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民间暗喻为“康师傅”的周永康一案，终于揭锅出灶。人们额手称庆之余，关注着该案的下一步进展，思考周案产生的根源以及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本文想就周案产生的时代和制度背景作分析，希望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周案的历史意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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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案是中国模式的必然产物
这种模式经济方面的问题这些年已有人讨论，而近两年的经济状况、下行压力，让问题尤显突出；由于剥夺公民基本权益、压低人工成本，藉以维系世界工厂的地位，社会分配严重不均，国内市场长期发育不足，结构失衡，在国际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严重地影响到经济增长。以投资和外贸为主、盲目扩张发展的经济无以为继，面临严峻的调整压力。官方也不得不承认接受这事实，试图推出新的措施扭转这一局面。但鉴于经济领域相关配套的措施不够，尤其是社会和政治治理模式的调整步履蹒跚、严重滞后。迄今，经济领域的努力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而环境破坏造成的恶果则举世共知，整个民族不仅现在且将来还会继续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道德社会方面造成的问题更是有目共睹，其中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效维护公民权益和社会正义机制的缺失。上层靠纵容官僚集团的巧取豪夺，维系执政集团的内部凝聚力。同时，权贵集团动用体制性的暴力来维稳，打压公民合法争取和维护权利的运动。一种大规模结构性的腐败和暴力维稳机制相伴而生，互为因果，成为这种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征。
国家机器家族化和帮派化
周永康主持政法系统的十来年时间，恰是这种模式恶性发展的顶峰时期。由于主政者胡锦涛软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此对江派大将周永康践踏法律的胡作非为给与认可和默许；而周又反过来挟其江派和政法系统的能量，以维护党利益和国家稳定的名义，镇压公民维权运动，同时在各个系统安插自己帮派，疯狂攫取个人私利，进行利益输送，成为维系这种模式的看家护院的打手。这种模式需要周这类人，而周这类人在这种毫无约束的权力体制结构下也必然会滥用权力，荒淫腐败。这从一个侧面向人们展示着这种模式恶劣的本质。这种暴力加腐败导致一些寡头尾大不掉，公器私用，国家机器家族化和帮派化的现象，在威权国家历史上屡见不鲜，在我们国家到处可以看到大小周永康这类人的影子。
因此，此次周的垮台和案件的曝光，无论是出于权力内部斗争的需要还是主政者试图借此一新政治，都可能给“中国模式”再次带来冲击。无论官方如何宣称“道路、制度、理论自信”，也不管其将怎样借此声称党的伟大，事实上，正像当年林彪外逃案后官方拼命为毛的“先见之明”所做的辩护最终徒劳一样，周案都引发人们对中国二十来年奉行的模式作进一步的批判反省，只是不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人们反思的视角将更深广，扩展到政治和国家治理领域。一个主掌国家公检法、维系社会正义的最高层领导人竟如此荒淫无耻丑恶，且多年得不到起码的监督和约束，如此贪婪不择手段地掠夺社会和他人的财富，那经济增长到底还有何意义？这样的社会是否是中国的未来？中国该以什么样的制度来避免类似的人物再攫取中国的国家权力、保证社会的基本公正？这些，显然都将进入人们思考的范围。
经济增长积累的合法性迅速耗尽
就执政集团来讲，如果以为仅靠反腐，拿下几个周永康式的人物就能平抑人们的不满，天下太平，那就是太低估了公民主体意识日渐觉醒的国人。在不断付出代价之后，越来越多的国人希望得到的是上述这些问题根本性的答案，如果执政党不能尽快回答，不能借此机会从根本上调整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文明建设导向，所有过去这些年靠经济增长积累下的一些政治合法性资源将迅速消耗殆尽。执政集团也可能在因各种综合因素引发的新的国家重大危机中被民众的不满席卷而去，这是许多威权发展国家都经历过的事情。为中国人的福祉，为民族的未来，亚太的和平，甚至为执政集团一些人的利益计，希望中国能避免走到这条路上。但历史不会永远给人机会，按传统的方式打虎，清除周这类人的事情不会这样不停地重复上演；更新体制、再创新模式的可能也不会永远出现。这或许是在周案公开之际人们尤其是主政者该想到的。
《动向》2014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