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秩序是临时的，权宜的脚手架，是注定是消亡的。毛泽东自己在毛选中说，共党肯定要死。所以一直想吃掉民国，把国体地位夺过来，或者鹊巢鸠占冒充小雀妈妈。国体永恒，政体循环变革，49秩序仅仅是政体，试图永恒就要僣越为国体。
我想了一个词，用来界定大陆49年起，至专制瓦解之日的时间，叫无历史性的历史。就像汪伪政权与伪满时期，就是民国之内没有痕迹或者应该消除痕迹的时间，这就是无历史性，当然它真实存在过，所以是无历史性的历史。这段历史，它是意义的废墟，其发生的一切事物，都不会是将来正常民族历史中正面的，就像一个慰安妇，耻辱和在耻辱中恢复的时期，都是想努力遗忘的，而只有重生后的开始，才是有历史性的历史。我们的民族给黄俄做了六十多年的慰安妇，只有新生后才有历史，或者大陆之外的台湾才有历史。大陆之内的包括改革，都是历史意义的黑洞。
三十年前，一群香港大专生早已提出民主政制必须确立，祭出「民主回归」的旗帜。昔日提出民主回归的先锋，不但未有贯穿落实民主政制以在中港两地反资反殖，更放弃介入中国议题，死守南方，至今政改双方对叠，不知己不知彼的我方不堪局面。以「回归」作为载体的争民主运动已宣告落幕。
香港人的自由是天生天赋的，英国人只不过帮助其成形，从来不是恩赐的。在香港民主派的”民主回归”政治想象中，就变为默认恩赐模式。这种民主派，就像大陆党内民主派，从结果来看，于民主事业不是英雄，而是祸害和不自觉的阻挡者。在中央政府与香港人的关系范畴内，香港人要生存权是正当的，可是要政治自由要普选就是成问题的，似乎共党会给予一样，会恩赐一样。在民主回归的政治想象中，预设了中共专政就像美国宪政一样，你索取权利，就会给，而中共制度本身不会成为障碍。这是一种阿q精神胜利法的胜利。一种关于”as if”的精神错乱，我们香港人不是大陆人，我们要会给，一定会给，怎么可能不给呢。这个精神错乱支撑了”民主回归”三十年的自欺欺人。
其实在大陆维权也是一样预设有权利才能维权，而真实情况是有了维权才有一些权利的鬼影，这也是一种关于”as if”的精神错乱，维权人士甚至认为维权下去，美国式宪政就在大陆出现。这里也有个预设，我们要会给，与普通人不同吧，自我特权化的幻觉。这种”as if”的意识，就是把中共专政和美国宪政搞混了，是与自己的例外论渴望或者禁忌豁免特权心理，是同在的。大陆与香港一样，在改革的框架下，维权维护生存权即使妥协是正当的，但是要求政治权利是可疑的，是对中共合法性的承认背书，是自我奴化。在战俘集中营中，你可以找敌人要吃的，但绝不能找敌人要选举权，想成人上人，成为敌人的奴才，绝对是错的。这样区分之后，就可以认定在与共党体制的关系范畴内，没有政治自由的可能，没有民主的可能，没有宪政的可能，除了生存外，一切美好幸福的皆无可能。只能要求活着，美好幸福只能靠民国当归。
我们为什么看不清49秩序作为战俘集中营的真相，是因为黄俄像清朝那样，通过吸纳战俘中的精英而中国化，因此，被吸纳的精英，公知成了美化战俘集中营的装饰品，而我们心中也有成为人上人的冲动，也让我们眼睛瞎了。不仅要拆掉战俘集中营上面的迷雾装饰，也要克服我们的心魔。经常有维权人士说，他们主张的是权利与宪政，可是在中国有客观上抽象的宪法权利，却没有主观上具体实现的，我们所据以行动的权利，是特许，是战俘集中营战俘一切权利被国有化之后，再分赃下来的特许权，把特许权”as if”为真正的宪法权利，好像是真的，就说明维权真的具有特权底色，我们在被维稳网格化的条条块块中，根据破碎的，被容忍的看起来有鬼影的权利，去维权。因此只能是星星之火到处都是，却很没有办法燎原。维权运动的参与者之间，改革的受害者之间，是碎片化的，最大的碎片就是农民工和蚁族。我相信随着经济危机一来，绝大部分人包括没法移民的人上人受害，这时候大家都一起面对战俘集中营真面目暴露，需要民国当归的局面，这时候就有统一战线。我在《民主中国》去年发表过一篇《民间抗争如何形成统一战线》，就是论述这个议题。
政治改革这几十年来一直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可是这是一个把绝对没法美化软化的战俘集中营，美化为大家庭的精神鸦片。敌我之分，暴力专政是这个政权的顶梁柱，怎么可能取消，也就是说这个政权是不可能安乐死的。你要他死，他绝对要你死，他还想永恒不朽呢。能改革的想法，仅仅是能与体制融合，能参与分赃，能成为人上人的代名词。只能说，对政治贱民欺骗以你可以成为人上人，不再是奴隶，只是在后面排队，然后这一些人以普世价值为名，实现了自我解放。这一些只能证明49秩序是中共的战俘集中营真相。与改革推动一样，维权也隐藏着我与他人不一样，我讨要，会给我，还是特权的底色。所以不会区分自我保存的维权和索要政治权利的维权，把权力意志与自我保存混同起来，把无止境攫取的权力意志实现才能有安全感，当做自我保存，我要当大官贪污才能活下来活的好。在维权提出之初，我们受尽民运中的革命派质疑，到底是保党的还是要民主的，这个质疑至今不应该撤掉，而且应该永远伴随维权。因为维权确实有着政治上的暧昧性，也没法阻止同时也要利用要政治权利的小资产阶级找党妈要奶吃的错误冲动，除非成功与民国当归连续在一起。
如科耶夫所言，拿破仑后，历史终结，所有的战争都将虚无化，它的意义也将被掏空。经历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以及49政权的继续革命，革命成为一个负面的名字，其意义虚无。人们在也没有办法相信革命新生的救赎能力。以后的广场革命以及更后的暴力革命，处在意义虚无化状态。没法带来新生，其实也没有必要有新生的救赎，只要跳出49秩序的视野，有一个民国当归的高度，就会发现革命本来复辟之含义，也就是用暴力仅仅拆除，限定在拆除49秩序对民国殿堂的遮蔽与破坏，从复辟的角度，赋予被怀疑为无意义的暴力革命以其应有的意义。
我觉得它应该和埃及的类似，是一场民生附带政治的革命，民生革命也同意是讨债的，要求回到应有的原状的。因此我认为是可撤销革命惯性的，可以自我消解预防，自我宪政化的，因为拆除民国被扭曲部分，拆除行为与过去扭曲红色装修一同消失，因为是民生为主导的，打完了留下痕迹可以很小。我们受尽革命本身惯性之魔害，因此渴望有可撤销惯性的革命。就像美国革命，老兵打完战就回家了，辛亥革命很多元勋功成身退。消除革命本身带来的后遗症。
别藕断丝连
香港的抗命时代描述，可以看到与北京体制的决裂渴望，又可以看到最后的一丝不舍，摆个彻底决裂的立场姿态，说明你还没彻底死心。在体制面前，摆什么立场姿态，温和的要普选和激烈的要普选，都不给你。换尽各种姿态立场，还不是白搭。同样国内的公民抗命也是如此，除了姿态高激励自己人外，一样泥牛入海。在共党面前，别玩什么立场批判武器了。温和的，容易聚人，一聚人，被抓。激烈的，小圈子自娱自乐，除了嘴巴咆哮如雷，手还是一样。49之内的良性健康力量，就像白血球，不断消灭体内病毒，然后化脓，病毒与白血球一起被挤掉。也就是归零。
中联办对香港民主派是”让你们活着，国家很宽容”。海德格尔说，当你拿起一个锤子，锤子在手，你看什么都是钉子。这个世界只有两部分，可以砸的，不可以砸的。当你把一把枪握在手中，整体精神状态就立即被枪攫取，这个世界立即可以区分为可以开枪和不可以开枪的。在中联办看来，就是很难开枪而已。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就是能不能杀死的关系。这么赤裸裸，我开始服膺卡尔.施密特的国家杀人权。香港渴望民主回归，期待中共改革这三十年，就像个花痴牌花瓶，立即碎了。本来国际社会期待中共改革而与之接触，就是个白痴。出路就在于:改革已死，民国当归。
出于维权的目的，不断骂共党不断反对，是可以的。这里仅仅是工具。但是基于立场的要求，纠结于别人的立场是不是政治反对的，那就是对共党有过爱情，由爱转恨，也迫使别人恨他。我不恨可以吗，没立场可以吗，我就把他当敌人，尽可能战胜它。怨恨说明你还是共党的人，共党的精神党员，即使最强烈的政治反对。
冀维烈:，这种关联度很高。就是对它发问，都已将自己奉入了它的视野，把自己当猎物献上。把这个要怨恨和发问的对象，以另一种物象替代。这个超然的替代要产生对它最彻底的瓦解，即使要提及它，也要在这个替代场域里来否定性批判和精神矮化污化。这个替代就是民国。
怎么样才能做到”没立场”，一个搞维权把立场当做工具。另外一个彻底跳出，有民国身份立场，有人说我是左派，有人说我是右派，我说打住，我是个民国派，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不以在49内与共党之间的立场关系来界定，高高在上，就做到了”没立场”。
免于小市民化
我想起香港台湾人对大陆人的愤懑，如太阳花如街头童溺。也让我想起儒家传统文化被中共垄断而给在传统中寻找民国或自由的人，设下陷阱。还想起大陆人的爱国，不明白宣誓为爱民国，就暧昧地拥共。所有群体性认同，都“水源被污染雾霾害死人”，可是又离不开污水源和毒空气，又需要认同。外在于共党的力量和人，又没能力打断这种污毒的深化，这可怎么办，内心移民退回自己或者移民海外，又丧失群体认同。只有明白的说出祖国是中华民国，才能摆脱各种爱国主义被利用的陷进。
外于共党的人，其实是有统一的身份属性的:流亡者，你在香港台湾还是在海外，你都在流亡。就像欧洲反犹的是市民，流亡者与市民之间的道德性怨恨极大，构建塑造未来。这二者与专制之间矛盾是敌我，没有未来性，不用在秩序立法层面忧心，虽然市民否认敌对性。共党内的人，同样是流亡者，要么移民海外，要么用欲望消费或者欲望满足成神的魔教度自己，在国人和历史中的原罪和死亡焦虑藏在每一寸肌肤下面。这是一个只能暂住的祖国，有没有暂住证的区别而已，与没有国土的犹太民族是一样的。
新浪微博“poison-lcf”说，只要汉人一天实施对外殖民侵占，他们必定会生活在身份合法被怀疑的焦灼之中，并且， 汉人在离乡时自行剥断了自己文化之根，成为一具具行尸走肉.。犹太人的先祖使用了欺骗和奸诈的手段，才不得已远走他乡的，但汉人比犹太人先祖还不如，汉人没有犹太人先祖的智力和勤勉，也不敬拜神，自然得不到神的眷顾。
新浪微博“盐光水灵Isabe”说， 有一种悲凉大于悲壮的景况。与犹太人本质的区别是，犹太人当初是有精神家园和归属而没有地土； 如今这里却是疆界无限，只是精神无处归依。犹太人有神的承诺终归会得到神的眷顾，而这里却是神不抛弃而自弃。
普通党员在国人面前，普通国人在香港台湾人面前，作为未开化遭到歧视是一致的，自豪感来自文明政体，因此歧视恶魔阴暗政体的人，是很自然的，非常诡异的是，一旦遭到歧视，大陆人会入戏于受害者，把自己当作受害者而义愤填膺，争吵辱骂反向攻击，而不去与专制切割抗争而独立或者清理门户，免于被代表。
这一些与体制切割不了，被代表，因此是“非人亦人”之间的人，很古怪，你是共党的人，当然受鄙视受攻击，不去改变身份，或者活出文明人的样子。这里推定为野蛮人，举证责任倒置洗白自己。他们没能力与体制决裂，又想做人，所以自动把政治问题变为社会歧视问题。他们没能力与体制决裂，又想做人，所以自动把政治问题变为社会歧视问题。南方周末作为党报曾想收购美国新闻周刊，被赶出来，怨言不止。
港台对大陆人的社会歧视，只有政治解。像日本全民族被法西斯裹胁发动对中华的侵略战争，中国人仇视日本人是有道理的，具体的单个日本人只有通过交往发生友谊加以排除。纳粹德国德国人只有参加抵抗运动，把自己摘出来，才不会当作共犯。这就是抵抗成为义务的时候。一边拥护着共党挣钱搂权，一边又要文明世界给你人的尊严。不觉得精神分裂吗。
香港台湾人就像曾经的贵族在一步一步沦陷，他们同样无力对付共党给他们的危害，作为受害者，他们同样在更弱者中间找替罪羊，这次在香港街头尿尿的小孩，被迫微有瑕疵，就被把所有积累下来的怨恨压在头上。而大陆人则羡慕着，同时埋怨港台人不接纳，不尊重不帮忙。
在香港街头童溺事件中，由于小孩父母是被迫的，被当做替罪羊的，所以需要讨论的是背后的政经冲突大背景及其出路。政治问题是用小市民的道德，包括大陆和港台的，解决不了的。都是受害者，得从这个处境解开疙瘩。
这个世界大部分人认为台湾与香港是中国的希望。可是不要延伸为台湾人香港人是中华的希望。人都是靠不住的，尤其是小市民小资产阶级。香港人说香港是他们自己的，台湾人说台湾是他们自己的，都对。但是中共“入侵”香港台湾时，香港人与台湾人所做的抵抗是有帮助的，抵抗中共的香港人台湾人有可能是战友。抵抗中共的香港人台湾人有可能是有共同敌人的战友。
港台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就算了，大陆抗争者和他们搭关系是找抽。民主政体下面的人是自私的，不堪大任的，没有长远利益考虑的，应对外患时，只有被打了才心齐，美国挨了珍珠港袭击才心齐对日宣战。 我们不要去劝说香港台湾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现在就站在我们一边，中共会“帮忙”的。在大陆也是一样。当坦克和推土机开进去的时候，台湾就不仅是台湾人的，香港也不仅是香港人的了。
我们所在的世界，可以简单得分为三种人，敌人，小市民小资产，和抵抗者。如果被成为人上人的身份承认危机心理支配，就一种人，那就是中间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间社会理论。抵抗如宋江造反为了投降，敌我关系消失敌人就没了。
所以两岸三地到底是民国当归，还是公民社会，还是各种独立，取决于共党“入侵”的速度造成抵抗者与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的比例。抵抗者是说服不了中间层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的，还是别启蒙了，越说越糟，政治问题就变为小市民的道德冲突了，港人小市民与陆人越争论关系越坏。抵抗者以维权方式，可能把各地小市民骗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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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9/16 7:45: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