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派與鷹派對撞在即？——急獨急統疑雲】徵文
对“大一统”观念的再认识
—-兼答两点心的反驳
程惕洁 《议报》首发
拙文《“大一统”观念，需要讨论》，针对两点心文章《台湾的出路在中华民国》当中提到的“大一统”观念提出质疑，有幸获得作者的认真反驳（见《反驳邦聯者的錯誤觀點——對程惕洁【“大一统”观念，需要讨论】的回應》）。为免不必要的枝节争论，我想再把我的主要观点重新梳理归纳，力争把道理说清说透。在此基础上，最后再回应两点心对我的反驳。
概念界定：什么是我所讨论的“大一统”观念？
所谓 “大一统”观念，应该是指主张、喜欢、倾向、或者怀念大一统的思想意识，或价值取向。“大一统”的英文对应字，应该是“Great Unity” 或“Supreme Unification”，包含“伟大的统一”“巨大的一律、一致、整齐、划一”等意思。那么，“大一统”应该如何定义呢？我搜索的结果，没有找到非常准确、令人信服的权威定义。总括各家说法，“大一统”的基本含义，可以大致归纳为下列三条：
第一，“大一统”作为一种比较完整的观念体系，乃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特色之一。虽然其它民族历史上也有某些“大一统”行为，比如帝国扩张、文化征服、宗教迫害等等，但远没达到中国“大一统”文化的广度和深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一统 ”基本是中国特色（若包括朝鲜，则是东亚特色，或东亚文化圈特色），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概念。至于为什么欧洲封建主义能自发进化到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历代王朝则只会一茬又一茬割资本主义尾巴，令代表新兴生产力的资本主义萌芽胎死腹中？主要得归功于王朝体制的超稳定结构，其形成有多种因素，包括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在内。有人认为，中国自秦以降，就没有真正的封建主义，而是一种特殊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叫“水利共产主义”，大一统王朝势力压倒一切，既没有相对独立的教会制约，也没有民间社会生存壮大的足够空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此处点到为止。
第二，“大一统”又是个历史概念。有形成、发展、顶峰和衰落过程，在不同时期发挥过不同作用，并非一成不变。春秋战国时代的儒道墨法等各派思想，多少都有“大一统”的成分，不外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类，属于“大一统“的雏形阶段。到汉朝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形成比较完整的“大一统”观念，包括三项主张：一是“大一统”永恒不变：“大一统是天地古今之道，不可改变”； 二是国土统一与思想统一并行：“有了大一统的国家，必须具有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统一思想”；三是以制度和法律强制推行，维护上下统一，“只有上下统一，才能保证法制号令规章制度的畅行”。到宋、明、清之际，新儒学盛行以后，大一统又有新发展：内政方面，随着“男尊女卑，君臣父子”之道深入普及，王朝大一统意识也由国家社会的宏观层面，渗透到家族的微观层面，从法律制度层面，渗透到伦理道德层面，甚至演变到宗族家法可以补充（乃至替代）国法的程度，对越轨行为行使裁决和处罚权。这可以看作是“大一统”观念在内涵方面的深入贯彻。在外延方面，随着地理知识扩展，也出现两个新概念：一是天朝和蛮夷的区别，二是中原和边陲的区别。 那时说的天朝和中原，主要指如今的中原十三省，后来扩展为22行省。其余周边土地都是未开化的荒蛮之地，对待办法是镇压加怀柔；至于更远的外国人，则视为“化外之徒，须拒之门外。”总之，对边陲番邦，居高临下，施以教化，不服就打，甚至种族灭绝（例如清兵对中亚小民族的征服等），从来没有换位思考和平等对待的观念。到所谓乾康盛世，“大一统”发展到顶点。之后，随着王朝衰落，西风东渐，危机四伏，大一统面临严峻挑战，新观念才开始抬头。
第三，总括而言，跟西方的领土主权观念不同，跟民主共和的观念更不搭界，完整的中国“大一统”观念，应该包括如下三个特点：首先，君权神授，朕即法律，帝王（或中央）的绝对权力不容置疑，遑论制衡；其次，主张一元，不容多元。不仅领土要统一，制度、思想、文化、言论也必须统一，不容任何“异端邪说”；再次，崇尚暴力，拒施仁政：对排斥统一的“异己力量”，强制压服，压而不服就消灭（比如“留发不留头”等）。
对“大一统”的概念界定到此为止。如果有人既认同大一统观念，但同时又否认“大一统”包括上述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三个要素，那么，他（她）所说的大一统，跟我说的大一统就不是一码子事，外延跟内涵不同，没有讨论必要。
“民主共和”可以看作对“大一统”的否定或扬弃
这里口气不那么斩钉截铁，因为我不是哲学家，不敢肯定用词的准确性，只是一种不大成熟的思路，提出来供参考而已。谬误之处，望专家指正。众所周知，由辛亥革命开启的“民主共和”潮流，开始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其中“驱逐鞑虏”的意思，明显不过是反对满清的大一统。民国肇建之后，发现“驱逐鞑虏”不大合适，这“鞑虏”两字不但包括满族，还包括蒙族，因为八旗子弟中有满四旗和蒙四旗，你把他们往哪里驱逐？要是统统赶回原居地，那民国岂不要丧失北方大片领土？于是又改成“五族共和”。名为五族（汉满蒙回藏），其实也包括其它几十个更小民族，以此避免国土的分裂丧失。
那么，民主共和国就不需要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了吗？当然需要，但民主共和的领土主权观念，已经属于普世价值的一部分，是以“保土安民，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从本质上有别于王朝大一统的那种家族天下观。既然共和兴新政，当然要抛弃王朝的“大一统”思维模式，改“君权神授”为主权在民，总统普选；改一元化为多元化，不再强求言论、思想和文化的统一。例如北大教授辜鸿铭，一生长袍马褂留辫子，成为国宝级遗老和师生的笑料，国府也没人给他麻烦。要在大一统制度下（比方“留辫不留头”），谅他也不敢如此“标旧立异”。
当然，所谓思想多元，并非一步到位，中间也有过不同程度的回潮或逆流，就算老孙和老蒋等共和领袖，也都不免有过专制念头，不同程度打压过合法反对派，试图重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理想”境界，说明历史的进步不会一帆风顺，但那仅仅是支流与回潮，是“大一统”的残余表现，从未真正成功过。即使革命军的东征与北伐，本质上亦非追求大一统，而是民主新兴力量与一统王朝残余势力（军阀割据，对抗共和）之间的新旧之争，跟美国内战中的蓄奴与废奴之争类似。从权力制衡的角度看，民主共和不但有横向的三权或五权分立，有反对党的监督制约，有言论自由和民办媒体，更有纵向的地方选举、地方财政、乡镇自治等等，所有这些因素，本质上都属于“大一统”的异化或对立物。
要说“大一统”在中国的成功复辟，最终还得归功于一代枭雄毛泽东。虽然毛共利用共和时代的多元空间成长壮大，但一朝夺权在手，就千方百计封杀他们曾经赖以生存的多元空间，一方面全盘照抄苏共集权体制，建立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精细到卡住每个人粮道；另一方面复辟翻新历代王朝大一统的历史糟粕，从商鞅的“路条”制（改为“介绍信”“通行证”，连要饭的也不例外），到明清的户籍保甲制（如户口本，准迁证，购粮证）。所以说，老毛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刻画比较准确。如果更准确的话，应该说是“马克思的皮毛，加上秦始皇的骨髓” 才算名至实归。
假如再看看民主共和如何对待“民族自决”或“民族分裂”问题，或许更能说明它与大一统王朝的本质区别。旅居瑞典的茉莉女士，在《开放》杂志2013年二月号发表过一篇“国共西藏政策的不同走向”，跟我的思路不谋而合。本节所讲内容，许多转述她的资料和观点，特此致谢（不再一一列明出处）。
上文提及，民国之初，把原先“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修改为“建立民国，五族共和”，有了初级的民族平等观，虽然在具体执行上，仍然未能完全摆脱“大汉族主义”和“大一统”的残余影响，有时甚至公然主张同化少数民族，强制推行“三民主义”等。比方孙中山1923年在广州号召：“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 蒋介石也说过：解决边疆问题之方法有两种，“一即刚性的实力之运用，一即柔性的政策之羁縻。”也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意思。但是，民国毕竟没有完全沿袭（也不可能沿袭）王朝时代的大一统，所以，经过逐步修正调适，在对待西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问题上，经历了从单方面宣示主权，主张同化，到愿意给予少数民族高度自治的渐进过程，跟后来中共强制推行的汉族沙文主义大一统政策，性质与后果均不相同。
1934年，国民政府趁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机，派官员黄慕松带团入藏。但藏人一心维护自己完整的独立，他们明确地向黄慕松表示：“五族共和”不适合西藏政教制度，不能合作。为解决冲突，国民党曾一度考虑采用军事手段，有人极力主张“假手武力”、“施以兵威”。就实力对比而言，当时国府有镇压条件，光是驻扎在西藏周边川、青两地的国军，就多达数十万人。其时西藏噶厦的兵力总数不足万人，且缺乏战斗力。但是，国府最终还是摈弃武力，坚持和平主义原则，改变同化念头，转而承认西藏文化的特殊性，准许其高度自治。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新疆和蒙古等地的少数民族。总之，从行省化到适度自治，再到高度自治，国民党的政策随着形势发展不断变化，越来越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与权益。国府迁台十年之后，中共派兵镇压藏人抗暴，蒋介石在台湾代表国府发表声明，承认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反观中共的民族政策，从早期主张“少数民族自决”，到建国后制订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徒有其名，从未认真落实过，再到近年来酝酿取消民族自治，干脆连名义也不再保留。六十多年来，中共走了一条与时代潮流悖逆的道路。之所以有此区别，可以从很多方面找原因，例如历史背景不同，国力强弱不同，国际大环境不同等等，但窃以为，根本原因，还在于信奉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是民主共和的宪政体制？还是共产专制王朝的大一统？
“一体化/全球化”或许是对“大一统”的否定之否定
本节转谈“一体化/全球化”与“一统化”（追求大一统）的本质区别。我说“否定之否定”，仍然用试探口气，一来我对哲学外行，不想乱讲。二来“一体化/全球化”的概念太新，今后还有变数，不宜结论太早，所以只可试探。众所周知，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科技革命和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欧洲一体化及全球化进程开始加速。但必须注意，一体化的英文是integration，意即相互融合，全球化的英文是globalization，或global integration,即全球范围的相互融合。而一统化（或者统一化）的英文是unification，上文已有定义，包含持强凌弱、压迫同化的意思，与自觉自愿的相互融合有本质区别。
全球化过程由经济一体化推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磨合调整，成为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且正在推动现代化社会和世界秩序的重组。为什么全球化直到冷战结束之后才开始呢？因为冷战结束之后，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用武力实现世界大一统了，因此，从根本上说，是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导致了传统“大一统”政策的失灵，以及观念的陈旧过时。在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前，人类扩展政治秩序的主导方式是大一统。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动机，都是大一统观念作祟。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被日本强行纳入“大东亚共荣圈”，创痛犹在。日本投降后，美国试图把国共两党拉向谈判桌，实行共和共治，结果徒劳无功，最后还是共产大一统得逞，信奉共和的国府退守台湾。
反观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有五个重要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和平谈判原则。坚持和平，反对武力，每个成员的加入，没有外力的强制和压迫。看看当年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强迫开放五口通商，再看看当今中国，如何冲破外国阻力，千方百计加入世贸组织，就不难看出“一统化”与“一体化”的本质区别。二是平等互利原则。凡想加入的成员国，都觉得有利可图，有利于提升本国的经济水平，而不是受到别国的压迫、剥削与欺骗。三是权力的整合与分散同时发生。全球化遍及各个领域，而治理单位又趋向小型化，整合与分权过程同时发展。以欧盟为例，它的一体化程度很高，但成员国内部的分权倾向同样强烈。高度中央集权的法国近20年来一直在搞分权，英国前两年向地方议会转让了重要的立法权力，比利时已经很小，可人们还想再分。这个双向趋势可以说明，越是尊重并维护小团体的切身利益，越有利于迈向大团体的一体化进程。换句话说，对小团体利益的尊重与维护，是大团体一体化的先决条件。从这个角度观察农业集体化很有意思：凡是尊重农户土地私有产权，坚持平等互利和自愿退出的互助合作，容易成功；而取消产权保护，强制参加的农业集体化，则必然失败。四是全球化成为拆解中央集权的巨大力量。虽然在特定方面，全球化也为中央集权提供借口，如加强对某个行业的管制等，但国家权力不同程度被国际组织（世贸、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与民间部门（包括NGO）所分享，含有某种“去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因素，这一趋势，未来可能导致重写国家主权概念。五是全球化将促进更多联邦和邦联的出现。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政治特征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合，国家主义开始向联邦主义转变，例如联合国、欧共体、欧盟、独联体，等等。许多原独立的国家，为了共同安全、经济一体化和人权保护，结成某种类似于联邦制的组织形式。因此，“联邦与邦联，不仅是一种政体形式，而且是一种新型的国际组织形式。联邦与邦联越来越普遍的这一趋势，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的扩大，而是国家形态的转变。以联邦和邦联为形式的联邦主义正在超越国家疆界的限制，走向世界舞台，成为缔造国际组织的一种新思维”（引自http://baike.baidu.com/view/302413.htm）。
明确了“一体化/全球化”与“大一统”的根本区别之后，再回头看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也许我们就不必执著于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了，只要民主共和，实行宪政，多数民众自愿投票选择，在没有欺骗、恐吓和暴力镇压的前提下，什么样的国体与政体我都不会反对，让民众和实践去检验。以后如果大家觉得不好，还可以公投修宪，再尝试其它模式。至于源自帝国王朝的那种“大一统”思维模式，“不同意就打”的陈腐观念，应该收进历史博物馆了。
简单答复两点心对我的反驳
两点心的反驳文章我认真拜读了几遍，觉得还真不好答复。盖因为我原来的点评没有严格定义概念和范畴，许多地方说得不深不透，因此，两点心对我的反驳也难抓到要领，针锋相对，难免有鸡同鸭讲、自相矛盾的感觉。责任在我，所以无法对反驳进行再反驳，只好照单全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在下表示感谢啦。下面只答复三个看似枝节、但对理性讨论颇有意义的问题：
第一，理性探讨不宜妄下结论。比方说，对单一制、联邦制、邦联制这些东西，我并非内行。只依稀记得，多年前读过严家祺等人的文章，他们好像谈论过联邦制跟邦联制，可能更加适合未来民主中国，因此予以转述。我的意思是说，除了传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中国也不妨考虑或者尝试其它可能更好的制度选择，作为一种讨论意见，无可厚非。但奇怪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送我一顶“邦联者”的高帽？我猜想那原意大约是“邦联论者”吧？若是，那帽子就更高，我实在承受不起。说实在的，我真不太懂联邦制和邦联制区别究竟何在，缺乏研究，不敢乱讲。只是觉得，邦联可能比联邦更加宽松而已。至于真的好与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我这门外汉不敢妄下结论，还是留给严家祺和胡平（好像也有这方面的专论）等专家为好。当然，即便专家们有了公认的定论，也还需要交给未来的选民决定取舍。另外，
第二，任何分析讨论，都应尊重事实，符合逻辑。例如两点心文章《台湾的出路在中华民国》当中，有一段话，是假定大陆民主化，而台湾坚持独立的话“如果這個新政權敢承認臺灣獨立，那麼已經民主的大陸人民會立即發動全國抗議，讓這個新政權下臺！”我的点评反问道：为什么相当于几十个台湾面积的外蒙古宣布独立，江泽民时代又把相当于台湾面积的东北领土割让给老俄（忘了一提的是，满清王朝把台湾永久割让给日本），当时中国百姓都没有抗议，更没有让出卖领土的政权下台？而未来台湾如果独立（可能性难以排除），为什么中国百姓就一定（而且立即）会发动全国抗议，让新政权下台呢？我的提问基于历史事实，而非主观判断。两点心如果不同意，可以用事实反驳，说当年是如何抗议的。如果没抗议，原因又何在？是当年人民觉悟低？还是消息不灵，被蒙在鼓里？没有抗议自由（民国年代也没有）？还是今后人民觉悟会更高？比以前更爱国？等等，总之，反驳与分析，要依据历史事实，做符合逻辑的推理，才能令人信服。不能把随意假定，自问自答，当成辩论工具。
第三，我跟两点心之间，在台湾出路和民主共和等主要问题上，并无根本分歧。我点评的重点仅仅限于“大一统”思维，因为在我看来，它是国人的通病，往往深入骨髓而不自知，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障碍之一，所以才值得提出来讨论。比方说，不就事论事，不以理服人，而是扣帽子、打棍子、猜动机、查背景等等，以势压人，文革余毒跃然纸上，无形中流露“大一统”心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不久前在天则经济所讲话指出：“现在这种专政思维，弥漫在整个社会里，不仅统治者有，被统治者也有，不仅左派有，右派也有，不少人看到不同的观点就认为这些人应该被灭了。 这是典型的专政思维，我们应该创造一种思想市场，观念市场，让各种思想自由的竞争，不得使用暴力手段来压制一些人的观点。 这是一个基本的底线。”（引自《从专政到宪政：困难与挑战》，2016在“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虽然两点心的文章认同“大一统”观念，并为论证它的合理性费了不笔墨，但文章结尾的一段话令人欣慰：“言論自由是人最基本的權力（应为权利），這在國內卻是最缺乏的，也是我們大家一起致力追求的。我並不認為我所講的一定是真理，但我必須要對事關中國民族大義的問題上，闡明自己的觀點，指出別人的錯誤，以供讀者鑒別，做出審慎的選擇！我們每個人都沒有權力把自己的觀點強加在其他人頭上，至於將來中國選擇什麽樣的國體，應該由全體中國人民投票決定，這是民主的最重要標誌，也是我們所要追求的民主本質！”这段话的意思，已经认同了“民主多元”价值观。按照我上文对“大一统”三要素的分析，这段话本身，本质上已经不属于我所讨论的“大一统”观念范畴了，说明我们的对话讨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本文的《再认识》还有什么地方没说透，或者没说对，还请两点心及其他网络高手不吝赐教。
兩點心：臺灣的出路在中華民國：http://www.yibaochina.com/FileView.aspx?FileIdq=6565
程惕洁：“大一统”观念，需要讨论：http://www.yibaochina.com/FileView.aspx?FileIdq=6569
兩點心：反驳邦聯者的錯誤觀點——對程惕洁《“大一统”观念，需要讨论》的回應：http://www.yibaochina.com/FileView.aspx?FileIdq=6590
探春：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与“大一统”观念 — 与程惕洁先生探讨“大一统”观念：http://www.yibaochina.com/FileView.aspx?FileIdq=6627
編者按：本刊所發表文章均不代表本刊觀點；本刊鼓勵各種正反意見熱烈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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