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骄阳似火,许多工厂的车间里异常闷热。就在你看这篇报道的时候,几十位来自国内各著名高校的学生,正在深圳的工厂流水线上挥汗如雨地做普工。他们的目的是要体验农民工的生活状态,然后把这些感受传递给社会。

  他们参加的是社会组织“蓝衣工人合作社”所创立的一个项目“一流的头脑往下走——大中学生寒暑假进厂实践调研夏令营”。该项目从2011年开始组织实施,他们已是第四批体验者。组织者称,让“知识精英直接接触底层生活”,是为了“弥合社会裂缝”。

  前三批体验者在进工厂前后,分别写下和讲述了自己的认识,前后反差之大让人震惊。他们通过实践认识到,农民工的境遇差也许并非因为缺乏法律知识、上进心、创新学习能力,而只是因为他们的身份……

  学了一肚子劳动法和维权办法的劳动关系专业学生米纪秋,在一系列维权失败后,在想到工友向她求助时,只能哭泣。她最终认识到,进入工厂的自己和进入公务员系统的学兄学姐们最终都只是融入了原有体系,想做出一丁点改变都异常艰难……


缘起:
“一流的头脑往下走”


  “蓝衣工人合作社”总干事何忠洲出身媒体,早年对三农问题多有关注和参与。

  他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时说,要解决一个群体的问题,首先要改变对该群体的“社会认知”,也就是整个社会对这个群体的认识。

  他举例说,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几年,关注三农问题的专家们就组织了大量的活动来改变农民的“社会认知”,其中一个活动就是组织大学生下乡。种种努力下,整个社会对农民的“社会认知”逐渐改变,随后就有一系列政策出台:农业税全面取消,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社法出台……何忠洲认为,三农问题从“大的制度层面”来讲,已经基本得到解决……

  何忠洲认为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民工进城、农民变市民的问题,然而,尽管现如今他们一年到头都在工厂里,却仍然被视为“候鸟式迁徙”时代的农民工。如何改变对这几亿人的“社会认知”,让他们能够平等就业、体面工作、有尊严地生活,关系到中国的未来。何忠洲想出的一个方法,就是像当年组织大学生下乡那样,组织大学生进工厂。

  《一流的头脑往下走——2011年寒假大中学生工厂实践调研冬令营招募公告》中这样写道:“通过接触工人,接触底层生活,形成知识精英与底层民众的互相了解,以此促进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形成,同时打破不同群体间的隔阂……”何忠洲认为,这一活动可以“弥合社会裂缝”。


大学生:
了解农民工就是了解家人


  晶报记者调查发现,大学生们渴望了解农民工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几乎每个人的亲人朋友里都有农民工……

  复旦大学学生陈竹沁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想了解农民工:“我出生在大都市郊区的乡镇。他们被叫做‘农民工二代’,我们是谋面而不多言的陌生人,共享着年龄的标记,却被命运抛入不同的轨道。我表哥曾在通用汽车做技术工实习,一个月最多可拿7000元的工资,然而他却不断强调其难以承受——技术动作高度重复,空虚和无聊溢出了时间感的控制,人的价值被彻底淹没。我很想安慰,更想提出解决方案,却最终无言以对。一直顺遂着长者和体制搭建好的轨道攀爬的我,享受着大城市和高等教育的资源,对于身边陌生或亲近的他们,我可以理解,却无法感知,无法用亲身的体验去明了他们的爱与乏、希望与梦想、痛苦与无助。更重要的是无法使他们的境遇变得更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米纪秋则这样讲述:“我来自河南省的农村,在我还小的时候,邻居家就有很多大姐姐离开校园,去了广州或者东莞。我有一个表姐初中没有读完就出去了。我的专业是劳动关系,于是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和‘农民工’、‘打工者’这类词汇有了挣脱不开的关系。而且如果当初不是我家庭突遭不测,让我有了改变命运的冲动,很可能我就会像我身边的表哥表姐、邻居姐姐以及众多的同学一样,扛起简单的行李成为别人口中的‘农民工二代’。真正去认识那一个出现在教科书、出现在报纸电视上、出现在课堂上的群体,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从他们身上,我甚至总能看到自己和自己家人的影子。谁不想去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家人?”

  中山大学学生徐俏云说,自己的父母也是在东莞打工的工人,“一年,两年,三年……长年在莞的‘劳动贱卖’让他们看到的可能只是积压在社会底层的无奈、黑暗、孤独。工厂充满了抱怨。我是在这个群体中长大的。我的母亲每天都挂着倦容上班、下班、上班、下班……长期的机械化劳作原来也会使人的脑子机械化,她与我们谈话时有时会表现出记忆力差、逻辑混乱等等问题,她只不过才四十三岁。小学六年级毕业的暑假,我迫不及待想给家里挣钱,就去工厂做了一回暑期童工。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我不敢和正式员工交谈,他们不停地用带着脏话、夹着方言的普通话埋怨,甚至咒骂,但他们继续工作,像机器。我做童工的时候很小,只想拿到一点钱就是一点钱,现在作为大学生进去,就是要观察、调查。”


新认识:
逆来顺受只因没办法


  进工厂前,徐俏云认为:“农民工普遍缺乏用法律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他们也不懂得利用媒体将自己的声音放大。”

  而到她接受记者采访时,想法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们知道有维权有法律机构,但实践告诉他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管是工厂还是有关部门,都是把问题一级一级交上去,拖延足以把事情拖没。工厂里那个工会是个摆设。至于他们的遭遇在媒体看来又太小了……”

  米纪秋进工厂前已经想到了现实与理论的差距:“实践和你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差得不只十万八千里。我们在课堂上讨论国际劳工标准,讨论职业安全保护,讨论工会组织管理和集体谈判,可没有哪一次的讨论能让我真正心里踏实……”不过米纪秋接受采访时说,虽然如此,她还是一直认为只要渠道畅通,工厂的情况能反映到有关部门,问题还是能解决的……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米纪秋理解不了身边工友们逆来顺受,后来才发现“自己太天真了。她们不得不逆来顺受,所有的反抗都会以要么惨烈,要么惨淡的方式收场。当我按照法律行事的时候,一切都站在了我的对立面。”

  米纪秋的第一次维权是针对被迫长时间加班,按照她的说法,“这明显违法”。她向当地劳动部门投诉的过程中,感到渠道是完全畅通的。但实际情况是“材料交上去了,没有答复给你”,“上完夜班打电话去,那边回复说已经有文件下去,已经在整改。于是想明天就会改变,可到周末还是要加班,连续长时间加班。好像是看着有关部门和企业对唱一出好戏。”最后米纪秋觉得“被人控制而无能为力的感觉让我害怕,就像在车间里一盒一盒检查产品,好像要这样永远不停歇地检查到世界末日一样。有一天中午我终于忍不住大哭。我想起小燕告诉我说,她要自离可是我帮不到她,想起春艳在被要求义务加班的时候那将要哭泣的声音,她问我:‘小米,我怎么办啊?’可是我一样帮不到她……我们这些被操控的机器人……她们的影子和声音总在我脑海里乱晃,晃得我越哭越厉害。”

  米纪秋的第二次维权是离职,当她告诉驻厂代理,如果三天之后不给自己办离职手续的话,自己会请有关部门过来调解。不过驻厂代理那嗤之以鼻的笑容,几乎把她伪装了很久的自信全部打碎。代理非常自信地告诉她,请有关部门没用。“公司每年给他们多少好处,他们为什么要为了你一个人两千块的工资得罪企业这位财主呢?”米纪秋去了当地劳动部门,劳动部门也承诺会处理,但最终不了了之。

  济南大学学生王琦霖在试用期提前一个星期辞工。厂方拖着不给辞,人事部主管态度特别坚决,当地劳动部门则说签劳动合同就不存在试用期了。可当他们从别的渠道知道了王琦霖的身份后,态度大变,劳动部门主动来询问,厂方派中层领导来“解释”,当天就为她办理了手续,第二天就发了工资……这种对农民工和大学生“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在学生们的体验中并非个案。

  这些情况超出大学生们想像

  1.超大的工作压力,睡觉是为了工作,没有时间干别的

  因为忙碌、累到不想动和临时加班。米纪秋曾经十个小时没有喝水吃饭。最后发现“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上班和睡觉上,我的休息已经不是生理需要,而是工作需要,我每天的沉睡都是为了能够再次醒来继续上班,继续像机器一样正常运转而不出故障。”几乎所有在生产一线工作的大学生们都有类似的描述。

  2.性别歧视和地域歧视,许多厂可怜的晋升通道只看关系

  许多工厂基本不招男工。还有许多工厂“不招某地人”。为什么呢?徐俏云做过调查,只招女工是因为“女孩子好管理”。而地域歧视是因为“那地方的人之前曾经集体打架斗殴,一个大厂不招,旁边的工厂也会有样学样。”

  地域歧视不止表现在招工中,也表现在晋升中。龙洋所在的工厂一个A省人升职的机会是99%,其他省份的工友则基本不能升职。

  3.工作环境恶劣,对健康损害很大

  龚紫薇所在工厂工人直接接触有毒气体和有毒化学物质而没有防护。

  4.工厂里异常安静,没有人可交流

  一半以上大学生提到,工厂里异常安静,不像校园那么喧闹,青年男女们几乎一言不发,气氛很压抑。


感悟
农民工:梦想是奢侈品 大学生:改变现实异常艰难


  你觉得同龄农民工和你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面对这一问题,记者所采访的大学生们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还有梦想,而他们大多已经没有了”。

  汕头大学学生杨国要说,对于许多工友来说“一眨眼,十年就过去了。当年那位阳光朝气的花季少女,变成了一位每天为柴米油盐奔波的大妈”。

  徐俏云说“在我生活的环境中,经常看到因为父母的见识能力不足,不能给孩子很好的教育环境。我算幸运的,虽然父母都是外来工,但父亲小时候成绩很好,所以会支持我们上学。可更多的亲戚,初中毕业就不再读书,最后造成基层的板结,一代一代就这样下去,真的很恐怖。”

  米纪秋说,“我还有一些更好的期待,而他们中许多人觉得此后一生都会这样下去。有没有读大学当然是区别之一。但其他有背景有出身的孩子,还有很多其他的道路上升,最终进入工厂的,还是平民的孩子。

  龙洋说,“我的工友们以前也和我一样,有着五彩缤纷的梦想,当飞行员,当护士,当小老板……他们以前也会憎恶不公、会据理力争,现在却只求眼前安稳。他们不再有激情了,他们向现实屈服了。他们辞职,更多只是想换个环境,只是因为无聊。”

  王琦霖在工厂的公共洗手间里看到这样的句子:“上班累,上班苦,不如加入黑社会,有吃有地位,有钱逛超市。”当王琦霖问工友们将来做什么,总不能在厂子里待一辈子吧?一位女员工说以后的事情以后说吧,想那么多干嘛……有些男员工会考虑攒钱做生意,有一个攒了一万做生意亏掉后又回到了工厂……工厂周围也会看到有各种职业学校,但是白天上班晚上上课很累,很难坚持。而年龄稍大一些的员工则已经完全接受现实,同一宿舍的大姐,在工厂里三四年了,不曾换过工作,她经常跟王琦霖说的是不要老跑,跑来跑去把工资都跑没了。她们业余生活一般都是在宿舍里面绣鞋垫……

  米纪秋告诉记者,她最终的结论是:“不管是做公务员还是做工人,都只是融入了这个体系,而想做出一丁点改变都异常艰难。”

  蓝衣工人合作社组织大学生们去体验的目的,是想让社会了解农民工,最后达到某些改变,但从许多学生的体验来讲,最了解底层农民工的是工厂里那些从底层奋斗出来的线长、组长,可他们恰恰是对普工最凶的人。

  龚紫薇说,“普工上调当上班长之后,不自觉产生一种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心态,对工人随意谩骂,话语讽刺,不堪入耳。并且滥用职权,恶意严整那些自己看不顺眼的工人。”

  龙洋和另一位大学生在学历里填了“高中”,于是分别做了开发部门和质检部门的副班长,而和他们同进一家厂的另一大学生,则成了普工。龙洋的感觉是“人和人接触算真诚,大家沟通不错,聊得挺好”。可做了普工的那个大学生,却在几天后就坚持不下去了,他说班长每天都骂他,工厂里人与人关系非常冷漠……

  龙洋后来发现,生产区的环境与自己所在区域环境完全不同,那里温度特别高,用水管喷水雾、风扇吹风来降温,工作环境很恶劣,一般员工干一个月就走人,最后每星期都招一次人。“下一次在食堂吃饭,一起进来在生产部的一群人都不见了,就知道他们都走掉了。”

  西南大学研究生丁玉峰在体验后这样分析,“普工对工厂的态度是消极的,有时候故意破坏工具来发泄自己的情绪和压力。而制造业中,一般中层管理者大都是从普工培养出来的,他们的经验是从长时间的工作中积累下来的,但这种经验有很大的局限性,只限于所在公司的一些生产线,一旦离开原公司,这些经验就一文不值了,这也迫使他们将自己的利益与工厂联系起来。”

  这些经历让一些学生觉得,在“屁股决定脑袋”的人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只是让社会了解农民工也许并不能改变什么。

  米纪秋的思考更加深刻,她一边在工厂做普工,一边和在某省人社厅实习的同学们联系,同学们实习的地方,每周工作5天,每天不到8小时,上班就拿到一张1000多元的饭卡,食堂的饭菜很好又便宜,人社厅内的超市买东西不用钱,公务员的工作很幸福……他们沟通着,很快想到“我们自己真做了公务员就能改变工厂里的现状吗?一届届师兄师姐都这样上去了,当了公务员,要改变应该早都改变了啊!”

  米纪秋告诉记者,她最终的结论是:“不管是做公务员还是做工人,都只是融入了这个体系,而想做出一丁点改变都异常艰难。”目前米纪秋已经毕业,她放弃了到某著名集团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求职,而陈竹沁已经在某著名媒体工作,徐俏云则在骑行青藏线的旅游途中……正如米纪秋在自己的打工报告末尾写的,“我知道,我终于要再一次和她们的命运分道扬镳。从此,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彼此要面对的都是从来不会跟我们对话的残酷生活。”


2013年8月8日
转载自深圳《晶报》
http://jb.sznews.com/html/2013-08/08/content_258089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