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氏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改革目标不明确
明确的目标来自清晰的思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就是因为他对各种政治体制的运行机制缺乏清晰的认识，他属于孔子所说的“困而知之”的一类人：苏联经济的低效率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使他认识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仅此而已。他仍然相信社会主义是真正的民主，并且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他以为只要在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去除斯大林这个元素，还社会主义以本来面目，苏联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就是他继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罪恶之后，以“公开性”的名义掀起苏联历史上第二次批判斯大林主义高潮的原因。
但是，真理仅仅依靠“困”是得不到的，要获得真理，不仅需要艰苦的理论探索，还需要足够的个人悟性。戈尔巴乔夫能从一个斯塔夫罗波尔的普通农民子弟，成长为苏共的总书记，这本身就说明他对马列主义那套意识形态是完全认同的。瓦·博尔金评论说，戈尔巴乔夫全家，除年纪尚小的孙子以外，曾经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瓦·博尔金著《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110页）并且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即戈尔巴乔夫）较好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对列宁思想遗产的了解是他得以升迁的十分重要的原因。” （瓦·博尔金著《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124页）即使是在苏联解体、戈氏辞职以后，他也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他仍然认为：“社会主义并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自己的历史现实性。这不仅是因为本身包含了公正、平等、自由、民主这样一些概念的这个思想是不会消逝的。而且也因为地球共同体的整个发展每天都以新的力量证明：对公正、平等、自由、民主和团结的需求不是在消失，而是在增加。”（戈尔巴乔夫著《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第85″86页）他把人类终极价值的实现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说明他的思想糊涂到了什么程度。他不知道，苏联经济之所以严重衰退，并不是斯大林主义造成的，而是社会主义本身的顽疾所致，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然归宿，因为只有斯大林主义才能使社会主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维持下去，一旦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就会立即被人民抛弃。戈尔巴乔夫完全没有认识到这层关系，他仍然指望摆脱了斯大林主义束缚的社会主义能给人类带来物质福利和社会公平，他说：“看来，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按对它的现代理解，首先是在最佳地解决两组任务。第一是生产效率，为人的全面发展保证物质基础。第二是社会产品的这样一种分配，它既不会破坏生产效率，又能给所有人，包括经济上、社会上、生态上的弱势居民群保证体面的生存水平。” （戈尔巴乔夫著《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第88页）他就没有好好想想，如果社会主义真是一个既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又能够实现公平分配的好制度，为什么全世界人民除非在暴力的逼迫下，都不愿意接受它呢？
正因为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上的糊涂认识，导致了他在改革方向上的无目的性，他不可能把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当作苏联改革的目标。他从社会主义的维修工出发，逐渐向西方民主制度呼救，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形势的逼迫下不得已的选择。
据瓦·博尔金回忆说：“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非常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这时他就有了改革社会生活的想法。当然，他那时尚没有系统的改革理论。这些想法多半是修修补补性质的，还不是对国家各方面生活进行改革，即后来向世界表明的那样。但后来全世界看到的是口头上的激进主义，事实上的软弱无力。”（瓦·博尔金著《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II页）瓦·博尔金还证实道：“我还想重申一下，戈尔巴乔夫在1985～1987年间的讲话一直坚持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的大业，应该继续建设它。社会主义的原则没有改变，而且将来还要实现主要目标――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最初，这些公理就是戈尔巴乔夫所构想的基础，而且我认为，他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瓦·博尔金著《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95页）
改革的闸门刚刚打开的时候，人民对戈尔巴乔夫的诚意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普遍的看法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使得经济工作毫无起色。1986年4月，他视察了古比雪夫工业区，感到大部分企业还是老样子，群众渴望改革，干部却无动于衷。这使他意识到“改革碰上的绊脚石是庞大的党政机关”（谭索著《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第61页）。戈氏是个急性子，他希望改革能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不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四个因素决定的：1.自然资源；2.科学技术；3.资本积累；4.经济体制。经济体制只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四个因素当中的一个，不合理的经济体制会制约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但即使是合理的经济体制，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需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够体现出来。在不具备其它条件的情况下，尤其如此。长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得苏联的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其产品完全丧失了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这样，就没有足够的资本用来调整产业结构。在一无资本，二无技术的条件下，想通过召开一次改革动员大会就扭转经济衰退的趋势是不可能的。戈尔巴乔夫很着急，他以为改革迟迟见不到成效，官僚主义是唯一的原因，因此希望通过选举把那些阻碍改革的官员排除出权力体系之外。１９８８年６月苏共第１９次代表大会决定自由选举人民代表，长期以来积压在人民心中的对苏共的不满一下子爆发了出来，苏共推荐的候选人纷纷落马，反对苏共的候选人大获全胜。这就使一大批具有民主意识的精英进入了立法机关，当时著名反对派领袖叶利钦以８９．６％的选票当选为莫斯科人民代表。在随后举行的地区和各共和国领导人的选举中，民主派又赢得了波罗地海沿岸三国、俄联邦和列宁格勒、莫斯科这些战略要地的政权。
政治学上的一条公理告诉我们：权力永远为它的来源服务。戈尔巴乔夫企图以民主派替代保守派来推动经济改革，结果引火烧身。民选的代表和官员在道义上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他们必然与苏共中央发生激烈冲突。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５日，苏联第一界民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会上，萨哈罗夫代表民主派发言要求废除确保苏共领导地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仍然不愿意实行多党制的西方民主政治，民主派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１９９０年２月４日，即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一天，民主派在莫斯科举行了２０万人的集会示威，要求取消宪法第六条，实行多党制。当时东欧各国发生巨变，纷纷实行了多党制。在这样的形势下，戈尔巴乔夫才决定修改宪法，实行多党制。在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目标的犹豫不决中，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逐渐抬头，刚批判完斯大林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又不愿意动用武力进行镇压，要维持苏联的统一，只有谈判这一条路可走了。从此，改革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控制，他只好指望各加盟共和国共同签订联盟条约来维持苏联的统一了。由于他对美国的宪政民主只是一知半解，在联盟条约谈判的操作上又犯了严重的错误，最后导致苏联解体，他也不得不黯然辞职。
综上所述，苏联解体并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搞西方民主造成的，恰恰相反，是因为他没有明确地以西方民主为改革目标造成的。他不知道，社会主义只能和独裁相依为命，他天真地想充当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红娘，结局可想而知！（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