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走出新疆镇压

一、家

二十几岁住在温哥华的时候，Anar Sabit会跟朋友们说，人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她确信，自己的经历足以为证。

Sabit 开朗自信，2014年移民加拿大。她的出生地在奎屯，一个戈壁沙漠西部的小城市，地处中国一个夹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蒙古之间的区域。“奎屯”在蒙古语中是“冷”的意思；传说成吉思汗的士兵在一个严冬驻扎在此，边瑟瑟发抖边喊“奎屯”。在Sabit的童年时期，这个城市是一块未开发的边陲殖民小城，而它所处的争议地区，被当地人称作“东突厥斯坦”。该地区在十八世纪为帝制中国所吞并，之后曾两次脱离出去，直到1940年代毛泽东再次夺回。在北京，它叫做“新疆”：一个未驯服的边疆之地。

在这个亚洲的偏远地区长大，Sabit这样的哈萨克族裔孩子可以在身边随处看到被征服的痕迹。新疆的面积与阿拉斯加相当，边境线连贯八国。人口原以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突厥裔原住民为主。但到了Sabit出生的时候，奎屯与新疆北部其他地区一样发生了巨变。几十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个政府的准军事开发组织，人称“兵团”——协助引入了数百万中国汉族外来人口到当地巨型农场工作，其中很多人是以前参加革命的士兵。在新疆南部，原住民依然普遍，但在奎屯，他们已经成为余烬残留。

儿时的Sabit耳濡目染共产党的教育，即便“兵团”对她这样的人抱持殖民者般的态度，她也一直对自己中国公民身份很坚定。奎屯的汉族居民常称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民族人”，就好像他们具体的文化之间并无分别。Sabit对此习以为常。她的父母是医生和化学教授，他们从未说起自己受歧视的经历；他们送她进普通话教学的学校，还教导她接纳在学校所学的东西。小学的时候，Sabit和同学们给“兵团”摘过番茄。初中时，她摘过棉花，她很讨厌摘棉花：得数小时地弯着腰，要不就得跪在土里。妈妈对她说，这样的劳动锻炼性格。

Sabit学习成绩优异，2004年高中毕业后，她去了上海学习俄语，希望借此打开世界其他地方的职业机会。她很喜欢上海，那里光鲜的快节奏生活给人带来希冀。但她仍旧是一个“民族人”。如果她向刚认识的人提起自己来自哪里，谈话经常由此中断。一些人认为新疆人是“蛮夷”，对她普通话说得如此流利表示惊讶。就在Sabit完成学位之前，科技公司华为举办了一场招聘会，她和朋友们都提交了申请。她是唯一没有进入面试的人——她确信，是由于自己的出身。

Sabit将这样的偏见抛诸脑后，并开始善于将自己的背景一带而过，无妨大碍时，她会撒个小谎说自己来自别的地方。她在投资公司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这是一份让人兴奋的工作——她会到俄罗斯、老挝、香港这些地方出差——而且她喜欢自己的老板和同事。

Sabit在上海的时候，她父母移民去了哈萨克斯坦。他们劝她也搬过去，但她推却了，她相信中国更强大、更先进。她这辈子一直在努力做个模范公民，而且她坚信自己的未来在中国——即便当时家乡的政治形势正日益紧张。

2009年，南方广东省的一个玩具厂发生了一起打斗。混战当中，一群汉人暴徒杀死了两个维吾尔员工。次月，在新疆省会乌鲁木齐，数百名维吾尔人走上街道，挥舞中国国旗呼喊“维吾尔”——意在引起中国领导阶层的注意。警察发动镇压，骚乱爆发了。数百人受伤或被杀，另有数百人被捕。超过四十个维吾尔人据信被失踪，有几十人后来被判死刑。

骚乱发生后一年，Sabit跟一组同事去吉尔吉斯斯坦出差。在乌鲁木齐转机时，她被官方人员叫到一边，并被告知因为她是新疆来的，需要特殊许可才能通行。同事们离开了，她却在新疆民宗委耗了一天，取得自己所需的手续文件。

Sabit濡染党的宣传，认为这样的措施是必要的。然而，她还是感到了深深的疏离。在中国她不管去到哪里，都还是一个外来者。回到上海，有一天她抬头看着这个城市高高耸立的公寓楼，不禁自问：“它们和我有什么关系？”

不久，Sabit与搬到温哥华的一位朋友聊了聊。然后她去了一趟温哥华，被那里的开放和机遇所吸引；每当她告诉当地人自己来自新疆，得到的回应都是善意的好奇。她报了一个商业文凭的课程，并在夏天返回温哥华，找到了一所公寓和一个室友。她有了一群朋友，还遇见了一个她爱的男人。生活行进在她自己设定的轨道上，相当不错。

2017年春天，Sabit的父亲心脏病发突然去世。母亲打来电话，但为了不吓到Sabit，她只是说父亲在医院，她应该回来看看。Sabit正在度假，马上改变计划飞往哈萨克斯坦。登机前，她在手机上登入一个家人群聊。有人用阿拉伯字母写了一条哈萨克语信息：“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 Sabit只能看懂“天堂”。整个航程她都在痛苦的揣测中度过。下机后，另一个对她母亲的掩瞒不知情的亲戚对她表示吊慰。她这下明白父亲死了，泪如雨下。

看到母亲悲痛欲绝，Sabit决定留下来支持她。她向上司请求离开几个月，但他无法将职位保留那么久，于是她辞了职。她打电话给温哥华的朋友，让他们将自己的物品放到储存仓。

那个夏天，Sabit和母亲回到奎屯，料理父亲的后事。有朋友告诉她不要去：不断有传言说，对新疆原住民的镇压将升级——还有传言说有哈萨克商人在边境被失踪。但Sabit不到一个月前刚到过那里，并没有发生问题，而且她想陪伴母亲。她们去了两周，见家人、祭先人墓地。后来她回忆，这趟行程“满是伤心和眼泪”。

7月15日，Sabit和母亲开车到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搭乘回哈萨克斯坦的航班。她们到机场的时候是半夜，航站楼空荡荡的。过海关的时候，警察检查了母亲的护照，放了行。但当Sabit递出文件，他停住了，看了看她，然后将她的护照拿进了后台办公室。

“别担心。”Sabit宽慰母亲，解释说多半又是要办什么手续。几分钟后，警察回来了，还有一个维吾尔官员，官员让Sabit坐在一张凳子上。“今天你走不了了，”他说，“你们自己商量是你妈妈先走还是都留下来。”

母亲心如火焚，请求给一个解释。警察说：“我们要问她一些问题。”

“你赶紧走吧，”Sabit跟母亲说，“我今天赶不上，就改机票明天走。”

她们的衣物打包在一起。分行李的时候，母亲哭了起来，Sabit安慰她。然后，她看着泪流满面的母亲走向登机口。母亲一离开，官员对Sabit冷冷地解释说，她被标上了“边控”——一个危险记号，表明她有嫌疑。“刚才你妈妈在所以我没有多说，”他说，“现在新疆是什么形势你应该也知道吧，你最好就配合我们的工作。”

二、“过街老鼠”

2014年Sabit决定搬去加拿大的时候，新疆的黑暗前景正在北京一些秘密会议中铺展开来。习近平在之前一年成为主席，当时正在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在为终身统治扫除障碍的过程中，最终对超过一百万政府官员施以从谴责到死刑不等的处罚。对于中国的少数族裔，他也同样执着于管控。

新疆的动荡历史使其成为一个特别的关注对象。这个地区似乎从未完全为共产党所掌控：它一直是外部干涉的目标——俄国沙皇曾经占领部分地区——也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地，这与它曾短暂独立有关。长期以来，对于民族在走向乌托邦的征程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尚未完全工业化的边缘社会中——共产主义理论家争论不断。苏联在早期采取了一种宽容态度，并试图为各民族群体建立自治共和国。中国奉行的政策则更偏同化主义。

五十年代，因为意识到党对新疆的掌控薄弱，毛泽东动员“兵团”在该地区北部建立农场——为可能的苏联入侵提供缓冲。革命者涌入，几十年下来汉人占去人口的40%。因为想要同化原住民，共产党官员试图剥夺他们的传统——穆斯林信仰、学校，甚至他们的母语。当局开始否定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维吾尔人是中国人。

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掌权，撤回了极端的文化大革命。在新疆，清真寺重开，当地语言也被允许，一时文化繁荣。但在新兴的开放氛围中，人们也开始表达对殖民关系的不满。其中有含蓄表达异见的行为：坚守地方传统、甚至保持“新疆时间”——比北京晚两个小时。也有一些当地人进行抗议，举出“汉人滚出新疆”的标语。少数极端人士讨论过叛乱。

1990年4月，在喀什市附近，当地人与当局之间发生了冲突——冲突似乎是由一群半吊子武装激进分子挑起的，然后不明就里的示威人群也加入了进来。警察和“兵团”成员很快压制了暴力。当时天安门抗议刚刚过去一年，中国的统治阶层无法容忍任何动荡。一年后，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坚信民族主义在撕裂该前超级大国方面发挥了作用，变得更加警惕。

政府近乎偏执地寻找任何“分裂主义”的可能迹象。喀什的党委书记朱海仑其中最激进的人之一。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曾担任朱海仑的译者与部下，他回忆说，1998年3月，一道禁止棉农种植蔬菜的裁决令引起棉农抗议。朱海仑骂他们是分裂主义者，并说他们把清真寺变成“根据地”。另外有一次，他嘲笑《古兰经》，对一群维吾尔听众说：“你们的胡大，算个逑。”朱海仑命令阿尤普组织搜查，挨家挨户寻找藏匿的民族主义和宗教书籍——告诉他找不到不准回家。阿尤普扰醒人们，一直工作到凌晨。但是，他说：“我什么书都没找到。”

事实表明，新疆的叛乱者无法召集多少拥护者；当地人偏向伊斯兰的苏菲(Sufi)传统，苏菲强调神秘主义，而非政治。9·11袭击发生的时候，该地区没有可提及的恐怖主义暴力。但乌萨马·本·拉登在阿富汗策划的跨边境行动，给旧有的焦虑提供了一个全新而紧迫的框架。中国当局拟出一份长长的事件列表，声称是吉哈德(jihad)的例子，并提交到了美国国务院。其中很多事件无法证实，或无法与非政治暴力区分。在中国，大规模袭击事件——涉及刀、斧，甚至自制爆炸物——惊人地普遍，而且经常与民族动荡无关。不久前在云南省，一名男子走进一所学校，向五十四人泼氢氧化钠，据官方人员说，他是“报复社会”。另外一位来自中国东部的截瘫袭击者，在北京的一个国际机场引爆了炸弹——据说是报复警察殴打。该爆炸案被视为个别事件。一个维吾尔人气愤于这在新疆绝无可能，在Twitter上问道：“为什么我们做什么都是恐怖主义？”

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中国当局执着于“维稳”的概念——中国社会学者孙立平将日渐加剧的镇压强度与朝鲜相提并论。孙立平曾在审议了习近平博士论文的委员会担任委员，他指出共产党被其自身的妄想所俘虏：它高估了社会动荡危机迫近的可能性，因而对不满的根源视若无睹。孙立平警告说，旨在消除“不稳定幻象”的应激性镇压，将导致压制与动乱的恶性循环，最终可能反而导致共产党一直所惧怕的崩溃。

新疆就是最鲜明的例子，中国领导人似乎持续将这里的普遍不满误判为不断壮大的叛乱势力。2009年乌鲁木齐的抗议——发生在西藏的一系列同类抗议之后——促使共产党理论家呼吁建立一个单一文化的社会，单一“国族”，为“一个新型超级大国”铺平道路。一位有影响力的国保官员说：“稳定是为了解放人、规范人、发展人。”

新上任的乌鲁木齐党委书记便开始奉行这一政策：女人被告知不能戴面纱，维吾尔书籍和网站被禁，历史建筑被拆除。几年之内，孙立平所警告的恶性循环便开始了。2013年秋天，一个维吾尔男子在两名家人的陪同下，在天安门广场开着一辆S.U.V.冲撞一群游人——起因可能是其本地清真寺在一次突袭中被毁。S.U.V.里装满了自制燃烧装置，烧了起来。该男子和家人死了，同时也杀死了两名路人并致伤三十八人。

几个月后，在云南省，一小队黑衣袭击者冲进一个火车站，残忍地挥刀砍死了二十九名路人、致伤超过一百四十人。尽管没有组织声称对此事负责，一个境外的叛乱团体庆祝了袭击事件。当局宣布袭击者为维吾尔分裂主义者，这次事件在北京被称为“中国的9·11”。习近平出离愤怒。他对政治局说，要团结群众“筑起铜墙铁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2014年4月，习近平去新疆视察。在喀什的一个派出所，他查看了墙上的武器。“我们的同志拥有的手段也太简单了，”他在这次行程中说，“所有的武器还对付不了那些大刀片子、斧头等冷兵器。”又说：“我们要针锋相对、毫不留情。”

视察的最后一天，两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乌鲁木齐的一个火车站致伤几十人致死一人。习近平在北京一个高层会议上斥责宗教极端主义。“就像吸食了毒品一样，”他说，“丧失理智、精神疯狂，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久，新疆的共产党领导阶层宣布“人民战争”。瞄准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新疆的最高官员着手了这项政治运动，但习近平逐渐对他不满，并在两年后委派了接替人选：陈全国，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一个强硬的党员干部，其忠诚毋庸置疑。

陈全国野心勃勃、一板一眼，他参过军，后来政途坦荡晋升迅速。他2011年到西藏的时候，有僧侣自焚事件——这是对达赖喇嘛称为“文化灭绝”的长期镇压的迫切回应。当时，这一危机登上了国际新闻。

在这个压制已经成为常态的地方，陈全国在使用暴力方面并无出奇。他的特点在于，他将权威主义策略系统化，以渗透日常生活的方法来对付整个人群。

绝大部分自焚发生在自治区以东，于是陈全国收紧边界管控，对自治区以外的藏人限制入境。在拉萨，他下令没有身份证不能买汽油。他建起了几百个城市警察站点，叫做“便民警务站”，站点之间挨得很近——展示了气势凌人的警力。他派出两万多名共产党干部，到村庄和乡下寺庙去宣传并监视。有当地人报告，志愿者团体“红袖章”巡逻的成员进入居民家中翻找没收达赖喇嘛的照片——中国当局将动乱归咎于达赖喇嘛。拘留情况似乎变多。2012年，一大队西藏人到印度去领受达赖喇嘛的加持祝福，陈全国将他们送入了一个临时的再教育机构。

邻近地区的自焚仍在继续，但在陈全国管辖的地区，接下来四年里只有一起记录。“依法打击，毫不放松地打击非法组织和重点个人。”他宣称。他擅长讨好上司。2016年3月，在他调任新疆之前，西藏自治区的代表团在到达北京的人民代表大会时佩戴着习近平像章——“自发的表达感激的方式。”官方媒体写道。共产党认为陈全国的策略很成功。

在新疆，陈全国顶着一头精心梳理的标志性黑亮薄发，身边随行的是他从西藏带来的护卫队。他没有搬进党委书记住所，而是住进了一个政府控制且由解放军护卫的宾馆。这栋建筑紧挨警察机关设施，而且陈全国的住处设有高速数据线，连接该地区的数字安全设施。

习近平曾将改革比喻为吃饭，肉吃完了剩下的硬骨头难啃。陈全国表明自己就是来“啃硬骨头”的。他将一个演讲命名为：“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

他的前任已经借用他的西藏策略，在新疆部署了二十万党员干部。陈全国将之增加到一百万，并敦促他们挨家挨户去拜访，要“从情感上亲近群众”。在一个“结对认亲”的项目中，地方共产党官员把这些干部介绍给原住民家庭，并宣布：“这就是你们的新亲戚。”干部不请自来，上门吃饭；有时他们还被要求在人家过夜。惊恐的居民强颜欢笑，礼貌地招待他们，回答他们的问询，甚至还让出自己的床铺。

朱海仑当时已成为新疆党委副书记，在其协助之下，陈全国招纳了几万名“协警”，筹备警力，既可以实施大规模拘捕、又能平息拘捕引起的任何动乱。他开始修建几千处“便民警务站”，要对城市生活实施“网格化管理”。他还着手将人口分为三类——可信的、一般的、不可信的——并逮捕任何无法证实足够忠心的人。

2017年初，陈全国到新疆半年后，他要自己的领导班子为一场长期、复杂、“十分激烈的”的运动做好准备。“把严打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他指示说，并指出“先发制敌”很有必要。这一任务，他说，是为了根除分裂主义问题。他表示，对任何不愿全心执行计划的“两面人”官员持零容忍态度。

陈全国到北京与习近平会面。几天后，他在乌鲁木齐举办了一场宏大的集会，一万名戴头盔的士兵整齐排列，手拿自动武器准备就绪。直升机在头顶盘旋，密集的装甲车驶过，陈全国宣布发动“粉碎性打击、毁灭性打击”， 并发誓要“让暴恐团伙和暴恐分子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他喜欢的领导策略之一是突击检查，有时会随机打报警电话，考验他们的反应时间。“应收尽收。”他指示说，而到了2017年4月，他的警力已经开始大规模拘捕。荷兰的一位维吾尔活动人士得到一份泄露的官方备忘录，其中显示6月19日前仅仅一个星期内，新疆南部四个地方当局抓捕了超过一万六千人；另有五千四百多人被标记为“暂时无法拘捕”，因为调查人员找不到他们。

即便拘留人数激增，当局还在继续抓人。据一个警察队长回忆，一个党员曾经说过：“对藏在庄稼地里的野草，不能一根一根地拔——得喷除草剂一口气杀光。”朱海仑起草了一份指示。“坚持应收尽收，”文件里说，“有了就收。”

在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一位官员给了Anar Sabit一张拘留证明，这是说明对她实施拘留令的行政文件。上面的日期是6月20日。Sabit被带进一个审讯室。她的电话和文件被没收了，机场官员还告诉她准备接受“视频审讯”。

她被领到一台电脑前；通过视频连接，另一个官员开始用维吾尔语向她问话，而她不懂维吾尔语。（陈全国招募的很多镇压执行人员都来自他所针对的少数民族群体。）

Sabit说：“请使用汉语。”对方换成了蹩脚的普通话，问她为什么护照上有这么多旅行记录。为什么她有一次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中国领事馆更换护照？Sabit回答说她去看望家人，行程中护照页面用完了。一个小时后，一个士兵将她带到外面等。她以为自己会被放走；她的回答很诚实，他们要去证实也很容易。但她却被带回了房间，由两个士兵看守。

当维吾尔机场官员首次告知她被标上了“边控”时，Sabit问自己做错了什么。对方不耐烦地说：“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知道，现在要等你们奎屯市公安局的人来把你带走。”Sabit 问他们什么时候能来。他恼火地说：“那要看他们什么时候出发。”

广播传来一条通知，她的航班延误了，她想像母亲在飞机上忧心忡忡的样子。坐在那儿的时候，看守跟她聊了聊。她们俩都二十出头——是从“内地”参军来的。中国其他地区在新疆被称为“内地”。她们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想要离开中国，尤其是去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那么穷、那么落后的国家！”其中一人说。Sabit决定最好不要表示异议。

大概六个小时后，奎屯公安局的几个年轻男子到了，他们一身黑衣。将Sabit转交给他们的时候，机场官员告诉她，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公安局会去掉边控，到时她就可以出境了。Sabit点点头，想着可能他是个好心的人，而且能看出她是无辜的。

外面，天正破晓。公安局队伍将Sabit带进一辆车的后座，她的左右各一个人看守，他们配有手铐。几个人看起来很累，毕竟已经开了整晚的车，但他们却没有对她放松警惕。一个情报员坐在副驾驶上向她提问，司机把车开到了每小时一百七十公里以上，近乎疯狂地朝奎屯飞驰。

到了他们的总部，几个人将Sabit带到地下室，这里有几个囚室。他们停在狭窄的囚室前，让她进去。突然，Sabit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严峻处境，哭了起来。“能不能不要把我关进里面，”她央求道，“我不是坏人。能不能让我在楼上的办公室内等着？”

“为了你我们跑了五百公里，” 情报员说， “你就别给我找麻烦了！” 她走进囚室，注意到墙上覆着泡沫垫——她怀疑是为了防止自杀。里面有两张软垫长凳，长凳上方的墙上分别装有一根管子，管子上的标签说明是用来铐手铐的。Sabit不敢坐下去。

在囚室外看守的协警对她说：“你休息一会吧。”她慢慢地在一张凳子上坐下。这个协警是汉人，从与新疆接壤的一个贫穷省份来，那里是招纳源头之一。他告诉Sabit审讯的人会在当天早上九点到。他拿着她的档案，留意到很薄，说这是个好兆头。

Sabit心乱如麻，她试着不怪自己无视返回中国的警告。“我焦急的心情如同蚂蚁一样一点一点啃食着我。” 后来她在一份未发表的证词中这样写道。（本文依据她的书面证词、包括她保留下来的短信文字在内的一手文件，还有大量的采访写成。）每过去一分钟，她都希望，自己能快一点向某位更高级别的警察作出解释，这个警察会告诉自己，拘留搞错了。

几小时后，两个警察，一男一女，将Sabit领到一个审讯室，里面有一张“老虎椅”——一个用来束缚坐着的人的金属装置。Sabit畏缩了。男警察见状，让人拿一把普通的椅子进来。“我们这里是尊重人权的，” 他说， “只要你配合我们的工作，如实回答问题。没什么问题就会放你走的。”

Sabit心慌意乱，胃里一阵刺痛。警察叫了早饭。Sabit吃不下，问能不能用洗手间。

“来吧。”女警察说。在此之前，Sabit可以去囚室旁的一个厕所，一个蹲坑，对着一个摄像头。“可以不去那个带摄像头的厕所吗？”她问。警察把她带到另一层的厕所。回来的时候，Sabit扫到了一眼自己对面那个审讯室内部。她看到一个穿橙色背心和黑裤子的年轻维吾尔男子坐在里面，他的手腕和脚踝锁在老虎椅上。他没刮胡子，脸很脏，眼神涣散，头耷拉着。黑衣的警察冲他叫嚷。Sabit被领着走过去，回到自己的房间接受询问。

受过审讯的人都知道，审讯意味着重复。审讯者会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抓住细微的前后矛盾，从中发现未说口的真相。

Sabit的审讯进行了数小时，警察重复询问她在机场已经被问过的问题。她说话的时候，能听到走廊对面维吾尔男子房间传来的掌掴声和电击声。他惨叫连连，让她很难集中注意力。主审讯员对搭档说：“让对面的别再打了，吵得影响我们这里的工作。”刑讯安静下来，但只安静了一会儿。

审讯员离开后，有人送来了午饭，但她还是吃不下。一个维吾尔警察拿着热水和胃药进来了，她把他尊称为“大哥”。

三个小时后，主审讯员回来了。“你去过好几个敏感国家，”他说，“我们要对你进行重新的审讯。” Sabit问是哪几个国家有问题，他列出美国、泰国、马来西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除了美国，其他国家我都是因为工作原因过去的呀！” 她说， “我以前公司的同事都可以给我作证。”

第二轮审讯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这时“大哥”进来了。Sabit抓住救命稻草一样问他：“大哥，我能走了吗？”他摇了摇头，告诉她，“这个装热水的瓶子你留着，饭要好好吃。”

把她从机场带来的情报员拿来了她的行李。

“我是不是可以回家了？”Sabit问。

“到了你就知道了。”他说。他带着她朝外面走去。另一个男人走过来，趴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但情报员摇摇头。“她是名单上的人，” 他说， “谁也救不了她。”

三、雪亮

2005年，中国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装监控摄像头，这一计划叫做“天网工程”。习近平当权后，中国推出了一个增强版本，雪亮工程，一个预设由五亿摄像头组成的“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系统。在北京，可以说没有一个角落不在监视之下。这些摄像头最终匹配了面部识别软件，给予当局骇人听闻的隐私侵犯性。在北京天坛公园的厕所里，面部扫描确保如厕的人一次只能拿七十厘米的厕纸。

习近平要用“墙”把新疆围起来，先进技术必不可少。来自视频监控研究组织“IPVM”的研究员发现，有证据显示，中国公安部在2017年做出了一项要求：用在监控摄像上的面部识别软件必须被训练识别维吾尔面孔。好几个大型中国制造商马上着手开发这一技术——华为的一份测试报告中称其中一个系统为“维族告警”。尽管这些基于种族的监控系统只有一定的准确性，但它们还是被安装到新疆以外至少十二个辖区。

新疆则已经变成一个数字监控实验室。到了2013年，乌鲁木齐的官员已经开始在住家外面贴二维码，这样相关安全人员就可以扫描获得住户的详细信息。陈全国到了以后，所有的车辆都被装上了政府发的G.P.S.定位仪。每个新的手机号都要进行注册，手机要例行检查；当局什么数据都可以收割，从照片到位置数据。Wi-Fi “嗅探器”被用来抓取电脑和其他设备上的身份数据。陈全国还启动了一个“全民健康体检”的项目，收集生物识别数据——血型、指纹、声纹、虹膜图像——均以医疗的名义进行。所有十二岁到六十五岁的新疆居民都被要求向政府提供一份DNA样本。

要驾驭这些形式迥异的监控，将它们集中化很有必要——这是新疆“人民战争”开端就预见到的问题。2015年，中国国家安全机构开始建立“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不同渠道的信息可以在这里汇聚。“恐怖活动一旦发生以后，我们要调查一件事情，去研究为什么发生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需求是预测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这个项目的一位高级工程师这样说道。这一系统启动后，朱海仑断言它将被用作根除看不见的威胁。“‘一体化’平台推送的问题人员或线索，是影响稳定的重大风险隐患。” 他传阅的一份通报上说道，“难以落查的人员或线索更是风险重的风险，隐患中的隐患。”

几万名安全警察分发到IJOP应用，并被敦促上传信息。“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委托进行了对该软件的取证分析，分析发现，有三十六种“人员类别”可能触发异常评估。其中包括不用手机的人，从后门出入而不走前门的人，又或用电量“不正常”的人。哪怕是一把“异样”的胡子也可能带来麻烦。社交过少可疑，而社交关系“复杂”也可疑。这个平台还将不可信看作一种传染病：如果一个人看起来不够忠诚，那她的家人也很可能被传染了。

按照这个系统的设计，它无法获得信息的情形，也被视作潜在罪责的信号。其中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居民出国的情形，尤其是去到被视为“敏感”的国家。2017年6月，朱海仑发了一则通告，强调所有出过国的新疆人都被推定有罪：“不能排除恐怖嫌疑的，则办理边控手续，确保入境即捕。”

在公安局，Sabit被迫跟将她从机场接来的情报员上了一辆车。她看向窗外，童年的奎屯几不可辨，城市的轮廓呼啸而过，显得漠然而冷酷。他们正向西去，朝着她长大的那片街区的方向。“我感到一股希望，或者说一种妄想，我们正开往我以前的家。”她回忆说。然而他们去到了北京西路一处新建的派出所。在派出所大厅，Sabit留意到一个老人坐在那儿，那是一位邻居，以前跟她父亲在同一单位教学，她跟他女儿从小就认识。“叔叔好，” 她轻声用哈萨克语说， “你还记得我吗？”他没有回答，并示意她不要说话。

Sabit的眼睛湿了。“因为看到他，我如同看到自己刚刚过世的父亲，” 她后来回忆道，“也是因为，我感到万分的恐惧和委屈。”

Sabit被指示跟一位怀孕的警察走，她们走着，警察用哈萨克语轻声说：“他们说什么就做什么。不论如何不要反抗，不然就要受苦。”到了一个私密房间，警察令Sabit脱掉衣服；她对她搜了身，没收了她的首饰和鞋带。

回到大厅，另一个警察记下了她的个人信息。这个人看起来可能是维吾尔人或哈萨克人，Sabit不由壮胆问道：“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你是一体化平台的人带来的，”他解释说，“去过那么多国家。看样子问题可大了。”他指指仍坐在椅子上老教授说：“他出入哈萨克斯坦四十多次，也被带过来，待了十天了。你看样子也得待着！”

Sabit打了个冷战。她在老人身边坐下来。“孩子，我怎么会不认识你？”他用哈萨克语低语道，“你跟我女儿一起长大，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为她父亲说了一句祷词：“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然后告诫她要小心——要忍住，不要批评共产党，也不要赞美她出国所见。“你要坚强，”他说，“一切都会过去的。你在这里不用害怕。老叔叔陪着你。”

在押人员通常睡在一间审讯室——男人一边，女人一边——但审讯室满了。那天夜里，警察在大厅放了一个军用床垫，命Sabit和另一个年轻女子合用。那个女人穿着红色的裙子。“她特别瘦，一双无辜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我，” Sabit回忆，“看她的样貌，我知道是维吾尔人。”

她们挤在床垫上，女人解释说她是个学生，因为用一个叫做快牙(Zapya)的文件共享程序下载音乐而被捕。用IJOP的官员需要登记任何“可疑”应用程序——有几十个，但很多居民不知道是哪些。女人告诉Sabit，另外还有两个关在派出所的男人，一个她的同学一个屠夫，也是因为用快牙被捕。

时值七月，燥热难当蚊虫成群。Sabit赶着蚊子一整晚没睡。大厅里的灯整夜都开着，警察的对讲机的哔哔声和沙沙声嘈杂不断，他们在那儿处理吸毒者、醉酒者、违反交通规则的人和其他轻微犯罪者。对这些被带进来的人，警察态度粗暴。有一回，一个被铐在老虎椅上的人大叫：“毛泽东万岁！共产党万岁！”

第二天，Sabit被载到医院做体检。他们给她抽了血、取了尿样、做了心电图、超声波和胸部X光。回到派出所，警察给她拍了照、采了指纹和DNA样本。她还被扫描了虹膜、被迫对着一个话筒说话采声纹：更多数据要上传到IJOP。

那天晚上，Sabit和那个维吾尔女人睡到审讯室，结果那里比大厅更糟糕。蚊子同样顽固，对讲机还是清晰可闻，但现在Sabit跟另外两个女人挤在一个小铁笼里。房间里又闷又热，而且，即便全身汗透了，她还是裹着一条毛巾，好抵挡蚊子。她的胃疼得发紧。

另一个笼子里，老教授跟两个维吾尔男子关在一起。夜里，教授睡在地上的床垫上，两个年轻一点的男子被铐在墙上，这样他们就躺不下来；接下来几天，Sabit注意到两个年轻男子只在吃饭和如厕时被松铐，他们一直都没洗澡。

Sabit就像被吞进了飓风一样被陈全国发起的大型拘留计划所席卷。约有两千五百万人在新疆生活——占中国总人口的2%不到——但是跟据一份以政府数据为准的评估，到2017年年底，该地区的逮捕数量占到全国的五分之一。

在派出所，Sabit注意到大量维吾尔人被带进来上传数据。很多是在进入奎屯的检查站时被拦下的；其他的则被IJOP标记为不可信。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女性或孩子。看起来，年轻男性都已经被关起来了。

白天，Sabit被允许回到派出所的大厅，但是每当她的亲戚来看她，她就被迅速带离、送回到笼子里。有时她认识的其他人走进来，一想到让他们看到自己被拘留，她感到羞愧难当。然后她意识到，他们可能以为自己跟他们一样，只是来解决一些官僚手续的问题。有一次，一个老熟人走进来，为去哈萨克斯坦看望父母办手续。那个女人听说过Sabit被拘留了，开始朝她走过来，但是教授示意她不要过去。女人在离开前悄悄对Sabit说，她会传信儿给她妈妈。Sabit强忍住泪水，无声地看着她。

Sabit被捕十九天后，“大哥”走进派出所。她想起他的善意，感到一股希望。她叫住他，问他知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离开。他看了看她和其他人，说：“你们要被送去学习。” Sabit从派出所的闲言碎语中听说过，“去学习”是指去政治再教育营。她惊呆了，问：“学习多久？”他说半年。

第二天晚上来了三个穿着灰色外衣、外表冷峻的男人。看大家毕恭毕敬的样子，Sabit猜测他们是高级官员。原来其中一人是公安局的国保大队的大队长，一个叫做王挺的人。Sabit被叫去与这几个人见面，教授和一个年轻维吾尔男人也被叫去。王挺就Sabit的哈萨克签证问了她一些问题。在询问过程中，一个官员感叹说：“这一出去就管不住了嘛。” 尽管如此，派出所的副所长还是告诉Sabit她会在第二天被释放。

陈全国将他的镇压描绘为给新疆建立秩序的手段，然而，对于身处系统中的人来说，千变万化的规则和专断随机的强制措施造成了近乎无政府的混乱情形。一个警察跟Sabit说，在离开前，她得签一份文件表示悔过并保证不会再犯。Sabit说她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

“你为什么在这儿？”他问。

“我出过国。”她说。

“那就写你不再犯出国的错误了。” 他说。她犹豫了，于是他告诉她随便写点错误就行。Sabit在派出所的等候区找到一本党刊杂志，抄了上面的一些宣传语。

第二天早上，Sabit走出派出所，给母亲打去电话，母亲哭了。Sabit想马上飞到她身边去，但警察扣留了她的护照；他们说，她得取得公安局国保队的许可才能拿回护照。Sabit在国保办公室找到王挺，解释说自己想回到母亲身边。他告诉她自己得请示上级。第二个星期，Sabit再去找王挺，王挺说她的边控将在三个月后自动失效，到时候会把她的护照还给她。Sabit感到不解：在机场拦住她的官员告诉过她，要解除边控必须采取主动措施。但当她试着解释时，王挺把她打发走了。

Sabit等了三个月，安全起见又多等了一天。然后回去找王挺，王挺让警察把护照发还给她。Sabit大大松了一口气，立即订了一张去哈萨克的机票。但在机场，上次的官员又将她拦下。她的边控仍然有效。“不是跟你说过吗？”他说。

没几小时，Sabit又到了王挺面前，王挺恼火地瞪着她。他坚称，Sabit的边控确实失效了；也许系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示这一变化。他告诉她再等一个星期。Sabit求他出一份证明自己清白的文件，他让人写了一份。证明指出，她因在领馆换领护照而被调查，但已经排除嫌疑。“未发现其本人及家人有涉危安类活动情况”, 证明这样写道，并说她“现符合出境条件”。 有了证明，她第二天又斗胆试了一个航班。她再一次被拦住了。不论是有规则而无法遵循，还是根本没有清晰的规则可循，她都是一个俘虏。

中文有一个说法，“鬼打墙”——幽魂竖起隐形的迷宫，用来迷惑并困住行路的人。对Sabit而言，这个幽灵是政府，而她决意要找到穿过障碍物的途径。

她从王挺的一个同事那里得知，为她撤销边控的请求已经发至相关部门。先是会到奎屯所在自治州首府，400公里外的伊宁，然后再送到250公里外的乌鲁木齐。急于确保自己的手续得到及时办理，她决定一路跟随去催促相关官员。到达火车站，她看到到处挂满了宣传语。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马上要开始了，这是一个政治敏感时期。

到了伊宁，Sabit得知自己来晚了：她的申请已经提交至乌鲁木齐。下一趟火车几小时后才出发，于是她去看望住在当地的生病的大姑妈。她们喝着茶，Sabit的电话响了。是奎屯那个派出所的副所长。“你在哪里？”他吼着。

Sabit如实相告。

“你前几天还在奎屯，”他说，“怎么突然到了伊宁市了？”他让她短信发来火车票的照片，证明她确实在伊宁，然后让她立即回奎屯签一份文件。“你今天晚上就坐返程的火车回来。”他说。

副所长对她的案子似乎格外关注。在火车上，她收到他的短信，让她确认已经上路。到了奎屯已是后半夜，停车场是空的。在火车站外的路灯下，她看到一辆警车在等她，里面坐着两个警察。一个汉人，一个哈萨克人。在车上他们默不作声，直到Sabit问为什么要她这么紧急地赶回来。哈萨克警察轻轻地解释说，要送她去学校。

这个警察是用哈萨克语跟她说的，因此Sabit觉得可以向他发问。她难以置信地问道：“副所长不是说我是回来签文件的吗？”她让他别跟自己开玩笑，但他摇了摇头说：“我没开玩笑。”到了派出所，Sabit的物品被没收了，她自己则又被关进了笼子。第二天，她又被带去做了一次体检。显然这是在走程序送她去再教育，但她无法接受这一事实——这是一种常见的反应，奥地利精神科医生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称之为“缓刑错觉”。弗兰克很清楚被这种幻觉控制的感觉。纳粹大屠杀期间，他被送到奥斯维辛；即使当火车靠站的时候，他后来写道，“直到最后一刻”，他仍相信“不会那么糟”。

四、学校

陈全国镇压的目标只有一个：将相当一部分新疆人口转入星罗棋布、防卫森严的营地进行政治再教育。他到新疆不久就开始建造数百个监狱一样的设施——有一个官员后来将之描述为给不可信之人的可信之所。

陈全国以整个原住民人口为目标，实现的是一个多年以来的目标。2015年，当IJOP正在开发中时，一个高官曾辩称该地区三分之一的维吾尔人都“被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污染”，需要对其“集中力量做教育疏导工作”。

习近平曾将分裂主义和极端伊斯兰比作疾病，而官员在试图减缓关于拘禁营的担忧时也经用药物做比方。“尽管很多被灌输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人还没有犯罪，但他们已经被感染了，” 其中有人这样指出，“他们必须被及时送到再教育医院医治和清除脑中的病毒。”

大规模拘捕展开后，共产党机关报《新疆日报》报道陈全国的计划，这是最早的公开报道之一。其中描述了两个被送到和田市一所再教育营的男子：一个农民和一个农村药店的老板。两人都称自己在思想上被治愈了。“我曾经‘离家’越来越远，”药店老板说， “是政府的帮助教育让我一步步走上了‘回家’的路。”

农民说他明白了，出乎自己意料地，他的思想体现了宗教极端主义。他说自己以前“不知道”，但现在，他说，“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在变好，无论是谁，首先应该是中国的公民。”

一位官员告诉《日报》说这所拘禁营已经处理了两千人。“我们对学员的要求很严格，但态度很温柔，用心去对待他们。” 他说，“学员们到这里来，其实就像重新过一段时间的高中寄宿生活。” 他说，那个药店老板一开始很抗拒，“他慢慢对自己曾经的无知感到越来越震惊。”

Sabit和另一个被拘留的人，一个年轻的维吾尔女人，被一道从派出所载到了一个建筑群，建筑群四周围着带铁丝网的围墙。一个牌子写着“奎屯市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管理局”。里面有一栋三层的楼房，前身是一个派出所，被草草改用。两个女人被带进去，被命面对墙壁。Sabit试着细看这个地方，但是灯太暗了。站在她身边的维吾尔女人哭了起来。

“不要乱动！”一个警察叫道。Sabit注意到这个人普通话不是很好，转头一看发现他是哈萨克人；她立即心生厌恶。两个女人被引到三楼。在路上，Sabt瞥见几个穿灰色制服的男性在押者。他们阴沉的样子让她害怕，她移开了目光。

Sabit被带到一个大房间，脱衣搜身。穿衣服的时候，她问自己要在这里待多久，一个守卫说，十九大之前不会放人，而离十九大还有几天的时间。

拘禁囚室是办公室改造的，墙面和门窗都用铁网加固，看起来跟笼子一样。门用铁链拴在门框上，只能推开不到一尺；在押者得侧身蹭过。Sabit的囚室宽四米长五米，里面塞着五张上下铺，天花板上悬着三个摄像头和一个话筒。

囚室里已经有几个眼睛哭红的女人，后来又来了几个。她们都坚信自己是因为十九大被系统性地网罗上来的。有人是因为用WhatsApp被带进来的。有一个人在美国的大学读书，正回家看望；她因为用V.P.N.提交作业和登陆Gmail而被拘。还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因为曾跟家人去土耳其度假而被捕。

跟Sabit一起被带来的女人也分到了这个囚室。她是个共产党宣传工作者。她告诉Sabit，几年前她订了去喀什的机票，但因为沙尘暴飞机没能起飞，于是航空公司把机场的人都安排到一个宾馆。后来，奎屯的警察拘捕了她，告诉她说当时宾馆里有另外两个人被认定有嫌疑。尽管她为党工作，但仅仅因为她是维吾尔人且与两个有嫌疑的人待在同一个宾馆，就足以引起警觉。

再教育营与医院、寄宿学校毫无相似之处。陈全国曾经指示这些地方要“管理像军队，防范像监狱”。Sabit和其他女人被迫换上“学员服”，学员服灰灰的，带荧光条纹和照片身份牌。男性警卫在过道和楼群外围巡逻——每个警卫值班二十四小时——女性工作人员则负责纪律管教，Sabit她们去哪儿她们就跟到哪儿，包括洗手间。管教不在，监控摄像头在；哪怕淋浴洗澡，在押者也无法避开二者。

普通话是这里唯一允许的语言。一些年纪大的女人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说，于是除了必须记下来的几个词，只得保持沉默。每个人在进任何房间时都要喊“报告！”，但很多女人忘了，激怒了看守她们的人。其中一个管教，一个兵团成员，经常性地侮骂羞辱大家。惹恼她的人会被惩罚，惩罚手段包括关进一个小房间、锁在老虎椅上过夜。她经常不动声色地说：“不好好表现，就在这里待一辈子吧。”

Sabit很快便明白，她们无时无刻不处于控制之下。她们每天必须八点准时起床，但除了去浴室和厕所，二十四小时都被锁在囚室里。她们有三分钟洗脸刷牙，一分钟排尿。淋浴不能超过五分钟，有些女人因为错估了时间而来不及冲掉肥皂。

吃饭的时候，这些女人得在囚室里背对房门排成一排等餐车。发给她们的杯子和碗是廉价塑料做的，Sabit看到它们装了热的食物和水后发软，害怕毒素渗进自己的饮食。（后来这些餐具被换掉了。）Sabit的囚室没有桌子，但大家发到了凳子——用起来很别扭，因为只有一尺高。大家蹲坐在凳子上，把碗放在地上。如果她们吃得太慢，或吃得太少，就会被训斥。年纪大的女人和牙齿有问题的人很费难，但年纪和病患也不能让他们免于受辱。

白天，在押者不准坐在床上，但午饭后，她们被迫躺下闭上眼睛，进行强制性午睡。晚上十点，她们被命令去睡觉，但囚室里的灯从来不关，她们也不准用毯子或毛巾遮住眼睛。（年轻一点的女人志愿睡在上部，这样年纪大的稍微有点遮掩。）一有人说话，爆音的扬声器就会传来震耳欲聋的训斥声，让房间里所有人跟着一起受罪。晚上要求用洗手间会遭受鄙夷，渐渐地大家不再提了。她们沮丧、难受、经常遭受言语虐待，但她们掩起痛苦，因为表现悲伤也会被惩罚。“这里不准哭。”守卫这样告诉她们。学校教会她们避开摄像头，藏起脸，无声地哭着入睡。

大家被告知将得到再教育，但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监禁别无其他。为了打发时间，她们坐在凳子上互相讲各人的故事。在美国上学的大学生曾重述《肖申克的救赎》的完整情节，给大家消遣。

Sabit到达后的第十二天，十九大结束了，她们被叫去接受公安局官员的问话。Sabit被领到一个审讯室，在那儿，一个警察告诉她：“你的事情基本都清楚了。”她问既然国保队已经提供了证明她清白的书面材料，为什么自己会被送进再教育营。警察说这他不清楚。后来，一个在押者告诉Sabit，她听说是因为她去机场离开的失败尝试，让官员觉得麻烦。

问话过后，大家满怀希望地等着，但没人被释放。然后，Sabit被拘一个月后，营里宣布大家要开始学汉语，一周六天——以掌握“国语”。听说一个在押者学习三个月后被释放，Sabit想着自己也可以轻松完成所有课程，然后“毕业”。

教室以铁网加固，紧邻她的囚室。里面摆着一排排桌子，前面的防护栏后放有一张讲台。每个角落都装有一个摄像头。上课时，两个警察站岗看守。

教她们的人——Y老师——原是一位小学教师，被从她的岗位拽过来，一周当中大多数时间都被迫住在这里。尽管她比较严厉，大家还是喜欢她。Y老师经常说起对自己年幼学生的想念，她还给拘禁营带来了一个小学老师的气息：她试着教大家中国戏曲和书法，还说服管理人员允许使用塑料剪刀，来做汉族传统手工。（她还尝试为大家争取到外面锻炼的机会，但失败了。）一天，她到的时候明显不高兴；因为迟到，主任羞辱她，还强迫她站着开会。

一开始，Y老师没有普通话课本，甚至讲义也没有，所以她用了一年级的教材；后来，她收到了教案，但上面满是错误。在押者被告知她们需要掌握三千汉字，尽管其中有几个人，包括Sabit，已经掌握了两倍多。不论说得多流利，她们都被迫一遍遍地做作业，直到其他人跟上。一些年纪大的女人从未在学校学习普通话，课上得很艰难。为了让她们免受惩罚，Sabit和其他几个人暗中帮助她们。

诚然，这些课与语言无关。正如一份政府文件所阐明的，再教育意在割断人们与自己本土文化的纽带：“持续深入推进‘断代、断根、断联、断源’措施。”

Sabit她们要学共产党歌曲，在每顿饭前大声唱。（如果表现得不够有热情，守卫就威胁不分给食物。）每天早上，她们都要站起来表明对国家的忠心：

热爱中国共产党！

热爱伟大祖国！

热爱中国人民！

热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她们被逼看视频，比如歌颂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力量的《百年潮·中国梦》。放映后会有小组讨论，在押者要重复宣传语、感激共产党阻止自己走上犯罪道路。星期六会有嘉宾来做恐怖主义法律方面的讲座。在押者还必须背诵宗教极端主义的七十五种“表现”。

Sabit想，将这样的课程作为反恐工具有多荒谬，是一目了然的事。被收上来的年轻女人过着世俗化的生活；她们经常在周末去酒吧，与宗教几乎没有干系，更别说宗教极端主义了。年长的女人，虽然更加传统，但显然不形成威胁，然而将她们关押起来却可以阻止文化习俗向年轻一代传递。

他们的工作好像都围绕着汇演展开，这些汇演是为来参观的共产党高官组织的，他们来视察大家的进度和再教育营的疗效。在这些活动上——一开始在守卫睡觉的房间里举行，床被推在了一边——大家得背诵习近平语录、唱爱国歌曲、跳舞、表现汉文化自豪感。“你们脸上要保持笑容，”守卫们说，“要表现你们在这里很开心。”

Sabit常常是主要演员，因为她汉语流利又受过良好教育，营里可以指望她来证明项目的成功。在让人筋疲力尽的夸张表演中，她卖力展现兴奋与积极。很多人都为这空洞的展示感到羞愧，但仍主动要求表演。排练能让他们从语言课中喘口气，而汇演可以给他们机会证明自己的“转化”，从而有可能让他们重获自由。

每次视察到进行到一定时候，参观的高官都会问：“你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在押者已经为此准备了写好的悔过书，守卫说谁不写就永远不得离开。有一个在押者，是一个叫做“全能神教”的基督教派成员，援引保障宗教自由的中国法律，声明：“我没有做错事情！”她被带走了，大家猜想是带去了更加严厉的地方——审前羁押中心或者监狱。

强迫认错逻辑很清楚：在押的人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推翻自己。Sabit力图用“潜在的”这样的词来修正自己的答案，并将自己的海外生活形容为“不够爱国”，而非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表现。但是，因为在上海生活过，她很难不感到气愤；她认识出国去马来西亚度假的汉族城里人，还有用WhatsApp和V.P.N.的人。他们也被传染了吗？

Sabit她们一遍遍地悔过。但她们一个都没被释放，渐渐的，Sabit的乐观幻想破灭了。2018年2月，中国的春节到了，大家当时正在为一次汇演做准备。营里一个管理人员半夜把她们叫醒，强行把她们拉到一个教室写自己的错误。大家写完后，他把纸张收上来，撕掉，训斥她们不够诚实，然后一直让她们写到早上。Sabit怀疑自己是不是要失去对自己的把握了。会不会是自己错了？她想道。她会不会真的背叛了中国？

接着，随着汇演临近，Sabit听说表演之后原是学生的在押者都会被放走。因为Sabit在加拿大报名进了学校，她提出这个政策对自己适用。拘禁营的管理者同意了，她还填了释放的表格——悄悄地填写的，防止那些没有安排释放的女人躁动不安。主任让她等一个正式的出发日期。她尝试不去抱希望，因为她已经受过多次打击。但是，她回想，这个消息对她来说如同“一丝曙光”。

五、悔过

莎车县距奎屯一千两百多公里，地处新疆西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末来到这里，他写道，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共同在这里生活，还说到这一地区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充满生机”。

莎车县维吾尔人口庞大，那里的镇压很严酷。2014年，当局限制斋月活动，并且据当地的一份报道，在一次挨家挨户搜查戴头纱的女性时，警察将一个家庭击毙。当地人带着刀上街，在与警察升级的冲突中，几十人死亡。后来当局调来经验老到的共产党官员王勇智，来管理这个县。

王勇智大力实施陈全国的政策，但他显然有疑虑。他后来在一份声明中说：“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 他采取了措施缓和镇压，这让陈全国派出监视官员们如何开展措施的调查小组很不满。“拒不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的要求。”一份后来泄露到《纽约时报》的关于王勇智的官方评估里这样写到。事实上，他所做的还不只这些。他下令释放了七千名在押人员。

王勇智被免职，并不出所料地提交了一份忏悔书。他在忏悔书上写到：“(我)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认为收多了会人为制造矛盾，增加抵触情绪。”共产党对他发出猛烈攻击，指责他贪污及滥用职权。王勇智“丧失理想信念”，是“典型‘两面人’ ”，一份官方刊物写道， 并说他“性质十分恶劣、情节极为严重。” 他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王勇智的忏悔书被作为警告在新疆官僚机构进行传阅，而且似乎也传到了奎屯。就在Sabit和其他学生要被释放的时候，拘禁营的管理层撤销了释放的决定——一个守卫告诉她，是因为一个官员不经允许放人而被撤了职。“现在没人愿意做主放你们走，”他解释说，“没人想担这个责任。”

楼里被沉默笼罩，因为看管们——在押者的消息渠道——变得谨言慎行。一开始，Sabit很沮丧，但是，正如她不让离开的希望冲昏头脑一样，现在她也压抑着自己的失望。她唯一能确定与依靠的是她的耐心。她已经擅长等待。

然而，被关得越久，她的自由之路就越显得扑朔迷离。那时，看管人员启动了一个打分系统：在押者被告知，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分数，达到一定的分数他们就可以赢得一些特权——比如亲人探望——甚至释放。考试表现良好可以得分，或者写体现熟练掌握宣传语的“思想报告”也可以得分。大家还可以通过相互举报得分。Sabit回忆，有一个在押者，“就像另一个摄像头。”

丢分的威胁无时无刻不悬在每个人的头顶。一有轻微触犯，守卫可能就会宣布扣去一分；问题严重一些，他们可能就会说罚扣十分。但大家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分数，因此她们一直无法确定分数是不是真的存在。一天，一个女人因与人争执被带到拘禁营官员那儿，官员对她破口大骂，然后撕掉了一张纸，他声称那是给她记分的纸。“现在你是零分！”他宣布。她回到囚室后，Sabit和其他人安慰了她，但也稍微打听了一下官员的言语细节，希望能从中探知打分系统如何运作。“我们想着，也许他们确实在记分，”Sabit回忆，“也许不是凭空捏造。”

2018年冬天，新的羁押人员涌进拘禁营。有传言说逮捕是以份额进行的——一种新型的专断。就像一个参与IJOP的官员后来对“人权观察”所说：“我们开始随机地抓人：街坊领居吵架的，打架斗殴的，酒鬼懒汉；我们把他们逮起来，说他们是极端主者。” 营里一个官员告诉Sabit，逮捕是为了在北京举行的大型政治会议“两会”前进行维稳。

为了应付涌入的人流，拘禁营运转吃力。这些人大部分是从一个拘留所转来的，那里也人满为患。其中有一些年长的女人，一些不识字，一些走路一瘸一拐。有一个小卖部的女老板，被关进来是因为她的马奶供应商被认为不可信。另有一个是法轮功信徒；她很害怕，曾试图从三层楼的窗户跳楼自杀。

对于很多新来的人来说，再教育营已经是改善条件。在拘留所，没有“教育转化”的伪装。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戴上头套和镣铐带进去。一些女人谈到殴打、难以吞咽的食物和沾着尿液粪便与血渍的床。Sabit碰到两个手腕和脚踝带淤青的女人——是伤痕，她们告诉她，因为镣铐从没摘下过。

营里的床不够，管理人员在地上扔了一些床垫，后来把大家重新安排、腾挪更多空间。营里启用了新的规范。大家得在囚室里进行军事演习，还得剪头发。在哈萨克和维吾尔文化里，长发寓意好运；一些女人从孩童时就一直留着头发，Sabit记得，一直留到“乌黑浓密及至脚跟”。后来，有证据显示拘禁系统将头发变成商品。（去年，美国截获一批十三吨的头发货物，白宫官员担心其中部分头发从拘禁营采收。）在奎屯，大家的头发被粗暴地几剪子剪下，一些女人央求守卫多留一点。Sabit不肯央求，她想保留一点尊严，但头发落下时她还是感到一种羞耻——就好像她被变成了一个罪犯。

营里宣布，在押者要协助警察，每夜值两小时的班。对于Sabit来说，值班是难得的隐私时间。有时，被孤独环抱，她会想起独自生活的母亲。多个月来，她说服自己，她将能够与家人一起以哈萨克传统纪念父亲去世一周年。但一年过去了，她仍被困在这里。

值班的时候，Sabit经常透过装了铁网的小窗，看向外面的夜色：一个花园、一棵白杨树，然后就是奎屯的城市夜景——闪烁的灯光，汽车在高速路上划出线条，她想起自己以前的生活。后来她将这些思绪用汉语写进一首诗，诗这样结尾：

值班

我把头转向黑夜

任凭他继续无肆地

凌虐那棵小白杨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系统让每个人都受到磨耗。曾经宽容的守卫变得严厉易怒。一天晚上，一个态度温和的工作人员在收到好几次使用洗手间的要求后崩溃了；她疯狂地大叫，然后接下来一整夜不准任何人出来。

在押者也开始撑不住了。她们开玩笑说政府只不过是让她们勉强活着。一些人过早地白了头。很多人停了经——Sabit不确定这是由于营里安排的强制性针剂注射，还是由于压力。因为只能偶尔洗澡，而且从来没有干净内裤提供，大家经常得妇科毛病。很多人因为食物差而消化不良。一个年长的女人只要上厕所就会排出一截大肠，每次都要自己塞回去。她被送到医院，但无法手术，医生说因为她有高血压。她被送回来，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呻吟。

有一天在课上，一个家里大部分人都被送到拘禁营的在押者突然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她同在课上的姐姐跑过去，然后抬头急切地看着大家。大家哭着冲过去帮她，但被守卫挡住了，守卫命令她们不准哭。“他们便开始用警棍敲打铁栅栏，吓唬我们。”Sabit回想道，“我们只好在恐惧中忍住了哭声。”

心理创伤的迹象随处可见。一个几乎没受过教育的维吾尔女人，一直在勉力记诵普通话课文和汉字。一天晚上，她突然尖叫，扯掉自己的衣服，藏到床下，不让任何人靠近。守卫带着医生跑进来，把她带走了。但拘禁营管理人员又把她送回囚室，说她装病。此后，这个女人偶尔发病抽搐、被送去医院。但她没有被释放。

Sabit也感到越来越脆弱。她的体重在减少。她吃什么吐什么，哪怕是一口水；她得吃药来抑制不间歇的呕吐。与其他女人一样，她的情绪也异常敏感。有一次，她跟一个汉族守卫聊天，守卫提到营里的副主任跟他说过，“Anar在这里就是纯粹浪费时间啊。”Sabit笑了，担心如果自己表现出痛苦，他就不会再跟自己分享消息。但他一离开，她就跑到床上，避开摄像头，哭了起来。

到了2018年夏天，陈全国的再教育运动已经运作了超过一年。北京全力掩藏它的存在，但还是有线索流出，并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正在发生的事规模庞大而骇然。

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的记者打电话给地方官员，由于惯于跟共产党宣传人员打交道，这些官员异常直白。有一个拘禁营主任被问到自己机构的名称时，承认说自己不知道，因为一直在变，但他配合地跑到外面读了牌子上的最新名称。一个警察坦诚他所在的部门接到指示要拘禁辖区内40%的人。2018年1月，喀什的一位官员告诉他们，仅仅他在所的辖区就拘禁了十二万维吾尔人。

日益增长的拘禁营基础设施也吸引了注意。加拿大学生肖恩·张(Shawn Zhang)开始用卫星数据来勾勒这些机构的地图。到了夏天，似乎新疆有约10%的维吾尔人口被关押。独立学者阿德里安·曾兹(Adrian Zenz)曾挖掘到关于陈全国镇压的大量政府文件，他估计有一百万人在拘禁营里——这一数据也被联合国及其他组织认可。自犹太人大屠杀以来，还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人口被这样系统化地拘禁。

随着镇压的推进，仓促而就的机构，比如奎屯Sabit她们这所，开始被远郊的巨型新营区取代。当政府被迫要公开承认这些营区时，他们将其说成是有益且必不可少的——并称，“新疆被从大动乱边缘抢救了回来”。

那个夏天，在这些变化当中，Sabit她们营的主任准许在押者在一个带围墙的院子里放风；旁边有狙击手看守，大家也被限定进行组织好的活动，比如应急演习，但是他坚称大家应该感恩。最后，大家也被允许在一个工作人员打理的葡萄园里晾被子。“我们会把葡萄藏在被褥里面，”Sabit回忆，“然后带回囚室偷偷吃。”

7月，拘禁营官员宣布，Sabit她们将搬到新的地方去，这个消息隐隐带着不祥。她们无从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害怕情形会更糟。一天晚上，守卫把大家叫起来，让她们收拾东西：一辆大巴在外面等她们。路上有一队警车押送，每个路口还有警察守着。“很多人都在哭，”Sabit回想，“我问身边的女孩：‘你为什么哭？’她说：‘我看到自己以前走过的街道，想起以前的生活。’”

她们在黑暗中接近一个四周空旷的庞大的建筑群。其中一栋建筑像一个巨大的“L”，而且用墙围了起来。大巴沿着这栋建筑的一边开过时，大家数着窗户，来估算里面有多少囚室。Sabit诧异于这栋建筑的死气沉沉。那些没有开灯的房间黑洞洞的。到了里面，她和其他人看到，这栋楼确实是空的：她们是第一批住客。当时是夏天，但这厚厚的水泥墙内感觉冰冷，像一个墓穴。

在新地方，被押者按民族区别对待。维吾尔人几乎无一例外被施以更严厉的措施；其中一些被判刑，这意味着他们会被转到监狱。相反，Sabit这批女人逐渐被释放了。那年9月，当她们为一个政要来访准备表演进行排练时，营里一个官员问Sabit有没有穿到外面去的衣服。第二天——也就是表演这天——他的一个同事告诉她“明天你就可以走了”。后来，她突然想到，因为普通话流利，为了这次汇演，自己被关了更久。

第二天，在课上，她马上要被释放的轻言碎语传遍了教室。一些女人央求她把普通话笔记本给她们。“我就说，为什么？”她回忆道，“她们就说，我们知道你要走了！我说，还不一定呢！”一个守卫冲她挤挤眼，说很快喇叭会叫她的名字，然后她就自由了。喇叭响起来的时候，Sabit站着，等待门被打开，大家都送上祝福。然后她回到囚室拿自己的衣服。“我终于脱掉了恶心的学员服。”她回忆道。

Sabit被带到拘禁营党支书那里，他在一个房间等她，房间里有一把椅子，一张小桌子，还有一张床。她坐在床上，他开始教导她，说她要更加爱国：“你的生活方式太个人主义了——完全为你自己！”Sabit悄悄被激怒了。释放的前景近在眼前，拘禁营的宣传灌输逐渐形成的怀疑消散了。她想：难道我只有为中国去死才能证明自己吗？但是她点点头说：”是的是的，你说得对。”

支书告诉她说，一个地方共产党官员和他的手下在等她，他们会送她去她大伯家。从营区走向他们的汽车时，她想起其他女人曾经告诉她：“不要回头，不是个好兆头。”她决定听她们的话。但是，她往旁边瞥了一眼，却看到街对面一个阴森森的建筑外墙：一个看守所。她撒腿跑向等候的汽车。

六、清除

Sabit被关起来的一年里，陈全国一直在改变着新疆。穆斯林遗产的珍贵标志——圣殿、清真寺、墓地——成为系统性拆除的目标。专家估计2017年以来约有一万六千座清真寺被夷为平地或者遭到损坏，宣礼塔被拉倒、装饰部位被刮掉或者涂抹。喀什的一个官员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我们拆掉了城里近70%的清真寺，因为不用这么多。”有时候，官员采取了一种奇特的手法：微型化。2018年，喀格勒克镇一座清真寺宏伟的门楼上挂出横幅：“爱党爱国”。然后门楼被拆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仿造版本，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

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在公众场合越来越稀少，同时变少的还有讲这两种语言的人。陈全国镇压的头两年里，约四十万孩子被送进政府办的寄宿学校，这些学校是为了阻止他们可能在家里接触到一些“想法和念头”而设计。为了容纳孩子，包括很多父母“双拘禁”的孩子，新的基础设施很快建了起来。一个孤儿院工作者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孩子太多了，他们就像养殖场的动物一样被关着。”Sabit记得她们营里的母亲非常顺从：“为了见孩子，她们什么都愿意做。”

这些孩子可能具有人口里程碑意义。尽管计划生育法规在中国已经松动，但在新疆依然被蛮横地强制执行，违反者通常被处以拘禁惩罚。学者阿德里安·曾兹发现了2018年的政府记录，其中显示中国80%的节育环增长发生在新疆。在由镇压引发的种种压力当中，那一年整个地区的生育率降低了三分之一。在维吾尔人口居多的地区，下降更为严重。“可以看到让人难以置信的下滑。”曾研究这一议题的曼切斯特大学历史学家瑞恩·图姆(Rian Thum)说。中国政府没有对这些数据提出异议，但辩称这是性别解放的结果。今年1月华盛顿的中国使馆在Twitter上庆祝维吾尔女人“不再是生娃机器”。

与所有的中国城市一样，奎屯被划分为不同的居民区，每个居民区都由叫做“居民委员会”的共产党组织监管。尽管Sabit已经超过十年不住在这里，但她依然在以前她们家的监管居委会登记在册。到拘禁营接她的共产党官员是居委会的党支书，张洪超。他已到中年但显年轻，带着一种野心勃勃的小官僚的感觉，善于谄上欺下。他常常穿一件军队发的迷彩服，密切监视自己的居民区。

为了让张洪超确信自己被改造，Sabit说起自己对党的感激——因为已经说了无数遍，词语脱口而出。他好像很满意。“我们知道你的问题不大，”他说，“你的问题就是你出过国。”接着他建议说：“你就留下来建设祖国吧，十年内别想着再出国了。”

Sabit明白这并不只是一句建议。只要点点头，张洪超就能把她送回拘禁营去。她重新考虑了一下自己的未来。好吧，她想，就算永远不能离开，我也不会死。“我能去上海吗？”她问。

“能，”他说，“等过一段时间。”

到了大伯家，张洪超和手下留下来喝茶，同坐的还有“亲戚”——结亲队的成员。Sabit的大伯后来告诉她，在她被拘禁时，他和家人被标记为“重点人员”。每个星期，他们都要去居委会中心上再教育课、参加升旗仪式。结亲干部也来会来家里，留下来吃饭、要求家里人上酒——以表明他们家不遵守穆斯林的禁酒习俗。一开始他们会留下来过夜，后来他们想到可以换衣服拍照假装过夜，就不再留下来了。

几个官员坐在地垫上喝着茶，张洪超和结亲队队长说，Sabit不能出奎屯。“我们要观察你一段时间，看看你的转化成果如何。”其中一个官员说。Sabit问自己能不能买东西见朋友，被告知：“你可以交朋友，但是要注意你的交往对象。”

太阳西沉，官员们留下来吃了晚饭。他们走了以后，大伯母录了一条语音消息发去哈萨克斯坦，给Sabit母亲；直接打电话似乎太冒险了。然后，Sabit去一间客房休息，客房是传统的中亚风格，墙上挂着壁毯，地上铺着供坐卧的垫子。关上灯，她感到家的温暖，以及久违的舒适和安全感。一年多来，她从未自己一人、关上灯睡觉。黑暗和独处让她感到既适意又陌生。她想跑去向睡着的亲人诉说这一感觉，但觉得自己是过于激动了。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她用了一个在拘禁营学会的技巧。她想象自己聆听内心的独白，充满同情地，就像父母聆听孩子那样。很快，她沉沉睡去。

奎屯变成了一座无墙的监狱。城里到处是检查站，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强制通过扫描仪，而汉人居民可以自由来去。“实施全方位、全时段、立体化的防控，” Sabit被关期间，陈全国这样宣布道，“坚决做到无盲区、无缝隙、无空白。” 科技被用作建立数字时代的种族隔离。

在新疆，“雪亮”监控工程被连入一个大型计算中心，但是筛选庞大数量的图像数据很耗时，而且据官方媒体所说，“需要大量人工”。随着监控能力提高，处理的需求也增加：据一位前中国官员所说，一开始监控系统只能跟踪人群的移动；后来技术能够分析一个人的步态、甚至面部表情。2017年夏天，当局推出乌鲁木齐云计算中心，世界范围内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之一。有了新机器，他们宣布，以前要一个月来处理的图像数据现在一秒之内就可以完成。其数千台服务器可以集成多种形式的个人数据。官媒将新机器称为“最强大脑”。

基层的共产党官员很难跟上先进的技术。Sabit问张洪超自己是否可以通行无阻。张洪超不确定，于是建议她和一个共产党官员到医院里测试一下她的身份证。第二天早上，他们一扫她的身份证，就触发了震耳欲聋的警报，警察几分钟之内就将Sabit团团围住。

这次试验后，她去商场买衣服。警察又几乎立马围住了她。一个警察解释说，面部识别软件将她识别为“重点人员”。知道她已经被再教育过，警察放她走了。但很快，Sabit发现走到哪儿都会被扣下。最后，警察开始认出她了，他们对这样的反复不甚其烦，叫她不要再出来了。Sabit没有就此放弃，她尽力找到自己可能会通过的便民警务站，跟警察打好招呼，这样他们可以忽略IJOP的警报。

Sabit一周要到居委会中心去几次，去汇报、参加升旗仪式，还要上更多的再教育课。她憎恨去那儿，但这也是她逃离孤单的唯一机会。除了大伯他们家，她认识的几乎所有人——邻居、朋友、亲戚——都离她远远的，担心与她接触也会让自己进拘禁营。

她唯一可以安全交往的人是其他的前被押者，和自己一样，她们也被孤立。同囚室的那个共产党宣传员被开除了。以前开小卖部的那个女人也做不成生意了，转而去做杂活；不仅如此，她以前想嫁的男人已经娶了别的女人。她们情绪脆弱又受排挤，从彼此那里获得安全感。

Sabit获释两周后，几个她所在拘禁营的工作人员出现在她大伯家门口，他们说明是通过她的档案文件找到她的。这不是官方来访。他们强调说，他们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囚犯：从拘禁营辞职是不可能的。其中有两个工作人员是哈萨克人，他们说自己也是担惊受怕，因为稍有差错也会被送进拘禁营。其中一个坦白说他要靠喝酒来缓解负罪感和噩梦。

因为这些男人在营里挺和善，所以Sabit她们决定请他们吃饭以示感谢。之后一群人就经常相聚，不久，这些工作人员就坚持要这些女人跟自己一起喝酒并借钱给他们。Sabit通常会把钱给他们，也不指望要回来。但他们的要求越来越多。其中一个人让她给他买辆汽车，而当她婉拒，他一改和善转而施以威胁。他打电话给Sabit，用IJOP的数据向她列出前一天的行踪。她觉得与其跟这样的人来往，不如继续隔绝。

居委会的人不断地来打扰Sabit的生活——他们想把她打造成政府的理想好市民。他们劝她嫁个汉族丈夫。这样有钱可赚，他们说；为了改变新疆的民族平衡，国家启动了一个鼓励原住民女人嫁给汉族男人的激进宣传运动。（西蒙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研究新疆压迫的人类学家达伦·拜勒[Darren Byler]，最近发现有证据表明，一些到维吾尔家庭去的汉族“亲戚”胁迫女性进入这样的婚姻。）当Sabit推辞，官员对她说穆斯林男人大男子主义——并笑着加上一句：“汉族丈夫很疼老婆的。”

居委会的人催她去工作，但又让她工作不成。Sabit找到一份教英语的工作，但工作的第一天居委会就打电话，让她去参加临时会议，与会的是以前所在拘禁营的官员。她害怕如果知道自己是“重点人员”，学校会开除她，所以无法告诉他们自己为什么离开。在会上，她问能不能让她先说，这样她好回去工作。其中一个官员回以威慑：“我一句话就能把你送回教培中心。坐着！”她失去了工作，并且决定也不值得再去找新的了。

到了2019年1月，Sabit清楚这样的关注给大伯家和他们周围的人带来焦虑。怕自己置亲人于危险之中，她搬去了一个宾馆。一天晚上，她回家里吃饭，跟他们拍了一张照片。她把照片发到社交媒体。张洪超立马发来短信，询问照片里墙上的一张绣像。“上面是谁？”他写道。

绣像上是一个穿传统服饰的大胡子男人：哈萨克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Abai Qunanbaiuly)。“我担心这会给我和大伯家带来灾难。”Sabit回忆说。她删掉了照片，给张洪超发了库南巴耶夫的一个中文百科词条。

“你删得真快。”他写道。

“你吓到我了。”她说。

“只是问问，”他说，“别紧张。”

她告诉他自己已经不住在大伯家了，并打算再搬家。她在临近的居民区找到了一个廉价公寓，房东是一个年长的哈萨克女人。

春节又快到了，Sabit和其他前被押者都被迫到居委会中心去排练准备表演。春节临近时，张洪超告诉Sabit她们要在门上贴春联——写在红纸上的节日祝语——这是汉人的习俗，Sabit从没贴过。回到公寓，她在家门两边贴了对联。怕自己显得不够顺服，她拍了张照发给张洪超为证。“春联贴好了，”她写道，“祝您健康快乐!”

“你也是。”他写道。

那天晚上，两个男人猛敲她的门——是一个警察和当地居委会的党支书。“你什么时候搬来的？”其中一个问，“怎么没跟我们说？”Sabit懵了，告诉他们自己告诉了张洪超。但这两个人说那也没有用，她必须搬出这个居民区——“今晚”就搬。

两个人把她带到附近的一个派出所进一步问话。Sabit在那儿碰上了哈萨克房东和她丈夫。警察正把他们押上一辆装甲车，房东惊恐而鄙夷地瞪着她，对她喊道：“你看看，就是因为你，我们要去学校了！”

Sabit愧疚不已，问一个警察他们是不是真的要被送去拘禁营。他告诉她，只是带他们去另一个派出所问话。Sabit还是惊魂不定，她没想到仅因为自己的存在，居然就可以引起这样的恐惧。“那天我哭了很久，”她回想，“我跟病毒一样。”

她不知道能去哪儿，于是打电话给张洪超，他说居委会中心有一个宿舍。她那天晚上带着几件物品搬了进去，并给他发短信说：“今天多亏了你啊。”

“你就在这住吧。”他告诉她。

她跟另外两个哈萨克女人同屋。后来其中一人告诉Sabit张洪超指示她们监视她：他要知道她干了什么，说了什么，见了什么人——“基本上所有的细节”。

七、逃离

Sabit刚刚获释时，离开中国似乎不可想像。后来她听说，有一个感染了肺结核的哈萨克在押者，在医院的时候哀叹自己见不到哈萨克斯坦的家人，最终被批准离开。这样的故事让她觉得离开并非不可能。

释放一个月后，Sabit去派出所拿护照，被告知现在有个新的流程：她要接受询问，然后询问笔录会被送到奎屯的政法委批准。

Sabit接受了采访，但一晃几个月没有音信。搬去张洪超的宿舍时，她还在焦急等待。一天，一个顺道来中心的上级共产党官员告诉她，他听说她已经被批准旅行了。Sabit碰到张洪超，他说：“我听说你马上可以走了，如果你拿到护照，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奎屯？”

“我拿到护照就立马走，时刻准备着呢！”Sabit兴奋地说。

他皱了皱眉。“看来你学习还不到位啊！”他说，“是不是还得送进去学一次？”她吓了一跳，说：“不要啊！”

不久后，政法委的人打电话给Sabit，说他看过她的材料，觉得她可以到本地一家进出口公司帮忙。他说这家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做交易，需要一位有语言技能的人。“你可以去那儿工作吗？”他问。

这通电话让Sabit百思不解。这是不是说她还不能走？况且，如果说她被送去拘禁营就是因为她因工作去过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国家，为什么政府要介绍她去做这份工作？她怀疑自己无法拒绝这份工作。后来她联系了公安局，公安局的人说：“去做这个工作。”

Sabit接受了这份工作。每一次她要给一个海外的客户打电话或写邮件，都去联系公安局。“可以吗？”她问。每一次，他们都要请示上级。官员让她不要再打了。

几个星期后，Sabit得知她的护照好了。她跑到派出所，签了一堆文件，包括一份协议，要她永不公开谈论自己在拘禁营的情况，然后她拿回了护照。她不敢再搭飞机，于是买了开到哈萨克斯坦边界的夜班火车票。她跟大伯道别后离开了。

天刚拂晓，她到了西部边境的一个小城，然后搭摆渡大巴过境。进大巴站的时候，她扫了身份证，心里对扫描仪默念：“求求你，不要响。”

警报没有响，她走了进去。大巴要十分钟到达边境。Sabit看着窗外，电话响了。是王挺，公安局的那个官员。“就算在境外，看到或者听到有宗教分裂思想的人和事，要和我们汇报！”他说。她没有兴趣做眼线，但明白对方可以阻挠自己离开，她咕哝着说：“好。”

到了边境，Sabit能看见哈萨克干草原：疾风劲草间覆着斑驳的积雪。再远处是一片荒凉原始的山脉。所有人都下车走进一个中国口岸站点，乘客们一个个被叫去接受询问，最后只剩下Sabit一个人在等。终于，在一个不带窗户的小房间里，三个官员，其中一个肩上安着摄像机，审问了她四十分钟。然后他们说，她也可以走了。走进哈萨克境内，她感到一阵解脱。边境守卫给她亲人般的感觉。人们自由地说着哈萨克语。她几乎什么都没带，很快过了海关。一个表亲来接她，送她去母亲那儿。走向他的汽车时，一阵大风吹来，她吸进冷冽的空气。囚徒般的一年八个月后，她自由了。

今年是人权法律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周年。一百年前，一位叫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的波兰律师开始关注一起枪杀奥斯曼帝国前内政大臣的案子——这位大臣监督了近乎完全消灭帝国亚美尼亚人口的运动。刺杀者是个在大屠杀中失去母亲的亚美尼亚人，他在前内政大臣柏林的家门口拦住他，并将他射杀。审判当中，他表明自己问心无愧，说：“我杀死了一个人，但我不是个杀人犯。”

莱姆金在读这个案子的时候，突然被这样一个谜题击中：枪杀者被送上审判席，但他的受害者，那个精心策划屠杀一百多万人的人，却从未面对法律的清算。怎么会这样？“我感到，一部针对这一类型谋杀的法律必须为世界所接受。”他后来这样写道。1944年，莱姆金作为一个犹太人，见证了纳粹主义的恐怖，他想到，现代法律词汇中缺少一个词语，所以他创造了一个：“种族灭绝(genocide).”

多年来，这个词语被赋予了一个特定的法律含义，但莱姆金当年对它的理解更加宽泛。“种族灭绝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一个民族的瞬间摧毁，除非是以大规模杀戮的方式进行。”他说，“它实则意在指明一种方案，这种方案由旨在破坏民族群体生活之本质基础的不同行动协调而成。”这样一个方案正在新疆展开。如同启发莱姆金的那些案件一样，新疆的方案也在国家主权的掩护之下进行。

去年12月，国际刑事法院拒绝受理新疆的“人民战争”，因为那里发生的行为似乎“全部由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进行，而且中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几年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官方层面无视正在发生的情况。直到最近，美国才宣布中国在实施种族灭绝。去年，华盛顿对陈全国、朱海仑和“兵团”实施制裁，并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和西红柿。欧盟、英国和加拿大也在几周前采取了类似措施。

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似乎只有严厉而协调一致的国际反应才能形成重要影响。反应迅速也很重要。种族灭绝政策实施得越久，就越能为自身提供合理性；就像那个奥斯曼大臣对一个恳请他停止的美国外交官所说的：“我们必须要完成。不完成的话，他们会策划复仇。”不难想象，在对新疆突厥少数民族进行多年系统性惩罚后，中国也会采用类似的态度。实地的变化，包括新建的基础设施，都表明他们做好了长期的打算。

2019年12月，新疆自治区政府的主席宣布：“教培学员已全部结业。”就在他讲这话时，被拘禁者的估计人数正处于最高峰值。尽管一些人确实被释放了，其他很多人仍处于与外界失联的状态。有证据显示，拘禁营的相当一部分人都被正式投入监狱，或者被强迫劳动。去年，身在欧洲的一个维族女人告诉我，她一个兄弟从营里放出来后又消失了——她怀疑他被强迫劳动。在他最后的几个抖音帖子里，他在搬一堆箱子。“说实话，”她告诉我，“我为家人担惊受怕。”

恐惧在流亡社群中蔓延。正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最近的一篇报道所说：“中国进行着世界上最复杂，最全球化和最全面的跨国打压运动。”其手段从电子恐吓、起诉威胁到非法驱逐不等。最近，习近平政府跨出前所未后的一步：制裁他们发现其作品难以接受的西方学者。“他们终将为他们的愚蠢和傲慢付出代价。”中国外交部这样宣称。一些就镇压发声的流亡者描述说，他们在新疆的亲戚成为惩罚的对象，并被迫谴责自己。

2006年移民到美国的维族活动人士伊利夏提·柯克博尔(Ilshat Kokbore)告诉我，最近有一些人开车到他位于维吉尼亚郊外的家，公然对着房子拍照；他们还试图查看他的信件，但注意到一个邻居看着他们就收了手。另一次，他去参加华盛顿中国使馆前的抗议活动，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走上来，开始用普通话跟他说话。“她说：‘你要是中了毒，知道怎么治吗？’”他告诉我说，“我说：‘为什么要知道？’她说：‘你要知道，中国政府很强大。你可以死于车祸，或者中毒。’”

柯克博尔已经与家人分开多年，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妹夫和一个外甥女在拘禁营，其他人则无法联络。他最后还能联系上的是母亲，那是在2016年。“别再打了，”她跟他说，“愿真主保佑你。”现今她下落不明。

Sabit恰好与柯克博尔的妹妹关在一起。她觉得她俩看起来已经完全垮了。一天，她在场的时候，拘禁营的副主任对她们说：“你们的问题就是你们的哥哥，除非你们的哥哥死了，否则问题就解决不了！”

Sabit告诉我，她很多个月都不敢出来说话，但中国关于拘禁营的宣传让她将恐惧暂时放下。“我想着，你们做了这些。我应该谈一谈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2019年10月，重获自由半年后，她开始写下自己的回忆。她发现这有助于克服创伤。做心理咨询也有帮助。但她感觉自己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个自信而坚定的女人了。噩梦侵扰她的睡眠。“我有一个梦，是梦见自己在拘禁营，各种各样的情形。”她告诉我。有时她在一个囚室里。有一次，她被关在鸡笼里。还有一次，她在一个按摩室，接受按摩；她抬头看见被囚禁的人，然后成了其中一员。“有将近一年，我每晚做这个梦。”她告诉我，“有很多次哭着醒过来，感到很害怕。我想，那是一种虐刑，因为即使到了安全的地方，你还在重复当时的体验。”

做心理咨询后，噩梦消退了一阵子，但最近它们又回来了，换了一种样子。Sabit现在梦见自己在新疆。“每次我试图离开，警察都告诉我不行，”她告诉我说，“我在边境，我在机场，他们拦住我，然后我就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来？我怎么在中国？’” ♦

该文亦发表于杂志2021年4月12日纸质刊，原题《鬼打墙》(Ghost Walls)。

拉菲·哈特查杜安(Raffi Khatchadourian)2018年成为《纽约客》杂志签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