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文革之后是反右

我不是在回顾历史，而是在审视今天中国的政治现实。在2016年这个中国政治的关键年份，习主席似乎选择了与毛主席不同的政治切入点。

2016年是文革爆发五十周年。就重大事件的纪念与反思来说，五十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但2106年甫一到来，人们惊讶地发现文革似乎不再需要纪念，因为又一次文革正出现在我们眼前：每天，官方媒体和门户网站最重要的位置上，永远是关于习主席的各种报道和指示，气势绝不亚于文革时《人民日报》右上角一以贯之的“毛主席语录”；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将近四十年后，政治神坛再次搭上了脚手架，几乎所有褒义的、甜蜜地、肉麻的、英明的、伟光正的词语一时间都被堆积在“习大大”的身上，并爱屋及乌地赞美着“彭麻麻”；毫不掩饰地直接歌颂“习大大”的歌曲于湖南等地“自发”出现；多地最高领导以“妄议中央”的办法，自下而上地为习主席加封了“核心”称号；两会期间，西藏代表团佩戴习近平像章来到北京……

这是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个人崇拜的一次重要升级，之所以在2016年引起人们特别的反应，除开文革50周年这个因素，还与习近平打虎运动“捷报”频传有关，可以说截止2016年，以打虎为名的政治派系斗争毫无悬念地以习近平的取胜而进入尾声，习近平成为对权力掌控程度远超江泽民、胡锦涛的一代最高领导人。不仅如此，在人权、自由、民主领域，习近平时代也表现出明显的倒退趋势，2015年，“709”抓捕中，超过300名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受到各种形式的迫害，一时政治气氛肃杀到极点，对网络言论的管制和封杀也到达极点。 

从政治气氛上感受，2016年之初的习主席，貌似1966年的毛主席，而毛泽东文革“七八年来一次”的预言，在1978年之后的将近四十年，终于呈现出姗姗来迟的苗头。但是在2016年两会结束之后，这一来势汹汹的二次文革似乎戛然而止，尽管对习近平的各种赞美犹在，头版头条仍然是习近平的专属，但是西藏代表团成员胸前的像章摘除了、直接歌颂习近平的歌曲消声了、“核心”的称号不见了，如果说我们无法深入黑箱作业的中共政治了解这背后发生了什么，但李克强一改两会开幕时的颓势而在闭幕式上恢复的自信，则可以让我们确定权力格局发生微妙的变化，由此可以断言，尽管习主席貌似毛主席，但2016年的习近平还无法完全达到1966年毛泽东对权力的掌控程度，舆论的压力、党内权力制衡似乎还约束着习近平在政治上的为所欲为。

就在人们以为文革警报暂时解除的时候，2016年7月，反右运动却又来了。7月初，《炎黄春秋》名义上的主管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突然占领《炎黄春秋》办公室，解除社长、总编职务，控制《炎黄春秋》财务，并盗取网站密码，使《炎黄春秋》被彻底瓦解。《炎黄春秋》作为党内改革势力竭力维持的一份硕果仅存的刊物，25年来历经江泽民、胡锦涛两朝，虽经多次打压，却顽强、机敏地求得了夹缝里的生存，但在2016年的“习禁评”时代，却终于无法维持下去，创刊社长、原国家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不得不宣布《炎黄春秋》停刊。目前，由于《炎黄春秋》工作人员表现出的抵制态度，他们正面临“财务审查”的威胁，如果在不久的将来《炎黄春秋》原工作人员被以“反腐”或经济犯罪等名义抓捕，那也不会出乎人们的意料。

如果说《炎黄春秋》被迫停刊标志近年来对言论自由最为严重的打压，那么，7月19日，浙江台州网民郭恩平（网名“瓶子”）的被抓，则显示习近平对社会舆论的打压“禁评”，几乎达到了1957年反右的程度。

郭恩平是台州椒江区白云街道办事处党政办副主任，便民服务中心中任，算是体制内人士。7月10日，郭恩平在自己的QQ空间发表一篇短文，批评浙江杭州G20峰会安保等措施过于严格，造成社会财富浪费和严重扰民的问题。发出了“杭州，你为什么就不能以素颜，以平常心，坦坦荡荡地迎接世界？”的疑问。事实上，这也是一段时间以来，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杭州市民的正常情绪的反映。

这样一篇连政论文章都算不上的有感而发的评论，而且，事后已经自行删除，却给郭恩平带来灭顶之灾，目前郭恩平已被行政拘留，据说习近平的紧密追随者、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已指示开除郭恩平公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公民“因言获罪”的事件有所减少，1989年“六四”事件后，对言论的管制再次升级，因言获罪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但绝大多数因言获罪的文章，均属政治性批评，别说胡锦涛时代，就算是在江泽民统治期间，象郭恩平这样的评论文章，也很难想象会有拘留和开除公职的后果。

2013年，在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公开谈话中，习近平曾公开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2014年，俞正声在政协会议上说“要始终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努力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氛围。”这些话甚至让我在一时间内也曾产生误解，我们知道，中共长期以来将几乎所有的政治性批评以“敌对势力”论处，但是，任何政治人物，自古代的皇帝到今天的国家总统，上至国家主席，下至一个村长，不可能完全不接受任何批评。如果说多数政治性批评可以被中共视为“极端”，那么郭恩平完全以合法方式发表在自己QQ空间的甚至无法被称为“尖锐”的一般性评论文章，都要承受坐牢和丢掉工作的代价，我们只能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又来了，我们知道，在1957年的“鸣放”中，绝大多数“右派”并没有从体制上批评中共，只是针对具体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一些甚至是不痛不痒的意见，但就是这些言论，却让他们承受了二十多年的政治迫害。今天的人们回顾反右的种种极端做法不由会觉得荒唐，但是郭恩平的遭遇与1957年的右派究竟有何不同？

杜导正也好，郭恩平也好，他们的遭遇说明，只要你保持思考和评论的权利，无论你的态度是如何谦卑，无论你的言辞是多么温和，无论你评论的问题离政治是多么遥远，一旦逆了当权者的龙鳞，你就是“右派”，你就要失业、坐牢。2016年7月，杜导正、郭恩平的遭遇说明，习近平时代全面进入“习禁评”时代。

而“习禁评”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没有1957年的反右，就不会有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土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2016年上半年，当习近平的二次文革遭受挫折后，他意识到要发动二次文革，必须先进行第二次反右呢？从反右到文革，这是专制政治合理的逻辑，现在看来，习近平是要让中国补上二次反右这一课，才可能扫除他二次文革的阻力和障碍。

那么，二次文革受挫之后的严厉禁言措施是否会达到目的？在习近平实现对军权、党权和行政权力的成功掌控之后，通过当政系统的整体力量，对分散的民间声音进行一一清除并不困难，只要这种严格的管制长期进行下去，久而久之，必会在民间形成寒蝉效应。唯一与1957年不同的是中国民间的觉悟程度已有不同，还有就是网络管制的难度较之1957年的言论控制难度更大。

但是，如果中国民间和国际社会没有对“习禁评”危害的足够认识，以更为坚定和智慧的方式来阻止对言论自由的最严格打压，中国的未来不容乐观。2016年，文革之后是反右，但在整个习近平时代，真正的政治逻辑仍如毛泽东时代，反右之后才是文革，如果2106年的习近平成功“禁评”，二次文革再现仍然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对《炎黄春秋》和郭恩平，以及类似的事件发出更为“尖锐”的反对声音，同时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对G20峰会在杭州的召开重新评估。会议的召开如果以大规模、严重的扰民以及对郭恩平的迫害为代价，而且，当这种代价已经明明白白无法回避地呈现在世界面前，那么，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坚持出席2016年9月杭州峰会的各国领导人，乃至一切与会者，已经需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我们将通过各种方式向国际社会提出我们的这一观点。

制止2016年的这场“习禁评”式的反右运动，可能比制止二次文革更为艰难，但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反对声浪，习近平却也未必可以在这场“禁评运动”完胜。问题在于，2016年，这个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上，是否有足够多的人意识到了“禁评”的危害，是否有足够多的人明白反右必然通向文革的政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