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琳按:2012年8月,我在西宁拜访了前果洛州州长达杰先生。退休多年的达杰先生当时已经80高龄,但一直关心时事,对藏区的现状深感忧虑。当时达杰州长给了我几篇他写的文章,包括他就当下的藏区局势给中共中央的上书。我答应今年夏季再去西宁看望他,遗憾的是,达杰先生已于今年3月病逝。


  我将陆续发表达杰先生的遗作,以纪念达杰先生。

  随着改革开放,信息传递条件的改变,藏人获得的信息量大,内容广泛,从而提高了辨别真假信息的能力。因此对一切过时陈旧的‘左’倾统治时期遗留的宣传方式和许多仍然带有偏见,甚至错误的宣传内容,早已不受藏人的欢迎,而且非常反感中央媒体隐瞒真相的歪曲报道。

  例如,达赖喇嘛在1959年3月出逃印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媒体从未有过客观地报道。现在许多藏人从境内外多种信息中了解到:1959年3月达赖喇嘛及其十多万藏人出逃印度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央在藏区执行了一条脱离藏区实际的‘左’倾路线和方针政策。

  众所周知,卫藏、康巴、安多三大藏区,在行政区划上虽分属几个省区管辖,但“三大藏区”是处在一个紧密相连的地区环境中。当时的西藏(卫藏)受《十七条协议》的制约,执行延缓改革的策略。但对康巴,安多藏区早在1956—1958年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推行农牧业生产合作社,公私合营牧场的过程中,人为地制造紧张空气,激化矛盾。然后对一些地方发生的抵制或骚扰事件,扣上了“叛乱”罪名,调集军队进行平息,藏人死伤累累。有些地区在平息过后又下达捕人指标,逮捕关押了大部分成年男人。与此同时对所有寺院实施彻底摧毁的手段,几乎把所有宗教中上层人士逮捕劳改,强迫一般僧侣还俗。把多康藏区推入到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境地。致使部分藏族难民拼命逃向自己民族的圣地—拉萨,祈盼达赖喇嘛庇护向同胞兄弟诉苦是自然之事。对多康藏区遭受的大灾难,拉萨藏人包括达赖喇嘛、不惊慌不防卫那才是怪事。因此拉萨藏人出于人的本能采取防卫措施,保护着达赖喇嘛乘早逃跑到一个安全之地,是理所当然之事。

  现在有许多关于达赖喇嘛的资料显示:当年只有24岁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到了印度后,做出了非凡的成就。过去的50年余载,达赖喇嘛为保护西藏人的语言,文化和宗教权利,在世界各地奔走,主张以和平方式为西藏争取宗教与文化自由,并致力于宣扬世界和平博爱。他的理想受到全球各地的肯定和支持,1989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著作等身,他的广博知识、智慧和经验、成为藏传佛教的最高领导,无与论比的佛教上师,成为当今世界知名的心灵导师;达赖喇嘛为了保存和重建这一个美丽地球的脆弱环境付出了深沉的关怀和心意,成为世界最伟大的环保领袖之一。

  现在也有不少资料介绍第十世班禅喇嘛:当年还不满24岁的班禅大师给中央的《七万言书》,如实反映了在藏区民主改革运动中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问题,要求中央对此给予重视和纠正,体现了他对西藏和藏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深切关怀。大师的这份《七万言书》本是批评极左的民族宗教政策的一份重要文献。但不辛的是,它给班禅大师招致了批判、斗争。还罗列了阴谋背叛祖国,搞西藏独立等罪行,在日喀则和拉萨搞了“班禅集团”反党叛国罪行展览,发动“百万翻身农奴”,大张旗鼓地搞揭发批判,愤怒声讨。“文革”开始又把班禅大师投进监狱关了9年零10个月。这引起了人们对班禅大师在国内遭受磨难的极大同情,并对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为西藏和其它藏区的复兴,佛教的健康发展,所倾注的大量心血和所抱的坚定信念而感动不已。

  雪域藏人视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为如意珍宝、救度者、保护神,喻为太阳和月亮。现在许多藏人对十世班禅,十四世达赖喇嘛,更加怀念、更加敬仰,颂扬怀念达赖,班禅之歌传遍藏区城乡。

  祝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早日回归雪域已成为大多数藏人的心愿。

李江琳供稿


【转载请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35911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