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孙立平教授的一篇发言稿，题目叫《当前最急迫的三个问题——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老百姓的希望感》，不由为之叫好，同时也想借题发挥，就“三感问题”发表几点不成熟看法。
孙立平教授是清华大学社会系的知名学者，据说被外界尊称“帝王师”，因为他曾是习近平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之一。2000年代中期，我曾多次带澳门大学本科生，去清华大学参加“当代中国研究”暑期班，有幸认识社会人文学院的院长李强教授，和他们社会系一帮中青年学者，孙立平属于社会学系的元老级别。我多次听他发表高论，也曾在课上课后向他请教过不少问题。当时的印象是，他言谈比较谨慎，避免评论时政，但言必有物，妙语连珠，隽永深刻。比如他讲到江泽民的“垂帘听政”和胡锦涛的“难有作为”等等，能在十年前就看透这一点，并深刻分析其中原因的人，内地学者中并不多见。
这次有关“三感”的亮丽发言，是孙教授今年6月28日在“腾讯思享会夏季论坛”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三个关键问题，即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和百姓的希望感。确实点到了中国政局的关键问题，其中又以国家方向感为关键的关键。用孙教授的话说：
“过去的三十多年我们有时候也有困惑，但那时候的困惑好比是：我们在一条很明确的路上走，但是中间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障碍，尽管如此，我们心里是清楚的，只要克服了这些困难，排除了这些障碍，接着往前走就是了，路是明确的。
但是这次有点不一样，这次就像我们在戈壁上、在沙漠里开车，前面的路都是很明确的，但是走着走着路没了，前面是一个沙丘，车辙沿着不同的方向走了，有深有浅。那哪条最后可能就走得通，可能就是一条路，哪条可能走不通，它根本就不是路呢？现在我们都有点弄不清楚。” （引自2016年6月28日的《南都观察》）
对他的讲话，我做个反向推理：先说精英的安全感。安全感可以细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政治精英对选择性反腐的恐惧心理。因为认真说来，在现有政企不分、规则不透明、法制不健全的条件下，权钱勾结无处不在，洁身自好的官员根本找不到，谁屁股上都有屎，想抓你腐败你肯定腐败，证据随手拈来，更不用说那些靠买官上位、要“抓紧捞一把”的实权派了。中纪委巡视组一到，没有谁心里不敲小鼓。第二种是知识精英对意识形态收紧的担忧。原本提倡解放思想，如今又强调“看齐意识”，“不许妄议”，不知道哪句话说不对，就会成为下一轮整肃对象；第三种是经济精英对改革方向的迷茫困惑。究竟是“市场机制”优先？还是“国进民退”正确？是否今后还会再来一轮“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三种人的不安全感，说到底，还是国家方向感不明造成的后遗症。
再说百姓的“希望感”，其实也就是大家对未来感到“没戏”，看不到出路何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老邓给国家指的方向相对明朗，就是解放思想，甩开膀子，大干“市场经济”（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只是不明说而已，反而要套上一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外罩，好自圆其说。其实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血汗工资制），加上“国垄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听任甚至鼓励权钱勾结。也就是不管黑猫白猫，能赚到真金白银就行。
没料到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所谓“经济奇迹”，权贵经济跟既得利益集团终于坐大，“低人权优势”过份透支，贪污腐败病入膏肓，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拒绝配套改革所造成的体制弊病，如今已经表露无遗。江胡两朝坐吃红利的好景不再，剩下的硬骨头，只能由习李王的新班子去啃了。
极端吊诡的是，新班子似乎看不透问题的症结，源自当初邓走资不够彻底，没有听从胡耀邦赵紫阳的正确意见，一再拒绝相应的政治与社会改革，最终延误了中国体制顺利转型的最佳时机，难以步上健康的市场经济之途，也就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相结合的人间正道。有人反而怀疑邓当初的改革开放本身有问题，试图重返老毛左倾冒险主义的死胡同，再次把中国带往万劫不覆的悬崖峭壁。
孙立平教授所谈到方向感，其实质说白了，也就是习近平和他的智囊班子，究竟要把中国往哪条路上领？当然，上层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和角力无法避免，各路人马都想在权斗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厚黑学加上潜规则，什么招数都可能使，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不一样，嘴上说的跟实际做的更不一样。怪异而无奈的气氛之下，我怀疑近期内有解决方向感的突破性进展。而方向感不解决，安全感和希望感也无从谈起，什么深化改革，健全法制，都不过是放空炮。
据说各路人马正在开往避暑胜地，希望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不叫会议的会议？），多少能透露一点有方向感的明朗化信息。
（2016年8月2日星期二）
編者按：本刊所發表文章均不代表本刊觀點；本刊鼓勵各種正反意見熱烈爭鳴。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文章来自公民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