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润生：从“专政”到“独裁”

　　敝人第一篇讨论稿《谁主沉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代表大会公开宣布的“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所指的具体“旗帜”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旗，不是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大旗，不是共同富裕的大旗，也不是反腐倡廉的大旗，说白了一句结，这面永不易改的旗帜就是共产党的“党旗”！一切都能够“改”，一切都可以“易”，唯独共产党的“党旗”不能摇不能倒不能换！

　　共产党所以认定他的“党旗”永远不能“易帜”，是因为它确信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到“美丽中国”，都是地球上最先进最英明最正确的党纲党章，堪称天下第一党！从来不相信不承认不思考“一党专政”的弊端与危害，必然走向消亡的历史发展规律。

　　政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封建主义社会没有政党。封建主义是一家专政，一人独裁。皇家专政，皇帝独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帝的圣旨是“上天”的授意，凡间无有可匹比者，皇帝独裁天下大事天经地义。中华民族第一大独裁者应属泰始皇。史家称他统一中国，是历史的进步。这个进步是以“焚书坑儒”、“孟姜女哭倒长城”为代价的。从泰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王朝的“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文字狱，是中华民族二千年封建社会皇帝独裁的罪恶史。

　　西方率先推翻了封建主义制度，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各种政党纷纷涌现，都是资产阶级政党。自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开始出现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世界跨入了政党政治时代。无论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凡是一党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地从“专政”发展到“专制”，又从“专制”发展到“独裁”。德国纳粹党，曾经标榜为社会主义党，因为希特勒坚持“一党专政”，很快变成法西斯党，希特勒成为大独裁者，德国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给入类带来巨大灾难。列宁创建共产党，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实行一党专政，培育了大独裁者大暴君斯大林，屠杀大批反对“苏维埃”的平民百姓，暗杀大批反对独裁的共产党人。又乘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机遇，蛊惑“共产国际”成员国的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构建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对本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丝毫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对共产党一党专政深恶痛绝，齐心合力反抗专制反抗独裁，社会主义阵营倾刻之间土崩瓦解。资产阶级政党吸取纳粹党的深刻教训，彻底改变“一党专政”体制，实行“多党制”政治，推行“三权分立”、“公民直选”，资本主义非但没有“一天天烂下去”，更没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而是一天天繁荣一天天强大，“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美妙之青春”。共产党专政的社会主义阵营只剩下了了无几在苟延残喘，“快进博物馆了”！

　　说过世界说中国。中华民族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是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以后改名为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无疑是资产阶级政党。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准备实行“多党制”。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举起“剿匪”的大棒扼杀共产党，实行国民党一政专政的立宪制度，党内清除异己，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独裁者，最终被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赶到台湾岛去了。

　　对于“一党专政”制度，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是深恶痛绝的，把国民党一党执政、其他党派参政议政的制度批得体无完肤，一针见血地称其是“蒋介石独裁政权”。共产党刚刚夺得政权之时，曾对多党联合执政、共同掌权下了很大决心，并且拿出了实际行动。1949年9月成立的第一届中央政府七名主席、副主席中，非中共人士三名。占42％；93名部长、副部长中，如果包括未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民主人士，有42名，占45％，如果不包括名为民主人士实为共产党员的，应为31名，占33％。不管怎么算法，基本上达到了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议政的目标。既然是“参政”，当然就要“议政”。议谁？参政的民主党派之间互相批评吗？尽管有几位民主人士在政务院担任正部长，可执政主政部委的仍然是“党组”；尽管有几位民主人士在省政府担任省长，可执政主政的一方诸侯是省委书记。如果只议鸡毛蒜皮，当然可以不涉及共产党，不涉及“部党组”，不涉及“省委书记”。如果要议国家大政方针，首先涉及的必然是共产党。“议论”到什么程度算是“帮助共产党整风”，“议论”到什么程度算是“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当年无法可依，至今仍然无法可依。这就给参政的民主人士出了大难题。不议政吧，自己的政治良心不安。公开议吧，意见的性质到底是“帮助”还是“推翻”，又由不得自己掌握和决定。以共产党当年认为最恶毒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句话为例，大概无人认为共产党领导军事是“外行”，江山本来就是共产党用枪杆子打下的；同样无人认为共产党领导农业是“外行”，共产党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出身；对于全局领导，无人认为毛泽东是“外行”，上海市无人认为市长陈毅是“外行”。这句话主要指的是科技教育文化领域、现代工商业领域。历史已经证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观点不无道理。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的失败，应是“外行”领导内行的苦果。科技教育文化领域“外行领导内行”的苦果至今还在吞咽着。共产党执政60多年，无一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共产党的忠诚卫士钱学深、季羡林身前都不约而同地承认，60多年的新中国没有培养出高素质人材。2010年提出教育“去行政化”，不知是不是决心结束“外行领导内行”的历史，从此让内行自主办教育呢？今天，无论我们怎么给“外行领导内行”辩护，当年实实在在是作为“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反动言论处理的，凡说过这句话的人，全部一棍子打死。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在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斗争中，曾和共产党并肩战斗，共产党执政后更是真诚地参政议政，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浦熙修等都成了“大右派”。延安“窑洞对”的主角黄炎培被内定右派，官方好象有点不甘心，又公开给他儿子、水利专家黄万里戴上“右派”帽子。官方公布的全国右派分子55万，民间认为超过200万；官方承认“内定”右派200万，民间认为超过一千万。对于如此“扩大化”的反右斗争，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秉笔上书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对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当然，共产党还不敢把孙夫人打成或内定为“右派”，只是对此“议政”不予理睬。到了“三面红旗”时期，“参政”的基本上剩下宋庆龄个把人，至于“议政”的民主人士，一个都没有了。宋庆龄也无可奈何，采取了“沉默是金”的消极对策。

　　“反右斗争”基本上得到了共产党高层的一致拥护。政治局委员中一个右派没有，省市一把手中也没有一个右派分子。省委副书记、省长、副省长中的右派，同样了了无几。彭德怀的小姨子浦熙修打成大右派，彭老总大义灭亲。刘少奇拥护，朱德拥护，邓小平是“中央运动办公室”主任。无论从哪方面说，在反右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同心戳力的。到“三面红旗”时期，“多党参政议政”基本上名存实亡，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党专政”。然而，党内的观点开始严重分歧了，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为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对“三面红旗”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尖锐的批评，公开向毛泽东的重大失误挑战。当时中共高层敢于公开支持彭、黄、张、周的人还不多，刘少奇是批彭的主帅，林彪是副帅，朱德只是唉声叹气。据罗瑞卿女儿回忆，他父亲在庐山会议上是“一边倒”，当然是倒向毛泽东这一边。彭真是“一边倒”，陆定一、杨尚昆全是“一边倒”。从庐山下来不久，刘少奇很快着手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发展国民经济新方针，并支持安徽省搞“包产到户”试点。另据知情人透露，刘少奇甚至在一个小型会议上说：“彭德怀的意见本身没有错，只是态度不对头”。绝顶聪明的毛泽东难道不知道“八字方针”是对“大跃进”的否定吗？“包产到户”的矛头是对着“一大二公”的吗？刘少奇立场观点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毛泽东是心知肚明的。邓小平在庐山没有公开表态，制定“八字方针”他是刘少奇的得力副帅。到1980年，邓小平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邓小平文集》第二卷295页）到了1965年前后，国民经济彻底渡过了难关，走出了困境。这时，庐山上“一边倒”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几乎都成了刘少奇、邓小平的“粉丝”。

　　共产党内某些人总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是路线之争，毛泽东要推行极左路线，刘少奇坚持正确路线。当年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对此大不以为然。《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中披露，1964年，刘少奇积极推行他主持制定的“四清”《后十条》，积极推行他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多次在会上讲话并两次给江渭清写信，严厉批评江苏省委在“四清”运动中“打了败仗”，要求江苏省委“反右倾”。江渭清认为，刘少奇的《后十条》和“桃园经验”，比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更左。然而，在主持制定《二十三条》之前，毛泽东对刘少奇批评江苏省委“右倾”是完全赞同坚决支持的。毛泽东在1964年的9月和10月，两次在刘少奇给江渭清的复信上批示，对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进行批评，肯定了刘少奇的“反右倾”举动——“你的信写得很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二个月，毛泽东竟然当着江渭清和刘少奇的面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意见是错的。”不过区区两个月时间，毛泽东的态度竟发生了180度的大变化。原因只有一个，刘少奇在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公开反对毛泽东在《二十三条》中关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观点，激起毛泽东的愤怒，决意与刘少奇分道扬镳。

　　毛泽东深知不能象批判彭德怀那样处置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决意发动文化大革命，彭、罗、陆、杨不幸成为毛泽东“杀鸡儆猴”的第一批对象。庐山上，奉毛泽东之命拉黄克诚共同反对彭德怀的谭震林，成为反对“文革”的“二月逆流”黑干将；曾三次胁迫黄克诚在“反党集团”决议上签字划押的陶铸，“文革”开始因为反对打倒刘少奇，成为“党内最大的保皇派”，被毛泽东置于死地。中共高层公开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只剩下一个林彪、半个周恩来。毛泽东清楚得很，仅仅依靠这“一个半”，文化大革命肯定发动不起来，更不可能取得成功。于是假以中央的名义成立“文革小组”，利用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党内知识分子的政治狂热，加上自己的老婆、女儿，去煽动无知的学生，搞全国性的大串连大造反大动乱。邓小平说：“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文集》第二卷345页）邓小平所言党内民主集中制破坏殆尽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这是对的，但他没有指出党内民主集中制破坏殆尽的根本原因。敝人陋见，这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其他党派参政议政最终导致个人独裁。当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被全面击溃之后，共产党内的意见分歧必然成为主要矛盾，毛泽东如果不搞个人独裁，他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必将遭遇严重挑战，党内的第一把交椅必然岌岌可危。毛泽东自己承认，“文革”之前，他要各级干部下基层蹲点，说了三次，不起作用，刘少奇只说了一次，统统下去了。彭真掌管的北京市，他什么事都管不了了。他如果不搞独裁，岂不是名存实亡吗？正如军旅作家张聂尔在《风云“九•一三”》中所描述的那样：“今天的毛泽东可不是井岗山上的毛泽东了，那时，多数人可以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下去；今天，毛泽东只要一票反对，其效果就像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行使否决权，就可以否掉整个中央委员会的二百多票。”可见晚年毛泽东独裁到何种程度！

　　当代共产党宣称，我们现在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党执政、多党参政议政的政治制度，“反右”就不会发生，“文革”更不会发生。敝人以为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历史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谁都不能违背的。民间的“国际独立中文笔会”是与官方的“中国作家协会”并列的“世界笔会”的两个中国成员，理所当然是公开的合法的组织。独立中文笔会主席刘晓波在网上发表《2008宪章》，得到二百多名作家、教授、律师等精英人物的签名拥护。2009年12月，刘晓波被执政党判处11年徒刑。据传，刘晓在法庭上自我辩护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第一部宪法到现行宪法，不是都有“言论自由”这一条款吗，我发表《2008宪章》为什么得不到宪法的保护？法官是这样辩解的：你发表文章属“言论”，但网上签名属行动，“言论”可以自由，“言行”就不可以自由，你犯的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天啦！谁能分清“言论”与“言行”的不同本质呢？还不是任由执政党一家说了算吗？《2008宪章》的网上签名只有二百余人，共产党将刘晓波一个人判刑；如果今后某网上活动得到二千人、二万人，甚至二十万人签名拥护呢，这是极有可能的，共产党岂不又会将“参政议政”的所有人士全面击溃，这不是第二次“反右”吗？“参政议政”的闭了嘴，党内不可能全面闭嘴。尽管共产党的一把手废除了终身制，若在五年或十年的任期内，遭到党内多数人的反对，他会自动下台吗？他会甘心放弃已经到手的荣华富贵吗？他要不要实行独裁，要不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呢？笔者斗胆断言，未来必将向我们展示——只要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不彻底改变，第二次“反右斗争”一定会在神州大地发生，第二次“文革”悲剧一定会在神州大地重演！薄熙来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运动，几乎就是第二次“文革”的一场预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笔者要进一步阐明，当代大陆政治改革成功的根本标志是从“一党专政、多党参政”发展成“人民民主”、“多党执政”！唯有这一条路径是“正路”，其它任何路径都是“邪路”！“一党专政”必然演化为“一党专制”，最终必然演化为“一人独裁”，必然给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决不是杞人忧天，更不是耸人听闻，这是不以一人一党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最后的结论：“改旗易帜”是共产党的邪路，“不改旗易帜”是共产党的“正路”；“改旗易帜”是国家和民族的正路，不改旗易帜是国家和民族的邪路！

　　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并非完分辨不清“正”、“邪”，而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故意黑白混淆、是非颠倒。敝人的下一个论点是：“怎一个‘权’字了得！”

（作者是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2012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