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个寒冷的冬夜，囚于天津军管会看守所的最后时刻。
“军统”情报组长秦应麟眼睛红红的，走到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跟前，紧抓住他的手，声音嘶哑地说：“小九，你最小，将来就你可能回到台湾。万一有一天你真回去了，一定要替我们问一问：这个王永祥到底是谁给咱们派来送钱的？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
那一夜同囚一室的十几个人里，只有“小九”侥幸活到了这么一天。整整半个世纪后，暮年的九爷执意要到达海峡对岸，把那半个世纪前的口信带到。也为七个亲人的死，为自己的三十三年的刑牢讨一个说法。
1
六七十年前，通县张家湾垛子村，姓钮是大户。这家的小儿子，大名钮益惠，按钮家同辈儿排行，他数老九，从小都叫他“小九”。
小九的父亲话不多，在家大事儿他全拿主意。小九的亲哥钮益培，同辈儿排老三，叫他三哥。他上的育英中学，进了保定陆军学校，参加过抗日的台儿庄战役。日本投降，他由重庆飞回北平，做了第五补给区副官。
这时候钮家搬到北平哈德门内，东单牌楼北的新开路胡同戊字四十一号。那座大院儿听说以前是日本人住的，里面停三辆大马车没问题，大门一开就能进汽车。一排五间大北房，每间屋里能摆四张麻将桌。冬天大洋铁炉子就有三个，半人多高，添一次煤得二百斤。
三哥钮益培认识个朋友，叫刘景惠，老家是黑龙江的，东北沦陷后跑出来参加抗日。后来在上海当匪警，实际上也是“军统”特务。三哥把他介绍给小九的三姐——那时候，谁见了三姐都说她是个美人。三姐去了上海，见到警察队长刘景惠，没多久他就成了三姐夫。
上海被攻破前，三姐夫跟着往台湾退。三姐当时带孩子在北平娘家，没跟过去。三哥钮益培也把嫂子和孩子留在北平，自己说先去南京瞧瞧。后来，局势变化太快，他跑到香港，去了台湾，没来得及回家说一声。
1949年新政权成立，钮家感觉气氛不对，全家从城里的大院子回到老家通县垛子村。不久，他家在东单牌楼附近的大房子都没收了。
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入城经过东单牌楼
2
这年四月，三哥钮益培跟三姐夫刘景惠忽然从外面回来了。
小九一看，他们都做买卖打扮。听他们在屋里悄悄跟父亲说的消息，意思好像是由于朝鲜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国军”就要反攻大陆什么的。
他们出发前，“军统”的毛人凤局长亲自在台北摆了酒席。其中的一个组四个人，任命老牌儿特务秦应麟为中校组长，组里有小九的三哥钮益培和三姐夫刘景惠，他们计划从江阴偷偷登陆。可不走运的是，安排好在大陆岸上拿钱接应的人卷着钱跑了，一组人刚登陆就抓瞎，只能几个人分开走，好不容易到了天津，再转道北京。
口袋没钱，一组人寸步难行，决定把电台就安在钮益培父亲在通县垛子村的家。三哥钮益培一表达这个意思，他父亲当下就为他们做了准备。
不久，外面又来人了，大人不能去接，三哥钮益培告诉十五岁的小九：“明儿上午十点你去双桥火车站接个人。给你请的家庭老师，姓孙。”
大人不跟小九多说，他也很快就知道，孙先生名义上是他的家庭老师，实际上是派来的“孙台长”。他在屋里架起一套美制军用收发报电台，专门和台湾联系。小九整天跟着他转，觉得可有事儿干了，而且肯定是大事儿。
先得解决电的问题——乡下没电，怕引起注意，不敢出去买电瓶和大电池，孙台长打算用手电筒的电池供电。到处找能连接电池的东西，发现钮家有个红铜的大脸盆，孙台长觉得那个行，小九马上把它抱来。别说是家里人都在用的铜脸盆，只要孙台长觉得有用，再好的东西都不会有人拦。
他俩把红铜脸盆剪成一片一片的，把一箱子电池联起来。天线扯得老高，小九登高爬低帮着从房上架过去。村儿里人就是看见了也不懂，顶多以为是矿石收音机的天线。发报的“滴滴答答”声还挺大，但是那阵儿到处都乱，加上把电台安排在院子最犄角的屋里，所以没人注意到钮家的情况。
每天，孙台长都躲在屋里收发电报，钮家买了好多手电筒的电池。联络距离远，电池用一半儿就得换，特别费电。怕进货被人怀疑，钮家在东安市场还摆个摊儿。
小九心甘情愿，整天忙前忙后，小孩子跑来跑去也没人注意。他心里还想，我们钮家这是在“为国尽忠”的最前线哪！小九的任务是帮着看风声听动静，他想：“完全把孙台长当大哥，自己死都不能叫孙台长有危险。”小九也多次听见父兄们说起：“咱家的电台只要被人发现，咱们这些人就谁也别指望活。”
他俩整天在家忙电报的事。译出来的都是数字，三个月，向台湾发报六十多次，收报一百多次。那边问什么情况，这边就想办法打探，答复过去。比如部队的调动，有什么攻打台湾或者抗美援朝的动向，他们报告过志愿军宋时轮兵团将要开赴朝鲜前线。还有党政军高干的情况，像车牌、住处等等。电报抬头是“毛经理”，据说是直接给毛人凤看的。
3
这天，小九在院子外面望风，就见有四个干部模样的人从他家门前经过，其中一个还停下来，一边往院儿里看，一边笑着问：“小孩儿，村公所在哪儿？”村公所就在明面儿上，谁能不知道。他们一走过去，小九赶紧跑回家，告诉孙台长快躲躲，叫他先到村南头路那边的庄稼地里等消息。跟他说：“赶紧出村儿！我不去叫，你就别出来！”
这之前，他们刚收到过组长秦应麟的信，上面就一句：“生意没法做了，赶紧收摊吧。”小九的父亲一看，脸上就严肃了，已经让他们有所准备，把天线什么的全收了，在灶房烧了不少材料。
那天没过多大工夫，小九在大门外看见又来了些人，到他家门口问问话，小九假装好奇地问他们干什么，他们态度挺和气，说是来调查受灾情况的。
天黑以后，哗哗全出来了，长枪短枪的。这回一点儿不含糊，到门口也不问话就进来了，见人就看起来。小九在院儿里，有个干部模样的专门盯着他，小九往后面走，回头看那人也跟着。最里面是二奶奶的屋，小九叫声“二奶奶”，撩帘儿进去。这人站在门外。二奶奶在屋里没明白怎么回事，小九已经上炕，从后窗跳出去，翻后墙跑了。
小九钻进玉米地，孙台长正蹲在里面观察呢，小九叫上他接着跑。
在门口盯小九的人肯定发现不对了，他们都往地里追，但地里的玉米长得老高，钻进去谁也找不到。小九道儿熟，猫腰就跑了。
这晚上这么一走，小九整整三十三年再没回家。
当年的朝阳门
把钮家的房子都扒了也没找到电台，来了那么些人扑个空。小九的父亲就防着有这一天，一见苗头不对，把电台转移走了。小九的父亲没在家，小九也带着孙台长跑了。
那个晚上小九带着孙台长往东南跑下去，北京是在他们村儿的西北，小九要给造成假象，让人以为他们往天津跑了。那一夜他俩兜了大圈儿，顺着庄稼地先往东南跑，绕到北面，跑了有四十里，最后到朝阳门外。
路上孙台长说：“小九，咱们会成功脱险的，我带你回台湾。到时候我还回局里上班，你呢就上学去。咱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小九问：“怎么能回台湾呢？” 孙台长说：“现在连大别山里都有咱们的游击队，在海上经常有台湾来的军舰和大船，咱们只要到了山东，一到海边就有办法了。然后我带你回台湾。”
他们明白火车站不能去，肯定设卡盘查，所以经过双桥火车站都没停。往朝阳门外的长途汽车站去，那里有去济南的班车。小九看过好些电影里的情节，他简直比孙台长这个特务还鬼，小九出主意说：“咱俩要分开二十几步走，你能看见我就行。”到了汽车站，每天有一趟往济南的，他们不能坐同一班，决定第一天小九先走，孙台长再坐下一班。
小九先上了长途车。车开的时候，他往里面走，身后有人叫：“小九！”小九一回头，麻烦了！
那人说：“你就是垛子钮小九吧？”是个便衣，模样随和。
这会儿小九倒横起来：“是又怎样？”
那人说：“我们就找你哪！”
小九说：“找怎么了？”他觉得抓到就是个死。
那人抓住小九肩膀问：“你说说，你把那个孙毓清弄哪儿去了？”
小九说：“谁叫孙毓清啊？”
他笑了：“嘿呦，你连孙毓清都不知道？”小九一拧脖子不回答。
又上来几个便衣，跟司机说一声，让调转方向，一车的人给拉到公安局去了。那时候经常抓坏人，车上群众对于抓人没怨言。公安局在前门东，一车的人跟着小九全拉过去。挨个查，车里的上上下下搜遍了，但是查不到。就小九一人心里明白，这车上找不到孙台长。
回过头来专门关一屋审小九，对他说：“小九啊，你还小不懂事，只要交待孙毓清去哪儿了，我们保证你没事，你们家人也都没事，都可以考虑宽大处理……”
小九一听，明白家人全被抓了。但他还硬着脖子说：“你们小看我了。我从干这件事的第一天起就知道，只要叫你们发现，我们谁也活不了。叫我出卖孙大哥，你们那叫瞎想。我还等着他有一天替我们全家报仇哪！”
公安人员说：“这小家伙比谁都反动！”
4
朝阳门外东大桥的长途汽车站，每天发往济南的班车就一趟，结果在车上把孙台长也抓到了。到后来小九才知道是台湾派人来送钱，一个叫王永祥的香港商人，带着汇票到天津锅店街的老太和药铺交接。这边的人去领钱的时候就被盯上了，等你把钱领走，然后跟踪抓捕，一网打尽。可以说这个王永祥一到天津，他们全组就完了。
全组预审完以后，在送往军管会军法处临判之前，会把同案的人临时放到一个屋里。自抓到以后就这么一次，是什么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那天是1951年1月11日，很冷。他们都没睡，一整夜说了很多事情。因为小九才十五岁，组长秦应麟眼睛红红的，走到跟前紧抓住他的手说：“小九，你最小，将来就你可能到台湾。万一有一天你真回去了，一定要替我们问一问：这个王永祥到底是谁给咱们派来送钱的？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
小九的三哥钮益培知道要到绝地了，就说：“到时候都多喝点儿水啊，痛痛快快的！”
1月26日，一清早起来不开门、不放茅、不倒尿了。这时候三哥和小九隔一个牢房，两个屋中间用一盏灯，上面挖个洞。每个牢房十几个人，小九听见三哥在那边说：“九儿益惠啊，我今儿个就走了。”这句里有很多意思，起码包括“家里的一切就托付给你了”。小九答应一声：“唉……”就听见哗啦哗啦地开门往外带人。谁都不言声了。
孙毓清没判死刑，估计有立功表现，也可能因他精通电台和密码。
在钮家起获的美制收发报机
1951年1月27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军管会军法处判决反革命案二十余起，首要匪犯三十八名判处死刑，于二十六日上午执行枪决。刑场周围有群众万余人用复仇心情看特务们的最后下场。”
自从小九三哥和三姐夫把电台弄到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小九的父亲安排。
得知走漏风声后，他在家把所有东西都处理掉，把收发报机拆开装到大缸里，运到离家几百米的破草棚里。破案后，所有的人都抓齐了，就是找不到电台。
小九的父亲在外躲了一个多月，到处风声紧，后来落脚到西直河的五弟家，五弟知道迟早要连累全家，就去告发了。
公安随即押着小九的父亲去起获了电台，就地正法。
5
小九在1953年由天津西头反省所转到北京第一监狱。他是在监狱长大成人的，从少年小九熬成犯人中的“老大”钮益惠。
外面饥荒最厉害的时候，钮益惠的母亲上监狱来过一回。从大羊坊的家到陶然亭这边的监狱，长途汽车在大羊坊有站，可她没舍得花车钱，一清早出来，正是天冷的时候，小脚老太太背着二十多斤吃的一路走到监狱的南大门。管教告诉钮益惠，有特殊接见，打开牢门把他叫出来。
钮益惠一进接待室，看见母亲坐在那儿，知道自己不能哭，本来母亲就够难受的。母亲在哭，很克制。母亲原来富态的，现在变成干瘦老太太了。母亲问：“九儿，你不是该到期，该家走了？你到底判了多少年啊？”他说：“是无期”。母亲不懂，问他：“什么叫无期啊？”
旁边坐着干部，钮益惠说：“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就叫回去。”母亲说：“那你好好的，你快好好改造，妈在家等着你早点儿回来。”
1983年春节过后，3月6日那天，劳改煤矿的管教一早告诉钮益惠：“法院讨论了你的案子。”当天上午全体犯人大会，宣布减刑名单，都特别激动。但钮益惠没当回事，因为他减过刑了，离刑满还有日子呢。上面念着念着，一听念到：“钮益惠，减去余刑，予以释放。”才发现真有这么一天。
坐了三十三年牢，钮益惠被“宽大处理”，减刑释放。听说是清理积压的档案，说这家伙关三十多年了，也没杀人放火，当初就是个孩子，释放得了。加上正赶上“严打”开始，监狱和劳改场所都地方紧张。
“镇反”时进去的，“严打”时出来的，钮益惠是都赶上了。
临出去时，发一张盖了公章的《释放证明书》，相当于出去以后的身份证明。不少原来先出来的狱友就住在监狱外面，有人还送给他一件军大衣。钮益惠一天都不打算在劳改煤矿过夜，3月6日当天晚上就往回赶。身上没一分钱，矿上以伤病补助的名义给了四十块，很大一笔了，二十块买车票，怀里还剩二十块。钮益惠提个网兜，里面是脸盆和杂物，上了火车。
在北京站下火车，出来一路走，为省车钱，更为了多看看，钮益惠一路走到天安门前面。三十三年后第一次到这儿，和小时候的印象完全两样，知道这里已经是最重要的地方了。
钮益惠站在空荡荡的广场上，风挺大，有照相的，排队开票，他穿着狱友送的草绿色军大衣，照了张留影。照片上的钮益惠倒是像个来北京出差的国家干部。
1983年3月6日，钮益惠在释放后回到北京
钮益惠来到大兴县大羊坊的羊北村，母亲是从通县垛子村搬到这里的。但这个时候，母亲早在“文革”中死去，改嫁的三姐也在那时上吊了。
过条小河，钮益惠向人打听：“劳驾，请问钮益海住哪儿？”那人说：“噢，您找四爷啊。”旁边有个小孩儿，那人说：“快领着去，找你爷的。”小孩子一路跑在前面领钮益惠去。一进院子，钮益惠看见钮益海正在屋里坐着。
钮益惠站到门口叫：“四哥！”他俩是一爷之孙。
四哥瞪眼问：“你谁啊？”
钮益惠迈进门说：“我是老九，益惠啊！”
“哎呦，老九啊！”兄弟俩抱头痛哭。
钮益惠还到西单商场去找外甥女，她是三姐上吊后留下的一个女儿，根本不知道钮益惠还活着。钮益惠进了商场走过去，好像看见三姐在卖服装，外甥女长得跟三姐一模一样。
钮益惠走近了，在旁边看着这闺女，她也看看钮益惠，俩人互相看着。钮益惠声音不高地问：“闺女，你有个舅舅吗？”“哎呦！”她说，“您就是我舅舅啊！”站那儿就哭了。
钮益惠站她旁边，当时什么也没多说。他连眼泪都早没了。
6
与当年相比，在老家通县张家湾垛子村的人看来，他最大的变化，是由小九变成了九爷。
九爷发现外面的世界完全变了样，北京完全不是他小时候的北平了。赶上开放搞活，多数人不敢干，他怕什么？用借的一点儿本钱做个体户，前后干过几样买卖，做什么都挣钱，是那年头先富起来的万元户。
九爷知道，要想有朝一日实现几十年前接受的托付，去海峡对岸一趟，把那些人临死前的口信带到，也为七个亲人的死要一个说法，做这些没钱都不行。所以自从赤条条从大狱出来，他就忙着挣钱。那些年他在东大桥农贸市场卖牛羊肉，数他卖的羊肉好，还不缺分量。最多的时候一天流水上万，纯利两千多，雇七个伙计。
上个世纪末，除非有直系亲属探亲，别的大陆人还没法去台湾。九爷弄了个韩国的邀请，准备先到韩国，再想法从那儿去台湾。但他虽然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护照却申请不下来。九爷到派出所开证明，人家都认得他，说他是“重点保护对象”。
7
九爷想起给他打工的一小伙子，福建人，说家乡那边能偷渡台湾。九爷叫他回老家去渔船打打工，探听下门道。不久，小伙子从平潭来电话说：“您快来吧，从这里去台湾可顺啦！”
当年十二月，九爷到平潭，有人接头，先交两千定金。一拨二十多人被安排上了条不大的渔船，趁着天黑就送出了海。其中有一半是“小姐”，她们不交钱，什么东西也没带，到了那边得先挣钱还账。
在海上漂了十多个钟头，船小，又旧，大家都晕得够呛，吐得厉害。九爷从舱里上来，坐在外面，海水直往身上打，四周黑漆漆一片，就船上亮着一盏灯。有个“小姐”在底下受不了，到上面来，船总在晃，她就偎着九爷，迷迷糊糊睡着了。
到了台湾海峡中线，换到接应的台湾渔船上。随后在基隆一处渔码头靠岸，有老板或老板娘开车来接那些“小姐”，当时点钱领人；也有出租车等着九爷他们这些人，按地址把每个人送到要去的地方，直到看着你给家里打通电话，这单活才算完成。你家里从银行把剩下的一万八千块汇到指定账户上。
九爷住到台北火车站旁边的高架桥下面，那儿有一些流浪的，九爷也像他们那样找纸箱子铺着睡。
第二天，九爷从地上爬起来，找大厦的卫生间洗漱干净，穿戴整齐。然后按事先查出来的地址，直接找到军情局的大门口，在台北市中正区一个半坡上，门口没牌子。当年十五岁的小九，现在六十多岁的九爷真的走到了这个大门口。
正在他愣神儿的时候，站岗的宪兵厉声问：“喂，你干什么的？”
九爷说：“麻烦你给通报一下，我来找军情局的人有事。”
让他出示证件，九爷拿出北京市居民身份证，宪兵很吃惊：“北京来的？”接着通知里边，说有一个从北京来的人要找你们。转头对九爷说：“等几分钟吧，会有人出来接你。”
九爷抬头望望里面的大楼，深吸了一口气。几乎用去一生的磨难，总算换来这几分钟的等待，总算要把那句要命的口信儿带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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