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望獨立推動自由，無異為淵驅魚
——評郭寶勝《“港獨”運動的崛起及其意義——兼論公民民族主義》
探春
有幸讀到郭寶勝先生《“港獨”運動的崛起及其意義——兼論公民民族主義》大文，感慨良多。郭先生本文堪稱一個“一二一”結構——港獨運動+《香港城邦論》、《香港民族論》兩書（以下簡稱“兩書”）+公民民族主義，拾級而上，登堂入室，將港獨運動與所謂“公民民族主義”聯結論述。文章同時拋出兩個結論：港獨運動何其美哉，公民民族主義何其壯哉。可歎的是，這“一二一”其實無法完全證成。
首先，我們來探討“港獨”運動之崛起及意義。對郭先生的一些基本論斷，筆者極表讚成——香港人民有權將本港視為一個獨立于中國內地之外的政治實體，本港人民也有不可剝奪的自治權利，更有資格追求普選行政長官的權利。
雨傘運動時，筆者曾經寫過一句話：知香港者，謂港心憂；不知港者，謂港何求。對於香港人民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權利的正義鬥爭，筆者百分之百讚成，無條件支持——本港何求？本港只是心憂：中共不守信諾，破壞基本法規定的港人自治權利。
事實卻是：中共對香港的滲透和控制，近年來已經從“明目張膽”，變為“明火執仗”了。中共的兇蠻霸道，從反向逼出了一個香港人的防禦圈。這不僅引發了反共仇中情緒，也造就了香港的自決乃至獨立意識。
至此，事態已經不僅限于“本港心憂”了，而已經成其為“本港何求”了。
本港何求？香港獨立。
如果我們站在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立場，那麼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港獨”的訴求都值得尊重——這是小共同體努力擺脫大共同體羈絆，贏取自身合法利益的正義之舉。當中共可以把手伸到港大副校長的民主遴選時，當中共可以耍弄流氓手段無端帶走銅鑼灣書店老闆時，任何經受過起碼民主人權洗禮的公民，都會拍案而起，感到脫離中共統治的刻不容緩。郭先生“本能反應”的說法，筆者讚同。
這便是筆者對“港獨”運動的同情與支持，也許，我的這些觀點與郭先生是不謀而合的。
“獨立”的內涵和方式為何，便又值得再加討論了。是如美國聯邦制？還是郭先生文末所說的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現在實行的地方自治？這已是本文以外的問題了。
郭先生論斷港獨和《香港城邦論》，論據確稱堅實，“公民共和主義”的論旨也是筆者所極表讚同的。不過，食髓知味的郭先生猶嫌不足，於是再進一步，將理論拓展到“香港民族”和“公民民族主義”了。郭先生還見獵心喜，又拋出了“消解中華民族這個虛幻概念”的大言。不過郭先生這一步邁得實在過大，最終使文章題目的後半部根本崩盤，難免，也將前半部理論消解了。
近期在香港發生的兩件事很具指標意義：一、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引用錢穆先生“你是中國人，不要忘了中國！”之語，以規勸噓《義勇軍進行曲》的香港學生。孰料，中大學生貼出聲明，提醒沈校長：錢穆先生“避地猶說三戶楚”來到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乃是為了躲避中共極權暴政。終其一生，他都沒有再回到大陸。晚年去了台灣定居。錢校長口中的“中國”，究竟是哪一個“中國”？當然只能是中華民國；
二、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一場學術交流活動上，組織方將“國立台灣大學”的“國立”二字去掉，引發中大學生抗議。中大學生會聲明如下：
我舉這兩件事，是為了嚴肅鄭重地說明——我們必須弄清楚一個歷史事實，所謂“一國兩制”絕不是從1997年開始的，就像“兩個中國”也絕不是始於1999年李登輝“兩國論”一樣——在1949年之前，大陸、香港、台灣可都是一種社會制度；在1949年以前，大陸和香港往來，也並不需要“港澳通行證”。即便在當時，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
“一國兩制”、“兩個中國”，可都是中共導致。
不能因為中共占的地盤多，就無視其分裂中國的事實。
因此，包裹著“大共同體”外衣、壟斷并綁架了“中華民族”解釋權的中共，反倒把自己打扮成“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的代言人和象征，這無疑是極大的諷刺。試問，“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之所以在郭先生和港台人士那裡變得“虛幻”起來，究竟是“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本身出了問題，還是要拜中共竊奪神器的極權暴政所賜？
答案不言而喻。
那麼問題來了？我們有何理由，甘願把“中華民族”這個遠在中共建政之前就已存在的民族認同，和中共暴政一樣送進歷史垃圾堆？中共劫持了“中華民族”，難道“中華民族”就應該被一同埋葬？這不是倒洗澡水把嬰兒也倒掉了嗎？這不是譴責受害者邏輯嗎（“中華民族”顯然是受害者）？
早在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時，“中華民族”這個民族認同便與“五族共和”、“大中華民國”相伴相生了，這也是郭先生在文中所肯認的。既然如此，郭先生便沒有必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公民民族主義”這一桿虛幻的大纛來消滅“中華民族”。須知“中華民族”易去，“公民民族”難立——中共本已奪走了人權與自由，我們為人權和自由奮鬥的中國人，更不能輕易將“中華民族”拱手送人。誠如郭先生所言，“公民民族主义並不立足于血缘和人種上，如果立足于後者，那麼就很容易落入中共的圈套。”不過，不知道郭先生有沒有想過，如果公民民族主義不僅不立足于“血緣和人種”，而要“消解乃至拋棄血緣和人種”，那麼會不會落入中共另一個更大的圈套？
答案顯而易見。無論是“公民共和主義”，還是郭先生所說的“公民民族主義”，都可以立足于普世價值，而不立足于“血緣和人種”。但是，它們也決不能拋棄“血緣和人種”。
郭先生還認為，“獨立運動與民主自由是相輔相成的”，這更是難以成立的迂闊之論。郭先生避而不談的簡單例證——美國內戰，便是同時捍衛民主自由人權與國家統一的正義戰爭；美國獨立戰爭也並非如郭先生所說的那麼單純。事實是只要英國多給北美殖民地幾個議會席位、堅持“無代表不納稅”，保證北美人民的自由權利，北美就不會獨立了；民進黨近二十年來一直在用台獨的大旗播弄是非騙選票，試問，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民主自由，可曾因民進黨的作為而再有進步？郭先生難道視而不見？
最後，筆者願意用一段話結束本文：
香港，“文化沙漠”。
可這是一塊自由的沙漠。
綠洲，水草，一任尋覓；
哨卡，柵欄，不見蹤跡。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也曾走過遍地瑪那的沙漠。
香港是近代中國的開端，
卻宿命般成為傳統中國的一處歸宿。
香港終究不能自外于地理上的中國，
香港九龍密佈著整個文化上的中國。
我支持可以從中獨立的共同體，我反對只准統一的共同體。
獨立是聯合的前提，憲政下的聯合則是獨立的保障。
追求聯合，不怕“分裂”。
獨立和聯合都只是手段，人權和民主價值方是無上目的。
中國人追求民主、自由、人權，可是我們絕不以“中華民族”的消解為代價。
中華民族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編者按：本刊所發表文章均不代表本刊觀點；本刊鼓勵各種正反意見熱烈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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