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学者： 陈永苗 （推号：@chenyongmiao)
2014年6月1日，在陕西省靖边县杨虎台西沟村，部分村民强行进入并分配了当地土豪劣绅王治华家族长期霸占的3860亩土地。村民们把自己的行动称为“打土豪，分田地”。消息传开后，一时陕北震动。
几年前李智英和我发动黑龙江等几个省农村土地独立宣言运动，与陕北农民自己动身分地类似，我还向乌坎抗争人士推荐过。
陕北农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长期以来，民间抗争陷在一种“向党妈诉求”的陷阱里面，主张权利很快被转化为等待恩赐，公民转化为奴才。2003年维权的命名，我等有意承接于建嵘，李质英向抗争的底层学习抗争经验和政治精神的传统，在其后十年的维权运动中注入，避免民间抗争以知识分子为主体那种林妹妹式的格式化哀怜，从而获取同情的无效性，走上自己动手自己发动控制的民间主体性之路。
自己不能做的，要推动党国做的，都属于启蒙。不管多大局限，做是能做出名堂的，谈是谈不出名堂的。
维权运动中有着主奴辩证法问题。我们经常嘲笑启蒙运动中的劝谏，是奴才面向主子跪的。可是维权运动中一样有这种危险，当把维权运动当做政改转型的倒逼时，自己不能行动搞掂，需要推动体制解决体制性问题时，如财产公开，就是另外一种劝谏，在主奴辩证法中，处于奴才地位。
有个故事很粗鲁很伤人。有个猎人进深山打猎，碰到一头母熊，几经抗争，猎人被母熊强奸了。第二天，猎人为报仇再进深山找那母熊，再次不敌而被强奸。第三天，猎人重整旗鼓再进，来到母熊面前，母熊勃然大怒，骂道，你到底是卖淫还是来打猎的？
尽管从启蒙到维权，有着民间力量的增长，获得了公共参与，民间主体性的生长有了迹象，但始终不是，或者无法被民众当做有主权决断的主体，自己可以做主的主体。
刘萍等三君子属于身属地方而关注全国体制性问题，如今被判刑，以及六月的的大弹压等等，说明屡败屡站固然英勇，但不科学。脑筋要转弯了，放弃对体制改革等全国性体制问题的关注，转而关注地方自治事物，推动地方议题，抛弃财产公开等犯贱的议题，是个新出路。以甘肃瞿明学为例子，由于他长期做本地本单位维权，有成千上万的人与他站在一起，当局就不敢动他。新公民各位关注推动全国性体制改革，纯属犯贱的泡沫，一堆空气，而且很容易被抓。
所以在当下语境下要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小资产阶级诉求，未必一定导向宪政，也可能是促成法西斯。自由派极右翼的靠拢极为明显。已有微弱自由的生长，到底朝党内还是党外，是一个巨大分野，与支持改革的党内民主派分裂，对立起来，是民间主体性的必经一步。
以伊力哈木对新疆，高勤荣对山西官场的影响来看，我们民间对省政的影响有可能，对国政如改革的影响，几无可能。 确实在改革上，做了无用功，那是死棋，假大空的浪费。不如把精力转向做地方议题。
民间主体性，就意味着以我们的能力和力量，能做什么事，能达到什么目标。以我们“能”来决定我们“要”，不是以我们“要”来幻觉我们“能”。我认为民间能影响省政，但影响不了国政，也就是把精力转向地方议题，就有可能走上辛亥之地方自治联省共和之路。
建设公民社会的力量，向政治延伸的话，或者说改革开放所塑造出来的中间阶层，如果想有”民间主体性”的话，也就是凭借着我们自己做能做的事情，从而成为民众眼里的可选择项或者可以替代者，只能止于省政或地方自治实务，致力于推动改革或者全国体制性问题，绝对是无用功。
这与各地同城饭醉团体的兴起，成为潜在政治力量同步，除了被抓闹闹新闻事件，地方同城饭醉团体对全国性体制问题，等于零蛋，毫无政治推动力，新闻事件并不是当下的政治力量。学习古代乡绅，美国宪政的乡镇精神和州政治传统，放弃文人知识分子在”大一统”中议政把自己当做最高统治的组成部分的劣根性。
民间主体性，意味着不依赖于别人的不确定性，如当局也许改革，但我们依赖不了。我们做坐在我们屁股上的事，我们力所能及的，能让自己主宰的事情，从而让民众觉得我们是说话能做主的人之一。可能是将来的老板，而不是永远的附属。记得七八年前有一次饭局，和平奖刘说，民营企业家会成为转型主导者，我说不会，连慈善都不搞或者搞不大，刘说，那是因为体制问题，企业家在努力。我说，政治上的领导者看功劳，不看苦劳，不看你苦衷，你做不了，管你什么原因，就没法成为领导者。启蒙没法给民众带来利益，维权至少带来微薄利益。
很多师友最近宣布公民维权时代的终结，进入公民抗命的时代，我不赞同。这种视野还是基于维权作为政改转型的推动力，促成全国性体制制度变革。公民维权是一种防守反击，建设公民社会，以坐等专制垮台。
公民抗命同样要正视改革已死，杨佳布衣之怒也没法让警察权有制度进展，现体制是无物之阵，暴力或者激烈抗争不是一击就行。公民维权之开始，就不是为了改善全国性体制问题的，尤其根本性的，废除个收容遣送，消费出希望十来年了还在消费，就是为了地方自治，地方如广东保住了，中央政权乱了，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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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2 19:3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