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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特稿：造訪馬素芸奶奶——
談華北親日政權治理下人民的國族認同
許 劍 虹
從事對第一代來台外省軍民同胞的口述歷史工作兩年多以來，筆者雖然陸續有機會訪問到部分戰時經歷過華北政務委員會統治的長者——這些人當中，有在天津執行鋤奸任務的「抗日殺奸團」成員王文誠與王振鴻，也有原本在山東參加抗日游擊隊，但是卻因為對中共8路軍的殘暴行徑不滿，前往河北投靠華北治安軍的王和順。這三位長者在訪談過程中，都能夠以自己當年在華北淪陷區內生活的經驗，向筆者提供不少寶貴的第一手資料，不過因為他們彼此在戰爭期間隸屬於不同陣營，看待問題的時候難免會由自己「本位主義」的角度出發，比較難以反映一般民眾的實際生活感受。
還有一位現居台中仁愛之家，在1948年隨孫立人將軍來台灣組織第4軍官訓練班的楊永年先生，雖然也在北方先後經歷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華北政治委員會的統治，但是卻因為其父親不願意他接受「亡國奴」教育的原因，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在租界裡渡過。加上楊老先生當時年紀實在是還太小，對於華北政務委員會所推行的國家認同、意識形態與社會文化也不可能有所掌握，因此想要釐清這段被國共兩黨所埋沒的歷史，但是又不至於被扣上「爲親日政權平反」的帽子，可能還要找尋更合適的訪談對象。
此次因緣際會，在過去一起參與「台大F-100超級軍刀機保存運動」的好友黃宋儒介紹下，認識了他目前居住於新竹的外婆馬素芸奶奶。她不僅是來自於河北省的第一代外省人，而且自懂事以來，就居住於冀東防空自治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華北政務委員會所牢牢掌握的唐山縣城內，並且接受了其完整的教育。由於馬素芸奶奶是目前筆者接觸到的眾多對象中，唯一以老百姓的身份渡過在淪陷區的歲月，並保持了完整的記憶的人，於是在黃宋儒的協助下，我與潘嬑蓉小姐一同於2015年7月18日前往新竹訪問這位慈祥和善的長者。
圖注：黃宋儒與馬素芸奶奶近照，閻小蓮是黃宋儒媽媽
祖籍河北唐山的大家閨秀
馬素芸奶奶於1928年2月7日出生於鄰近開灤煤礦廠的河北省灤縣王盼莊，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唐山市。她的父親馬樹桂來自於地方上的一個大家族，由於在家裡排行老三的原因，民眾習慣稱呼他為「三爺」。當年馬家三兄弟共同創業，除因地利之便在當地開設了一個名為「順利煤局」的煤礦公司外，還經營航運公司、絲綢莊、飯莊、出租房產等。因此上面有一個哥哥與一個姐姐，在家裡排行老三的馬素芸，毫無疑問的是出自於富裕家庭的大家閨秀與父母親所最疼愛的么女。
也因為在老家有許多土地和房產，馬素芸雖然是在鄉下地方長大的姑娘，但是過的卻也是不愁吃穿的生活。最令奶奶感到印象深刻之處，就是她們家田地好產量足，吃得都是上好的陳年米，這些足以吃上三年的大米，收藏在粗砂下的大缸裡面，因此家裡面從來沒有糧食不足的問題，甚至每逢早澇或年節，還可接濟四方親友災民。儘管如此富裕，馬素芸奶奶在很小的時候，就對弱勢，尤其是那些煤礦工人存在著悲天憫人的慈悲心。由於當地地質鬆軟的緣故，礦場裡面坍塌事故頻繁，幾乎每天都無助的礦工為此失去性命。所以，開灤煤礦平均每三個月都要從鄉下聘僱新的礦工，至於那些死難者的屍體就如同畜生一般的被丟棄在一旁，讓馬素芸看了非常的於心不忍。
然而，在那個國家上處於內憂外患與四分五裂的格局之下，現代化的人權觀念在中國的土壤上根本就沒有紮根發芽的機會，更不要提相對於南方更為封建與保守的北方社會。在六歲以前，馬素芸奶奶主要都是在老家接受私塾教育，然而伴隨著中日兩國關係日益陷入緊張，馬樹桂還是做出了將她送到唐山縣城裡讀書的決定。畢竟相對於軍閥與土匪橫行的鄉村地區，縣城裡對於小女孩而言還是比較安全的。到了唐山以後，馬素芸的日子過的仍然十分優渥，她表示每次過農曆春節的時候，唐山有一條新城街的屋子上都會高高掛出一排又一排的紅色燈籠，而這些房子通通都是馬家的財產。
馬素芸奶奶表示，家裡的貨船將北方的農產棗兒蘋果鴨梨等運到南方，再將南方的農產水果運回唐山的「河頭」港口下貨後，由華北各地商人載去販售。她還記得當時北方不產甘蔗，一般人想吃甘蔗，得花上一個大子兒（銅板）切短短的五公分，相當的珍貴。不久後，由於灤榆區兼薊密區專員殷汝耕，在積極推動「華北自治運動」的日本支那駐屯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的扶持下，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的原因，馬素芸的故鄉在全面抗戰尚未爆發的情況下就落入了日軍的勢力範圍之內。
老奶奶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她從小看到大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一夕之間通通換成了紅黃藍白黑五色旗的畫面。當時整個華北地區都因為日本人得寸進尺與貪得無饜的要求而陷入了激烈的反日浪潮之中，就連剛剛進入由天主教法國仁愛會創辦的私立培仁女子中學附屬小學就讀的馬素芸也不例外。儘管培仁中學的教職人員從校長陸學仁開始，除了少數外籍修女外幾乎都是清一色的中國籍，師生對於日本侵略中國的情況也都看不過去，但是光憑一所教會學校根本不具備與日軍對抗的能力，因此馬素芸奶奶這些學生都被要求在公共場合盡量不要討論中日兩國的問題，以免遭來殺身之禍。
由於首府設置於通州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在意識形態上排斥西方文化與宗教的原因，培仁中學一直要到1937年才正式的向教育廳備案成功。不久之後，引發中日兩國最終走上全面戰爭道路的盧溝橋事變在北平上演，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武裝力量通州保安隊，在第1總隊長張慶余與第2總隊長張硯田率領下於7月28日宣告起義，先後擊斃了天津特務機關長細木繁大佐與日本顧問奧田重信，同時還活捉了殷汝耕。隨後，通州保安隊一萬名士兵對該縣城境內約五百多名日本僑民進行了慘無人道的血腥屠殺，造成了共約兩百三十五人死亡。
這場事後被日本人稱為「通州事件」的武裝行動爆發後，殷汝耕雖然因為張慶余與張硯田的粗心大意而順利脫逃，但是日軍方面對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信心也已經降至了最低點。於是，北平特務機關長喜多誠一決定拉攏以王克敏、王揖唐與齊燮元為代表的前北洋政府軍政要員，於1937年12月14日正式於北平宣告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殷汝耕在日本人的壓力下辭職後，馬素芸奶奶的故鄉灤縣卻也因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由通州遷入的原因，而正式獲得併入升格為唐山市，並由屈玉燦出任首任市長。然而，隨著這個所謂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併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馬奶奶住在「首都」裡的日子也在1938年2月結束了。
風起雲湧的冀東抗日運動
對於馬奶奶而言，日軍佔領華北的過程其實是相當平靜的，雖然她也從學校的修女、教師與家人口中，聽聞了許多關於日本人在其他地區強暴甚至於姦殺婦女的惡劣行徑，但是因為唐山在抗戰爆發前就已經屬於親日政權的勢力範圍之內，一切的秩序都處於非常穩定的狀態之下，她自然也不需要天天提心吊膽或者躲躲藏藏。然而，日軍雖然已經將以中央軍與西北軍為代表的國軍主力部隊由河北省驅逐到了山東，然而由出於兵力不足的原因，日本人只能夠有效管理像唐山這樣的大型城市與鐵路交通線的安全，對於廣大的農村與鄉村地區卻沒有辦法控制。
於是，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號召下，河北省境內一瞬間就出現了許許多多打著抗日旗號的民間武裝組織。就連在馬素芸奶奶的故鄉灤縣，也出現了一個由中共黨員李運昌任會長，國民黨員王若僖任主任，名為「華北人民武裝自衛會冀東分會」的抗日團體。1938年7月6日，爲了紀念盧溝橋事變爆發一週年，李運昌在由宋時輪與鄧華指揮的8路軍第4縱隊七萬多兵力，乃至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天津站站長陳恭澍所號召的第7路軍與第9路軍三萬人配合下，於灤縣發起了針對日本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冀東武裝大暴動。
獲得民族主義制高點，而且又得到了國民黨方面的充分配合，冀東大暴動在短時間內獲得了二十萬民眾的響應，其中主要是以在開灤煤礦廠工作的礦工為主。整個暴動發展到了10月份，作為國共兩黨「統一戰線」組織的「華北人民武裝自衛會」成功將九個縣城納入其控制之下，並在城牆上重新升起了代表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恰巧在此刻，日軍結束了在華中的軍事行動，將國民政府由武漢驅逐到了重慶，於是又調過頭來出兵鎮壓李運昌的行動。考量到冀東作為滿洲國的戰略屏障，乃至於關東軍與華北方面軍維持聯繫的戰略通道，日軍對「華北人民武裝自衛會」的鎮壓行動自然不會手軟。
很快的，無論是國民黨的第7路軍、第9路軍還是共產黨的8路軍第4縱隊都在日軍的壓制下被驅逐出冀東。不過，由李運昌任總指揮的冀東抗日聯軍第2路軍仍然留在河北省東部的農村地區活動，並慢慢發展出了近五千人的游擊武裝，繼續挑戰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所想百般維持的地方秩序。身為一個中國人，馬樹桂理所當然對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為感到厭惡，然而對於這支背後由共產黨所領導的冀東抗日聯軍，作為資本家的他也很難存在什麼好感。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李運昌會允許部下藉由綁架富裕商人的方式，來爲游擊隊籌備經費，而在地方上享有名望的「三爺」馬樹桂，自然也就成為了共產黨人勒索「抗日捐」的肥羊。
據老奶奶的回憶，冀東抗日聯軍的游擊隊每次進村的時候，只消把將幾顆糖果交給王盼莊村子口玩耍的孩童，然後詢問他們「三爺」在哪裡，總會很快得到答案，接下來，馬家的自衛隊可能會開槍做一些象徵性的抵抗，但是卻很少能阻止共產黨將馬樹桂綁走。對於綁匪們的要求，馬樹桂也是想方設法的予以滿足，畢竟光依靠自己手下的自衛隊與幾把步槍，在武力上根本就無法與冀東抗日聯軍相抗衡。更重要的一點，則是冀望能與日本人和平共處的馬樹桂如果有任何膽敢抗拒共產黨的行為，都隨時可能被扣上一頂「漢奸」的帽子，抓到村子外去槍斃。
而一旦日本憲兵隊發現馬樹桂在暗中向8路軍繳交「抗日捐」的話，他同樣也會因為資助叛軍與游擊隊的罪名而小命不保。缺乏一個穩固的中央政府，而且每天生活在游擊隊襲擊佔領軍，然後佔領軍又掃蕩游擊隊的敵我不分環境之下，哪怕是像馬樹桂這樣在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物，過的也是如同走鋼索一般的危險生活。每一次被綁票後，馬樹桂都能因順利繳交足夠的贖金而獲釋，有時甚至不用綁票直接拿走牲口財物。冀東抗日聯軍會特別寫張作為借據的「字條」給他，答應等哪天共產黨趕走日本人就會把錢財全部歸還。對此，馬樹桂可是從來不相信，而且他也十分明白灤縣的治安環境已經不適合自己的女兒在當地長久居住，於是便要求馬素芸奶奶能夠盡可能的留在唐山市區，越少回家越好。
華北淪陷區下的大中國教育
1942年，從培仁小學畢業的馬素芸奶奶順利進入培仁女子中學讀書，這個時候由於汪精衛已在南京成立了新的國民政府，以北京為中心管理河北、山東與山西三省日軍佔領區，同時還管轄天津與青島兩座城市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又被降編為了地方政府性質的華北政務委員會。不過，在日軍華北方面軍的撐腰下，以王揖唐為領袖的華北政務委員會仍保有相當大的獨立性，雖然在法律上隸屬於南京的國民政府，但實際上懸掛的還是五色旗，非汪精衛所要求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由北洋政府舊官僚所組成的華北政務委員會，在意識形態方面排擠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思想，主張聯合日本驅逐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帝國主義」，並消滅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恢復傳統東方儒家社會所推崇的王道政治。
按照華北政務委員會的意識形態，蔣中正領導下的重慶政府毫無疑問的是意圖將中國賣給「猶太共和國」的歐美代理人，而共產黨自然就是史達林赤化中國的馬前卒。由於此刻8路軍在河北省境內逐漸發展壯大，李運昌甚至在抗日聯軍與第4縱隊的基礎上創建了所謂的冀東抗日根據地，從而成為了華北政務委員會的眼中釘與肉中刺。為了確保其「反共滅黨」的政策，並且在意識形態上與頭號敵人共產黨競爭，華北政務委員會透過由王克敏擔任會長，繆斌擔任指揮部部長的新民會，向年輕人推動建立中日親善與大東亞新秩序的法西斯宣傳。
如同德國的納粹黨、義大利的國家法西斯黨、西班牙的長槍黨、匈牙利的箭十字黨、滿洲國的協和會一樣，新民會因為鼓吹極端的種族主義與東方民族優越感，而在當時吸收了眾多懷抱著想藉由日軍的武力，將古老的中華文明推廣到整個亞洲，甚至於全世界的愛國青年加入。馬素芸奶奶表示，當時她的哥哥馬青松便懷抱著此一理想主義成為了新民會的一份子。從這段敘述中，我們不難發現共產黨與國民黨單純的以「漢奸」去形容所有與日軍合作的中國人，實在是把問題過度簡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馬青松他們那一代居住在華北城市裡面的青年知識份子，會選擇加入新民會這樣的組織，肯定不會只是有想要依靠日本保護尋求工作或者生活利益的考量而已。
相較於國民黨所推動，以主權國家角度出發的西方民族主義觀，新民會所推動的是東方傳統的「天下」民族主義觀，中間再加入以黄種人為核心的種族主義觀點，形成了一種非常獨特的意識形態。從這個角度出發，新民會首先主張凡是任何在文化上接受孔子所推崇的王道或者儒家思想者，都有資格作為東方世界的領導者，無論其是中國人、滿洲人、日本人或者是朝鮮人。由於過去以漢人為主的中國，曾經有先後為蒙古人與滿洲人征服的經驗，但是最後的結果卻是蒙古人與滿洲人都遭到了漢人同化，因此新民會認定即便日本以強大的軍事力量成功入主中國，也終將難逃成為中國人的命運。
甚至，新民會還以秦始皇派遣徐福帶五百名童男與五百名童女到日本取長生不老藥的故事，向華北淪陷區的百姓宣傳日本人實際上是中國人「失散已久的親人」。以此為論點，出生於中國國民黨，但是卻作為新民會意識形態策劃人的繆斌積極配合「九一八事變」策劃人石原莞爾「東亞聯盟」的學說，認為唯有與日本人合作，漢民族的光榮傳統文化才能夠揮灑戰勝「腐朽、貪婪與自私」的歐美猶太文明，成為世界的領航者。再加上從當時日本佔領者的角度出發，華北中國人在種族優秀排行榜的次序上，只輸給與大和民族同樣屬於通古斯人的朝鮮人與滿洲人，因此接受華北政務委員會統治的中國人，本身也不會感受到自己遭受太大的歧視。
看到上述筆者對新民會意識形態的簡單描述，許多人可能會大感豈有此理，覺得這些人根本上就是比汪精衛還要更死心塌地當日本人走狗的「漢奸」。不過如果我們將時空背景拉回到那個大清帝國才剛剛瓦解不到三十年，現代民族國家理論在中國還沒得到完全推廣的時代裡，繆斌與石原莞爾的學說看在不少堅持傳統東方文化的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者眼中，並沒有我們今天想像的那麼大逆不道。那些曾經在北洋政府裡服務，後來又加入華北政務委員會的官員，絕大多數都是在清朝末年所培訓出來，他們在年輕的時候早就已經接受過作為「異族」，但是卻高度漢化的滿族人統治，似乎也沒有理由不去透過相信日本人最後會變成中國人的論點，合理化自己的選擇。
然而，要因此就做出結論認為華北的合作者們相信日本人比中國人優秀確實也太過武斷，畢竟新民會的意識形態奠基人繆斌出生於國民黨右派而非北洋政府，因此他的出發點肯定還是以中國人的角度為主，而不是日本人。況且即便是從北方人本身的角度出發，日本人在傳統上也只是扮演中國人「小老弟」的角色，所以他們肯定認為當前與日軍的合作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主要是在於尚未進入工業化時代的中國能力不足，所以必須先利用日本人的力量來抵抗歐美與共產黨的侵略，但是等到時機來臨後，漢人必將恢復其過去在朝貢體系時代裡在所扮演的東方世界領導者地位，不論是透過把大和民族漢化，還是其他的方式。
不論這樣的意識形態有多麼的不合邏輯，這確實是當時不少華北知識精英所信奉的愛國主義，他們的出發點與今日許多受中共教育下，相信中華文化遠比其他文明優秀，同時希望中國能夠早日超越美國領導亞洲或者世界的大陸青年在本質上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差異，甚至於還有相當高的同質性。在這種意識形態的推動下，馬素芸奶奶雖不像哥哥一樣那麼熱衷於政治，不過她在學校所接受的自然也是另外一套不同版本的「大中國教育」。
馬素芸指出，華北政務委員會的教育同樣也強調中國兩百年來遭受異族侵略的歷史，但是卻不像國民黨或者共產黨那般的將矛頭指向日本，而是以歐美與蘇聯作為主要目標。儘管以現實條件來看，共產主義對中國北方的威脅顯然比歐美自由主義來得還要直接，然而由於日本在1941年3月與蘇聯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並且彼此承認了滿洲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關係，華北政務委員會的教育基本上還是立基於反西方之上。因此，馬奶奶她們的教育自然就是從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開始，控訴這近一百多年來西方人對東方民族的各種侵略與壓迫，並且將在日俄戰爭中打破了黃種人無法戰勝白種人神話的日本，視為整個亞洲民族的未來希望。
對於教科書內抬高日本地位的內容，馬奶奶表示她們學生裡面其實沒有多少人相信，但是對於西方國家侵略中國，乃至於在亞洲大搞殖民統治的歷史還是會義憤填膺，甚至忍不住悲從中來。其中最令她感到印象深刻之處，是在於學校裡面甚至還告訴她現在屬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領土的爪哇，是被荷蘭人透過武力所強行侵占的中國土地。從這個角度來看，培仁女中的女學生們對於「東亞聯盟」、「大東亞新秩序」與「大東亞共榮圈」這些男人們喊出來的政治口號沒有什麼概念，但是日軍出兵東南亞，代表黃種人由英國人、美國人與荷蘭人手中「搶回」失去的土地，在她們看來比起日本人在中國戰場上針對無辜民眾的各種姦淫擄掠行為而言，似乎還是有那麼一些的「正當性」存在。有趣的是，不論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在華北推行這些宣傳的時候都沒有強調東南亞「當地人」的觀點。
這裡又牽涉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號稱要解放東亞的日本帝國與華北政務委員會，是否真的有把東南亞的民族當成可以平起平坐的夥伴看待？伴隨著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成功，乃至於香港、馬尼拉與新加坡等地的陷落，培仁中學的女學生們也在華北政務委員會的動員之下，高舉著五色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與日之丸旗慶祝日軍在東南亞的勝利，儘管馬素芸奶奶表示她們對於日本人是否真的把中國人當成平等夥伴的這一點，始終抱持懷疑的態度。隨著日本與美英荷三國相互宣戰，日軍毫無顧忌的把部隊開入了天津的英國租界，同時也解散了一切美英教會在華北所創辦的教會學校。
有趣的是，這一場由日本人在華北戰場上所發動的「種族主義戰爭」，卻沒有將天津的法國租界列為進攻目標之一。這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反抗軸心國的法蘭西第3共和國政府已經於1940年6月22日向納粹德國投降，取而代之的維琪政府如同華北政務委員會一樣，在立場上與軸心國集團較為親近，因而被視為日本的盟友而非敵人看待。在這樣的情況下，馬素芸奶奶所就讀的培仁女子中學因為是由法國人所創辦，自然也就沒有遭受到日本人的任何干擾。她指出，每逢過重要節慶的時候，還是會有法國籍的修女到學校來探望師生，同學們都稱呼她們為「大姑奶奶」。
儘管在宣傳上，日軍與華北政務委員會不斷宣傳中日兩大民族如何的「同文同種」，如何的「一衣帶水」，但是在馬素芸奶奶的生活中，卻不斷的還是會感受到來自於日本人的歧視與不平等待遇。其中最讓她印象深刻的，在於日本人允許朝鮮人在華北開設販賣鴉片的洋行，但是卻不允許中國人販售。由於親眼目睹到太多中國人因為吸食了朝鮮人販賣給他們的鴉片而導致傾家蕩產甚至於家破人亡，老奶奶表示自己很難不發自內心的去痛恨日本人與朝鮮人。在她們的學校裡面，絕大多數的學生以本地人居多，但是也有少數幾名來自於滿洲國的同學。這些來自東北的女孩們，父親都是由滿洲國政府派遣到開灤煤礦廠工作者。因為彼此都能夠以流利的中文溝通，所以雙方很容易打成一遍，彼此之間不曾把對方當作「外國人」看待。唯一真正意義上的外國人，在她們學校裡面也只有一位俄羅斯籍的學生，她的父母親疑似是因為反對俄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而逃到中國的「白俄」人士。
雖然滿洲國的姑娘們似乎潛意識裡仍然有強烈的「中國認同」，可是根據老奶奶的回憶，她們的日文講的就是比華北的學生還要好上許多。這裡我們不難發現，關東軍確實是把滿洲國當成「第二個日本」在經營的，而假若當年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停止了對日軍的抵抗，或者軸心國如同1962年由菲利浦.狄克（Philip K. Dick）所寫的小說《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那般戰勝了同盟國，也許久而久之滿洲國人就真的跟許多的台灣人一樣不再當自己是中國人了。這毫無疑問的證明了當時華北政務委員會所謂日本人最後將「漢化」的設想，其實是大有問題的。而滿洲國人日語比中國人好這一點，也再再顯示了相對於華北人而言，日本人更把東北人當自己人看待。
隨著盟軍於1942年開始在太平洋戰場上「轉守為攻」，乃至於美軍開始強化在中印緬戰區（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的空中武力，日軍在華北的佔領區也逐漸的被籠罩在盟軍空中攻勢的打擊之下。1942年10月21日，美國陸軍第10航空軍第7轟炸機大隊第436中隊的B-24D解放者式轟炸機六架，在麥克斯.芬尼爾少校（Max Fennell）的親自指揮下，對開灤煤礦廠實施戰略轟炸。那一次，培仁女子中學校長陸學仁靈機一動，藉由偷偷在頂樓鋪上大大的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成功避免學校成為美軍轟炸的目標。然而，懸掛日本國旗與五色旗的開灤煤礦廠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馬奶奶記得，那次轟炸把開灤煤礦廠裡面的高級員司與中級員司住房整個給炸燬了，據說許多人因為害怕盟軍空襲而申請調往蚌埠的煤礦廠工作。然而，令老奶奶憂心的地方還不只是馬樹桂的煤礦生意是否能持續經營下去，而是來自於日本華北方面軍所實施的「治安強化運動」。按照日軍當時的劃分，華北政務委員會可以有效控制的地區，包括唐山在內是所謂的「治安區」。「治安區」周邊仍有日軍或者由中國人所組成的華北治安軍控制的鄉村為「準治安區」，至於8路軍在冀東的抗日根據地就毫無疑問的是「非治安區」了。
「治安強化運動」理所當然的是以打擊「非治安區」為主，然而住在「治安區」裡的馬素芸仍然會擔心住在「準治安區」裡父親的安全。在針對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的時候，日軍與治安軍往往實施的是搶光、燒光與殺光的「三光政策」，把所有的村民都當成游擊隊或者共產黨同情者而加以殺害。事實上，馬家就有很多遠房親戚和夥計這樣莫名其妙的死在日軍發動的「三光作戰」之中。幸運的是，隨著日軍將部隊由中國戰場調往太平洋戰場的需求日益升高，在南方的汪精衛政權影響力也逐步的提高。1943年2月19日，華北政務委員會在南京國民政府的要求下，正式降下了象徵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懸掛起了與南方一樣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此一措施，不僅讓華北地區的民眾，得以懸掛與重慶同樣的旗幟而免於成為盟軍空襲的目標，同時也大大強化與鞏固了他們的民族自尊心。擁有身為孫中山先生繼承人的汪精衛親自加持，總部設於南京的中國國民黨也總算是有了在華北與新民會爭取知識份子認同的機會了。
接著，汪精衛政權又透過與日軍還有法國維琪政府談判的方式，從1943年3月開始，陸續接管自清朝末年開始外國列強依靠武力與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建立的所有租界，就連日本租界也都不例外。此一外交上的成就，自然而然的讓馬素芸奶奶等愛國知識份子有了揚眉吐氣的感覺，相信汪精衛比王克敏與王揖唐更有能力在大東亞共榮圈的體制下，捍衛中華民國的尊嚴，讓中國人能夠取得與日本人平起平坐的地位。更重要的一點，則是汪精衛要求在華北駐防的日本軍隊必須要善待中國的老百姓，尤其是學生與婦女，不得有任何欺壓。最後，則是他還希望日軍在對「準治安區」與「非治安區」進行掃蕩時，要有所克制，不得隨意屠殺無辜軍民。由於當時日軍也剛好實施完了「治安強化運動」，並且給8路軍帶來了相當大的損失，所以在汪精衛的勢力進入了北方以後，針對農村地區的掃蕩任務也暫時宣告了終止。此一局勢發展，讓有家人住在「準治安區」的馬奶奶也著實的鬆了一口氣，並且發自內心的感謝汪精衛對華北事務的干預。
走向窮途末路的太陽帝國
自從1943年5月，身兼河北省政府主席與24集團軍司令的龐炳勳在太行山向日軍投降，並且被改編為和平建國軍之後，國民政府在河北省境內一切公開的抵抗運動就全面宣告瓦解，但這卻不表示地下的抗日活動也跟著結束。雖然汪精衛政權確實帶給了華北城市的居民們一個相對穩定又有秩序的生活，但是在西南大後方領導抗戰，並且以民族主義作為號召的重慶國民政府，顯然對熱血愛國的青年來說更有吸引力。因此，國民黨在華北幾個重要城市裡佈置的地下抗日工作並沒有隨著龐炳勳的投降而宣告停止運作。除了蒐集一切有利於國軍未來反攻的情報外，他們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組織淪陷區的愛國青年投效大後方。
馬素芸奶奶表示，當時在唐山淑德女中擔任體育老師的郝志先，因為教過馬素芳而熟識。來台後任職新竹婦女會，意外於他鄉重逢，她親口證實她當年就是受重慶方面指揮，負責聯繫後送愛國學生的軍事委員會調察統計局地下工作人員。每隔一段時間，郝志先便會暗中透過軍統局敵後工作人員所開闢的地下交通線，將一批又一批的青年送往大後方重慶。不幸的是，這一條地下交通線最終還是為日本憲兵隊所查獲，許多正滿懷著希望前往後方的學生們也因此遭到了逮捕，而這些青年當中，居然還包括了馬素芸的堂姐馬素芳。郝志先不愧是一位敢作敢當的女中豪傑，在得知有學生被抓的消息以後，二話不說就去向日本憲兵隊自首，表示自己才是「重慶份子」，希望日軍能放過無辜的青年。
幸運的是，那位在唐山作威作福的日本憲兵隊隊長是一個大色狼，到了中國就利用手中的特權，使用各種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手段討了十三個老婆。其中第十三個老婆，剛好就是郝志先的好姊妹。透過了這層關係，不只包括馬素芳在內的所有同學們都馬上獲得釋放，郝志先也沒有因為「重慶份子」的身份而遭到處決，相反的在監獄裡面還得了不錯的待遇，不久後也被放出來了。隨著日軍於1944年發起「一號作戰」，大規模從華北抽調兵力南下進攻國軍，原本在「治安強化運動」中幾乎已經被消滅掉的8路軍，在李運昌的領導下居然又死灰復燃了起來。此刻作為晉察冀軍區第13軍分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他，已經有藉日軍兵力空虛之際拿下唐山的想法，所以整座城市裡面也是到處都有「匪諜」在活動。
有一次，培仁中學裡的一位男老師突然莫名其妙的失蹤，大家怎麼找都找不到她究竟是去了哪裡。直到後來，馬素芸才由姐姐馬青傑那裡知道那位老師因為共產黨身份暴露了而躲到鄉下去，並且在馬家住了一段時間避難。離開以前，那位共產黨員還向馬家借了一筆錢。這段消息聽在馬素芸耳中簡直是毛骨悚然，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凡是窩藏共產黨者，家裡都可能遭到日本「滅五族」般的懲罰。很幸運的是，馬家人雖然已經被迫借了8路軍不少的銀兩，但是卻始終都沒有為日軍所發現。
由於華北方面軍此刻正集中兵力向國軍在河南的據點發起進攻，支那派遣軍也只能透過關東軍的協助，派遣滿洲國的鐵石部隊以及由朝鮮人組成的間島特設隊進入冀東，協助兵力不足的華北治安軍壓制李運昌在當地不斷擴張中的勢力。這些由中國人與朝鮮人所組成，來自於華北政務委員會與滿洲國的親日武裝，很快的就在日本人的指揮之下，以「東亞反共聯合軍」的姿態，又再度向冀東的農村地區發起掃蕩。只不過，比起過去日本人在華北所推行的五次「治安強化運動」而言，他們的手段沒有那麼的激烈而已。首先，華北治安軍與鐵石部隊的官兵都是中國人，面對同樣身為中國人的農村居民，甚至於8路軍相對來說比較無法痛下殺手。其次，所有人到了這個時候都知道日本即將戰敗，這些中國與朝鮮籍軍人首先設想的是自己該如何生存到戰爭結束，因此除非有來自於日軍的強烈要求，否則對於8路軍的游擊隊，他們也只是應付一下而已。
1944年9月初，回灤縣老家過中秋節的馬素芸奶奶，就不巧遭遇到了日軍與華北治安軍對王盼莊所實施的聯合掃蕩。那一次，老奶奶和堂哥夥計村民們，一如往常躲入了村外茂密的玉米田裡，但是因為有人告密，躲藏地曝光了，大夥都被治安軍當成共產黨嫌疑人給抓去了。當時好在馬奶奶馬上用在學校學到的流利日文，及時的向日軍表明了自己為培仁女子中學的學生，還要回學校上課，乃立刻獲得釋放。為了防止馬素芸在旅程中遭到其他日軍或者8路軍的騷擾，甚至於殺害，日本人還派了一個士兵護送她回到唐山。其他人都被押到唐山憲兵隊，馬家雖然立刻透過關係將馬素芸奶奶的堂哥救了出來，然而對於其他被治安軍逮捕的夥計們卻沒有設法營救。這些夥計最後雖然沒有像早期日軍實施「治安強化運動」時那般的被當成共產黨殺掉，但是他們在被釋放以後，心懷不滿毅然決然的投奔了由李運昌所一手成立的冀熱遼軍區，成為了隨時準備回頭革馬家人命的8路軍士兵。
沒有想到的是，這位奉命護送馬素芸奶奶返校的日本士兵，居然為這個天真活潑的女學生所吸引，在她返回唐山之後不斷的到府上騷擾以表達愛意。在當時的中國，凡是稍微對國家民族懷抱血性，而且又思緒正常的少女，對於身為侵略者的日本軍人都不會有任何好感。急於保護女兒的馬樹桂透過龐大的政商關係向華北方面軍反應後高層震怒，本欲槍斃那名日本兵，馬家長輩於心不忍，且為了避免事情鬧大，想辦法說服華北方面軍，將該名士兵調往滿洲國，才讓事件告一段落。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不知道對於馬素芸而言該講是幸運還是不幸，因為看上她的日本人還不只一個。很快的，又有一位從事情報工作的日本特高警察對她展開了追求。這一次，由於對方的身份不是單純的日本小兵，而是在城市內負責搜索「重慶份子」與共產黨同情者，背後有惡名昭彰的憲兵隊作為靠山的政治警察，因此馬樹桂必須要小心應對。由於他不可能再透過關係要日本人把一名特務調到滿洲國去當未來與蘇聯紅軍作戰的砲灰，這位老父親最後的選擇就是讓女兒暫時離開唐山，送到鄰近天津的小鎮茶澱去避難。也就是在茶澱的這段時間，馬素芸結識了剛自北京土木工程專科學校畢業，由華北政務委員會派往當地建設總署實習的少年閻正林，也就是她日後的夫婿。
不像其他貪圖馬素芸美貌的年輕男性，閻正林採取「欲擒故縱」的方法，沒有像蒼蠅一樣圍繞在她身邊，反而逐漸贏得了美人心。後來，閻正林便以補習的名義逐漸接近馬素芸，兩人產生了曖昧的情愫，但是在那戰火紛飛的保守年代，他們並不可能像今日時下的年輕人一樣明目張膽的談起戀愛來。約過了半年左右，馬素芸就因為父親成功擺平了那位日本特高警察而能夠返回唐山繼續讀書。也因此，要離開茶澱的她必須忍痛與自己新交的男友告別，不過小倆口的緣分並沒有就這樣結束。與閻正林交換了連絡方式後，回到唐山的馬素芸訝異的發現日本人再也不像過去那樣，以囂張還有跋扈的姿態面對中國人了。馬奶奶說，有一次就親眼看到華北治安軍的士兵集體毆打一位與父母走失的日本小女孩。這點即便是看在有強烈反日情緒的馬素芸眼中，也實在是種令人難以忍受的行為，但是在那個太陽帝國即將戰敗的時候，不論是在大陸的淪陷區還是作為殖民地的台灣，都上演過這種「棒打落水狗」的戲碼，由此可見在中國人的文化中，也確實存在著殘酷的一面。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日本兵都是以「低聲下氣」的姿態面對中國人的，畢竟很多的軍官還是懷抱著強烈的民族優越感，看到像馬素芸那般的無辜少女，還是會出言挑釁。有一次下課的時候，培仁女子中學的女學生們在校門口看到有一位騎著白馬，腰上配著武士刀的日本軍官經過校門口，並且用流利的中文當著她們的面前講了一堆羞辱女性的言論。由於根據汪精衛政權與日本方面的協議，駐華日軍不得任意傷害中國的學生，深知此一規則的培仁女中學生們，包括馬素芸奶奶在內，氣憤難忍二話不說的撿起石頭往那位輕浮的日本人身上丟去。日本軍官一看大事不好，快馬加鞭的逃離現場，而且還一邊騎馬，一邊回頭繼續嘲笑中國女學生。不巧的是，日本軍官正前方的平交道上正好有列車要經過，防止行人通過的欄杆剛剛好被放了下來，等到他回頭往前看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一腦袋瓜子撞上去當場頭破血流，倒地不起。這樣殘忍的畫面，理所當然的把老奶奶還有其他的女學生嚇的把眼睛給遮了起來不敢多看一眼，但卻也顯現出了即將面臨戰敗命運的日本軍人，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呈現的模樣是有多麼的狼狽。
為了促進中日兩國青年之間的相互理解，日本的大東亞省也會推動一些文化交流的活動，其中有一次還特別邀請了由台灣原住民到培仁女子中學表演部落舞蹈給大家看。身為其中一名最早近距離接觸台灣原住民的華北女子高中生，馬奶奶記憶對於山地舞的第一印象是覺得其動作非常的土，而她身邊卻已經有不少的同學因為這樣的理由而忍不住笑了出來。一旁的修女看到了女學生這種失態的表現後，馬上出言予以嚴厲的糾正。從這段敘述中，我們不難發現在大東亞共榮圈的統治之下，台灣的原住民族除了以「高砂義勇隊」的身份被送上前線當日軍的砲灰外，還如同李香蘭，也就是山口淑子在電影【莎韻之鐘】裡主演的角色莎韻那般成為了日本人宣揚「中日親善」的工具。由此可見，台灣人在日本人的種族劃分中，根本是沒有辦法與作為日本盟友的華北中國人相提並論，至於連「人類」都稱不上的原住民，則可能連上檯面的資格都沒有。不過無論馬素芸奶奶對山地舞蹈在認識上有多麼的陌生，那次觀看原住民表演的經驗卻也只是她與台灣這塊土地接觸的開始而非結束。
1945年8月15日這一天，一如往常走在路上的馬素芸奶奶目睹到了讓她永遠忘懷不了的畫面，那就是她眼前所遇到的日本人，居然全部都主動的向中國人下跪致歉。馬素芸向周邊的行人到處打聽消息，才知道原來日本的裕仁天皇已經接受了由美國、英國與在重慶的中華民國政府三方所聯合發表的《波茨坦宣言》，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了。雖然自己從來就不是同盟國或者重慶政權的一份子，但是身為一名中國人，她與唐山地區絕大多數的老百姓對於中華民國突然變成戰勝國的消息還是發自內心的感到驕傲與興奮。儘管無論是南京的國民政府還是北平的華北政務委員會都將被視為軸心國的魁儡政權而遭到解散，但是因為兩邊都自稱中華民國，甚至連使用的國旗都一模一樣的原因，淪陷區的老百姓從來也沒有自己是「戰敗國」國民的想法。在那個歷史劇變來臨的時刻，大家對國家與民族的認同顯然還是超越了對單一政權的認可。
從抗戰勝利到大陸淪陷
在國民政府沒有辦法獨自完成華北淪陷區接收工作的情況下，最早代表盟軍進入唐山接受日軍投降的隊伍是作為盟軍的美軍陸戰隊第1師。為了防止鄉村地區的中共趁機作亂，由日軍所扶持的華北治安軍在美軍的允許下仍保留了一段時間的武裝以維持地方秩序。雖然對於擊敗日本，並且協助中國成為世界四強的美國，馬素芸奶奶存在著感激的想法，但是深受傳統儒家思想薰陶的她，對於美國人開放幽默的個性還是難以適應。至少，每次目睹開著吉普車的美國士兵伸手一拉就將中國的女生拉上車子開走的畫面，都讓她或多或少的感覺到了程度不下於過去給日本人統治時的國恥。甚至就連打扮新潮，穿著高跟鞋在街道上走動，作風開放的交際花都讓她看了十分礙眼。
不過，當潘嬑蓉小姐問奶奶對於同時期進入東北，並且在當地作威作福的蘇聯紅軍有什麼感想時，馬奶奶二話不說表示自己最討厭的還是俄國人，接下來才是日本人與美國人。由於蘇聯紅軍當時協助中共8路軍由另外一個親日政權，即蒙疆自治政府手中奪下了其距離河北省邊界非常接近的首府張家口，而他們在東北的惡行惡狀也早就經由日軍傳到了唐山來，讓馬素芸這些愛國學生感到非常憂心，深恐自己的故鄉又成為美蘇兩大外國勢力爭奪的地盤，因此發自內心的希望國軍能夠趕快回到華北。等到了1945年的10月份，國軍官兵們才終於在美軍動用的軍艦與飛機協助下進入了唐山，這一次馬素芸與同學們又高舉著中華民國國旗，在校門口歡迎祖國軍隊的到來。
很快的，馬素芸就發現擁有兩種完全不同戰爭經驗，分別與美國還有日本作為「盟友」的中國人，彼此之間是不可能沒有隔閡的。本來按照過去傳統，可以在從培仁女子中學畢業後直接進入輔仁大學就讀的馬素芸奶奶，很訝異的發現國民政府存在著不承認淪陷區大學學歷的政策。當時由重慶教育部派到華北負責接收的官員，甚至一度以「偽學生」稱呼這些在抗戰勝利之際由大學畢業，或者還在學校就讀的學生，從而導致國民政府在一瞬間就失去了這些年輕人的認同。在這樣的情況下，馬素芸也因為繼續讀書已失去意義而停止了升學。不過，她的男朋友閻正林卻因為已經取得大學文憑的原因，而直接被視為了「偽學生」看待，根本沒有辦法好好找到一個工作。
幸運的是，閻正林的父親閻金聲是北方有名的知識份子，曾經創辦過北平的志成中學，所以家裡也還擁有大量的財產存在。考慮到女兒已經快要十八歲，而且兩個家庭也算門當戶對的情況下，馬樹桂於1946年同意了馬素芸與閻正林的婚事。不久後，閻正林也透過了陸軍官校第9期畢業的姐夫王向辰幫忙進入了中華民國空軍工兵總隊服務，由「偽學生」搖身一變成為了國軍的一員。那一年的12月24日，發生了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遭到美軍陸戰隊伍長威廉士.皮爾遜（William G. Pierson）和下士普沃倫.普利查德（Warren Pritchard）性侵害的風化事件。此一政治事件，由於涉及到了外國人在中國領土上強姦中國女子的問題，很快的就將在日軍佔領下當了八年「亡國奴」，然後又被自己人視為「偽學生」看待的華北青年之民族情緒激發到了最高峰。很快的，各式各樣的反美遊行示威便在包括剛剛由日本手中光復的台北市在內的各大城市中上演，然而其矛頭所針對的，卻是被視為「對內軟弱無能，對外巧取豪奪」的國民政府。
圖註：36年馬素芸奶奶與空軍少尉閻正林兩人在北京結婚。
當時剛剛完成婚事不久的馬素芸奶奶，對於唐山青年學生所發動的反美學生運動有著深刻的印象。由於自己與沈崇一樣是女孩子，而且也親自體會過當「亡國奴」的滋味，馬素芸奶奶在事件爆發的時候對於國民政府不敢得罪美國的態度也是百般的不能理解。不過，已經嫁給國軍軍官的她，一心只想當一個好太太，不想給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的丈夫添加麻煩，所以壓抑住了自己的愛國心，沒有參加那次的反美學運。一直要等到數十年以後，隨著被國共雙方隱瞞的訊息逐漸流通，她才瞭解到所謂的「沈崇案」根本就是一場政治陰謀，而不是單純的風化事件。從馬素芸奶奶這些反共人士的角度來看，沈崇根本上就是共產黨派去引誘皮爾遜與普利察徳同自己發生關係，再指控對方強姦自己，以在全國各地製造反美學潮，將國民政府背後最大的靠山美軍陸戰隊逐出華北。此一事件不只讓美國杜魯門總統（Harry Truman）做出了將陸戰隊調離河北與山東兩省的決定，就連負責調停國共兩軍衝突的馬歇爾將軍（George C. Marshall）因心灰意冷而發表了離華聲明。
自此以後，共產黨在華北的力量就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東北戰場上不斷取得的勝利而日益壯大。隨著國共內戰的局勢發展對意圖叛亂奪權的中國共產黨越來越有利，在階級劃分上屬於「黑五類」的馬家人自然也是憂心重重。由於當時閻正林已經在中華民國空軍內服務，並依據國防部的政策將被優先撤往台灣，馬素芸奶奶所要擔心的，是包括她父親馬樹桂在內那些必須要留在大陸的家人之安全。出於傳統中國仕紳階級的土地觀念，馬樹桂決定繼續留在灤縣老家。畢竟他已經在日本人的眼皮下平安渡過了八年的佔領歲月，馬樹桂相信同樣是中國人的共產黨不會太為難自己。更何況在抗戰的時候，馬家人在經濟上對共產黨游擊隊的幫助也不少，也可以算爲「革命」出過一份力量。在這樣的情況下，馬素芸奶奶只好跟著丈夫離開了自己從來沒有離開過的故鄉唐山，一路往南先抵達上海，不久移防漢口，再到廣州。老奶奶還記得在廣州短暫停留的時候，曾經有一位疑似匪諜的少女意圖以「台灣的生活非常辛苦，人民都靠吃香蕉皮過活」為理由勸阻她打消離開中國大陸的念頭。然而，曾經在抗戰期間多次目睹過8路軍草莽性格的馬素芸卻已經下定決心隨著丈夫奔向自由的台灣，絕對不回家去接受共產黨的統治。
圖注：老奶奶一家的從軍全家福，右立者為閻正林與馬素芸夫婦，左立者為姐姐馬清傑與姐夫王向辰姨姥姥馬青傑， 中坐者為奶奶的胞兄馬青松，手裡抱其長女馬豔輝(小名星期)，這張照片拍攝於民國38年的上海。
那一次，馬素芸作了她一輩子最正確的決定，因為共產黨才剛進入唐山不久，便實施殘酷的「鎮壓反革命」政策，槍斃了不少過去與日本人或者國民黨合作過的資本家，當時就把二伯給活活嚇死了。父親馬樹桂經歷如何的折磨，因為兩岸隔絕音訊全無她並不清楚，多年後才聽親戚們說，「三爺」雖未被鬥死，但是卻也被趕出了自己的家門，最後，只能到一座廢棄的小廟裡面，孤獨迎接死亡的到來。至於她那曾經參加過新民會的哥哥馬青松，本來有機會可以到台灣與老奶奶團聚，但是他在抵達上海的時候就因為受不了軍旅而打道回府，以他的背景也理所當然的遭受共產黨迫害。馬松青最後離鄉背井一窮二白的來到秦皇島落戶。馬家人的經歷，實實在在的證明了對中國人最殘酷的往往就是中國人。但是，這一家人當中也不是沒有出現例外。抗戰期間曾經想追隨郝志先到大後方參加抗日的堂姐馬素芳，居然嫁給了當時在大陸負責實施土地改革的中共高級幹部杜潤生，從而成為了紅朝的新貴。理所當然的，她們兩人也理所當然的在後來爆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迫害，杜潤生甚至還一度因為試圖阻止紅衛兵迫害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而遭到開除黨籍的命運。不過，杜潤生在鄧小平上台後又得到了中共當局的重用，推了包括「包產到戶」在內等一系列的農村改革政策以改善中國農民的生活，讓他在大陸受人尊敬的領導。到了晚年，杜潤生逐漸認識到中共所堅持的一黨專政制度，是導致中國無法走向現代化道路的阻礙。為了推動大陸的體制內改革，促進中國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杜潤生又成為了《炎黃春秋》雜誌的顧問，不遺餘力的批判中共的歷史與制度問題。
至於馬素芸奶奶本身，則於1949年10月份自廣州隨空軍工兵總隊一同搭船抵達了高雄港，並就此展開了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打拼的日子。由於夫婿閻正林是空軍工程聯隊的軍官，雖有眷糧配有眷房，在台灣相對穩定的環境裡，馬奶奶仍需從事家庭手工貼補家用。她爲丈夫生下了五個女兒與一個兒子。其中排行老四的閻小蓮就是黃宋儒的母親。1969年任職空軍總部少校工程官的閻正林退伍以後，光依靠微薄退休俸並沒有辦法支撐這樣一個龐大家庭的開銷，此一經濟上的困難一度帶給奶奶相當嚴重的困擾。恰巧郝志先當時人也在新竹，在婦女會擔任組長一職，於是馬素芸便前往探視並尋求協助。看在郝志先眼中，馬素芬的堂妹馬素芸毫無疑問就像自己在台灣最熟悉的親人，於是二話不說給她寫一張紙條，讓她前往新竹元培醫事技術專科學校，順利獲得訓導處生活管理組輔導員一職，改善了經濟困境。像馬素芸奶奶這樣在戰時生長於華北淪陷區的一般老百姓，雖然同樣也厭惡侵略中國的日本人，但是對於整個戰爭的認識，乃至於對汪精衛政權的接受度方面，卻存在著與來自於大後方內陸地區的外省人南轅北轍的差異。假若當年中華民國沒有丟到大陸，雙方可能就因為彼此視對方為「美國走狗」與「日本漢奸」的緣故而老死不相往來。
但是，當兩批擁有不同戰爭經驗的外省人隨政府撤退到了台灣這塊陌生的島嶼以後，面對著不熟悉的語言與文化環境，乃至於共產黨這個共同威脅的存在，大家反而得以拋開彼此的對立，逐漸團結在中華民國這塊雙方所共同認知的圖騰下共同生活。加上當時「白色恐怖」的環境下，也沒有多少來自於淪陷區的軍民同胞敢公然在意識形態上挑戰由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所建立的抗戰史觀，這樣讓原本彼此之間存在著極大分歧的外省族群加速了統一的步伐。最後的結果，也當然是所有的外省人都接受了中華民國政府所希望他們接受的歷史觀點，不論他們祖先當年是來自於大後方、淪陷區還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不過，這種歷史價值的認同對於馬素芸老奶奶這種尋常老百姓帶來的衝擊，比起像李敖這種父親直接在華北政務委員會裡當過官的知識份子來說實在是太小兒科。畢竟從1943年開始，華北政務委員會所使用的國號與國旗，都跟後來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一模一樣，而且兩者也都是強調反共的保守主義政權，要適應起來並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對於馬素芸奶奶而言，最無法忍受的反而是蔣經國總統逝世以後，主張台灣獨立的勢力在島內崛起。尤其是對於李登輝、許文龍與金美齡這些所謂「日語世代」自外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去認同日本的言行更是令她還有其他同樣擁有淪陷區生活經驗者無法理解。經過多年來的研究，筆者發現了一個讓藍綠兩大陣營所共同想方設法迴避的歷史議題，那就是這一批在東北與華北的外省人與那個時代接受「皇民化」世代的台灣人一樣，同樣有在日軍的佔領下接受教育的經驗，而且也都以流利的日文與日本人溝通，但是爲什麼會在國家認同上會與獨派人士存在著如此激烈的對立呢？理所當然的，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在戰後所提供的軍事保護，讓他們免於遭受共產黨迫害的歷史記憶是讓他們願意站出來捍衛中華民國史觀的一個關鍵原因，但是卻不是唯一的原因。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環境下，然後去思考當時的日本是如何看待滿洲國、中華民國與台灣這三個概念的。只要對這段歷史有所瞭解，我們就能夠知道爲什麼同樣有「日本情節」的東北人與華北人，在行為上遠比台灣人還更加的討厭日本。無論當年華北政務委員會的教育有多麼的媚日，至少在宣傳上中國人可都是日本推行「大東亞戰爭」的「盟友」。先不去談日本人在種族方面把華北的中國人放在第幾等，不論如何其等級都還是比同時代作為「殖民地」的台灣人高出了許多。這也自然的讓馬素芸奶奶這些在日軍槍口下生活的老百姓，能夠更有自信的以「中國人」的身份，去向日本人爭取平起平坐的地位，而台灣人則根本沒有此一機會。
更重要的一點，則是在於華北政務委員會雖然避免在教育上對日本進行直接的批判，但是灌輸給年輕子弟的國家認同仍舊是程度不下於重慶國民政府的「大中國思想」。當年滿洲國、華北政務委員會與南京國民政府反對中共游擊隊的一個最主要理由，就是在於共產主義破壞中國傳統文化，而此一政治論述到了戰後也巧妙的為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所傳承。光是從華北政務委員會的官員膽敢冒著得罪日本人的風險，在教科書上強調爪哇為中華民國領土這一點來看，我們就不能否定這一票為國共兩黨所公認的「漢奸」其實也有非常民族主義的一面。此一觀點近年來也為英國學者芮納.米德（Rana Mitter）在其作品《被遺忘的盟友：揭開你所不知道的八年抗戰》（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中所強調。若從這個觀點去看，馬素芸奶奶會在李登輝與陳水扁執政的時代先後參加新黨與紅衫軍的活動自然也就不用感覺奇怪了。只是從筆者多年來研究中日戰爭歷史的經驗來看，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推動的教育，固然對於日後台灣人產生的分離意識有起到間接的作用，但是對於來自於淪陷區的大陸人是否也同時強化了他們對中華民族大一統觀點的認同，甚至於支持中國往亞洲地區擴展影響力的主張，卻也是非常值得我們留意的議題。畢竟若從中共最近試圖以斷絕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作為條件，換取協助日本爭取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的行為觀察，就能夠感受到背後有石原莞爾「東亞聯盟」理論的影子存在。最後，還是要感謝馬素芸奶奶接受筆者的訪問，讓筆者能夠由不同於國共兩黨的觀點去看待華北淪陷區的歷史，同時也衍生出了更多對當今兩岸關係乃至於整個亞太安全議題的新思考，對我而言是一個全新的不同體驗。
2015年8月
編者按：本刊所發表文章均不代表本刊觀點；本刊鼓勵各種正反意見熱烈爭鳴。
紀念徵文啟事：http://www.yibaochina.com/FileView.aspx?FileIdq=6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