,然后又各自迅速有了男女朋友。庆兰在这样的家庭中愈加叛逆,于是过早与雷杰同居,迅速怀孕,直到肚子已大再难遮掩,才寻求父亲黄永发帮助,到医院隐产。当时身无分文的雷杰为了庆兰,吃尽了建筑工地的苦头,为了挣钱他甚至跑到街头与江湖狐朋狗友设骗局、卖六合彩等,险些被警察拘捕。庆兰在卫校还未毕业就放弃了学业,与雷杰私奔,并在18岁时生下了儿子雷佳俊,逼得黄永发只好答应了这门婚事。从此二人又陆续到厦门、成都、南昌等地,开过餐馆、麻将馆,也设法承包工程,但险些被套牢,赚些小钱赶紧抽身,无奈又回到最初的职业——开餐馆。
黄庆友生于1987年,也是从童工做起,虽然还是在搞建筑,但他与同龄人不同的是他确实尝试过创业。庆友自小性格懦弱,一直被同学欺负,被教师体罚,索性再也不念初中。当时只有13岁的他,眼看某亲戚安装铝合金门窗能赚钱,他就带上大米到亲戚家学艺,却饱受亲戚责备,尤其是他围观一次街头赌博后,被亲戚骂得回了家,从此远走姐夫邹刚所在的宁波,却在17岁从六楼跌落,经全力抢救,破了相。所谓赔偿,也只有区区三万五,还是在堂哥庆全的笔墨帮助下获得。庆友回到家乡学开车,准备学会后买车来运货,但不料生意竞争不过别人,自己只能靠终日躲在茶馆里打牌来打发光阴,气得其父黄永兴逼他廉价卖了车。庆友不甘心,又养了一大批兔子,因不懂技术兔子成片死亡,他深受打击,再次远走厦门、宁波、贵阳、青海等地,以搞建筑为生。眼看人到25岁,想结婚却屡遇劣质女友,有诈他钱的,有混日子的,最后跟他这位虽然其貌不扬,但出身比他更苦,竟在工地打杂。庆友终于找到踏实过日子的,从此不再五心不定。
更年轻一代的困境
黄庆荣生于1995年,生长在最暴力的家庭,不但从小亲眼目睹父母提刀相砍,自己也屡遭殴打,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他比庆友读的书还少,小学没毕业就到工地学做砖,尝尽了身为童工东躲西藏的滋味,也参加过堵公路讨工资的抗议。这个家庭原本可以从深渊里拉出来,但庆荣谈恋爱以后,却与这个家庭渐行渐远。老家建房时,他回来没两天就与父亲黄永达大打出手,而后一气之下远离老家,宁可今后当上门女婿也不再顾及这个老家,挣的钱也全部交给女友母亲管理。庆荣和女友感情一直很好,别看都只有十七八岁的年纪,眼看就要当父母。庆荣的心早就放在了属于自己的“小家”身上,至于父亲永达一人在农村要养活四口人并且还要偿还建房欠债,似乎已与庆荣无关。黄永达在家中早就累成了“活魂”,脾气比以往更为暴躁,日复一日来自儿女的哭闹、妻子的撒泼,已让他疲倦极了。但庆荣远在他方,从工地归来打着刺激的网上游戏,甚为忘我。
黄庆玲生于1996年,即将成为黄家唯一的大学生,她的理想是考入厦门大学、集美大学或华侨大学,这样就有更多机会与父母在一起。她的职业倾向是跨国公司,可以来往于不同国家,生活得有钱、有尊严,阅览无数,见识卓越。庆玲从来就生活于幸福的襁褓之中,小学在厦门就读,连普通话也是台湾腔,性情温柔,知书达礼。回老家念初中、高中,奖状满墙,却相当低调。这孩子孝道极好,与奶奶相依为命,情谊深厚。但她并非没有她的苦恼,她迄今五年的“留守少女”生活固然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是她也深知当今社会“大学生”的价值已严重打折扣,能有个展示自己一技之长的工作才是关键,但她的一技之长在哪里?她担心自己辛辛苦苦学来的东西,竟是自己一辈子都用不到的。好在她庆幸自己有一些母亲老家的亲戚颇有作为,所有人都对庆玲有潜在的提携意义,于是她淡定地等待着属于她的未来,对“读书无用论”充耳不闻。
接下来是生于2005年的黄庆浩和生于2011年的黄庆心,因为超生这两个孩子,黄永达面临高额罚款,名曰“社会抚养费”,应缴纳总共超过七万元。这对于没有任何技术只能下苦力的永达来说(工资只有百元一天,而且工作机会甚少),需要不吃不喝不休息地连续干两年。永达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仅今年就连续干了三个月不休息,累得回家后话都说不出一句,只是嗔唤喘气。黄庆浩和黄庆心是如今少见的跟没爹没娘差不多的穿着,经常打光脚,光着身子,全身脏兮兮,脸上鼻涕、灰尘、泥巴到处都是。黄庆浩自从上了小学,再无原来在工地上那样没大没小和脏话连篇,但他没有别的孩子那样快乐的童年,他必须看管妹妹庆心,又要帮父母做事,完全没有时间与同龄人玩耍。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他害怕父母争吵辱骂不休,这种遭遇黄庆荣早就承受过,现在又轮到黄庆浩来承受更激烈的冲突,连他小小年纪也脾气暴躁,一发火就开始体罚妹妹庆心。
理清了这些人物的大致历程与性格,接着用具有代表性的冲突事件来凸现他们遭遇的困境,不需要指责什么、抨击什么,只是冷峻地把真相描绘出来,就一定不会是太差的作品。这个作品连我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写得出来,它承载着三代人的沉重历史。在当事人真正经历时,也许并不诧异,尤其当苦难已经浸透血液之时,苦难本身也就成了习惯。这里面不会出现任何一个完美的人,也没有十恶不赦的角色,它将如同我们的现实一样,爱恨交织,好恶同在。我将带着批判、悲悯、自省的心,去勾勒每一个人、每一幕场景,他们不是活在故事里的人,情节也绝不瞎编乱造,一切都要说人话,即是最主要的任务。如今的农村、农业、农民,任何人都不可俯视,也无必要仰望,这就像太多的农民子女此刻站在你面前,你已经弄不明白他们究竟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这种曾经带着各种复杂情感色彩的身份,如今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人的命运影响全国大局,我们有必要更近一步地走进这些具体的命运,去思索、对比、调整、平衡。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倾向摇滚乐,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业已奋笔十年)
2013年8月3日
杨银波:关于长篇小说《黄农》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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