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七十週年。七十九年前的七月七日，日本中國駐屯軍在中國河北省宛平縣盧溝橋進行軍事演習，藉端挑釁駐守宛平縣城的國民革命軍，七月八日凌晨，日軍砲擊宛平縣城，守城的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二一九團在團長吉星文令下還擊。面對華北日軍壓境進逼的緊張局勢，七月十五日，中國共產黨以〈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草稿，向國民政府表明合作抗日的意願，七月十九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鑑於民意沸騰，舉國同仇敵愾，戰志激昂，乃因勢利導，於江西省廬山發表〈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演說，宣布對日抗戰，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又以〈共赴國難宣言〉為名，正式對全國發布，聲明取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紅軍改編入國軍，自此全中國在中華民國的統一旗幟下，在蔣中正的軍事指揮下，全面展開八年堅苦卓絕的對日抗戰。
八年抗日，是近代中國的壯烈史詩，在現代戰爭和上億難民的流亡遷徙中，兩千年超穩定的農業經濟社會結構受到全面的破壞，國民政府黃金十年的國家現代化進程遭到中斷，但也在抗戰建國的這一過程中，中國人形成了一體的民族國家意識，中國的國家主權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更因為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選擇了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大戰略，拒絕屈服，讓日本深陷中國戰場，才能在日本掀起太平洋戰爭之後，和同盟國並肩作戰，為反法西斯主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作出重大貢獻，而換得日本在美國原子彈的攻擊下，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宣布依〈波茨坦宣言〉無條件對聯合國投降，終於得以迎接勝利。
不論後來中華民國代表聯合國接收臺灣之後，臺灣人民又陷入何等的再殖民境遇，至少在日本投降，放棄臺灣主權的那一刻，臺灣人民終於擺脫了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二等公民地位，得以獲得解放。臺灣的解放，當中有中華民國和中國人民為抗戰而付出的慘痛犧牲為其代價，我們心懷感謝，也不會忘記。
今年也是臺灣民主國對日抗戰一百二十週年。具有進步觀念的臺灣士紳和中國官員合作，依據《萬國公法》住民自決之法理，自主建國，將臺灣問題國際化，試圖引進國際干預，以抗拒清朝戰敗割讓臺灣予日本的決定。事實上，臺灣武裝抗日自此延續二十年，後來採取愛爾蘭模式，轉化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地方自治運動。臺灣人民在追求民族解放的歷程中，也始終關心著中國革命的進展，期待中日戰爭為臺灣的光復帶來契機。而歷史的發展，也正是中國的抗戰和日本帝國的崩潰，使臺灣得以重光。
我們紀念抗戰，不是因為仇恨日本，或者要藉此宣揚愛國主義。隨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播遷來臺的兩百萬中國大陸軍民及其後裔，正是這一場戰爭的直接或間接的受難者和見證者，因此抗戰也是臺灣人民的國家記憶，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扭曲歷史，宣稱抗戰是中國共產黨的功勞，又在建國之後，對於從事抗戰的國軍官兵進行肅清與鎮壓，中國的民族英雄如吉星文即因為戰死於中國人民解放軍侵臺的八二三砲戰，以致事蹟在故土隱沒不彰。我們責無旁貸，要在臺灣對全世界和全體中國人民澄清真相，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還原歷史，尊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及國軍的貢獻；同時，我們也要藉此聲明反對軍國主義和侵略戰爭，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政治野心家國家權力濫用下的犧牲者，我們堅決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乃至於中華民國，將國家統治正當性的基礎建立在製造民族仇恨的民族主義洗腦教育之上，也反對包括日本在內所有的當事國，迴避歷史事實，使後世無知於國家暴力所製造的罪孽和教訓；我們也要建議日本妥善處理聯合國軍事法庭戰犯入祀靖國神社的問題，這些戰犯本就應當為其反人類罪行對於亞洲太平洋各國人民的傷害負起責任，日本的態度已經影響了日本與亞太各國的關係，使日本難以在亞太地區真正成為領導國家；在同一邏輯下，我們也強烈要求日本應當照顧撫恤前日本籍臺灣兵和慰安婦，這是日本對於曾經是其殖民地人民的臺灣人民最後的戰爭道義責任。
蔣中正在決定抗戰的〈廬山談話〉中曾說：「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國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地需要和平」，但到了最後關頭，他則說：「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臺灣民主國和中華民國，都是弱國，都為了國家民族的尊嚴，在和平絕望的時候，明知不可為而為，最後奮力一擊。今天我們紀念中國與臺灣抗戰，面對強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略威脅，關於創建中華民國的臺灣共和或者創建臺灣共和國以迎接最後決戰的問題，全體臺灣軍民都要記得這樣的抗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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