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所谓“史诗电影”《开罗宣言》尚未放映便引起舆论大哗，因为影片的宣传海报上赫然位居中心的是中共领袖毛泽东。一时间，海报引起中国民间、华人社会以及国际舆论的关注，有网友讽刺说毛泽东与开罗宣言实在是连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面对强烈质疑，在影片首映式上，饰演蒋介石的演员马晓伟狡辩说：“海报这么发没什么奇怪的，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是重要的敌后抗日力量。这部片子如果在台湾拍，毛泽东都不会在片中出现。”
此言差矣。这部片子如果在台湾拍，毛泽东也是可以在片中出现的，而且我认为非常应该出现，正如该影片中的另一位演员所说：“很多人不懂历史，二战期间毛泽东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能抹杀这段历史。”历史的确不容抹杀，也无需回避，还原开罗会议期间真实的毛泽东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不过这种还原恐怕是大陆的编剧、导演、演员没有胆量去做的。除了篡改和肆意歪曲，中共及其御用文人不会正面近代以来的真实历史。
其实，关于毛泽东与《开罗宣言》，很值得我们探究一番，本文想通过对当时一些国内外事件的简单梳理来证明一点：虽然毛泽东对《开罗宣言》没有什么贡献，但《开罗宣言》于毛泽东绝不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的。我甚至想，如果一定要让毛泽东出现在《开罗宣言》中，那不如索性多给他一些镜头，因为这不仅让我们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有更全面的了解，甚至还是解读《开罗宣言》之后的中国问题的关键。
开罗会议的开会时间是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国领导人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聚会开罗，这自然没有毛泽东什么事。不过，此时此刻毛泽东所做的事情对改变未来中国甚至世界所起的作用却不亚于蒋介石。我们知道，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兵力不足三万，西安事变时大约为5万人，经过西安事变，中共获得合法身份，甚至还获得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拨款，军力迅速上升，到1937年底，八路军人数超过8万，由江南游击部队改编的新四军也扩充到一万两千人。从1937年到1940年，中共军力以每年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百的速度扩展。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对日百团大战，1940年10月，新四军搞“摩擦”发动黄桥战役，歼灭国民政府军一万余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这两场战役让世人对中共军力发展之迅猛不得不作新的认识。在整个抗战时期，除了百团大战之外，中共军队很少与日本军队大规模作战，历来有“一分抗战，二分摩擦，七分发展”之说，考察中共抗日军史，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随着军力的发展，中共军队与国民政府的军队的摩擦越来越频繁，最终导致皖南事变的爆发，使新四军军力受到极大损失。皖南事变和百团大战造成的中共军力的损失让毛泽东感到加强集权的必要性，此前，八路军的前线领导人彭德怀和新四军的实际领导人项英都对毛泽东缺少足够的顺从，但毛泽东知道，抗日从来不是中共的目的，而在国军与日军二虎相争之后，趁机夺权才是毛泽东最在意的。而且，此时日军已停止西进战略，西安一线不再受到日军威胁，毛泽东便可以将其精力一方面用于军事扩充，一方面展开党内斗争，开始了他的延安整风，也就是在党内清除异己的运动。延安整风从1941年5月开始，一直持续到抗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夏天。这段时间，中共军队与日军没发生大的冲突和战斗，相反，中共情报人员有与日伪情报机关互通款曲，交换信息的重大嫌疑。
就在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聚会的时间，延安的整风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1943年9月至1944年4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召开，“教条主义”领导人从王明、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起，一一进行检讨、反省，从而为毛泽东铺平了独断专行的权力之路，在这段时间的会议上，彭德怀也受到严厉批评，他被被指责没有经中央正式批准便发动百团大战，暴露了中共军队的实力。彭德怀虽然没有象其它领导人那样对毛泽东卑躬屈膝地检讨和反省，但也不得不做了自我批评。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二战中的同盟国与轴心国拼杀到人仰马翻的时候（其中也包括苏联与希特勒的战争），从1941年起，毛泽东东靠阎锡山的屏障，西有盛世才的庇佑，高喊着爱国抗日的口号，不时还向中央政府伸手要点钱粮，其实他将延安变成了一处抗战中的桃花源，在这里，他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党政军干部重新评估使用，对军队和干部进行彻底而残酷的洗脑，从而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党的最高领袖对党和军队的绝对统一领导，而这种改造和统一是时时处在抗战压力下的蒋介石所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当几年后内战爆发，毛泽东的对军队的控制力是蒋介石所无法企及的。当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聚会的时候，他们显然并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在为人类的和平而努力，毛泽东躲在清净的延安为未来的大规模战争做准备。毛泽东之所以可以躲清静，正是因为蒋介石在正面战场上一直与日本人拼杀，正是因为美军在广阔的太平洋上与日军一个岛屿一个岛屿地争夺，正是因为中美英在南亚与日军淤血苦战，这是开罗会议得以召开的前提，也是开罗会议后继续扩大战果的地区，正因为有开罗会议参加者领导的苦战，毛泽东才可以在延安整风、听戏、跳舞、谈恋爱。而在远离延安的中共各“抗日根据地”，中共军队和地方武装尽量避免与日军作战，时时寻找机会与国军摩擦，抢夺武器和地盘，比如，中共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回忆，在江苏敌后，曾经在台儿庄战役中立有战功的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因在苏北与日军作战伤亡较重，派人联系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希望撤到淮安蔡桥附近躲避一时，张爱萍假意称蔡桥地域狭小，建议韩德勤退到洪泽湖畔新四军四师防地，结果，当韩德勤部队到达洪泽湖畔的时候，被早已接到张爱萍电报的新四军四师彭雪枫部突然袭击消灭，多数枪支弹药成为新四军战利品，连韩德勤本人也被新四军俘虏。
将视线从延安挪开，再看毛泽东背后的大树——斯大林。我们知道，斯大林没有参加开罗会议，理由是不愿意和蒋介石见面。为了同盟国的协同作战，四国会议不得不分为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两部分，开罗会议后罗斯福、丘吉尔被迫飞抵德黑兰与斯大林会谈，而一年多之后的雅尔塔会议是在斯大林控制的土地上召开，那时候，与苏联有着正式外交关系的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就连参加会议的机会都没有了。开罗会议召开的时候，苏联接受大量美国援助从而结束战争开始阶段近乎崩溃的局面，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已经形成对德国军队的进攻优势，同时也开始表现出对英美同盟力量的傲慢，而这种傲慢将使毛泽东增强与国民政府摩擦乃至发动全面战争的信心。
所以，开罗会议召开时，虽然美军已在太平洋战场取得优势并积极策划登陆欧洲，同盟国对德意日作战的胜利曙光开始显现，但对人类和平的另一个威胁却已在自己的同盟内部形成壮大，成为二战结束后对人类和平最大、最迫切的威胁。此后的历史将证明，死于斯大林、毛泽东共产主义暴政下的受难者远超过轴心国法西斯统治的受害人数。在挑起和扩大战争的兴趣和雄心方面，毛泽东显然更胜一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斯大林年事已高，在处理对西方关系问题上的灵活性远大于毛泽东，而毛泽东的“极左”风格，到死都没有改变。对共产主义的危害和崛起的问题上，西方世界领导人尤其是罗斯福的估计显然不足。这与斯大林表现的灵活性以及毛泽东通过《新华日报》等报纸高呼民主自由口号的高明欺骗有一定关系。
开罗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是涉及中、日、朝、东南亚诸国的独立及领土问题，二战结束后，基本按照《开罗宣言》的要求，朝鲜独立，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华民国，但是，中国大陆、朝鲜半岛迅即重燃战火。1945年初，在延安整风接近四年后，整人整得不亦乐乎的毛泽东发现日本战败的结局要比自己估计的时间提前，于是匆忙结束整风，厚着脸皮向被整者“脱帽道歉”，让他们下山摘桃子，去国共内战的战场上拼杀——要打仗，自然就没时间整人，好在人都已经整过，听话得很，而蒋介石除了嫡系部队之外，却是难以指挥。内战的胜负，仅在这一点上，就可以隐约看出端倪了。
对西方国家来说，二战是保卫人类和平与自由的战争。但在英美、德意日、苏联及其附属毛共这种类似中国历史之三国的关系中，西方因全力应对德意日而疏于对共产主义坐大的防范，这是我们今天在纪念二战的时候应该深刻反思的一点。二战的成果之一联合国，也和此前的国联一样，同样没有起到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保护人权和自由的作用，今天，二战后产生的亚洲共产主义国家仍然存在大量的人权侵犯，人民自由难以保障，从这点来说，二战抗击法西斯的使命并没有完成。
回到《开罗宣言》这部电影。既然是由中国人拍摄《开罗宣言》，既然在开罗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已经拥有五十万人的正规军队（另有大量地方武装），战争意志顽强，武器虽然较差但有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苏联的支持，的确已经是当时世界的一股重要力量，那么，将毛泽东作为一个角色放进电影实在并无不可，而且，鉴于毛泽东对此后历史的重要性，不妨多给他一些镜头，但这应当遵循历史真实。如果我们将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对德意日的军事行动比喻为螳螂捕蝉，那么，蓄意已久要夺取全中国甚至要“解放”全人类的毛泽东已是黄雀在后，不把这一点表现出来，对当时的世界格局的确无法进行有效的再现。而且，没有毛泽东的世界将不会有此后的灾难深重的红色中国，不会有朝鲜战争，不会有越南战争，不会有柬埔寨红色高棉……1943年底，当人类为结束战争而努力的时候，确实太过于大意而忽略了当时世界上最没有羁绊的历史逆行者毛泽东，在回顾这段战争记忆的时候，因为毛泽东不曾为抗战做出像样的贡献，除了一些不大不小的国共摩擦事件，人们甚至会忘记毛泽东的存在，但当时的毛泽东可是绝对没有闲着。让我们记住这一点，请今天的战史书写者不要再次忽略1943年底毛泽东的存在。我们应该“感谢”《开罗宣言》的拍摄者，是他们将一个被虚假美化的毛泽东从延安窑洞拖出来放到这个完整的二战画卷，从而引发人们真实的回顾与思考。
201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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