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不堪回首文革事，几多怨恨几多愁
——1968年桂林“8·20” 镇压、屠杀的回亿与思考
文革中的1968年，在广西桂林桂林发生了一场对手无寸铁民众的镇压与屠杀事件，那是在韦国清的导演下，由当时的桂林地、市革委会、军分区、武装部直接指挥下进行的。现在事件过去49年了，回顾当年发生的一切，仍然令人痛心疾首，难以忘怀——
桂林是一块山水宝地，素有“山水甲天下” 之美誉，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聖地。它的东、西和北面属南嶺山脉余脉之高山区，中部和南面是以喀斯特岩溶地貌与丘陵为主的中、低山地区。远古夏商周时这里是“百越”人居住之地，秦时属桂林郡，这是“桂林”名称最早的起源。在其后漫长的封建时代都以“桂林府”称之，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这里才成了广西的省会，1940年正式设立桂林市，一直延续至今。
市区内星罗棋布地镶嵌着七星山、独秀峰、象鼻山、川山、西山、老人山、叠彩山——等等景色秀美的名山，伴之清彻透底的漓江蜿蜒而过，尽显出了这座山城之秀美。唐代文人韩愈的“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宋代官员王正功的“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参”，以及历代许多文人墨客赞美桂林的诗句是数不胜数的。这里的人们勤劳扑实，有优良的文化和传统美德，历來文、武人才辈出。从古代以来，这里出现过赵观文、曹邺、吕词阳、陈宏谋、陈继昌、唐景崧——以及近代以来的马君武、李任仁、李宗仁、白崇禧、梁漱溟、黄现璠、李天佑——等等著名的政治和文、武名人，在不同的时代为中华民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建设都作出过许多有益的贡献。
就是这么一块山水聖地，在有史以来历代所发生的战乱中，除内战中双方厮杀造成的伤亡以外，沒有见过有哪一方的武装人员会对老百姓乱打乱杀草管人命的。但在文革中的1968年，在当时的执掌大权者韦国清、景伯承、陈秉德等人的指挥下，他们打着“落实中央‘7·3布吿’ 和’ 广西6`17公告’” 的旗号，泡制了一个所谓的“8·20公告”， 明目张胆地对平民百姓疯狂镇压和屠杀的惊天惨案。回顾那时种种打人、杀人的恐怖场景，至今仍会使人胆战心惊，愤恨无比，也无法理解。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血淋淋的铁的事实。
文革开始之时，筆者那时是桂林冶金地质学校（即现在的桂林理工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经历了这里文革的全过程。对文革中1968年的大武斗，韦国清支持“联指派”在全广西、特别是在桂林制造的白色恐佈、大镇压、大屠杀；1974年又制造龚志明、张雄飞等人的“反革命”冤案，筆者都是親身经历目睹或是耳闻的，这一切至今仍在头脑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与无穷的思绪。
桂林文革运动历史的简要回顾
中共中央1966年“5·16” 通知的发出，文革运动在全国爆发，此时在桂林，文革运动的情况与全国其它地方基本上是相同的，如官方组织对“三家村”和“四家店”的大批判，中央和各地都先后派出工作组进驻学校，毛泽东鼓动红卫兵起來造“走资派”和“修正主义”的反，矛头指向他的政治对手和各级当权派；地方当权派为了保护自己则组织工人赤卫队和官办红卫兵组织来保护自己，形成了最初的所谓“造反”与“保守”两派之争。其后毛泽东又部署深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者平反，从而使造反派得以翻身，并在1967年的上海“一月革命中”夺权，保守派垮台，部队介入地方“支左”——等等，都是大致相同的，桂林并沒有什么特殊之处，在此不必多言。但从1967年底起，特别在1968年4月桂林地、市革委会都成立之后，形势就发生根本变化了。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1967年初，那时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在上海搞了所谓“一月革命” 的夺权行动，从而引发了全国各地“造反派” 的连锁反应，出现夺权斗争。在此种形势下，许多原來支持“保守派”、镇压过“造反派”的党政领导干部此时则纷纷转向、表态，站出來支持“造反派”。在广西，首先夺权并取得完全胜利的是桂林的造反派，保守派彻底垮台，驻桂林的6955部队全力支持造反派，使桂林成了一个安宁平静的城市，受到了舆论的称赞，这在全国是少有的。然而好景不长，自1967年7月以后，受南宁的影响，这里的形势变化了。那是因为在首府南宁，文革之初曾主张镇压过造反派的党政干部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付雨田、谢王岗等人在1967年2月19日和4月19日两次发表声明（习称“219声明” 和“419声明” ），表示支持造反派。他们的这些举动得到了造反派的支持和拥护，但却未能得到介于支左的广西军区的支持。广西军区要支持的是韦国清，并把在“一月革命” 中已经垮台了的南宁保守派重新扶植起来，也在原来的“造反派”中分化出一部分，形成了支持韦国清的新组织，后来统称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广西联指”）。“造反派”对军区把韦国清抬出来的作法十分反感，于4月22日占领《广西日报》，成立“四二二火线指挥部”（习称“广西四二二”） 反对军区的错误作法。这就是南宁当时在夺权斗争中所出现的复杂情况，两派之争就此形成，并影响到整个广西。
在广西各地，由于受南宁的影响，都出现了“支持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区政府主席），打倒伍晋南（区党委文教书记）” 的“联指”派，和“打倒韦国清，支持伍晋南”的“四二二”派。在各地的两派组织中，“四二二”派组织除南宁、柳州、桂林三座城市有野战部队的支持力量強大以外，在各地区、各县力量都是弱小的；而“联指”派在各县的力量都十分強大，并且他们不但有广西军区的支持，并有各地军分区和县武装部的支持，因而在那时的派性斗争中，除桂林、南宁、柳州三市而外，其它各地“四二二”派都是处于受压的劣势之中。
为解决广西的文革问题，自1967年6月开始至11月，周恩来总理曾八次接见广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1967年11月中旬，广西“四二二”和“联指”两派代表在北京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中央也作出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同意韦国清、伍晋南以及广西军区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检讨，决定成立由原来的党政干部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军队干部欧治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孙凤章（驻柳州55军军长）、焦红光（空七军负责人）、郝忠云（驻桂林6955部队师副师长）、王斌（驻桂林104部队负责人）、以及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称“区革筹”），领导广西地区的革命和生产，把广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自1967年底起，广西各地的两派基本实现了大联合，在此基础上先后成立了县级和地区级的革委会，这对各县的“四二二”派来说，他们是髙兴的，因为他们认为自此可以和“联指”派平等，不再受压了；就是对桂林市区的“老多”派（此一名称来源于广西师院——即现在的广西师大，文革之初这里的学生反工作组一开始就是多数派，故名“老多”）而言，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力量强大，此时也表现出了髙姿态，願意与“联指”派联合，共同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展文革运动。
然而，广西“四二二” 派及桂林“老多”派的人们做梦也未曾想到，在大联合成立并建立革委会之后，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及紧接而来的镇压与血腥大屠杀却正在向他们步步逼近，把他们“平等、和平、安宁” 的美梦彻底地打破。
从1967年底、特别是自1968年初开始，在韦国清的支持或默许下，在各地军分区和县武装部的直接支持下，“联指”派就开始了对各地不同观点“四二二”派的打压乃至围剿、屠杀，如梧州、钦州、玉林、容县、宜山、上思、宁明、灵山、贵县、巴马、平桂矿务局——等等，许多地区的“四二二”派遭到围剿和屠杀，迫使“四二二”派的成员在各县无立足之地，纷纷被逼外逃，有的上山下乡躲藏，有的则逃到南宁、柳州、桂林“四二二”派力量强大的城市，以躲避“联指”派的打压、追杀。韦国清及“联指”派的黑髙参们，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四二二’，建立革委会”，现在县级的“四二二”派已被压垮、打垮，余下的都已被迫外逃，各县都成了“联指”派的一统天下。这种形势的出现，无疑是在韦国清及各地当权者纵容、支持的结果，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眼见各县的“四二二”派被消灭了，南宁、柳州的“四二二”派及桂林“老多”派就成了他们最后的打击目标。因此，他们一方面在这三座城市挑动事端，制造武斗的紧张形势，在舆论上则大肆宣称什么南宁、柳州、桂林是“伍修集团”“三点一线” 的最后堡垒，因而组织农民武装围攻这三座城市，并派出部队配合“联指”派围攻南宁，柳州，桂林，使这三座城市自1968年6月起都同时发生大规糢武斗。
笔者那时生活在桂林市，是“老多” 派的一员，親眼目睹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联指”派从1968年初以来，竟在市区不断制造事端，抓人、打人，肆意破坏两派的大联合。虽然在4月中旬成立了桂林地、市革命委员会，但在桂林地区各县“四二二”派濒于被歼灭，南宁、柳州两市“四二二”派也处于被围攻的形势下，桂林“联指”派岂能放过桂林“老多”派呢？5月4日，“联指”派突然抢先占领位于市区中心环湖边上的榕城饭店作为武斗据点，这是当时市区的最髙楼，可以俯瞰市区，扼守南北交通；不几天他们又強佔中山南路及南站的一些楼房、市西边的房地产局、北面的百货站等许多要地作为据点，并抢夺部队的武噐，摆出一付动武的架式，制造武斗的紧张形势。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激发起“老多”派作出相应的自卫反应，也占领据点，抢夺部队的武器，“联指”派及其幕后指挥者就会找到口实来围剿“老多”派。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们这一阴险的罪恶目的。
在“联指”派步步紧逼的形势下，出于自卫，“老多”派果然被迫作出相应的决策，迅即占领榕树楼、桂师、榕湖饭店及十字广场的桂剧院、专署大楼等多处要地，独秀峰下的皇城（现在的广西师笵大学）则成了“老多”派的大本营，并且也到部队抢夺武噐以作自卫的必要准备。
这种一触即发的武斗紧张形势本来就是“联指”派幕后指挥者们所需要的，也是他们一手挑起来的。当时的桂林地、市革委会，军分区，市武装部的领导者们如果能夠公正、耐心地做两派的工作，问题是完全可以妥善解决的；但事情本来就是他们在幕后支持、默许的，他们表面上也假惺惺地讲两句“要联合”，“不要武斗”，也对两派的所为提出“批评”，却把革委会、军分区、市武装部等领导机关由市内搬迁到“联指”派控制的南站地区，一些支持’ 联指” 派的群众也撤离” 老多” 派的控制区, 以便让“联指”派放手的来攻打“老多”派。面对这些政权机关的如此不作为、乱作为，“老多”派理所当然的要开动宣传机器批评革委会，指责他们不公正，仍在支一派，压一派，骂他们是镇压群众的“王斌（市革委会主任）政府”，这完全是那种形势下被廹所作出的情理中之事。
事情果然不出人们的所料，“老多”派被迫占据点，抢夺武器，批评革委会不公正，不作为，乱作为，这正中“联指”派幕后指挥者们的下怀，他们就可堂而皇之的诬指“‘老多’派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如是他们就大造舆论，并调动桂林地区12县“联指”头目及各县武装部人员到桂林会商，研究围剿“老多”派的具体部署，决定成立“桂林地区保卫红色政权总指挥部”（下称“桂保总”），成立“桂北民兵师”，要求各县成立民兵团，由各县武装部领导带队，进城围歼桂林“老多”。
经过十多天的策划部署，“联指”派的围剿部署已经完成，他们计划从南、北、西三面围攻桂林，而东面则留下缺口，让“老多”派在守不住的情况下逃往东面，这是一片塃地坟场，边远是山区，无法再退，便于他们在此一举歼灭。这一部署计划不能不说是周密而阴险的。但“老多”派的学生和青年工人们（也有少数刚从越南战场转业的军人）是精明的，他们看到了形势的严峻，也识破了“联指”派的围剿计划，同时作出了相应的防卫部署，要求城区各单位分片成立联防自保，并成立“红卫师”作为机动部队来誓死保卫山城，与来犯者们血战到底。
所有种种迹象表明，“联指”派及12县武装民兵近万人对桂林的围攻即将开始，大兵压境，一场大战终不可避免。为了粉碎“联指”派的围剿，“老多”派的决策者周兆祥、刘振林、杨福庭、李日明、谢荣杰——等人决定先发制人，主动出击，于5月17日抢先拔掉了“联指”派在城西房地产局及城北百货站两处据点。在得悉各县武装民兵准于6月4日到达桂林的情报后，趁他们立足未稳之时，6月5日天未亮，“老多”派的“红卫师”主动发起进攻，一举攻破“联指”派的榕城饭店据点，解除了对“老多”派控制区的最大威胁。为此，“老多”派的《红卫兵》报及广播宣传说，这是“六五”大捷，是自卫反击战胜利的开始。此举确实鼓舞了“老多”派的士气，“老多”派控制区内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六五”反击战后，从六月中旬开始，“联指”派从南、北、西三面开始了全面的进攻。在南线“老多”派的桂师、榕湖饭店、榕树楼、阳桥等据点和西线的白岩山、飞凤山、雷劈山、西山等据点都遭到“联指”派多次的猛烈进攻，除白岩山据点因远离市区处于突处地位，“老多”派经顽強抵抗后主动撤离外，其它据点都牢牢掌握在“老多”派手中，“联指’ 派始终未能越雷池半步。
如果说在南线、西线“老多”派是处于守势的话，那么在北线“老多”派则完全处于反攻之势，红卫师从观音阁、二级站、面粉厂、北站，一路反击，节节胜利，全部夺取了这些据点，把“联指”武装赶到远离市区的粑粑厂灵川县地界了。
经半个多月的连续战斗，可以说“联指”派是吃了败仗，他们设想的打通南北交通，一举歼灭“老多”的计划是破产了。南线、西线双方仍然在原有的据点处于对峙状态，而北线经“老多”派红卫师的強力反攻，扩大了自己的地盘，把“联指” 派武装赶到远离北站的灵川县境。当二级站被攻下后，笔者曾跟随几名学生到观音阁及二级站实地观看，战后的二级站是一片狼藉，三具进城武斗的农民尸体仍躺在地上无人收尸，大概是“联指”派失败了忙于逃跑而来不及收尸体之故。这三具武装民兵的尸体，一付农民模样，身揹斗笠，静静地横卧地上，我的内心不禁萌生一股恻隐之心，觉得他们也是可怜的。他们进城武斗枉送性命，那些欺骗、蒙蔽他们的人是何等可恶，是罪责难逃的。
半个多月的武斗“联指”派是失败了，因为他们欺骗农民进城围攻“老多” 派，本来就是毫无道理，这些农民组成的武装也没有什么战斗力；而“老多”派的青年学生、青年工人，他们是站在自卫的立场，显然是站在理上，而且英勇善战，胜利当然是情理中之事。
面对失败，“联指”派头目曹铁军等人及幕后指挥者们觉得从军分区和武装部得来的武器不夠先进，比不过“老多”派从野战部队得来的武器，可能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为此，“联指”派头目在幕后指挥者们的策划下，决定到兴安县境內的国防仓库去抢夺武器。
1968年6月30日至7月4日，在“桂保总”的指令下，12县到桂林参加武斗的各路民兵团都派出人员和车辆前往兴安国防仓库抢夺武器。据统计，5天的时间去抢枪的人数多达上万人，抢得各种枪5636支，各种弹药3250000余发，各式手榴弹24428枚，爆破筒114根，各种军需物资783件。
有了数量如此之多而又先进的武器后，“联指”派的头目及幕后指挥者们真是高兴得手舞足蹈，认为一举攻破桂林指日可待。于是立即召开会议，重新作出新的进攻部署，再次决定从南、北、西三面同时进攻，以西面作为进攻的重点，南、北两面作佯攻，以便从西面一举攻入市中心区，切断“老多”派南北的联系，然后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围歼。
从7月13日至8月5日，双方在西面进行了激烈的武斗，一些据点几经得失，反复争夺，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笔者所在的桂林冶金地质学校，就有18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共产党员、转业军人）战死，损失是惨重的。然而此番双方的武斗，“老多”派仍然固守据点，“联指”派始终未能攻破“老多”的防线。从6月5日双方武斗打响，至8月5日武斗平息，历时两个月，双方参战人员合计近两万人，两派共战死406人，其中12县“联指”死198人，“老多”派死一百多人，桂林市“联指”死近百人，双方负伤人员几近千人，可称得上是一次较大的战役了。
惨绝人寰的反人类大屠杀
伴随着桂林武斗的进行，各县“联指”派开始了毫无人性的乱打乱杀。1968年的6、7、8三个月及9月的上半月，可以说是杀人如麻、冤魂遍地的一段悲惨岁月，无辜惨死者至少在万人以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屠杀。其实这种屠杀早在1967年10月就已初现端倪，那时桂北地区的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所谓“贫下中农最髙法庭” 和“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 一类的非法组织，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随意抓人、杀人。最典型的是桂林地区的全州县，该县东山公社三江大队民兵营长黄天辉在几个基层干部黄天爱（大队会计）、刘义周（信用社会计）、刘俊博（党支部委员）、杨隆义（治保主任），以及“联指”派头目刘性林等人的共谋下，10月3日至4日，仅两天之内就在黄天辉的直接指挥下集体屠杀了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和他们的子女共76人，其中有7户人家39人全被杀绝。在这些被杀者中，如被戴上地主帽子的蒋元秀（女，70多岁）及她的女儿蒋鸾英（髙中毕业，民办教师），一个3岁的孙子，一个1岁的孙女全部被惨杀；地主家庭出身的刘香元是到贫农家入赘的女婿，连同他的两个未成年孩子一起被坑杀。这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刑事凶杀大案，开创了桂林地区“文革”以来滥杀无辜的先河。
又如在荔浦县，1967年12月4日至7日，支持韦国清的荔浦县“联指”派在县武装部的默许下，由“联指”派头目董茂轩、尹瑞云（县商业局干部）、叶光林（两江区武装部副部长）的指挥下，用武力围剿该县修仁区“农总”派（属反对韦国清的“四二二” 派），当场打死“农总”派多人，抓走多人。为了庆祝围剿胜利，7日下午，“联指”派公然在修仁召开所谓“荔浦县修仁镇压反革命夺权胜利大会”，会上当众枪杀“农总”派成员谢恩寿、杨藻庆（学生）、蒋纯信（学生）、温绍勋（代课教师）、黄仁敏（地主家庭出身）、徐绪文（工人）、周德发（农民）等14人，是又一起光天化日下的凶杀大案。
发生如此的凶杀大案，这在过去不论是封建帝王时代，还是国民党当政的时代，都会要对事件进行查处，对杀人凶手绳之以法的。但在韦国清的独裁政体下，那时当地的公社、县两级“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 及武装部、“公检法军管会”（都是那时各地的实际掌权机关）却不闻不问，让凶手逍遥法外；而那时广西的最髙执政者韦国清对此也装聋作哑，任其类似事件不断的发生，终于导致其后各地凶杀案的普遍出现。可以说桂林地区的这两起凶杀大案和广西其他一些地方在此期间连续出现的一系列凶杀案件，由于当政者们都不査处，有意隠瞒、包庇，这对后来广西各地的大屠杀无疑起到了一种诱导与鼓励的示范作用。
1968年5月，桂林市区开始出现武斗紧张形势，地区各县要组建民兵团赴桂林围剿“老多”，他们必须要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为此必须把各县的“四二二”派彻底铲除，对“四二二”派及所谓的“地、富、反、坏、右” 份子开始围剿、镇压、屠杀，几乎是各县“联指”派头头和幕后指挥者们的共同决策。当前线武斗他们有人战死时，便会回到后方报复杀人垫底。特别是在1968年6月17日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 反革命案件的公告》（习称《六一七公告》），和中央1968年7月3日《七三布告》下达后，各地为贯彻落实这些公告、布告，加紧了清查“反共救国团”和“现行反革命”，向“阶级敌人”大刮“十二级台风” 的疯狂举动，使乱打、乱杀达到了最髙潮，出现了种种令人无法想象、无法理解的形形色色凶杀惨案。请看：
1、发生在桂林市及郊区的镇压与屠杀惨案：
在中央对广西的问题过问后，7月3日中央发出了针对广西的“7·3” 布告，7月25日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人又在北京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毫无道理的指责“4·22” 派“被反革命利用，大搞武斗，杀人放火”， 指责桂林“老多”“ 反对革委会”，“ 大搞武斗， 冲击监狱，炮击铁路桥梁——” ，这一切显然是韦国清和广西军区领导人诬陷、乱彙报的结果，接见会上并不给“4·22” 和“老多” 的代表发言申辯，与1967年的8次接见來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此种情况下，8月5日起“老多” 派红卫师率先主动停止武斗，主动撤出武斗据点，并于8月13日主动上交武器。但此时围攻桂林的12县武装“联指”并未撤离桂林市区返回各自的县城，桂林市的“联指”派武装也并未交枪。原来他们是在等待执行一项新的彻底歼灭桂林“老多”派的任务。
当南宁、柳州两地的“四二二”派在7月底和8月初被部队和“联指”派武力解决后，介于“老多”派在文革初期的名声（1967年周总理在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两次表扬过“老多”），支持过“老多”派的6955部队尚在桂林（虽然此时已被广州军区司令员王永胜解除了“支左”任务），韦国清们对桂林“老多”派的解决办法则采取了一种新的手段，即类似于北京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那样的办法。8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专题研究桂林问题，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吳华和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秉德参加了会议。回到桂林后，会同桂林地、市革委会反复进行研究，草拟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即所谓的《八二零公吿》），准备于8月20日公布实施。
8月17日，景伯承在桂林步兵学校主持召开桂林地区各县武装民兵团负责人及各县武装部一把手参加的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吳华参加会议并作了指示，強调“桂林的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干净”。8月18日，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又专程赶到桂林进行督促检査，并在部队驻地召开核心会议，紧急部署8月20日的行动。魏佑铸在宣读并解析《八二0公告》时，特别指出“《八二0公告》表明依靠的是‘联指’，镇压的是桂林‘老多’” 。行动前，他们把参加武斗的桂林市“联指”两千多人组成“工人纠察队”，把各县进城武斗的人员数千人组成“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带上红袖套，配备精良武器。
8月19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及桂林军分区又在104部队驻地召开行动前的最后会议，由景伯承主持会议，桂林“联指”头目曹铁军（市委党校干部）及桂林地区12县民兵团负责人、各县武装部负责人参加会议，最后确定次日（8月20日）行动方案的具体部署。
8月20日凌晨，在景伯承、陈秉德等人的直接领导指挥下，由桂林“联指”组成的“工人纠察队”和各县进城武斗人员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分区及各县武装部的军人近万人开进“老多”派所在的漓江西岸城区，封锁各交通道口，对各单位、街道逐户进行搜査，用枪杆子、棍棒、绳索向人们“宣传毛泽东思想”，顿时四处抓人、打人，出现了一片鬼哭狼嚎的悲惨景像。“老多”派成员、各县逃到桂林避难的“四二二”派成员，“地、富、反、坏、右” 分子，支持过“老多”派的党政干部等近万人被抓捕，捆绑，毒打，整个城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漓江西岸主要城区的“老多”派被踏平后，8月21日对漓江东岸的东江区进行搜捕。笔者当年任教的桂林冶金地质学校就位于东江区七星岩北面的屏风山下，親历了这场大搜捕。天刚发亮，全付武装、带着“工人纠察队”、“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袖套的“联指”人员从校门和围墙四周翻墙进入学校，立即在教学大楼、实验大楼的楼顶架上机枪，封锁校门及各道路口，挨家挨户进行捜查，然后把全校师生、家属集中到操场上，在四周武装人员枪杆子的监控下由他们的头目开始训话，宣读《八二0公告》，名曰：“宣传《七三布告》”，“宣传毛泽东思想”。笔者过去在电影中曾看到过的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或者是国民党还乡团进村搜捕共产党人，那种架势、那种恐怖的情景，今天可是实际親身经历了。8月21日、22日，包括笔者在内的一百多名师生（都是“老多”派的负责人和骨干成员）都被抓捕、毒打、关押。
8月20日至25日连续六天的大搜捕，市区近万人被抓埔，各县到桂林避难的所有人员全被作为外来人员被清理。我親眼所见我校65级一名学生莫万生的表弟覃某某，是一名初中学生，参加了“四二二”派，武斗期间到桂林我校来躲藏，我曾与之交往过，此番作为外来人员被清理抓捕后，交给永福县“联指”， 其后听说押回永福后即被枪杀了。
8月29日，市革委副主任、武装部政委陈秉德在工人电影院召开市直机关干部大会，号召全市统一行动，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大刮“十二级”台风。在陈秉德的号令下，“联指”派乘机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从8月30日起开始了全市范围内的游斗、打人、杀人。在8月30日的游斗中，即有染织厂副厂长陈华、体委教练汪成竹被活活打死，所有的被游斗者均被打伤。
9月1日，地、市革委会在广西师院（现在的广西师大）把地、市“老多”派的中、下级头目及骨干成员许瑞林、邓铁桥、鲁鹤松、于文杰、张树枝、邓井发（专署农委干部）、诸国军（专署外贸局干部）等12人以“混进群众组织里的阶级敌人” 之罪名五花大绑后进行活人展览。组织群众轮番参观。
9月2日，许正义（市监委副书记）、邵永清（市监委委员）、王仁武（市经委副主任）、蓝宗贞（市财政局长）、崔耀华（市财办副主任）、郭文刚（市文化局副局长）等支持“老多”派的领导干部在游斗中均被打致重伤。
9月3日，由地、市革委会组织了最大规模的一次大遊斗，各学校、机关单位、各系统有2000余人被五花大绑、戴上高帽、掛上黑牌遊街，这些人全是“老多” 派负责人和骨干成员，有的是支持“老多” 派的领导干部，另有不少是已被戴帽的“地、富、反、坏、右”，是桂林有史以來未曾有过的事。仅广西师院就有一百多人被遊斗，如“老多” 派的负责人杨福庭、周兆祥、李日明、谢荣杰、甘恒彩、肖社保——等等一大批人，广西师院被遊斗的人所乘的汽车摆在前面，押送杨福庭的车辆则摆在最前面，一些“联指” 派暴徒企图用长竹杆、竹杆头扎上马蝗钉來打他，幸得好心人阻栏才未被打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他仍被《桂林日报》的摄影记者陈亚江用棍棒打伤，陈亚江文革中是一位缺德的媒体人，一个铁桿“联指”。 财贸系统造反派负责人黄培初、著名演员黄婉秋因参加了“老多”派也在这一天被游斗。笔者本人及所在学校30多名师生（均为“老多”派负责人和骨干成员）也在同一天被游斗，多人被打伤，幸好这一天没有人被打死，是不幸中之万幸了。
9月4日，专区食品公司的“联指”派把本单位的“老多”派负责人及骨干成员再次押上汽车在市区游斗，当汽车开到北门食杂仓库门口时，遇上兴安县“联指”派到桂林收尸（武斗中的战死者）的一批人，这些人不问情由，手持木棍、石头，爬上汽车向被游斗的人一阵乱打、乱砸，边打边狂喊：“打死这些国民党残渣余孽，为死难的親人报仇”，把这些人打得鲜血淋淋。此时，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爬上汽车，手持“五四”式手枪朝着被游斗的对象连续开枪射击，直至打完弹夹内的7发子弹为止，当场把林伟（公司业务员）、张少钧（统计员）、苏秋枫、王修澡（业务员）、马洪光（物价员）、黎光录（统计员）等六人当场打死。
9月13日下午，市建二0一工区在乐群路小学操场召开批斗会，在“联指”派头目李良佑、阳春辉等人指挥下，把该单位“老多”派成员肖菊生、锁成林、段辉余、李文禄、胡际生、粟定芬等六人，在批斗中被活活打死。
9月15日，市郊区雁山“联指”派头目秦宗德、文华均等人，在雁山公社武装部长万春桥的支持下，召开批斗大会，会后枪杀了“老多”派成员吳全仲（植物研究所员工）、腾秀山（植物所技术员）、马崇义（实习员）、秦继成（工人）、孙庆柳（广西师院学生）、白胜山（地区劳动大学学生）等六人。
市内所有各系统、各单位的“老多”派负责人及骨干成员，支持过“老多”派的党政干部，那些“地、富、反、坏、右” 等“阶级敌人”，几乎都遭到了关押、游斗和毒打。
在“8·20” 镇圧、屠杀之前，市区内更发生了全国政协委员刘介一家4口惨遭杀害的凶杀案，是一起令人震惊的大案。与此同时，在郊区农村的各个大队都开始了屠杀“地、富、反、坏、右” 一类的“阶级敌人”。一个多月的时间，市区及其郊区被惨杀的达345人，与南宁市及广西其它地区和桂林地区各县相比，桂林市区是乱杀人最少的地方了。
2、桂林地区12县发生的大屠杀惨案：
（1）、临桂县：这是紧邻桂林市区的一个县，是桂林地区乱打、乱杀最为严重而又典型的一个县。该县从1968年5月开始即出现乱杀人事件。5月初，临桂县武装部副部长、县革委会主任龙风山就在干部会上号召：“要恨抓阶级斗争，开展‘七清查’和‘三保卫’运动，县和各公社都要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狠狠地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一个县级领导机关的一把手如此出面煽动，全县各公社、大队迅即行动，乱打乱杀之风就此而兴起。如南边山公社即有莫光华等18人惨遭杀害；六唐公社“四二二”派“农总”负责人白先玉、李明久等13人被杀；庙岭公社水口大队文接风、茶洞公社花岭大队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复退军人李平和社员禇火连、褚逃福，保宁公社廖振军、莫喜三等人都被杀害；县农业局干部谢崇晋，四塘中学学生彭昌林等人也在此期间被杀害。
1968年6月17日“区革筹”和广西军区 的《617公告》发布后，要求全广西开展清查“反共救国团”，在该县掀起了一股新的政治迫害和杀人狂潮。为贯彻落实这个公告，6月23日，龙凤山等县级领导人到五通公社部署清查，进一步煽动杀人。他在会上动员说：“对阶级敌人不能手软，要稳准狠地打击他们，要刮‘十二级台风’。”“搞阶级斗争哪有不死人的？上面讲现在死人还不祘多，现在死这么一点人，沒有过去一个战役死的人多，还比不上一场瘟疫。为了革命，死几个人沒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龙凤山的鼓动下，全县出现了乱抓“反共救国团”的迫害狂潮，许多人被抓、被杀。仅五通公社在6月29日的群众大会上，就公开枪杀了上海下放来的药剂师丁志瑜（57年曾被划为“右派”）、以及李秀亮、于仁龙、肖德旺、黄励等13人。
在7、8月间，该县的屠杀达到了最髙潮。在此期间，县工交办主任蒋善忠、林业局副局长卢定宣、供销社教导员刘一峰、县农业局干部李源森等人，在“联指”头目胥明德指挥下把他们五花大绑后推下河溺死。更有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县委常委、县法院院长刘锡臣夫妇、检察院副检察长龙炎云、工会干部李志辉、县医院副院长骆云傅（女）和她的丈夫（一个科级干部）、以及临桂县中学学生谢务咎等多人均在胥明德的直接指挥下惨遭杀害。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法院院长刘锡臣夫妇被杀后，他们年仅17岁的儿子在桂林武斗之前就回老家河北避难，胥明德还派人去河北把他抓回来杀害。
从1968年6月5日至9月26日，仅胥明德親手策划布置、親自决定和组织指挥，就杀害干部、群众77人，其中科级以上领导干部13人，一般干部16人，教师4人，医生3人，学生6人，工人5人，其他群众（包括“地、富、反、坏、右” 份子和他们的子女）30人。这些被害者中夫妻双双被杀的有八对。
另一名“联指”派头目、时任县革委会常委的韦英豪，从1968年6月至9月，他親自指挥杀害干部、群众290人（包括县级干部7人，区级干部8人），其中一次就集体枪杀18人，是又一名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此种大屠杀在农村就更为普遍，许多参加过“四二二”派的群众，所谓的“地、富、反、坏、右” 份子都被杀害。从1968年1月至10月，仅据1983年文革处遗中官方的统计数据，该县共杀害了2051人，是桂林地区乃至广西文革的重灾区之一。
（2）、平乐县：该县“联指”派在县武装部负责人李眉山和平乐镇武装部负责人杨永喜的支持下，组成数百人的民兵团前往桂林参加武斗，在7月13日进攻“老多”派桂师及榕湖饭店据点的战斗中失利，有数名武斗人员战死，他们就疯狂拿无辜的“老多”派普通群众来报复。那时在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门前有一处语录牌楼，里面关押有不少被桂林市“联指”非法抓捕来的“老多”派普通群众，7月14日中午，平乐“联指”武斗人员伍学強、林海、唐桥生等二十多人，冲入这座语录牌楼里，抓走桂林针织厂职工唐跃武、李江、白先德、马震鹏、秦恩深等十二人，押解到桂林十一中对面的树林里，先是用枪托乱打，用刺刀乱捅，打得半死后再全部枪杀，是又一起光天化日下的凶杀大案。
这些杀红了眼的凶恶暴徒不但在武斗前线拿无辜的群众来报复，也在平乐县城凶狠地报复杀人。如7月15日，“联指” 派到桂林武斗的几名战死者尸体运回平乐开追悼会，身为平乐镇武装部长的杨永喜公然出面策划，由梁培德、蒋明福、马家兴等人在平乐镇街道抓了所谓的“阶级敌人”林唤瑜、廖耀武、李治平、曾福祥等四人来公开枪杀，为他们的武斗战死者祭葬。
7月23日，又有一名“联指”武斗战死者杨志強的尸体运回平乐开追悼会，“联指”派的武斗人员再次在平乐街道抓了所谓“阶级敌人”唐植真、李永汉、何伦书等三人公开枪杀，为他们的死者祭葬。
8月14日，又一次在跑马坪（当时的县体育场）为武斗战死者梁培明、唐绍技两人开追悼会，“联指”武斗人员又再次在县城街道抓了所谓“阶级敌人”蒋正宣、呉志強、刘显年（黄埔军校毕业生，曾为国军团级军官）、刘志泉、林小梅（女）、许菊英（女）、李瑞迎（女）、陈邓氏（女）、黃治国、李承和、张太康、梁细亚、吳瞎子（小名，并非眼瞎）、李济年等16人公开枪杀，为他们的武斗战死者祭葬。其中的被害者吳瞎子是被凶手梁培智用马刀活活砍死的。
平乐县的大屠杀早在1967年即有发生，1967年7月18日，那时两派曾一度出现过武斗的紧张形势，“四二二”派成员桂炳生(搬运社工人) 在平乐县城边的木官定村躲避武斗, 被“联指”抓住而枪杀。
1967年的冬季，在平乐县的源头、同安、青龙、张家、乔亭等公社的一些农村中，就出现了所谓“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一类的非法组织，杀害了一些“地、富、反、坏” 分子和他们的子女数十人，“联指”派公然刷出“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就是好，阶级敌人跑不了” 这样的大标语，为其公开呌好。
随着1968年6月桂林武斗的升级，平乐“联指”数百人奉“桂保总”之命在县武装部负责人的带领下前往桂林武斗，后方则加紧了对所谓“阶级敌人”的清査和对“四二二”派的围剿，屡屡发生乱打、乱杀的凶杀案件。特别是在“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六一七公告”》发布后，在平乐也掀起了一股大抓“反共救国团”的狂潮，乱抓人，刑讯逼供，乱杀人随处可见。在《七三布告》下达后，又打着落实《七三布告》的借口，使乱杀人凶案遍及城镇和农村。从1968年6月至9月，全县被非法杀害的有党员干部肖汉飞、夏景昇、毛作仁——；“四二二”派头头及骨干成员张弓（髙中学生）、冯耀坤、卢汉才、李修平、申广秀（女）——；教师陈文开、白先春、李国宗、郭光宪、温素杰（女）、陈贵珍（女）、梁良忠——；工人廖祖厚、余海、陈鹰、桥弟夫妇——；农民谢彰荣、谢发荣两兄弟、潘先林、张发瑞、蓝海青、严石水、严福桥——；“地、富、反、坏” 份子郭嗣茂、钟文胜、罗贵英母子、李林结一家六口、唐文松——；以及演员黎素平（女）、医生蓝宗炉——等等，全县被惨杀者仅据官方统计有1926人，是文革中又一重灾区。
（3）、阳朔县：当桂林出现武斗紧张形势时，县人武部接到上级通知后，当即与县革委会共同研究，决定成立武装民兵团开赴桂林围剿“老多”派。阳朔“联指”派在桂林武斗中先后有12人战死，多人受伤，他们就急于寻找报复的对象来为他们的战死者复仇。在桂林他们找不到复仇的对象，就回到县城疯狂乱杀人，名曰“杀人垫底”，为他们“牺牲”的战友报仇。
1968年6月14日下午，赴桂林武斗的民兵干部林定权和十多个“联指”武斗人员乘汽车从桂林回到阳朔葡萄，当晩就将“四二二”派观点的阳致政、张雄、蒋任、廖祖偿、张步勋等五人用布蒙住眼睛推上汽车，拉到公路边西侧的柚子弯附近枪杀，首开了阳朔县乱杀无辜的先例。
6月30日，赴桂林武斗的民兵干部容木胜、苏成惠专程从桂林带回一个武装民兵班到白沙，从白沙区“联指”指挥部私设的“牢房”中把孙锡华、宾正荣、李光祥、韦有恒、容作飞等5名“四二二”派成员先后枪杀。
7月8日晩，赴桂林武斗的负责人与留守的“联指”派负责人在县手工业社楼上开会，研究并部署杀人的计划。7月15日，在桂林武斗中战死的县百货公司“联指”成员黄金成的尸体运回阳朔，16日在阳朔公园开追悼会，“联指”派头目即利用此机会煽动杀人垫底，把非法关押的县百货公司干部程忠纯，县委委员、县粮食局长苏良钰（当年筆者在阳朔中学一个同学的親哥哥），县合作社干部李超等三人（都是支持“四二二”派的干部）押到公园“联指”派的追悼会场，強逼他们跪在死者黄金成的尸体前，任由“联指”暴徒们乱棍毒打，凶手们先用刀把苏良钰的耳朵割下，打得半死后再把三人枪杀，以此来祭奠他们的死者。真乃人世间罕见的凶杀案。
8月3日晚，“联指”派指挥部在县人民礼堂召开拘留莫崇跃（县邮电局干部，“四二二”派成员）批斗大会，同时把非法关押的“四二二”派成员20多人押到礼堂台上陪斗。大会由牟科永（县教育局干部，“联指”指挥部领导成员）主持。批斗大会开始后，赴桂林参加武斗的县直属民兵连指导员蒋彬（县委组织部干事）带领部分民兵进入礼堂冲到台上，蒋彬抢过话筒高喊“血债要用血来还”，煽动打人、杀人，先后有40多“联指”派人员手持木棍冲上台，轮番毒打被批斗的人员，可怜这些无辜们，莫崇跃、莫文初、吳尚贤、吳章龙、农汉和等五人被活活打死，其余20多人被打致重伤。
区革筹和广西军区《617公吿》下达后，县革委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清査“反共救国团”运动，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7月3日，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下达，为贯彻落实《六一七公告》和《七三布告》，县直机关和各区、乡、大队掀起了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 的高潮，使许多“四二二”派成员和“地、富、反、坏、右” 份子被抓、被打、被杀。如县直机关的干部张伯勋、覃荣华在7月30日的游斗中被打死；县水电局副局长苏志生、农业局干部朱方瑾被逼自杀；副县长阎秀清被打致残；职工莫振云、李志华、莫继荣、林杰、周祯、林九准、廖大文；群众陶天喜、刘德展、秦社林、秦金发、秦年生——等等一大批人惨遭杀害。据官方统计资料，全县被非法杀害者为639人，对阳朔这么一个小县来说已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了。
（4）、全州县：前已说过，1967年10月该县的东山公社两天之内就屠杀了“地、冨、反、坏” 及他们的子女76人，是桂林乃至全广西最早开始乱杀人的县份之一。进入1968年以后，随着桂林武斗紧张形势的出现，该县的乱打乱杀之风也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六一七公告》下达后，全县清查“反共救国团”，乱抓、乱杀几乎随处可见。6月26日县革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部署贯彻落实《六一七公告》，全县掀起大抓“反共救国团”运动，至7月31日止，仅36天全县城乡就以所谓“反共救国团”、“现行反革命”等罪名杀害了1246人。7月3日，中央《七三布告》下达后，县革委于7月8日召开贯彻落实《七三布告》誓师大会，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 又把乱杀之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从7月到12月，该县各公社农村都普遍成立了所谓“贫下中农法庭”，有850多名所谓“四类分子”及他们的子女惨遭杀害。面对大量的凶杀案件，当政者们不但不出面制止，县革委主任竟在领导干部会议上说：“现在农村杀人较多，要看得惯，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头”。不打自招地说明就是这些当权者在公开的鼓动杀人。
该县从1967年10月至1968年12月（特別是1968年的6月至9月），有“四二二”派成员，支持过“四二二”派的党政干部，所谓“地、富、反、坏”分子 和他们的子女共2156人（其中党政干部105人，工人41人，其它2010人）惨遭杀害，是又一个文革的重灾区。
（5）、灵川县：文革中该县无辜惨死者为1379人（包括被逼自杀的276人），其中包括县委常委、县法院院长龚春富，县委宣传部长徐世全，县公安局教导员褚锦勋，县供销社副主任程涵秋，粮食局股长、地区民政局下放干部唐谦，文化馆工作人员、自治区下放干部曾海君，灵川化肥厂副厂长陈杰民等197名干部，58名工人，42名学生，24名城镇居民，“地、富、反、坏” 分子及他们的子女555人，农民503人。
（6）、荔浦县：全县惨遭杀害的为755人，其中干部77人，职工12人，工人22人，学生4人，农民（包括“地、富、反、坏” 和他们的子女）640人。另有近2000人遭受迫害，数百人被打致伤或致残。
该县大屠杀的策划者是“联指”派头目董茂轩、尹瑞云（县商业局股长）及县革委、武装部领导刘铭华（县委副书记、革委副主任），黄天甲（县武装部科长、“抓促指挥部”主任），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实际掌权者。
（7）、兴安县：大屠杀中有869人（其中被逼自杀者170人）被非法杀害，包括国家干部105人，工人34人，学生8人，“地、富、反、坏” 及他们的子女525人。
（8）、永福县：在贯彻落实广西《六一七公告》和中央《七三布告》中，抓捕了1128人，被非法杀害的有905人，其中有国家干部147人，工人56人，农民334人，城镇居民30人，学生11人，“地、富、反、坏” 及他们的子女321人，其它3人，有66户全家被杀绝的。另有130多人被打致伤、致残。
（9）、龙胜县：大屠杀中抓捕关押了2208人，有281人被杀害，其中干部42人，工人12人，居民1人，农民（包括“地、富、反、坏” 及他们的子女）217人（有7人为儿童），和尚2人。被打致伤、致残者223人。
最典型的是该县的宝赠凶杀惨案。宝赠位于该县西北边境，是一个侗族聚居的村寨，全村569户，共2692人。6月20、21日两天，县革委主任和“保红指挥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革委主任和指挥部负责人会议，介绍外地“刮台风”大抓、大关、大杀“阶级敌人”的经验，研究本县如何学习外地经验，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具体部署。
宝赠村支书吳建兴、文书杨盛芳（兼文革组长）6月24日从瓢里区开“刮台风”会议回来，25日立即召开公社干部会议，确定吳耿基、吳振凡、吳桂、黄紫明、石光祖等11人作为批斗对象，成立“宝赠公社保红指挥部”，由杨盛芳为指挥长，共由九人组成领导班子。
6月28日早上，瓢里区来电话催问批斗及杀人情况，当晩召开批斗地主石光祖大会，就在批斗会上活活把他打死。
6月29日上午又召开批斗大会，杨盛芳宣布：“现在贫下中农法庭开始对坏人进行斗争”，吳耿基被推到台上跪下，被黄仁厚一脚踢到台下，吳大训等一伙人蜂拥而上，用石头和棍棒把吳耿基打死；接着又把吳振凡推出来，凶手杨能学抢先砍了一刀，一伙人又将其活活打死。其后又把吳川推入会场，被凶手们用绳索当场勒死。散会后，这伙杀红了眼的凶手又把吳耿基的上门女婿石万仁打死。
29日晚，普团队又开会斗吳耿基之女吳树娥，凶手们又用石头将其砸死，丢下一个八个月的小孩，不久也死了，一家四口全死了。
上寨队开大会斗争吳均及妻子杨开梅（已怀孕临产），将吳均活活打死；其妻杨开梅见状跪上前向会议主持者黄建求饶，被黄建猛踢一脚，狠力一推，把杨开梅打翻在地，几个凶手又是一场乱打，可怜这个妇人连她腹中的孩子一起惨死了。
吳均夫妇被打死后，家中还有两个孩子吳之平（5岁），吳之全（3岁），凶手们要斩草除根，又跑到死者的家，用绳索将两个小孩的颈勒住，拖到鼓楼前的岩坪上活活摔死，将尸体丢入河中，一家五口（其中一名尚在腹中未降临人世）全被杀绝。人世间还有比这更惨的凶杀案么？
（10）、灌阳县：早在1967年的9、10月间，该县的农村中就成立了所谓“贫下中农法庭”和“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一类的非法组织，打着“群众专政”的旗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杀害了所谓的“地、富、反、坏、阶级敌人”158人。
1968年在向“阶级敌人”大刮“十二级台风”的大抓捕、大屠杀中，全县有数千人遭到迫害，其中有304人惨遭杀害，数百人被打致伤、致残。
（11）、资源县：文革中遭到迫害者有2644人，在1968年的大抓捕、大屠杀中有757人被杀害，被打致伤、致残者有1887人。
（12）、恭城县：1968年6月到9月，在贯彻落实广西《六一七公告》和中央《七三布告》中，大抓“反共救国团”，大抓“现行反革命”，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全县有404人惨遭杀害，其中干部37人，工人20人，居民8人，农民113人，学生2人，“地、富、反、坏” 和他们的子女224人。这些死难者中除了是被枪杀的以外，许多是被用刀捅死，用木棍打死，用石头砸死。当时的凶手们还对此名之曰“开石头会”。
这些都是多么令人无比愤恨、无比痛心、永难忘怀的血泪历史啊！
三、髙压沉冤下暴发的抗争
纵观上列的记述可知，从1967年底以来开始的屠杀，特别是在1968年的大屠杀中，桂林市及桂林地区12县共有12771人惨遭杀害，真乃冤魂遍地，血泪悲咽，是一场世纪反人类屠杀大惨案。成千上万家庭处于惊恐之中，受难者親属和子女们无不极度的悲愤，是桂林有史以来罕见的。
1968年8月26日，广西区革委会在杀人如麻的血泪声中宣告成立，韦国清及“联指”派黑髙参们“消灭‘四二二’，建立革委会”的目的实现了，这些独裁者和刽子手们无不发出了胜利者的奸笑。广西成了韦国清大权独揽的天下，那些“保韦”、“保红”有功，那些策划杀人的幕后指挥者、杀人凶手都一个个成了“ 有功之臣” 而得到重用、升迁。而那些惨遭杀害的人们不但身上的“罪名”得不到洗刷，家属和子女还遭到岐视，不准为自己的親人申冤，不准议论68年杀人之事，整个广西成了一个鸦雀无声的世界——。面对这些，人们是多么的痛恨与无奈，只有在悲痛的煎熬中沉沦，在痛苦中等待、盼望。
在“8·20” 镇压中筆者被抓、被打、被游斗、被关押，幸运的是保注了性命。直到1969年中共“九大” 召开之前，才被宣布“解放”，其后恢复工作。从1969年4月以后，筆者能回家乡探望，在家乡平乐、阳朔听乡親们谈到了许多乱杀人之事。在其后的野外地质勘查工作中，笔者到过广西的许多山区农村、矿山，如贺县、钟山、平桂矿务局、灵川、临桂、龙胜、三江、融水、蒙山、武鸣、上林、马山、凤山、宜山、罗城、宾阳、巴马、田阳、东兰——等等，所到之处，到处都听到了乱杀人的惨案，事后又沒有任何处理，并禁止人们议论杀人之事, 使我的心中极为愤恨与不平，又十分无奈。
親人被害，家属子女们当然是满腹怨恨、心里不服的；就是社会上有良知的许多人（包括“联指”派中的广大群众）对此事都是有看法的，内心里都会认为这是天大的冤案，是极大的犯罪。要求为无辜的死难者申冤，要求严惩杀人凶手，这几乎是所有受难者家属和子女们的共同心願，也是绝大多数有良知人们的普遍共识。自古以来“杀人赏命，欠债还钱”都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在韦国清及其他在各地代理人的专制下，他们宣扬的是：文化革命中广西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一贯“正确”的，拒绝处理乱杀人之事，并千方百计压制人民的正义呼声。在高压之下，使许多人是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许多同情者也是敢怒而不敢言。这是一个什么社会呢？
压制终是不能持久的，总会有正直勇敢的人们要冲破黑暗站出申张正义的。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 运动之时，趁运动之机，桂林市的街头出现异常情况了，少数的勇士们敢于挺身而出，打破万马齐喑的沉郁世界，把揭露大屠杀的大字报贴到了大街上。这些勇士们是龚志明、张雄飞、许瑞林、李新、陈体郁——等等一批人，他们敢于站出来清祘“八二0” 大清查、大搜捕的罪行，敢于揭露在《七三布告》的指导下，在《六一七公告》和《八二0公告》的煽动下，桂林市及地区12县乱打乱杀的种种罪恶，要求为无辜的受难者申冤，追究杀人凶手的刑事责任及幕后策划者、指挥者的罪责。这些大字报贴到街上后，招来了无数人的围观，都在认真地在看大字报。广大市民为这些大字报拍手叫好，认为是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也有好心的人在为他们捏一把汗，担心他们会遭到当政者们的迫害、镇压。
那时笔者在野外从事地质勘査工作，6月份从野外回到桂林时，在街上看到这些勇士们张贴的大字报，顿时使我无比兴奋和高兴。我非常敬佩这些勇士们的胆识，非常赞同他们的观点。我曾到解放西路房地产局找到写大字报的李新和陈体郁两人面谈，表示坚决支持他们正义之举，赞扬他们为桂林乃至全广西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怎奈我不几天又到野外去了，未能参与或了解他们后来更多的行动。
许多人为此事叫好，这本来是合乎情理之事；然而，那些打人、杀人的打手、凶手们对这些大字报却是怕得要死，对敢于写大字报的人是恨得要命；他们甚至后悔当时“沒有把这几个人搞掉，留下了祸根”。那些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执政者对这些写大字报的人更是恨得咬牙切齿，立即组织力量跟踪、调查这些人，以便找时机对这些人下毒手。
这都是一些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普通市民。他们之中多数人原来都是“老多”派的成员，如龚志明、张雄飞、许瑞林、李新、陈体郁、刘玉生、罗绍安、许肖云等人。其中筆者认识的许瑞林文革初是“老多”派教工“井冈山”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八二0” 大搜捕时被抓、被毒打、被关押数年；张雄飞是50年代末的复员军人，桂林市歌舞团乐队指挥，1968年桂林武斗时是“老多”派红卫师六连连长，参与过桂林武斗的多次战斗，“八二0” 时被抓捕关押，后被开除公职送到桂林钢铁厂劳动。除此而外，也有原来“联指”派的成员，如李和平等三人，李和平是桂林“联指”派最初的老成员，桂林武斗时是“联指”派武斗队的参谋之一，事后觉醒了，开始反思，反对当时的大屠杀，也参与到写大字报的行列中来了。此外，尙有文革中什么派都不曾参加的“逍遙派”，如黄锦祥（雁山植物研究所技术员），赖东荣；还有大屠杀受难者的子女，如刘月婵（其父刘锡成是临桂县法院院长，母親和17岁的弟弟三人惨遭杀害），邓平波（母親骆玉傅是临桂县医院副院长，父親也是县的中层干部，都被杀害）；另有沒有参加过桂林的文革运动，刚从外省调来桂林工作的人员，如哈康文，桂林贴出揭露大屠罪恶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他写的；还有刚从部队转业到桂林就业的人员，如彭富森，到桂林后听到种种大屠杀的惨案，使他震惊、愤恨，因而也投入到写大字报的行列中。
就是这么一批勇士们，开始他们写大字报是沒有什么组织的，只是观点相同的几个人在一起议论，觉得问题严重，在他们的良知和正义感的驱使下，就把大字报贴上街了。完全是出于义愤，出于对世事的不平而在申张正义，沒有任何的私心杂念和政治目的。他们的大字报上街后，所有参与写大字报的人都受到了所在单位和上级来的政治压力，使他们的处境艰难。到了1975年春，能顶住压力坚持下来的人，利用四屆人大颁布新《宪法》的时机，成立“桂林市工农革命群众执行捍卫宪法协会”（简称“捍宪会”），组编大字报专栏，用“桂林市工农革命群众执行捍卫新宪法论坛” 的名义张贴大字报。这种行为，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公民在行使正当的民主权利，是在维权，维护新宪法，根本不存在任何企图推翻当时“红色政权”的目的。但，就是这样正常行使民主权利的维权行动，因为他的要害是揭露了“八二0” 的非法行动，揭露了大屠杀的种种罪行，这就触动了韦国清和陈秉德之流的神经，好像挖了他们家的三代祖坟那样，他们就要伸出魔爪予以坚决镇压。
1975年6月，在韦国清的指令下，桂林市公安局对这些敢于写大字报的人以“现行反革命罪”予以抓捕。最先被抓的是彭富森和李和平两人，不久龚志明、张雄飞、许瑞林、李新、陈体郁、许肖云、黄锦祥、刘玉生、潘文源、赖东荣、周述耀等人都先后被抓捕，关押到牯牛山看守所。在抓捕这些人的同时，桂林市委和市革委会同时在人民电影院多次轮番召开各单位领导和干部大会，宣布桂林市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案，会后并要求向各单位职工和全体市民传达会议精神，大造舆论，強制所有的人都要表态，要说“八二0” 是“革命行动”，要坚决支持这次抓捕“现行反革命”的“正确决策”。这真是他妈的混账透顶到了极点。
这些被非法抓捕的人都遭到了非人的虐待和毒打，被打得最惨的是李和平、张雄飞、许瑞林等人。李和平原来是“联指”派的，这些关押他的“联指”公安干警说他是“叛徒”，因而多次暴打他，一次并把多根大头针插入他的头部，真是残忍致极。张雄飞也多次遭到毒打，強迫他认“罪”，但他致死都不认“罪”，申明自己无罪。1976年7月在广西师院数千人的宣判斗争大会上，强制他低头认“罪”，他坚决不低头，被几个干警強行按下他的头，并用绳索绑住他在地上拖拉，由于与地面的強力摩擦，他双腿膝盖的肌肉都被磨掉了，鲜血直流，疼痛钻心，令人惨不忍睹。
桂林及广西的公、检、法等司法部门把这起案件称之为桂林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集团”案，建立“七四专案组”进行审査。当时广西党政负责人安平生，广西军区负责人刘重桂（此时韦国清已调到广东，这些人实际上成了韦的代理人）都親自参加对这个“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的讨论会。其实这些领导者和司法人员，他们的心里清楚得很，那些被关押的人根本就是无罪的，是韦国清定下的要案，他们为了讨好韦国清，向韦国清效忠，就昧着良心在胡说八道的捏造罪名，在有意制造冤案。1976年7月桂林市人民法院进行了第一次宣判，对四人判处了徒刑，其中龚志明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雄飞、许瑞林二人被判无期徒刑；黄锦祥被判15年有期徒刑。对其他的人本来准备进行第二次宣判的，后因1976年10月江青等“四人帮”的倒台而暂时中止。
这些被判刑者是绝对不服的。随着“四人帮”倒台后他们不断的申诉，表明自己无罪，要求重新审判，无罪释放他们。1979年6月，广西区公安、法院根据中央（1978）78号文件精神，协同桂林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对案件进行了复查，结果仍认为“桂林市人民法院原判认定张雄飞、龚志明、许瑞林反革命罪是恰当的，但量刑过重。拟改判张雄飞有期徒刑十二年，龚志明有期徒刑十五年，许瑞林免予刑事处分，黄锦祥不构成犯罪，拟撤销原判，无罪释放”。其后不久，其他被关押人员不作任何处理，定为一般违法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也都先后悄然释放。这些无辜者先后被关押了3至4年之久，现在虽然释放了，但仍未获得平反，给他们心身所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也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张雄飞、龚志明仍然不服，继续申诉。在中央调查组的干予下，1980年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再次进行了复审，决定撤销原桂林市人民法院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76）刑判字第67号刑事判决，改判张雄飞为有期徒刑十二年，龚志明无罪释放。至此，除张雄飞仍被认定犯“反革命”罪被继续关押外，所有被捕的人均已释放（并不是平反）。这是韦国清一批独裁者们为了表明他们当时制造的这起冤案是”正确的” 而有意给张雄飞定罪继续关押不放, 以显示他们所定的这一“反革命”案是“存在”的，维护他们制造的冤案不被清祘。
“四人帮”倒台后，大屠杀中受难者家属子女要求为親人申冤、严惩杀人凶手的呼声更強烈了，各种申诉信、上告信不断传到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在狱中的张雄飞也仍在申诉。就桂林的“七四反革命”案，中央工作组曾于80、81、82年三次到桂林调查，解决了大部分人被无罪释放的问题，但并未真正获得平反，而且仍继续无理关押张雄飞。只是到了1983年中央批评了广西的领导人后，在中央的过问下，特别是在胡耀邦同志直接干予下，并向广西派出工作组，直到此时广西的领导者乔晓光才作出检讨，韦国清也在十二屆中央全会上对文革中广西问题发言说，“对错误认识不足，思想转不过弯来”, 仍无一句对广西人民的检讨和道歉的话。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广西才真正开始了文革的“处遗”工作。这时距离1968年大屠杀已过去了15年，距“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也已7年，全国其他地方的“处遗”工作早已结束三至五年了。
1983年在胡耀邦和中央工作组的指导下，广西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简称“处遗”) 终于开始了。虽然比全国其它地方晩了三到五年，但总祘开始了，广西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受难者家属和子女是异常兴奋与髙兴的，他们多年的沉郁等待、为親人申冤、严惩凶手的願望可以实现了。
“处遗”首先是调查核实了文革中各地的冤假错案，核实了被害者的人数。其后是对惨遭杀害和受迫害者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对受害者家属及子女给予了经济上的某些照顾；对极个別的打人、杀人凶手进行了严惩（全广西判处了十名凶手和指挥杀人者死刑，十名死缓），少数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绝大多数违法者只是给予党纪、政纪的处分。虽然人们对杀人凶手和组织者、策划者的处理仍有诸多不满，特别是对韦国清的所作所为未有进行彻底的清祘和批判，文革的余毒尚未彻底肃清，人民仍是不满的。但，在那时能作出这样的处理也总是一个大的进步了。
伴随着“处遗”的进行，桂林“七四反革命”冤案也获得了最后的彻底平反，最后一个被关押的“反革命主犯”张雄飞也获得了释放，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工作，补发工资。1983年8月的一天，张雄飞从英山劳改场被释放出来，早先被释放的李新等人前往迎接，护送张雄飞回桂林。当张雄飞等人乘坐的火车抵达桂林站时，李和平等数十人的欢迎队伍，举着“迎接张雄飞胜利归来” 的大横幅早已在车站出口处等候。当张雄飞等人走出车站时，只見他举着一张写有“牢底终坐穿，民心如日月，有罪是昏官。广西被屠杀的十多万男女老少，尸骨未寒，韦国清一身是血” 的白幡，健步的迈出车站。李和平等人迎上前去，与张雄飞热烈地握手、拥抱，高兴得流下了热泪。顿时欢迎的人们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从火车站沿中山路往北数公里的街道，许多市民都自觉地加入到欢迎的队伍中，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此起彼伏，真是民心所向，反映出人们对所谓的“七四反革命大案”早就认为是天大的冤案，对制造冤案的韦国淸早就深恶痛绝，无比愤恨。
民心所向，民意不可侮！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杀人凶手和违法之徒也终于受到了法律的惩处。虽然人们尚有诸多的不满，但与毛时代相比，在韦国清高压控制下冤案得不到申诉，凶手逍遥法外，总是向前迈进一大步了。
值得认识和反思的几个问题
文革中的桂林武斗和大屠杀过去49年了，血泪辛酸的往事已成历史；当今的人们回顾这些，应有什么样的认识和反思呢？
笔者以为，至少有如下几个问题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文革” 的发动是武斗和屠杀产生的根源
人所共知，文革前十七年犮生的种种罪错和由此造成的灾难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当然这些罪错与那时中央其它一些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來——等多人也是有关的，这些罪锘给国家和民族带來了深重的灾难。虽然其后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等一批领导人对这些罪错有些许认识，对此提出了某些批评，许多有识之士及广大民众更是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抵制和批评；苦于那时毛独裁专制下的高压，民众是敢怒而不敢言，使全国都处在一片“万马齐喑” 黑暗之中。就是毛泽东自己也深知他的罪责难逃，总有一天要受到人民的清祘，像斯大林死后受到赫魯晓夫清祘那样，因此他必须要找到一种办法来维护他的绝对权威，使他在死后沒有人敢对他清祘和鞭尸。这种办法他终于找到了，这就是狠抓“阶级斗争”，“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把对他曾提出过批评的人说成是“否定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是“走资派”，这是他推脱罪责、寻找替罪羊、以此來整肃对手最为拿手的办法。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从1962年以来他就鼓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学术、文化界大加整肃，只准他一家之言，禁锢人们的思想和言论。紧接着搞四清，割资本主义尾巴，最后终于导致文革的暴发。文革之初，他鼓动青年学生起来造反，矛头指向他的政治对手和各级领导干部，打倒一切；而那些各级干部为了自己的权位，也会毫无例外的组织另外一些人来保护自己，这就产生了派性之争，它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武斗、乃至杀人事件的出现。文革之初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就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鼓动下兴起来的，在所谓的“红八月”中，就非法杀害了所谓“阶级人”一千多人，还有不少的各级干部、各路知识精英都遭到游斗、毒打、乃至被逼致死、无端杀害的。对这些种种胡作非为，毛泽东不但不禁止、不下令査处，反而对红卫兵说什么“要武” 麻，说什么“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这是公开地在鼓动打人、杀人。这都是在毛泽东“阶级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专政”、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等等一系列邪魔思想毒害下的恶果。文革中的所谓“两派”，实际上都是忠于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的，那时的毛泽东被捧上了神坛，他的思想毒害了所有的中国人。文革中的任何一级的政府、任何一个群众组织或者个人，都可以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打着“无产阶级革命”、对“阶级敌人”专政的旗号来乱抓人、乱批斗、打人、私设监狱、乃至杀人放火，都声称自己的行为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这真是千古未闻、荒谬绝伦的无稽谎言。就以广西和桂林1968年的武斗和大屠杀来说，假如沒有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沒有他的这些邪魔说教，武斗和大屠杀是不可能发生的；特别是他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和7月25日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吳法宪、姚文元、温玉成——等等当时的中央和中央文革领导人在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的讲话中对“四二二”派的无理指责，并不允许他们申辩，完全听任韦国清和“联指”派的谎言，这对广西的大屠杀实际上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大屠杀步步升级。因为在《七三布告》和“七二五讲话”之后，广西各地的杀人数量大幅巨增，就是最清楚的说明。由以上的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产生大武斗、大屠杀的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的邪魔思想在主导和他发动的文革运动，使得国无宁日，人民生灵涂炭。
2、韦国淸是广西大武斗和大屠杀的真正元凶
应该看到，文革中的两派群众组织都是为贯彻执行毛泽东思想和路线而在互相争斗的；由于他们各自都有“派性”，争強好胜，都把自己说成是“最革命”的，最忠于毛泽东的，他们都是共同受毛泽东思想毒害的。正是由于这样，两派在斗争中都是以忠于毛泽东思想和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引为荣耀的，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现象。
文革中的“派性”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人性弱点的自然表现。一般而言，这种“派性”也只是人们在动嘴争吵（那时名之曰“辩论”），激烈之时进一步发展则会动手、动脚相互打斗，出现一些伤害那是有的，但绝不会危及人的生命安全，这是人们常识所能理解的。如果出现真刀真枪的互相厮杀（虽然仍有“派性”的因素在作怪），乃至随意乱杀人，那就绝不是“派性”的问题所能解析的，而是严重的刑事犯罪问题了。
1968年广西各地、包括桂林大武斗，大屠杀，绝不是如有的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派性’在作怪”，是因为“当时政府掌握不了实权，控制不了乱局” 的结果。这纯属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为韦国清和各级当权者开脱罪责的一派胡言。
文革之初的1966年和1967年“一月革命”夺权后的“两派之争”，“派性”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然而，这种“派性”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及各级领导者们挑动起来的。那时的各级党政领导虽受到了冲击，有的领导人被打倒或半打倒，政权机关也处在瘫痪之中；但，那时的各级政权机构都在省军区、地区军分区、县武装部的参与下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实际上是在行使着各级政府的职权；公、检、法机关也成立了军管会，这些权力机关从未停止过行使职权。只是他们所表现出的是不作为、乱作为，对坏事不查处，对“派性”之争不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而是支一派，压一派，这就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倒会使矛盾激化，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当然那时的武斗还是低级的，由开始的拳脚相加，发展到木棒、石头，个別的进一步发展到动刀、动枪，出现了死人之事，这个责任也是主要由领导者们来负的。
1967年的“派性”之争斗，规模是小的，打死人之事也是极个別的特例。然而，到了1967年11月广西区革筹成立之后，自1968年初以来，广西各地的县、市、地区都先后成立了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为什么还会出现比1967年更大规模的武斗？出现大规模的乱杀人呢？这绝不是用“派性”所能说清楚的问题，大量的事实说明，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政府行为，个别地方至少也是政府不作为的结果。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由韦国清一手导演造成的。
韦国清青年时代就是共产暴力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在两次国共两党的国内战争中他为毛泽东夺取政权是立了大功的，毛泽东说他“打仗勇敢”，深得毛的赏识。五十年代初韦国清奉毛之命带领一个庞大的軍事顾问团赴越南，帮助胡志明打胜了奠边府战役，建立了北越红色共产政权，韦国清再一次为毛泽东立了大功。文革之前的近十年间韦国清主政广西，毛泽东曾多次到南宁进行冬泳，韦国清为讨好毛泽东，在南宁专门为毛修建了两处花园式的行宫（明园和西园），难怪韦国清被毛称之为“我的广西老朋友”。正是因为如此，他成了文革中唯一未下台的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后又经历华国锋、胡耀邦时期，韦国清非但沒有下台，还一路升迁至北京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人大副委员长，使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广西王”。
文革一开始，韦国清就是一个镇压群众、两面三刀的人。1966年8月初，桂林的学生因反对文革工作组、大字报上街、炮轰桂林市委时，是韦国清指令桂林市委组织工人赤卫队、并调动部队宣传车上街围攻学生，造成群众斗群众的桂林“八七” 事件。那时韦国清早已从北京到了桂林，在桂林市数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时却说他“刚到桂林，对这里的情况还不了解”，当着数万人的面撒谎，这就是韦国清的本性。
1966年9月起，广西的党政机关受到冲击，领导人都纷纷躲避，害怕红卫兵；1967年“一月革命”时，韦国清在南宁被造反派游斗，桂林的造反派也到南宁把韦国清押到桂林游斗。对这些群众的过激行动，虽然是不当的；但，这些都是毛泽东挑动起来的，对群众是不应有什么计较的。然而，韦国清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这些都在他的心里埋下了对造反派的刻骨仇恨。特别是当1967年的2月19日和4月19日，广西的党政领导干部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羽田、谢王岗等人两次发表声明，表示站出来革命，支持造反派，受到了造反派的欢迎和支持时，却因此而惹恼了韦国清，他后来的疯狂报复其源盖出于此。
韦国清紧跟毛泽东，为了彻底铲除他的政治对手，彻底打倒他所认定的“伍修集团”，必须要彻底打垮“四二二”派，才能达到他“消灭‘四二二’，建立革委会” 的目的。从1968年初起，广西各地都相继出现镇压“四二二”派及乱杀人的事件，对此，各级当权者有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事态的发展而不闻不问，有的则是暗中支持，更多的则是明目张胆地公开领导镇压和屠杀。这些实际上都是韦国清纵容支持的结果。
各地“四二二”派遭到镇压和屠杀, 他们除了下乡上山躲避外, 就是到南宁找区革筹和广西军区申诉, 要求这些领导机关出面解决问题。这些领导机关如果真的出面处理，耐心做两派的工作，严惩打人、杀人的凶手或幕后指挥者，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但，此时韦国清领导下的区革筹和广西军区领导人，他们表面上也假惺惺地讲两句“要联合，不要武斗”，要“严禁乱抓人、打人、杀人”，实际上却是按兵不动，根本就不打祘处理。而各地的镇压和屠杀实际上都是在当地革委会、军分区、县武装部某些当权者所支持干起来的，也是得到韦国清默许的，因而他们是绝不可能去公正处理的。
各地大批受迫害的“四二二”派人员到南宁进行“反迫害、反镇压” 的抗争、申诉，得不到广西最髙当局的同情和支持，却得到了南宁“四二二”派的深切同情和全力支持。他们利用宣传机噐，掲露各地“联指”派幕后策划者打压和屠杀“四二二”派人员的法西斯暴行，同时批评区革筹和广西军区领导人不作为、乱作为，乃至默许或纵容各地“联指”派幕后指挥者们的胡作非为。
这一切显然是韦国清所希望看到的。不但如此，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在各地“四二二”派受镇压即将被最后消灭之时，他绝不能把南宁、柳州、桂林这三座城市的“四二二’ 派留下以为后患, 为此他同时挑动这三座城市“联指”派的头目制造事端，以刺激“四二二”派也作出相应的反应，达到挑起武斗的目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挑起了大规模的武斗，此时的韦国清一方面全力支持“联指”派，并调动各县农民进城围攻“四二二”派；一方面则多次向中央谎报军情，诬指是“四二二”派在“打、砸、抢”，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当“联指”派向“四二二”派据点強攻时，“联指”派的一些武装人员向“四二二”派据点投掷燃烧瓶引燃民房，烧毁街道,韦国清则向中央谎报军情, 诬指是“‘四二二’派在杀人放火”。这都是贼喊捉贼、栽赃陷害的強盗伎俩。
更为可恶的是，1968年5月17日韦国清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重要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并指出这个“反革命”组织已打入“四二二”组织内部。1968年6月17日，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正式下达了关于破获“反团”的公告（习称《六一七公吿》），在全广西掀起了一股清查“反共救国团”的狂潮，把乱抓人、打人、杀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这是韦国清搞的政治陷害，目的在于彻底打倒“伍修集团”，彻底消灭“四二二”派。
在韦国清搞的种种政治陷害，并诬指“四二二”派在“打、砸、抢”，“杀人、放火”——等等谎言后，他就公然调动正规军队对南宁“四二二”派武力围剿，在柳州、桂林则由当地军分区和各县武装部指挥“联指”派围剿那里的“四二二”派，在1968年的7月底至8月20日，这三座城市的“四二二”派相继全部被消灭。他一方面用武力围剿各地的“四二二”派；一方面则利用他的喉舌《广西日报》连篇累牍发表《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大刮十二级台风》的社论和评论文章，指导各地的大屠杀，使全广西冤魂遍地。一切事实都充分说明，这完全是韦国清一手制造的惨剧。
韦国清不但是一个屠杀广西人民的刽子手，同时也是一个品质低下、无耻、一个最不要脸的人。
他在文革前主政广西期间的事情我们姑且不论，就从文革开始他的一系列丑恶表演都是令人不齿的。文革之初他就派出工作队到各学校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说假话。1967年11月初他向中央交出检讨，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向群众认错、请罪；但，检讨的墨汁未干，马上就开始了对群众的镇压、屠杀，并把与他意见不合的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等等一大批党政干部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叛徒、特务”，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长期受到迫害、关押。1974年全国开展“批林批孔” 运动之时，他又学习江靑那一套来打击他的同乡韦祖珍。韦祖珍本是韦国清的东兰老乡，是从福州军区调到广西不久的军队髙级干部。到广西后他到处考查，发现了不少存在问题，发表了不少有益的意见。这本来是正常的、也是正确的意见，但却惹怒了韦国清，他就利用“批林批孔” 的机会，诬指韦祖珍是“上了林彪贼船” 而对他批判，把他打倒。
更为可恶的是，他在广西制造了大屠杀惨案，冤魂遍地，竞不给人说话；谁要敢于讲话，敢于揭露广西大屠杀之事，他就要严厉镇压。1974年桂林的龚志明、张雄飞等十多人站出来写大字报揭露1968年大屠杀血案，要求为无辜死难者申冤，要求严惩杀人凶手和幕后指挥者，却遭到了韦国清的残酷镇压，把他们打成“现行反革命”而抓捕、毒打、判刑, 被他称之为广西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案件”，名曰“七四反革命大案”。这完全是韦国清一手遮天制造的政治陷害，是典型的大冤案。
可笑的是，当1976年春、夏之交毛泽东搞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时，韦国清也紧跟“四人帮”大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并恬不知耻地把所谓桂林“七四反革命大案” 的主犯龚志明、张雄飞等人说成是“邓小平右倾翻案的社会基础”，要“否定文革”，“翻文革的案”； 但，当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全国开始了深揭狠批“四人帮”，彻底否定文革之时，他们又摇身一变，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并无耻地把龚志明、张雄飞等人说成是“‘四人帮’在广西的别动队”，是“‘四人帮’ 插手广西的最重要证据。韦国清所控制的《广西日报》则连续不断的发表文章批判“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并反复強调“文革中广西始终有一条正确路线”。他们时而称自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英雄”，时而又称自己是“揭批‘四人帮’的好汉”。真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十足的不要臉的人才说得出不要臉的话，是一伙典型的无耻之徒。
中华民族自身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从古至今在各方面都产生过许多优秀的人才。中华民族向以勤劳朴实和勇敢、富于创造而著称于世，为世界人类的进步、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这些当然是我们应当看到，并引以为自豪的。但，我们必须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会存在不足之处一样，中华民族（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在其自身的发展演变中同样是存在不足之处的，有许多地方是值得反思的。太久远的时代我们姑且不论，就从上世纪初的拳匪暴乱开始，那些愚昧无知、生性残忍的暴民，他们视现代文明为“妖孽”，在某种邪教思想的鼓动下，倒电线杆、撬铁轨、毁教堂、杀洋毛子、也杀二毛子，不论男女老少都杀无赦，真乃无法无天，毁灭文明，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国家的耻辱。
回首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时，在苏俄共产暴力革命的影响下，一些地方（如江西、湖南、广东、安徽、广西、湖北、陕西等）搞共产暴力革命，抢夺地主的财产，分地主的田地，甚至杀地主，有的全家杀光；等到地主们组织的还乡团反攻打回来时，地主还乡团也大肆屠杀农民。这种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互相残杀，使这些地方哀鸿遍野，满目荒涼，这是谁之罪呢？
到了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土改运动时，斗地主，分地主的田地和财产，把地主一家扫地出门，甚至杀地主，一些人表现的是那么残忍和沒有人性，这是为什么呢？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些人揭发和批判斗争所谓的“右派”时，表现得是那么的积极；他们明知这些所谓的“右派”只不过是正常的提意见，而且这些意见是诚恳的，也是正确的，平时他们自己也是赞同的；但，一旦毛泽东号召反右，党委组织揭发批判时，他们也会昧着良心，听党的话而大加揭发、批判。这种事例在反右运动中是太多了。这些人的道义和良知到哪里去了呢？
至于文革期间的乱打人，甚至乱杀人，更是与时倶进，其杀人数量之多，手段之残忍，那是历史罕见的。如文革之初仅北京地区在七、八两个月的红色风暴中就非法杀害了一千六百多人，被害者中有所谓的“地、富、反、坏、右” 分子和他们的子女，有教师、校长、文化界名人——等等，而打人、杀人的凶手竞有十多岁的男女中学生打死他们的老师和校长，实在叫人无法理解。
而在广西、湖南、内蒙等省、自治区，文革期间的1967年和1968年，那是乱打人、乱杀人的悲惨年代，凶手们用木棒、石头、刀、枪、水（丢下河淹死）等作杀人工具，残杀了无数的生命，甚至在广西有把人杀死后吃人肉、人肝的，更有生割活人（如在武宣县）煮食的，这个民族中的一些人是怎么了？这个民族不值得反思么？
所有这些，反映出的就是我们民族中一些人的劣根性问题，这些问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些人的愚昧无知，盲从，自私，魯莽，简单粗暴，凶恶残忍，一旦接受了某种邪魔思想宣传鼓动，他们就会产生无比的狂热而干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这是为无数的事实所证实了的事。义和团的胡作非为，一些斗地主、杀地主的疯狂之徒，红卫兵运动破四旧的疯狂，甚至打人、杀人之凶狠，特别是广西的乱杀人、吃人肉、人肝，都是这种劣根性的典型表现。
就是在当今社会，“一切向钱看”已到了最缺德的时候。为了钱，一些人什么坏事、丑事都可以干得出来。诸如偷盗、抢劫、投毒、杀人、制假贩假、走私、贩毒、贪污受贿——等等，不是随时随地都可看到吗？
再有一些人一切只为自己打祘，甚至麻木不仁，见死不救；也有一些人只知道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对什么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宪政民主的建设从不感兴趣，甚至不知道人权和民主为何物，不知道人不单是为了生活吃饭，而应该懂得要生活得有尊严、有平等的人权和民主自由。那种只习惯于在奴役下过生活的思想是该彻底转变了。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劣根性的集中表现，是值得我们深入反省的。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多长呢?多则80、90、上百年，少则数十年，不知那一天发生什么意外而会离开人世。因此，所有的人都应该关爱生命，珍惜生活，切不可做伤天害理之事。任何时候都不要盲从、紧跟，更不应该自私、凶恶、残忍，而应该多动脑筋想一想，从人类的人权和民主的普世价值入首来思考问题，任河时候都要和平、理性、博爱、不害人——等等，凡是人这些都是应该做到的，这对一个人的一生才是有意义的。
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当今世界最好的制度
当今的世界有共和国、王国、公国、大公国、联邦、合众国、酋长国、教皇国等诸多不同的国家，但就其社会制度来说，却只有两种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种制度究竞谁优谁劣，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已经作出了明确答案，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它的宪政是民主的, 所以它是当今世界上较好的一种社会制度。尽管它仍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有待改正，但，仍不惜为当今人类比较理想的一种社会制度则是无疑的。
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共产宣传甚嚣尘上，直逼广大劳苦大众辘辘的饥肠，以苏俄为首的共产集团大搞暴力共产革命，声称要建立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髙级阶段），在苏俄、东欧、亚洲、中美洲等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共产政权，在实践社会主义，或者有的声称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同时，这些共产党人又宣称资本主义正在走下坡路，已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到了腐朽沒落的末路。事物的发展真会是如他们所宣称那样吗？
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实践完全证明，当今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并沒有气息奄奄，更沒有腐朽沒落，而是正在蒸蒸日上，成了当今世界上大绝多数人的共同追求（那些共产制度下许多官员的家属、子女，有钱的暴发户和其子女都纷纷移居到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到那里留学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号称人类最美好的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九十年代之初却是一个个相继垮台，都走上了宪政民主的资本主义道路。即使有少数仍然宣称是“社会主义”的，也已是名存实亡，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了。
所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不管是共和国还是王国、公国、联邦、合众国，所实行的都是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多党竞争执政，三权分立，由老百姓用选票来决定国家的领导人选，人民享有充分的人权和自由民主的权利，社会公平、公正，绝不会有強制拆迁、強征土地的事件发生，更不会有随意抓人、打人、乱杀无辜的惨案发生。这都是那些号称“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是独裁专制国家所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
文革期间的中国，正是由于在毛泽东的独裁专制，在他的邪魔思想毒害下而出现的种种大惨案、大悲剧。而在广西，再加上在韦国清这个土皇帝的专横下，才导致了大武斗和伴随期间大屠杀惨案的发生。这是值得永远牢记的深刻历史教训，值得世人深入认识和反思的大问题。
假如当年的中国是一个宪政民主的共和国，像文革这种荒唐的运动，特别是期间的大武斗和大屠杀还能发生么？
可以肯定地说，在宪政民主国家绝对不会发生像文革这种荒唐运动的，更不会出现大武斗和反人类的大屠杀。而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封建法西斯国家，不是一个共和国，所以才会有像文革这种荒唐、残暴——等等许许多多大灾难的发生。
因此，当今的中国必须袪除一党独裁专制，实行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这是当今世界的大势所趋，更是中国（除那些坚持“六不搞”的人以外）绝大多数人的共同追求。人们多么盼望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能在中国早日实现啊！
作于2017年8月
附：本文主要参考文献和资料来源
广西区直机关批斗伍修集团大会领导小组《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伍修集团的反革命滔天罪行》，1968年12月；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
《桂林市志》，中华书局发行，1997年12月；
《全州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平乐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12月；
《临桂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10月；
《荔浦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6年3月；
晓 明 《广西文革痛史钩沉》，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6年11月；
徐 勇 《韦国清和广西“四二二”——文革鲜为人知的屠杀》，网上文章；
另外：一些文革中的受害者、受难者家属子女、两派武斗的参与者、武斗和大屠杀的知情者如杨福庭、李日明、黄培初、张雄飞、李和平、夏春林、鄢定中、谢世民、洪xx、莫xx、严xx、蓝xx、潘xx、尹xx等人的口述历史资料，还有不少人的口述史料，在此不一一列出，敬请原谅。同时，对所有提供宝贵史料的朋友们深为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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