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中国政治变局与民主化前景研讨会 （书面）20161002
任畹町
中共“百年战略”对民主化前景及对两岸四方的影响与制约
——国际社会的道义責任及选择的限定因素
——中国政治变局与民主化前景关系到民运自身的长期建设
修订本20160927-20161002
提示：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首页显示：
两个一百年提出时间：2012年11月，成为党的18大后固定的关键词。提及次数：在习近平的公开讲话和文章中，提及100次以上。产生影响：与中国梦一起，成为引领中华民族前行的时代号召。
▲天朝“百年战略”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已经并且正在积极、全面、高速地创造和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样是中国民主力量偷着乐的欣慰和喜悦。
今天，国际资本愈益依赖中国的利润增长、风险抵充而维护中国现行的落后秩序，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根除人权悲哀和制度转变的巨大阻碍。
▲G20极尽奢华的盛宴酒杯里有中国民主派和万千维权民众的鲜血和泪水！投入监狱的人愈多觉醒者愈多，民主队伍日益壮大，以炼狱为荣，“铁窗民运”蔚然成风。
▲天朝“百年战略”是双刃剑，坚信在未来几十年的演变中必将对大陆呈现出自由的机会、民主的希望、和平的前景！
▲秦（14年）汉（426年）之后分裂，隋（39年）唐（289年）之后再行分裂，宋元明清连续一统，中华民国（38年退台）中华人民共和国（100年？）可以预见的有藏、疆、蒙、台、港再度分裂之可能。
目 录
【一】“百年战略”的历史样板、经验传承、大汉雪耻心理、民族崛起认同。
【二】“百年战略”国策的始终如一，传承演变。
【三】“百年战略”，民主墙、89民运以来官民的互动影响。学潮、民运的伟力。
【四】“百年战略”对民主化前景及对两岸四方的影响与制约。预备总统制。
【五】国际社会的对民运的道义責任及选择的限定因素。解读现状，“西方弃孙”。
【六】中国政治变局与民主化前景关系到民运自身的长期建设。
当代人权民主运动（公民维权）14大政法理念。
正 文
【一】“百年战略”的历史样板、经验传承、大汉雪耻心理、民族崛起认同。
中国政治变局与民主化前景对于中共战略家、历史学家最关心的是维稳和帝国的统治寿命。西方政治家、观察家关心的是亚洲党王朝何时覆灭，对双方而言都是永恒的主题。
超稳定系统理论认为中国专制王朝一般保持在百年至几百年之间循环不止。
（金观涛《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中国5千余年的奴隶制，禅让制，宗法封建制（非欧洲领土封建制），集权专制为中共天朝提供了天然地传统养料，只说秦朝以来的专制帝国，一般的集权王朝存续了百年至几百年的时间。
别看秦朝统一到二世灭亡才14年，加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灭6国到秦朝灭亡共有560余年，这个演变过程和它的统一功能需要充分考虑。所以，我将秦朝视同于 6大百年王朝就成为7大百年王朝了。
7个百年王朝是，秦14年（视为百年），东西汉426年，（三国两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分裂）隋39年（除外），唐289年，（五代辽宋金夏十国分裂）宋319年，元89年，（近于百年）明276年，清268年。
外国历史学家说中国没有元朝，是国际史学界的笑柄，只有蒙古殖民100年。不管怎么说我们讨论的是百年朝代。殖民地也是建立在国家地基之上的，也有统治年代。
隋朝的情况特别，建国于北周禅让，轻易兼并了南陈，隋朝重新开启统一，创立科举制、大运河等多方面是一个重要朝代，所以，才有秦砖汉瓦、隋唐演义并称的重要历史位置。
无疑，7大百年专制王朝是中共帝国统治寿命的历史样板与经验传承，是举国重振汉唐雄风、明清盛世“中国梦“可资利用的人心与教材，也是大汉民族雪耻心理与民族主义崛起认同的源流。尽管元朝、清朝在中国殖民。这就是我们对天朝“百年战略”“中国梦”“强国梦”的忧虑。中共的“两个一百年”的“百年战略”“百年表述”“百年情节”是北京的硬指标，必将增加大陆民主进程的艰巨性长期性，也给国民党的统一、民进党的独立、香港的独立带来巨深的影响和制约。
天朝的“百年战略”是双刃剑，坚信在未来几十年的演变中必将对两岸呈现出自由的机会、民主的希望、和平的前景！
秦（14年）汉（426年）之后分裂，隋（39年）唐（289年）之后再行分裂，宋元明清连续一统，中华民国（38年退台）中华人民共和国（100年？）可以预见的有藏、疆、蒙、台、港再度分裂之可能。
超稳定系统还有个理论，就是愈暴力、愈血腥、征战愈久的政权寿命愈长。
从1911辛亥革命到抗战胜利、1949党国建政，期间各种武装势力的各种战争连续打了38年，1927 年南昌起义到三大战役结束打了22年，生灵涂炭，时间不可谓不长。
保守政治学者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并不这样认为，“这些政权建立之初的动用暴力及镇压程度与该政权寿命的长短并没有必然联系。”
所以，我们看到了情况不同、结果相同的两个极端的例子。秦朝短命是兼并6国打出来的，6国贵族不服纷纷反扑，严刑苛法，下级军官带领民众揭竿而起。
隋朝的覆亡是禅让和平建国，发动战争、四处征讨、兵变民变、徭役赋税、劳民伤财的结局。（注：这个论点和论据是我独立的，没有参考他人。）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是古代重要的统治经验和人生规律。如果20岁为一代五世就是百年，25岁为一代五世就是125年。帝王统治的实践虽然经常超越了20岁的概念，包括还有幼年继位的，总之，古代政治家的统治与立世经验是有道理的。
8大王朝中有7大王朝在百年之上，这无疑是当下中华大帝国一统天下决意打造百年帝国的统治依据和对全体“红二代”“官二代”官僚阶级的权力诱惑。百年仅仅是一个中等年头，不求几百，但求一百，这就是中共“百年战略”的底线。
【二】“百年战略”国策的始终如一，传承演变。
文革结束后，西单和全国的民主墙运动首先提出了“改革开放”纲领旗帜，（已有论及，改革开放是党国接过民主墙的旗帜。）推动了天朝的演变，苏联解体后中国进一步获得了变革动力。
党国内部逐渐醒悟了我们是一个落后的社会体制，连陆定一都说要搞多党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省部级干部许家屯、文汇报香港分社总编金尧如、国安部俞强生、总参罗宇……纷纷叛逃。
党国放弃了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战略，从邓小平起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邓小平南巡讲话）
我命名为中共“百年战略”。
一百年可以理解为多数的含义，并非确定的数目，可理解为二、三百年。邓小平没有指出过一百年基本路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年。
同时，邓小平在1987年讲：“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即在2050年实行普选。
这位客人是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格拉，时间是1987年4月30日。
紧接着邓小平又讲：而且“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就可以真正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
邓小平所说的普选是不是普世价值？
此后，“百年战略”无一例外不时被中共党政首脑提及，已成国策。
江泽民曾经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
江泽民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新三步走”，将党国两个“百年战略”具体化。
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199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江泽民主持会议。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的南巡谈话，牢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中国就大有希望。因此，我同时称之为中共的 “百年表述”“百年情结”。
为什么胡耀邦、赵紫阳不说“百年战略”？因为，他们早已下台了。
只要这个百年没有到来，“百年战略”就是一个长论常新的主题。今年8月在哥本哈根，我结合台湾问题又证明了“百年战略”。
江泽民当家时访问欧美期间为了应付国内外的巨大民主压力多次表示“我们将在本世纪中期全面民主化”。这个承诺的正常含义是中共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之际放弃独裁制度，这和邓小平说的本世纪中期实行普选意义雷同。“本世纪中期全面民主化”是2049年, 人民共和国建政一百年。
这至少表明中共已经知道我们的社会不是普世价值的民主制度，所以有这个口头承诺。这个百年有了进一步的明确含义。
不奇怪，作为受过英语教育、有艺术教养、家境良好的江泽民心血来潮的这般宣示出于真心。 但是，后来经过搜网不仅没有他访问欧美这句重要的承诺，更不见有党国文件的记载，这或者是他临时应景的豪放之言。
2011年7月1日， 胡锦涛中共90周年大会指出：在本世纪上半叶，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两个宏伟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强调：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作为邓小平提出的国策，2012年习近平继续重申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目前没有见到习近平“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说法。
近年来，中共党政首脑多次顽固明示“不搞西方多党制，三权鼎立，议会制”五不搞。
毛泽东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想见两个“百年战略”是天朝各届领袖集团的“神圣使命”和沉重包袱。到了习近平一代，两个“百年战略”更是命根子。
因此，“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首页显示：
两个一百年提出时间：2012年11月，成为党的18大后固定的关键词。提及次数：在习近平的公开讲话和文章中，提及100次以上。产生影响：与中国梦一起，成为引领中华民族前行的时代号召。
两个“百年战略”同时在向民主派宣告，你不要让我这“两个百年”过不去！过了这两个百年，怎么都好说！
【三】“百年战略”，民主墙、89民运以来官民的互动影响。学潮、民运的伟力。
从民运方面发现、揭示、诠释与命名党国的“两个一百年”的“百年战略”，可查的最早的公开资料是2010年，我在斯特拉斯堡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讲话。此后也在网络多次粗略提到。查2010年5月31日任畹町在斯特拉斯堡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讲话/巴黎动态/博讯
主题是：中国社会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为什么如此缓慢？
“中共的‘百年表述百年情结百年战略’中共决意打造“百年帝国，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寿命起码要拉长到2049年。”“至于百年之后再说。”
民主墙以来中国政局的朝野互动与影响经常是在无形的信息领域内完成和进行的。所以，才有了官方对民主墙的初期支持或放弃支持直至打压。包括文革的群众内斗都是（人员）与官方上层相通的。别看党国独裁专制，在听取和搜集主要反对派人物的思想动态方面，他们是认真的、制度化的，包括鼓励你出回忆录，以便挖取更多的历史秘密和对手智慧，博人之长为我所用。
如1979年全国理论研讨会。
江春泽：亲历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 首发5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60期：
对西单民主墙，胡耀邦、邓小平最初是支持的。我亲自听到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过，“西单民主墙不可不看”。邓小平在1978年11月26日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曾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第二天，在西单民主墙前集会的人数达7000多人。11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在西单民主墙前集会的人数又猛增到两万多人。
当时，这种上下结合、体制内外呼应的形势，如能因势利导，大有可能渐渐深入地探讨中国如何走上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之途。然而，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按人们的主观愿望直线进行，一般都是曲曲折折的。
吴 江：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2001年第11期 炎黄春秋杂志：
西单“民主墙”出现较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开始了，在西单地区一个较开阔的路边的墙上开出一块言论园地，贴出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小字报。初期，内容主要是反对“两个凡是”，主张言论、新闻自由，保障人权，实行民主与法治，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批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党中央管理意识形态的负责人。“民主墙”的言论开始曾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包括邓小平、叶剑英等。如《人民日报》11月20日登载邓小平对当时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的谈话，其中就说到：群众有意见公开提出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叶剑英则在12月13日一次讲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这表示当时需要利用党内民主和社会舆论来否定“文革”。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主墙”的有些批评和质疑转了方向，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权衡利弊，“民主墙”言论的“弊”已远大于“利”，最后通过法律程序采取了取缔的措施。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恰恰处在“民主墙”活动的后期，而务虚会上有些话题刚好也是“民主墙”上的话题，这一点本来并不奇怪，也不可避免，因为当时大家都面对着、思考着一些共同的问题。但是某些对务虚会怀抱不满的人，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却利用“民主墙”的问题做务虚会的文章，说两者“互相串通”、“内外呼应”。还应指出，当时重新上台掌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人也在过分渲染当时的舆论局势和鼓动反右，矛头是对着务虚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用心并没有完全白费，在当时社会发生一些骚动的情况下，他们把矛头引向务虚会的言论至少对某些领导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再指出一个在信息领域内官民互动、影响博取民间智慧的事实。人们应该记得，习近平公布“两个一百年”“中国梦”之前的一、二个月起，杨建利同议报大力宣传、鼓吹一个上访人员的“梦想”！这却非巧合。我暂时没搜出来，是可以准确搜索的。
江泽民时期2000年9月决定组建“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副手胡锦涛是常务，胡锦涛主政时期副手习近平是常务，其中一个主打项目就是民运这块。所以，这些总书记的后继者们对我们很熟悉。安全领导小组收权到决定全国所有民运人士的抓捕和释放，甚至，直接对地方公安、国安训话追责。2013年改建为“中共中央安全委员会”扩充了更多的职权。
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自己。
2000年张良出版中英文版“中国六四真相”的序言宣称（大意）只有内部力量才可以推翻共产党，没有第二种政治力量，即指当代民运力量。
在邮件里我持续评论“张良序言”，多次驳斥“没有第二种政治力量”及其它论点。他很谦虚，一直在多方面多次修改他的（网络）序言公示与众。至今，不知张良真实姓名。
未必需要长篇论证，只需简单地反证指出，因86学潮胡耀邦总书记辞职，因89民运赵紫阳下台，因胡耀邦去世引起学潮进而爆发6.4全民民主革命，民主国家抗议制裁，就足以显示和证明中国学潮、民运的伟力！
【四】“百年战略”对民主化前景及对两岸四方的影响与制约。预备总统制。
中国民主进程缓慢和困境的因素很多，从执政战略方面考察，党国“百年情结”“百年表述”“百年战略”是硬指标、硬堡垒。
对于无论是国共两党的统一计划，还是民进党的台独、港独意图，均难以有确定的时间表。但是，两个“百年战略”之前一定会阻止台独、港独，而且，会有强力实现两岸统一的意图，同时，加强经济、文化、人才的演变、渗透。目前，两岸维持现状是双方迫不得已的高度默契，可以说名义的统一与独立都一概进入死胡同，台湾的事实独立才是赢家。
故此，两岸的统一时间表与台独、港独的时间表必将受制于两个“百年战略”。两个“百年战略”的底盘就是大陆的统一大限，特别是后一个百年。
台独、港独能不能、会不会逼出自己的时间表也受制于两个“百年战略”，特别是后一个百年。
大陆民运的成败同样受制于两个“百年战略”，特别是后一个百年。
民主新生的中华民国与专权垂老的人民共和国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是上天对两岸政府、政党及民主派民众的历史捉弄。
两岸四方的民主力量，大陆民运、国民党、民进党、港澳民主派不要低估了天朝政权可延续的能力，提高对民主进程艰巨性长期性的估量。
大陆惧怕武力解放台湾引起革命，此外，也不惧怕因此引起革命。
这是我证明的党国“百年战略”及其对两岸四方的影响与制约。至于能否如愿是另一个论题，也需要证明。
今年，党国公开放风预备搞总统制。
这是习近平改制的重要信号，在他登台之际早有风声。去年法院系统宣誓就职已经没有了忠于中国共产党，今年李克强总理带领国务院官员的誓词也取消了忠于中国共产党。这也是改制的信号。当然，这仍然是局限于“依法治国”的陈套之中，不违背现行党纪国法，并无超越。但是，这是将来彻底改制的必要铺垫，“假是真来真亦假”，弄假成真的必要过程。
可是，不能认为习近平现在就要改制，不过是留后手，找退身步，准备一念之差。
为什么现在照样军警宪特治国人权状况毫无松动？蒋经国1986年改制的前一天都要实施“戡乱戒严”。
2049年会不会实现普选全面民主化决定于3条：
党国一党制或党国主导的多党制是否有力量支撑下去，民主派是否有力量，民众是否接受天朝的帝国复兴中国梦。相信“百年战略”是宪政的到来。
【五】国际社会的对民运的道义責任及选择的限定因素。解读现状，“西方弃孙”。
关于国际社会对民运的道义責任及选择限定于西方社会国家利益与道义价值的权衡。首先是解读现状，第二是重温西方曾经拒绝支持孙中山辛亥革命的教训—— “西方弃孙”。
当下西方没有完全选择中国民主派是远非决战的时机，并非民运没有力量或山头林立缺乏领袖，美国佬并没有强求中国民运非要是一个头子、一个山头，也不可能。而是国际社会的道义責任的选择经常受制于西方道义价值与国家利益的剧烈矛盾与冲突。国家利益重于意识形态，西方历来如此。特别是中国崛起造就了一个是伙伴又是对手的第二大国，替代了昔日的苏俄。
西方必须在中华帝国的阴影下生活。
在全球六大经济体中，中国受关注度仅次于美国，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金砖之父”、知名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认为，没有中国的G20并不是真正的G20，G20因为中国而存在。中国经济增速是世界经济增速的2倍多，是发达国家平均增速的3倍多。
中国保持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达30%左右，远超美国，成为驱动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和动力。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米特指出，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成绩是对中国在过去２０年经济发展的最好肯定。
中国主导了G20杭州峰会。
峰会达成了约30项重要成果，《20创新增长蓝图》，《G20贸易增长战略》，《G20全球投资政策的指导原则》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等对世界经济全局有关键影响的重要项目。 G20杭州峰会标志中国已跻身世界经济舞台主角和全球治理“游戏规则”塑造者。
中美元首杭州会晤成果有35项清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环保、维和、难民、外空、气候、核安全……
英国前首相布朗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增长过于缓慢、贸易低迷、全球化缺少领导者等难题。有太多的人处在失业状态，发展经济的潜能太小。如果想增加就业和富裕程度，那么需要有一个“更加协调的方式来推动增长”。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最近说，“中国在当今世界经济复苏与发展中正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世界的成功与中国的成功密不可分”。
▲需要强调的是天朝“百年战略”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已经并且正在积极、全面、高速地创造和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样是中国民主力量偷着乐的欣慰和喜悦。
■但是，我一直说，今天，国际资本愈益依赖中国的利润增长、风险抵充而维护中国现行的落后秩序，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根除人权悲哀和制度转变的巨大阻碍。
国际资本和西方政治家们在拿中国的民主前途及民主派的命运同中国极权统治做着交易，牺牲远忧捞取近利，这就是西方在中国民主事业领域内的利益与价值的永恒悖论。可能这不是他们的意愿，但是，结果正是如此地严峻。天下乌鸦一般黑。
▲G20极尽奢华的盛宴酒杯里有中国民主派和万千维权民众的鲜血和泪水！投入监狱的人愈多觉醒者愈多，民主队伍日益壮大，以炼狱为荣，“铁窗民运”蔚然成风。
中国近代史正是这样。
“西方弃孙”——西方列国一贯地支持中国反动落后的现行制度。当今是“西方媚共”。20世纪40年代“老美弃蒋”是一个特例，同时，也是美国反蒋独裁遵守道义价值的一个例证。美国人抛弃行将倒台的腐朽政府司空见惯。如果，没有苏俄革命也就没有中国革命了。没有共产革命也就没有“老美弃蒋”了。
只说2个问题。
一、当下，台湾作为国际社会不再是大陆民运的后方基地，是大陆民主派与中华民国的共同危机。
中华民国“难民法”迟不出笼表明了台湾岛国政府的近视。首先想到的是对付假难民一筹莫展。很好解决，可以规定没有坐过几年以上牢的不得作为难民申请，就把那些只想移民的假难民筛选出局了。
二、当代中国人权民主事业所得支援十分稀缺，以美国国会民主基金会为例每年在5-600万美元之间，只是给几个网站。
西方列国支援清国旧政权袁世凯是中国民主化不入正规、缓慢前行的初始主因。
一般而言，西方列国支持一切现政府及现实的经贸利益不宜作为中国民主化缓慢的原因，这是题中必有之义！
可是，在变革的关键时刻，西方的立场及作用对中国民主前途具有重大的影响。在支持孙中山和袁世凯的选择性错误是有史可鉴的。在那个时刻，西方支持袁世凯而不支持孙中山造成了中国民主化现代化的缓慢及倒退。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是西方列国对袁的支持是一个前提因素。当时大多数革命党人并不认识西方帝国，意图以让位来换取西方国家对革命的同情和承认。革命党人错了。
西方看中的却是清国重臣袁世凯，把他作为中国的代理人，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英、美、德、日各国军舰驶进长江待命。外交上，西方各国不承认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西方国家报纸对革命派横加指责；财政上对南京政府实行经济封锁，海关税收分文不给。（选自《帝国的回忆》1908年6月14日托马斯.F.米拉德对袁世凯采访录）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诞生，西方列国虚伪地“严守中立”，不承认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才3个月的孙中山把权力交给了清廷旧臣袁世凯。
西方支持袁世凯显明了这是一个历史性全局性的错误，导致了1916年复辟帝制，从而根本逆转了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今天要特别强调这个历史教训。如果，西方各国支持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国将改写为没有“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现代史，将改写为没有中共极权主义的当代史。
西方一步错棋，中国人几代悲哀。5国银行贷款是袁世凯称帝复辟的主因。
在谈判期间，英、法、美、日、德、俄六国驻沪总领事即向议和代表提出照会，要他们“有必要尽速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冲突归于停止”，逼迫革命党人向袁世凯妥协。同时，还从经济上切断临时政府的财政来源。
1915北洋政府宣布袁世凯将择期称帝时，美国政府令美国驻华公使给予承认，甚至美国还给袁世凯活动经费，才使袁世凯拒绝了五国政府不称帝的劝告。
西方态度的转变对袁世凯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辛亥革命时期，西方是偏袒袁世凯的，希望他出山收拾残局。对于 中国究竟实行何种政体，态度不一。但总的意见是：中国最好维持君主政体，不过也不反对采引立宪政体，甚至共和政体。(王曾才：《英国与辛亥革命》，《中国近现代史论集》（十八）第995页。)
“不论中国人民喜欢哪一种政体，我们所要求看到的是一个巩固统一的中国”，从而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42、1192页。)
1911年12月20日举行的“南北议和”，这个“议和”一开始就是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约同德、日、俄、美五国代表密商后、由英驻汉口总领事传话，向各省都督代表提出来的。西方国家不仅在整个议和过程中为袁世凯密谋策划，而且公开告诉革命党人，只有让袁世凯当选大总统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为了避免西方的干涉，革命党人自然只有赶紧让袁世凯出来做总统，以便尽快结束“战乱”。
【六】中国政治变局与民主化前景关系到民运自身的长期建设。
当代人权民主运动（公民维权）14大政法理念。
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好的队伍和领袖集体，关系到我们全体为之献身事业的前途。
任人蒙骗造假、贪腐乱淫、践踏章程、互相包庇、寡廉鲜耻、横行无忌、藏污纳垢必将不能成事！
当代民运历经严酷的外部压迫、严肃内争与分裂的震荡，锻造了自身坚定明确的政治利益、伦理道德与核心价值，保持了健康的精神卫生，锤炼了丰富、顽强、纯熟的运作经验，几十年来屹立于世、坚不可摧。
传统民运始终坚持了“人权民主”“自由法治”“公民维权”“民主政治”的概念、旗帜与实践，迎击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挑战和博弈，持续提出了当代人权民主运动（公民维权）14大政法理念：
人权民运含公民维权相互统一的融合运作；
公民概念与人权概念互不矛盾的理念逻辑；
自由为魂与民主为骨不分先后的等量价值；
公民维权与民主政治无分前后的经典理念；
司法维权和制度变革同时并举的全面战略；
法庭抗辩同街头抗争不可偏废的行为模式；
民间抗争与中共改革官民并举的必经之途；
和平演变与民众革命不可或缺的转换通道；
本土抗争与海外支援两条战线的主副相成；
平反六四与实施宪政两项目标的相互承接；
山头林立与良性竞争两种目标的共存共荣；
人权非政治化同人权政治化并行不悖的双向取值；
献身囹圄、笑对铁窗与低成本、趣味性互不排斥；
民生福利、生命关怀、环境保护、道德重建、人道救助及社会发展的多维诉求。
···················
作者简介 增补
2012 出席联合国第四届人权与民主峰会大会演讲。被称“中国人权运动之父”。
2007-2012 受邀访问欧美及中华民国各国。 爱尔兰前线、哥伦比亚大学、巴黎政治学院、法国人文科学之家等访问学者、研究员。
2001创建“民运文化”创建“民运政治学战略学” 网络发文。
1994 获罗伯特 肯尼迪人权奖，二度系狱共11年未获保释。
1991法庭辩护词 《89民主变革与主权在民──驳反革命煽动罪》。
1989 发起“政体变革与民运历史功绩” 系列演讲与活动，被5、19中共党政军会议及6、2全国媒体公开指控，获刑7年。
1988 底发起纪念民主墙10周年 呼救民主派系列发文与运动，形成国际性事件，也形成了89民运的前奏、序曲。
1979《中国人权宣言》作者，《中国人权同盟》组织者。劳教4年。
【增补】狱作《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与改革》（1979-1981写作）：
最早定义人民公社是原始村社为基础的集体小生产的现代农奴制；定性中共为反动落后的农民民族主义左翼激进党性质；提出价值规律的全国经济调控体系、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银行私有化等系列改革措施；被人民日报、社科院狱中调阅，1981年建议狱方供纸。原作写在妇女月经纸上。部分出版于“任畹町文集”。
1976参与天安门四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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