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超：文革中练成的铁拳，让我掌了权

【文革發動五十週年征文文选】

文革中练成的铁拳，让我掌了权

陈大超

 

我是1965年秋入的小学。后来知得，那时候在北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而且很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陆续在全国各地“砸烂一切”。我们上学没多久，它就把我们的课堂秩序给砸烂。

说什么也没想到，正是被砸烂的课堂秩序，逼着我练出了“征服一切”的两只铁拳。

那时的我，所谓征服一切，就是要征服那几个可以打得我从窗户跳出去不敢回教室的男同学。在我的记忆里，很有几次，我被那几个敢于破坏课堂秩序的家伙，挥舞着拳头，追得慌忙翻出教室，撒开两腿跑出老远。我身体瘦弱，好在个子高，腿长，又坐在一组靠墙的窗边，翻窗逃跑，得天独厚。

我入的是湖北省南漳县城关镇红旗小学。学校最有特色的地方是有几间高大的庙宇做教室。庙宇两侧，则建了两排白墙黑瓦的普通教室。中间是一个大操场。对着庙宇的操场另一头，是一个戏台似的露天主席台。全校的学生，常常整好队，排列在操场上，让校长训话。

记得我们班当时所在的教室，是从学校大门进去，靠左手的第一间。我们对面那排教室的后面，还横着建了几排教室。那横着的教室最后面，是学校的厨房。那里有一口特别甘冽的水井，我们常常从里面打水上来，依次把头埋进水桶畅饮。

我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特别是，我是个爱憎分明的人。我不喜欢那几个破坏课堂秩序的家伙，那种不喜欢，出现在脸上就变成了蔑视。这种蔑视，就招来了他们的拳头。我打不过他们，这真是一种耻辱。人要想不耻辱，很多情况下，就得在武斗中取胜。这或许也是文革中各地武斗逐步升级的原因。

武斗战胜的，往往是文化。本来，文化是化解、平息武斗的，可文化大革命发扬的“文化”，却让文化和文化人在不由分说的武斗中纷纷败北，颜面扫地。我这个爱学习——爱文化的人，一再翻窗逃跑，不知能不能也算作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之一。

母亲怀我时，竟然病得住进医院。也就是说，我的先天的“生态环境”，极其不好。我生下来时，瘦得就是一把骨头蒙着一层皮。母亲住在医院里，只能把我送到有奶的人家里代养。勉强吃了一个月的奶，就抱回来用米糊糊喂。我的这条小命，居然被保住了。命是保住了，却是年年都要害一场大病。这样长大的我，十分的缺乏武装方面的战斗力。

小时候我住在南漳县的梁家巷。巷子里的小孩喜欢摔跤玩，常常是别的小朋友把我一抱紧，我就倒在了地上。

武斗不行，就希望在文斗中赢。上学了，我就想我要跟人比学习。我们的班主任姓李，我们喊她李老师。刚刚二十出头的一位很素雅的美女，我至今还记得她那姣好可亲的模样。李老师喜欢搞评比，成绩好的，会被发一面她亲手剪的小红旗。我很喜欢得那样的小红旗，得一面，就贴在家里的毛主席像下。我在左边贴了四面，又想在右边贴四面。可是右边才贴了两面，文革就来了，县城的不知什么地方，会突然传来一声枪响，走在街上，人群中会有人突然天女散花似的撒出一大把花花绿绿的传单——从天上纷纷扬扬地落下来，我也会不时被人挥着拳头追出教室……

有很多次，我都幻想着：我要是孙悟空该多好。我要是孙悟空，看谁敢在上课时捣乱？谁敢来追我？谁敢来追我就用金箍棒给他划个圈。正在脑子里常常作如此痴想的时候，有一次走在上学的路上，我的耳边飘来样一句话－－如果一个人能够每天坚持在墙上练一百下拳头，那么要不了多长时间，他一个人就能打赢好几个人。

真的吗？

管它是不是真的，我要试试。在那种文革凯歌日益奏响的战斗氛围里，我迫切需要具备武斗方面的战斗力。回到家，我就握紧我的又瘦又小的拳头，猛地擂到了我家的土墙上。我们住在梁家巷一个简陋的小院里。进院门的前面两间房子是别人的，但长年锁着，没住人。我们住在后面，两间正房，一间厨房，一个小院。院子里种着我在野外挖来的野花野草，和在县委大院偷偷拔来的鸡冠花以及别的什么花。我承认，我也偷过东西。除了偷过花，还偷过蚕。

由于用力太猛，我手背关节上的那几块皮肉，一下子就留在了土墙上。嗯，墙壁也馋肉吃呢。我手背上那几块失去皮肉的地方，开始是发白，接着就沁出了血。另一只拳头也要打出血，不然不公平。于是我嘿的一声，把另一只拳头擂在土墙上。我这一生，或许最看重的就是公平，与平等。

我们家的土墙，是用土砖砌的，外面抹了一层掺了麦秸糠壳的泥面子。但就是这样的土墙，它也可以欺负我：它轻易地就咬掉了我拳头上的皮肉。好在，老天从小就赋予我极其坚韧的毅力。手背上渗出的血，更激起我要从此练下去的斗志。

 　 从此之后，每天早晨一起床，我就对着床头的那一块墙面，连续不断地擂着拳头，嘴里还要默默地数着：一、二、三、四、五……两只拳头换着擂。我的命运，或许就在我的拳头反复擂向墙面的过程中，不断地走向转机。

 　 这样练了一段时间，我一握紧拳头，就觉得浑身是劲。又练了一段时间，我一拳下去，我那失去皮肉的关节，反而能在墙上留下几个小坑坑。哼，我把它的牙齿都给打缺了呢。我家那面挨床的土墙上，也就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小坑坑。最后我一拳下去，那整整一面墙，就会发出“哼”的一声响。呵，它终于叫饶了，我得意地想。

到了学校，再有人挥着拳头冲我而来，我看准时机，一拳过去，就在对方的额头上，留下一个大青包。不是小坑坑，是大青包。人的脑袋，毕竟跟墙不一样，有时候它会用鼓出一个大青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受到的震撼。

从此，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坐在教室里，一心一意地听老师讲课。有人上课时调皮捣蛋，我还可以亮一亮我的“铁拳头”警告他。呵，某些人的拳头只会砸烂秩序，我的拳头，却可以维护秩序。我分明感觉到，我人生的自信，在我那次出拳的一刹那，已在我的心里破土而生。当然，那时的自信，还只是一株幼苗。

看来武斗方面的战斗力，还是必要的——它可以保护你的别的方面的战斗力茁壮成长。

李老师奖给我的小红旗，越来越多。只是不知为什么，这么好的老师，居然被上级整到乡下去了（难道是她家成份不好？那时候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最容易挨整）。她走的那天，我和几个男女同学一起把她送到县城外的小路边。

时间不长，我就在同学们中建立了威信。成绩好，有威信，我也就当上了学生干部。谁能想到，我练成的铁拳，竟意外地让我变成了手握“大权”的人。

那时候学生放学，兴整队回家，我小小一个人儿，经常在放学时 站在学校操场前面的主席台上，望着下面黑压压的一千多名同学，高声喊着口令，一个班一个班地整好队，让他们唱着歌，齐步走出校门。

那时候连学校也变成了部队建制。一个班是一个排，一个年级是一个连，而一个学校，就是一个营。我读三年级时，就当上了学校的副营长。还兼着班上的排长。我由被人追着打的人，变成了前呼后拥的人——每天上学时，都会有一群同学来邀我一起走，我都会被他们簇拥在中间。

还有些同学，有了好吃的东西也会特别的想到我。记得有个名叫赵世德的男同学，他住在与农村接壤的郊区，他家附近有一个榨房，他常常会到榨房里“偷”些芝麻饼藏在书包里。虽然他带的那些芝麻饼，都是榨过最后一道油的废渣，硬的像砖头，是农民们用来喂牛的，可是在那吃饭穿衣都要凭票供应——生活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这些硬得像砖头的芝麻饼，在我们的嘴里一点一点的啃着，嚼着，却是那么的香，那么的解馋。

成绩不好、家境贫寒的赵世德，因为常常有芝麻饼带到学校来，他竟然成了班上的一个红人，往往是他一到校，便有许多同学围着他，缠着他——希望从他手里得到一小块芝麻饼。我根本用不着围，用不着缠，他也会把最大的一块芝麻饼给我留着。有一次，他居然偷偷塞给我一块刚刚榨过一道油的芝麻饼，我掰一小块在嘴里，轻轻一嚼，就有一股股的香油点点滴滴地溅在口腔各处，那种浓烈的香气，让我的整个天灵盖都感受到了一种冲天而起的力量。

我喜欢养狗，也有一个姓柏的同学，给我抱来一只雪白的小狮毛狗。那一团活泼的灵动，那一朵美丽的精灵，带给我多少蓬勃的快乐与满心的欢欣。

手里有权，就是不一样。拳头硬，手中有权，就是真正的强大。你强大了，就有人希望分享你的强大——在你的强大下寻求安全感，于是，就有人送你芝麻饼，送你狮子狗……

我很多年后才意识到，文革就是权力之争，是害怕大权旁落的人，深谋远虑巧立名目地一个个干掉权力的潜在威胁者。

我自然也成了念广播稿的人。那时候各行各业都重视“宣传”，连我们小学生也成立了许多个广播小组。往往是三五个同学，在街道的十字路口，排成一个扇面，各拿一个硬纸壳做成的广播喇叭，对行人广播“两报一刊”的社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或者是一条接一条地读毛主席语录。我在小组中，一般就是那个拿着报纸和语录本念的人。我念一句，其他人就对着广播喇叭念一句。这逼着我先学一步。这让我认得了更多的字，学会了更多的词。

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手中有权的最大好处，就是让我在很多方面都能得到锻炼和提高。当然，慢慢的，它也在我的心里滋生了某种毒素。它让我习惯于被人簇拥。我历史上惟一的一次旷课，就是因为突然失去了簇拥造成的。

无论如何，我的人生的第一次“突变”，由我练就的一双铁拳带来，我由此产生的有了铁拳就能改变命运并且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意识，已经牢牢地在我心中扎下根。所以，就是在我日后最终远离了“权力”，我也没有丧失我的“铁拳意识”。只不过是，我认为人生真正的铁拳，不是一拳下去，可以在别人的头上擂起一个大青包的拳头，而是必须在某一方面具备过得硬的真本领。那个真本领，至少可以保卫自己的生存，可以不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

后来经过认真思考，我把必须写得一手好文章，当作了自己刻苦训练、挑战人生的“铁拳”。我也最终过上了一种完全以写作为生的生活。

这些年来，一人独处时，我常常会握起拳头，回想起我在梁家巷那面土墙上练拳头的情景。那面被我擂出一个个小坑坑的土墙，它还在吗？我们家是1972年搬离南漳那个小院的，我也于那年转学到安陆。那几间房子，早已卖给了他人。

什么时候回到南漳了，一定要回到梁家巷去看看，一定要去看看那面土墙还在不在。我常常这样想。2011年5月9日，回到南漳的我，在同学姬燕荣的带领下，走进了那条在我的感觉里已经变得那么窄小的梁家巷。经过打听，我找到了我当年住的那个地方——那块土地上面，已经被别人重新盖了房子，当初的那面土墙，早已化作了历史的尘埃。

但是，它会永远留在我个人的记忆里，它让我领悟、体验到的人生哲理，会继续在我的人生旅程中默默地起着一种神奇的支撑作用……

編者按：本刊所發表文章均不代表本刊觀點；本刊鼓勵各種正反意見熱烈爭鳴。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文章来自公民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