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凌晨,美國人民選出了他們心儀的第45任總統:唐納德-川普。我們期待這位非常「不一樣」的新總統給美國帶來煥然一新的風氣;另一方面,他又會給中美關係帶來怎樣的「不一樣」呢?

雪笠:川普曾聲稱要對中國製造的商品課徵45%的進口稅,假設他真正做到,會否引發中國經濟崩潰?與此同時美國經濟是否也會「殺敵一萬,自損三千」?

又假設他只是推出一個低於45%的低配版本,是否有可能反倒迫使中國尋求產業轉型和提升,長期有利於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這幾年為了應對貿易堡壘,中國企業包括民企開始到美國建廠,僱傭美國工人。您怎麼看這個趨勢的前景?中國對這些中資企業的海外收入課稅能力如何?對中國經濟而言,是否足夠緩和川普進口稅的壓力?

何清涟:从美国选举史来看,几乎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在进入白宫后,能够完全兑现自己竞选时的承诺。远的不说,就以比尔·克林顿为例,他在竞选时曾说过,“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将一个也不放过”,但事实是,他当政时期,中美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时期,以后的几任总统当政时,中美关系都未达到克林顿时期的蜜月水平。简言这,美国政治中的权力制衡体系会约束总统的行为,川普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他在竞选中的承诺行事。

基于现实,我认为,对中国进口商品增加关税是可能的,因为就算按WTO条款,美方也可以根据对方某一产品是否符合环保要求、质量标准以及是否恶意倾销等来启动各种关税壁垒,去年以来,美国对中国钢铁产品增加了300%关税就是一例。今后是否一律增加45%则不一定,但增加税率是可能的。至于中国产业转型不是外力作用能够促成的,本身需要技术、产业结构转型。

美国候任总统川普已经在其政权交接网站(GreatAgain.gov)公布初步治国政策框架。声称会通过改善本国企业环境,吸引更多企业,从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获得更多税收,重建美国经济。让更多的公司进驻美国,重兴美国制造业,就能雇佣更多年轻人,让他们得到希望和致富的机会,而美国也能重新兴盛发展。这一姿态应该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来美。

对中国来说,现在也在鼓励海外投资。以前,中国海外投资以国企为主,多投资于一些与能源及中国急需要进口的战略物资包括。近五年来,由于国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民营企业也大量涌往海外投资,行业分布非常广,从房地产、粮食、牧场、猪肉等食品工业,无所不包,美国是中国海外投资的理想之地,仅在2015年,中资企业完成的171项交易使得327家新的中资关联企业遍布美国42个州,并催生了多种新业务。但是,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90%以下是亏损,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前五年一般是不产生利润,中国还未在这方面有成熟的税收体制,正在考虑建立。

雪笠:許多人都說,如果希拉里當選,她在人權問題上會更強硬。我們記得她直言批評中共人權記錄,我們也記得,她在擔任國務卿後第一次訪問中國期間,明確表示不會因人權因素妨礙與中共的合作。最近郵件門又爆出她對習近平頗為讚賞以及克林頓基金會可能收受中共獻金… 真假不論,我個人感覺除了幾件類似營救陳光誠這樣的舉世矚目的人權個案,除了隔靴搔癢,她不太可能做到更多。人權外交,如果在談貿易的時候雙重標準,不堅持人權原則,只批評,不制裁,也就沒多大意義了。

而另一方面,通常認為川普對中國人權問題不大關注,但他加州的競選主任曾對報界透露,川普清楚中國的人權狀況和中共的黑手黨本質,他認為長期而言中共是美國的第二大威脅(第一是激進伊斯蘭教徒),他們不該被壯大,他們早就該被消滅,而奧巴馬和希拉里一向忽略這樣的威脅。我們是否可以期待,一個強硬的美中之間的貿易戰可以拉開某種序幕呢?

何清涟:与其说克林顿总统夫妇关心人权,不如说他们更懂得如何妙用人权这张牌。人权外交是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时期创立的中美外交方式,后来在中国起长期影响的中美法律援助项目就是他任期内批准的,在中国培养了人权律师团体,也催生了长达十年的维权活动,影响延续至今。奥巴马任期内,对中国人权状态当然也关心,但内容有些调整,与其在美国国内对性小众群体的人权的关心几乎一致。在美国国内,奥巴马成功地解决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壮大了女权活动,推进了美国的毒品无罪化进程,加强保护性工作者的权益。在美国解决这些有其合理性,因为世界人权理念的发展分四代,第一代是公民政治权利,第二代是经济权利,第三代是民族平等权利,第四代就是性小众权利,美国前三代人权都得到解决,推行第四代算水到渠成。当然最后走到强行在全国公立学校推行男女同厕,就算是走到另一个极端了。但中国第一、二、三代人权都没有得到解决,在整个社会的人权状态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推行性小众权益并无太大的益处,反而使中国公众对美国的人权理念增加误解。

川普确实在今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说过,美国应该将目光放在处理自身问题上,而不是声援海外的人权事务。这番说话加上他20多年前对六四的评价,确实让中国的异议人士担心,认为川普不会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我认为,从川普本人的兴趣来说,他可能不太会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是,他今后做的是美国总统,美国的价值观,以及他的前任们在推进专制国家民主化与人权方面的努力,已经成为华府政治的一种大战略,这一战略格局不会因他的上任就立刻大改变。他现在正在谋求有政治经验的人士帮助他,如果有人让他明白完全放弃人权不如将人权当作一张牌来用,他会改变主意的。但我推测,他可能会将奥巴马时期中国人权的重心加以改变,从以性小众、气候环境等为主,变成关注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以及其他的政治、经济权利、并保留原来还在支持的少数民族权利(藏人的人权)等等。

雪笠:川普外交比較引人爭議的是「孤立主義」。對於亞洲,他聲稱美國不需要自己燒錢保護日本,因為日本歷史上「ROUTINELY BEAT CHINA」,言下之意日本既然有能力侵略中國顯然不用擔心自保;同時,他也批評中共的南海政策,說中國「不夠尊重」美國,他當選後將加強美國在東海和南海的軍力部署,威懾中國,要求中共「必須撤回軍事設施」。

在珍珠港事件給孤立主義和干涉主義之爭畫上逗號以後,新保守主義(尤其在里根時期和小布什時期)一直引領共和黨的外交政策。與卡特政府謀求「緩和」的「人權外交」不同,新保守主義強調意識形態之爭而非強權之爭,認為民主國家才是相對和平的國家,美國只有在民主的國家當中才安全。而川普的孤立主義看似更接近具有反單邊反戰傳統的民主黨的主流。然而川普又極度推崇里根總統,在他勝選以後,在需要共和黨把持的兩院支持的情況下,他的外交政策會否改向新保守主義靠攏?

何清涟:这个问题确实关系到国际社会(盟友)优先还是美国人民优先。欧盟的法国、德国、亚洲的日本当然都希望美国继续承担国际责任,但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政府是美国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美国政府的钱是美国纳税人提供的,在照顾本国人民利益优先还是国际盟友优先的顺序上,川普政府会有所调整。

美国立国之后,长期奉行开国总统华盛顿确立的孤立主义原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试图努力改变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1918年他向美国国会提出著名的“十四点计划”,提出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实现国际合作和保障世界和平的设想,以多边主义替代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所谓“多边主义”外交设想显然与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相背离,其实质就是大多数西方学者称之为的”国际主义”。此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开始转向了国际。国联、非战公约、联合国、冷战,美国的国际责任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但这种传统在911之后受到了美国民意越来越多的怀疑。尤其是近十年以来,美国人民终于精疲力尽,债台高筑。

这种精疲力尽体现在以下几点: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下降至40%多,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今年4月2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显示: 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与此同时,领各种社会救济的人口高达1亿多。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北约防务主体,对欧洲尽保护义务,却至今都没能像欧洲国家那样为本国人民提供全民健保与免费大学教育,以及长期稳定的失业救济。底层穷人的救济虽然有,但与法国人一生400多种福利、德国从摇篮到坟墓的优厚福利相比,实在不值一提。

因此,欧洲国家的忧虑实质上就是:咱们国家的人民需要高福利供养,咱们的政府在难民问题上要彰显人道,但保护本国安全,你美国却得出钱出力,责无旁贷,永无止境。问题的核心实质已经由法国现任总统奥朗德公开说出来了,“美国将会要求欧洲人自己保护自己”,“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仅仅组建欧洲自己的邻里守望委员会就很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

日美关系其实也类似于美欧关系。美日关系近20年来如果说有磕碰,主要在这一点上。美国希望日本多承担一点责任,加强本国军事能力,但在日本要说服国民并不容易,表面理由是热爱和平,内在原因其实是民众不想增加负担。有人计算过,维持现在日美合作框架下的军力,日本只需要花418亿美元,如果没有美国帮助,达到现有军力可能得达到2000亿美元,这需要加重税。会让日本政府失去民意支持。

川普在竞选时会提出少管外国闲事,但进了白宫成为“总统先生”之后,在征询专业人士的意见之后,会发现立刻不管北约与日本,可能很不现实。外交与军事这两大政治集团是个较强的专业活儿,估计“总统先生”最后还得听专业人士意见,将美国外交的舵转个10-15度,不能来个大U型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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