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王希哲兼与胡平先生及各位方家商榷（五）
【内容提要】
1957年，恶魔毛泽东发动的整风——反右派运动，是地球文明现代（1945年以后）绝无仅有的执政党的食言而肥！绝无仅有的执政党对全国人民的公然大欺骗！绝无仅有的执政党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大陷害！是世界史最大的文字狱！
【正文】
1957年，毛泽东把“整风”运动变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将全国过半知识分子打成社会贱民，是不是阴谋？——这个问题，胡平先生及王希哲都认为毛泽东没有施展阴谋；而且，沈志华等学者也持这种观点。特别是，中国共产党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论断“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有意回避了“阴谋”问题——此乃大是大非，必须认真深入地进行探讨。
先厘清概念。阴谋，即诡计。——事先有伤害他人的预谋，然后使用谎言进行欺骗，引导对方犯错误，以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
1957年，由“整风”变为“反右派”，是不是毛泽东的阴谋？
一、判断是非，最根本的是，让事实说话
如上一篇文章所述，从1956年12月8日到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三番五次七番八次热情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社会各界名流开会，谦恭至诚地不厌其烦地动员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要求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信誓旦旦地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定守法，不能破坏法制！”
这些礼贤下士的表现是不是虚情假意？这些庄重承诺是不是弥天大谎？请看史实：
1857年4月30日，毛泽东率全体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约见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谈话，通报了共产党的整风决定，表示热诚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
5月4日，中共中央颁发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的批评，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纠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进行，不要停顿或间断……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
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全社会给共产党献言大鸣大放——由此大张旗鼓展开。
从1957年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13次座谈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业人士座谈会。全国各省（区）、地、市、县各级党委也纷纷召开党外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由主要负责人亲自出面到各单位殷勤邀请当地各界精英与会，并恳请他们发言，帮助共产党整风。
可是！——请注意时间！——
195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中共中央常委汇报座谈会情况时，毛泽东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当李维汉谈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有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是“姑嫂打架”时，他脸色阴冷，插了一句话，斩钉截铁：“不是姑嫂，是敌我！”——当时，四座大惊。同日，毛泽东特意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他于文中提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文中指示：（一）对党外人士的错误批评，放手让他们发表，暂时不要反驳，以便让他们充分暴露。（二）党委宣传部门立即着手研究右派言论，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作通知）予以反击。（三）这个等待的时间不过几个星期。而在同一时间的公开的媒体上，在党外和社会，则完全是另一派空气。
此时，大鸣大放正方兴未艾！——离整风运动启动只有区区半个月时间！
不言而喻！毛泽东的态度和这篇文章标志着整风运动的部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转向反击右派！——然而，毛泽东内部指示：继续整风，继续鸣放！
5月25日，毛在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发出了反击右派动员令：“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然而，毛泽东仍然指示：继续整风，继续鸣放！
一目了然，这两次内部发文和讲话贯穿一个中心思想：钓鱼！
回首历史，请问：这是不是预先设计？是不是欺骗？是不是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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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再倒回去看史实——整风运动启动之前——
1957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南京对党内高级干部说：“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这个东西，是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是让它出现。……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有些知识分子还怕放长线钓大鱼。放长线钓大鱼也有一定道理。我们现在让批评，再去分析。”
1957年3月20日，在上海对党内高级干部说：“对于有些有毒素的文章或者别的有毒素的东西，我们要批判要斗争，但是用不着怕。”
1957年3月17日，在天津对党内高级干部说：“反马列主义思想暴露出来不可怕，而且正有作用。我们需要那些东西跟我们来见面，以便和它作斗争。”
1957年1月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弥补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538页）
一目了然，这几次内部讲话贯穿一个中心思想：钓鱼！
回首历史，请问：这是不是预先设计？是不是欺骗？是不是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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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再倒回去看史实——1956年匈牙利裴多芬俱乐部问世后——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大会确认。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大力宣传“双百方针”。此后全国展开鸣放。
姜万里先生《毛泽东“阳谋”大网之考证》指出：“大鸣大放是毛泽东煽动起来的。”文中叙述：
195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1956年初受中共之命迁往北京与教育部的《人民教育》合并改名为《教师报》的《文汇报》复刊，为的是利用其“过去的广泛社会影响”——对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强大影响和吸引力，以贯彻 “双百方针”,推动鸣放。——总编辑仍是民主人士徐铸成。
《文汇报》原是一家民办报纸，长期树立了民主主义形象，在民众中、特别在知识界颇受欢迎。1953年，按照中共要求接受公私合营，奉命转向以中小学教师及高中以上学生为主要对象。使其由社会综合性报纸变为中等教育业务性报纸，弱化其政治色彩。这是对它的初步改造。
徐铸成在回忆录里记述道：
……我去波兰大使馆参加庆祝该国国庆酒会（波兰国庆节是5月3日），《大公报》党委书记常芝青忽然对我说：“中央已决定恢复《文汇报》”。过了两天，（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果然派报刊处长来找我和熙修同志，要我们立即去中南海。张际春副部长含笑接谈。他说：“中央已决定恢复《文汇报》，今天就算正式通知你们两位；希望即日负责筹备。
复刊后，《文汇报》按照中共中央批准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论方针积极工作，受到毛泽东亲口称赞。徐铸成在《回忆录》中记其事：
1957年3月上旬，奉命进京开会，到京后某日，上海《解放日报》杨永直同志找他，焦急地说“中南海通知，毛主席召见我们。时间紧迫，我们快赶去吧！”
“我和永直同志同车赶到中南海毛主席的公馆，毛主席由康生陪同，在客厅门口迎接来客。我上前时，他即以温暖的手和我紧紧握着，并说：‘你们《文汇报》实在办得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真是应有尽有。编排也十分出色。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有空，再翻翻别的报纸。’毛主席这种高度评价的鼓励，像一股暖流，在我血液里汹涌”（《徐铸成回忆录》第230页——232页）
《文汇报》人员听到徐铸成传达毛的鼓励，干劲倍增，积极响应“双百方针”，组织鸣放稿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三个月后毛泽东反手一击，连发两篇檄文，指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被毛讥讽为“能干的女将”浦熙修，蒙冤屈死在文革中。徐铸成虽从3月28日——5月3日奉命前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访问，未参与组织鸣放事项，在运动中也未置一词，结果仍被扣上右派帽子。《文汇报》并且牵连了罗隆基和民盟。毛泽东写道：“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5页）
原来，最终目标是为了打击民盟——民主主义的承载者。《文汇报》成为为反右运动祭旗的牺牲品。
事实上，整风与反右是毛泽东为扫清其推行一党专政为核心的社会与经济政策道路上的阻力，而设计的两位一体的大计策。这就是：用帮助共产党整风为号召，鼓动起鸣放，再用“反进攻”为名，重击一切对他政策的抵触者，无论党内党外，凡对他专制政策稍有微词，皆冠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一网打尽，民主党派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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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了然，毛泽东从1956年春开始煽动大鸣大放的行为贯穿一个中心思想：钓鱼！
回首历史，请问：这是不是预先设计？是不是欺骗？是不是阴谋？！
二、再次审视章伯钧事件，看是不是毛泽东的阴谋？
在1957反右派运动中，章伯钧是毛泽东钦定的第一号大右派。为什么？主要因为他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建议。但章伯钧强调：“政治设计院”的原创者不是他而是毛泽东。
笔者前面《30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社会贱民，天下岂有此理邪？》一文指出：
长期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的局级干部胡治安所著《统战秘辛——我所认识的民主人士》、章伯钧的女儿章诒所写《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以及叶永烈先生的《反右运动始末》一书可以证明章伯钧之言绝非空穴来风。
那么，不能不思索：毛泽东为什么跟章伯钧谈论他本人实际上并不喜欢的“政治设计院”？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毛想“钓鱼”：“我这发炮弹，让章伯钧把它发出去。”——不是阴谋是什么？
再讲讲直道理：即或由章伯钧之口提出“政治设计院”，能说明他反对共产党吗？能说明他想跟共产党分庭抗礼吗？能说明他想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吗？统统都不是！只是表明：他想做一些实事发挥一些作用当好共产党的参谋。可是，毛泽东分明不想给民主党派一点点实权——他根本不容置喙——不想听取任何意见。
因此，人们不能不问：你七番八次、苦口婆心动员民主党派负责人、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不是阴谋是什么？
三、与胡平先生讨论
胡平先生断言“反右运动不是毛泽东的阴谋”。为什么？
在《反右运动与言论自由》（2007年6月10日）文中，胡平先生写道：“李志绥医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在一九六六年发生。’这一见解可说与我不谋而合。”【注：该文附于本文之后，供参考。】
这就是说，胡平先生认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不是整知识分子，而是要翦除中共党内高层的大量政敌。
在《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写在反右运动60周年》（ 2017年2月15日）文中，胡平先生又写道：“最近，读《戚本禹回忆录》，其中讲到若干情况，印证了我上面的观点。”
人的认识是否正确，必须接受逻辑规律和事实、实践的检验。
（一）胡平先生的论断——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有违不矛盾律
在《反右运动与言论自由》文中，胡平先生写道：毛确实玩弄过“引蛇出洞”的阴谋。如李维汉所说，毛在5月15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已经在暗中布下反右斗争的天罗地网，但对外却仍然积极鼓励大鸣大放。事实上，最尖锐的右派言论还都是在5月15日以后才放出来的。……早在1957年1月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决定要“引蛇出洞”。……
显然，自相矛盾。对此，胡平先生写了几段文字加以解释，但难以服人。——笔者的理由，下面有说明。
（二）胡平先生的论断——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有违理由充足律
说理论证，必须思虑周严——周到周密严谨，才能做到理由充足。
胡平先生认为：毛泽东策动整风运动的初衷，是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横扫中共党内自顶层到基层的政敌。可是忽略了文革爆发的四大前提条件：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下全民的阶级斗争意识。——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首次提出：“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 。但是毛这种思想还没有广泛宣传，更没有深入人心。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存在的，甚至是要复辟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复辟。”“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 。但还没有强调阶级斗争的紧迫性。以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旗才渐渐张扬起来。
第二，强烈的路线斗争意识。——路线斗争，实质是中共党内高层的权力之争。当时，打倒高岗饶漱石“集团”不久，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都是毛泽东主要的依靠力量。
虽然，1956年9月中共八大删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那是苏共二十大后“反个人崇拜”的大气候使然；虽然1956年周恩来、陈云有反冒进的行为——但那是经济建设遇到实际困难使然。在中共党内，国际“反个人崇拜”的大气候并没有对中国的斯大林构成实质性冲击，更没有形成党内反对派。这与其后形势的发展大不同。
1958年至为荒诞的全国比赛吹牛皮运动和全民大炼废品运动，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和领导作风受到严重质疑；紧接着的大饥荒和惨无人道的反瞒产运动，毛的威信严重动摇；1959年反右倾，又使党内出现了庞大的反对势力；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公开提出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更使毛感到深深的恐慌；而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在经济一线收拾大饥荒残局扭转困境卓见成效，显然渐渐出现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自上而下的一个不容小觑的反对派力量。——无疑，从1958年开始，中共党内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就是说，1956—1957毛泽东尚未感到党内高层的反对势力出现。——这一点非常重要：毛不认为党内高层存在反对势力，怎么可能想到采取非常手段发动文化大革命向中共党内高层开刀？（反右派运动在中共内部只划了省级以下的右派，便是明证）
第三，绝对禁锢反对声音。——经过土地改革、镇反肃反、思想改造等运动，中国人民确实惧怕毛泽东，不敢随便说话。但是，毛泽东尚不满意。他要求的是：全中国只许一个人有思想——毛泽东思想，只许一种声音存在——欢呼歌颂拥护毛泽东。1957年1月讲话，毛之所以对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一类人那样恼恨，1957年7月18日青岛讲话，毛之所以破口大骂：“历史上留下一大批王八蛋，一路敲锣打鼓，拥护了7年是假的。到了现在，他们就翘尾巴了。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他们就找岔子，并且搞组织活动。”，正是他极端不满意的表现。而严厉禁锢不同声音——把全国知识分子全国人民都整治成哑巴，恰是反右派运动的成果。
第四，造神运动。——造神运动始于延安整风。不过，当时只是建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权威而已。1958年3月17日大跃进运动初期毛泽东大谈特谈“需要个人崇拜”，是造神运动的发令枪。在那次成都会议上，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对毛主席的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当时，康生进一步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59年底，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 不久，他被擢升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于是，造神运动愈演愈烈。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此后军队系统便大力推行突出政治和推广学习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发现了雷锋以后，林彪马上题词“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心有灵犀一点通。毛泽东喜上心头，遂大笔一挥，写了七个大字：“向雷锋同志学习！”，1963年3月5日发表于《中国青年报》上。从而，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和学雷锋运动二马并驾齐驱，带动全国人民崇拜毛泽东的造神运动进入到了一个如火如荼的新境界。其显著标志是一些偏执的口号纷纷出笼，如“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跟着毛主席就是正确方向”、“毛主席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等，都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日三祈祷，早请示晚汇报，造神运动登峰造极。
1956—1957，这四大条件显然都不具备。
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个问题：即使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怎么可能利用成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毛泽东怎么可能利用知识分子中的学界权威？
利用什么人冲锋陷阵？毛泽东一向非常重视。在1927年3月5日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说：“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1964年12月2日，毛还说过：“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目了然，毛要利用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懵懂无知血气方刚的愣小子——勇敢分子和流氓分子。
请问：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学界名流，是勇敢分子流氓分子吗？他们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吗？他们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毁灭文化吗？他们能打砸抢烧杀吗？
一言以蔽之：1956—1957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根本不可能用整风的方式发动文化大革命，更根本不可能利用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界名流发动文化大革命。
（三）胡平先生的论断，完全忽视了与其相对的另一面：毛泽东重拳打击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界名流的动机却大大存在！
被称为“造反第一人”的文革“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的聂元梓回顾历史指出：
毛泽东最恨知识分子，因为与北大有宿怨，这是因为他早年在北大图书馆登录室勤工俭学时，曾受到代理馆长张申府的冷遇，有一次，因为毛的字体潦草，张还要他重新再填写一份图书卡片。延安时期，凡是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询问张申府的情况，解放之后，他几次提到「张申府丶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所以，张申府於建国前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一九五七年又被打成右派，都与此有关联。
据史料记载，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间，北大教职工打成右派的九十人，学生右派四百二十一人，共计五百一十一人。但毛泽东不高兴了，嫌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把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到了这年十月以及来年春季，不少的单位已开始对右派进行甄别，就是给明显搞错的丶不是右派的人摘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又搞了一场「右派补课」，补划右派一百七十三人，总数达到了六百九十九人，其中教职工一百一十人，学生五百八十九人。
当时，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监督北大文革的李讷汇报给毛泽东听了，毛泽东说：“什麽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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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所述，完全有道理。其实，毛泽东一贯重视笔杆子，深知知识分子是共产极权政权最大的潜在敌人。从逻辑上说，严厉打击知识分子是他巩固独裁统治的必然选择——许多人都持类似看法。但讲道理，比逻辑更重要的毕竟是讲事实。那么，魔头一门心思非要把知识分子彻底整治成哑巴，事实根据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1956年波兰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的强烈震撼】
1956年，对于苏联和东欧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寻常的一年。
请朋友们注意时间！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动荡始于1953年6月——斯大林逝世后3个月，东德首都柏林发生了反共产党政府的群众游行示威事件。此时，东欧其他国家也出现由于群众不满的骚动不安的迹象。
1955 年 4 月匈牙利改革派领袖纳吉被指控右倾而失去权力，引起了匈牙利知识分子的普遍不满，民主运动开始兴起。
1956年2月，苏共召开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闭幕前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做了全面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大会以后，苏联掀起了反对个人迷信、~左倾极端主义~、~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改革浪潮。赫鲁晓夫的报告，如同半空炸响的惊雷，在全球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1956 年 10 月爆发的波兰匈牙利反苏反共民主革命,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1956年3月裴多菲俱乐部在布达佩斯诞生，匈牙利迅猛涌起民主革命浪潮。
1956年6月27日，在波兰南部工业重镇波兹南市，成千上万的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示威者高呼“要面包和自由！”的口号，要求被清除出党的前领导人戈穆尔卡重返领导岗位。波兰舆论提出了追查枪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案件、重新评价 1944 年华沙起义和苏联在波兰大量驻军与波兰主权的关系等问题。 改革派在波兰执政的工人党内逐渐得势,8月6日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再度由戈穆尔卡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
波兰发生的变化引起了苏共的恐慌。赫鲁晓夫担心，戈穆尔卡的东山再起会使波兰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1956年10月19日，苏联出动坦克包围了华沙。十月事件最后和平解决，改革派主导的波兰工人党控制了国内局势。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匈牙利民主革命随之又起高潮，一场清算匈牙利亲苏领导人拉克西罪错的运动逐渐酿成全国大动荡。
从10月16 日开始, 布达佩斯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提出要求: 拒绝斯大林式的治国方法, 坚持按民主原则改革政治体制, 立即从匈牙利撤出全部苏联军队, 罢免在斯大林 — 拉科西时代犯有罪行的领导人, 审判拉科西等等。知识分子的要求得到党内改革派和全国人民的普遍支持。10 月 23 日, 学生、工人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纷纷游行示威, 愤怒的人群拉倒了象征共产统治的斯大林铜像, 人们拖着被切割下来的斯大林头像在街上奔跑, 情绪高度亢奋。当日，在布达佩斯，二十多万人举行了声援波兰的游行，示威游行很快转换为群众与军警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并发生了流血事件。电台、电话局、警察局和一些公共设施遭到攻击。匈牙利党中央举行了紧急会议，曾按苏联意愿被免职的前总理纳吉被选进政治局，并被重新任命为总理。匈牙利的社情与波兰大体相同, 但由于亲苏派在领导层占有绝对优势, 其结局大相径庭。于是会议还做出了邀请苏军前来镇压“暴乱”的决定。
10月24日凌晨，苏联坦克进入布达佩斯实施镇压，街头的流血冲突进一步扩大。30日，纳吉同飞抵匈牙利的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会谈结束后，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约组织，重新组建多党联合政府，苏联将撤走军队。但是，此后匈牙利局势完全失控……
【波匈事件中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
毛共宣传，毛泽东曾深度介入苏波冲突，最后导致苏共正确处理波兰风波。而沈志华先生的考证《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指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事件的和平解决与中共没有任何牵连。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中共善于自卖自夸欺骗中国民众。只不过，苏波军事冲突平息后，中共向波兰提供了 3000 万美元的无偿贷款；专程赴莫斯科的刘少奇、邓小平向赫鲁晓夫表态说: “我们支持你们”“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 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 不能有几个中心”“保证与苏联团结一致”。无疑，中共的善后举措有助于苏波关系缓和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于波兰人民来说，毛泽东中共的所作所为都是罪恶）。沈志华说：当时中共“对直接介入波兰问题存有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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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中共的罪恶作用主要表现在苏联第二次出兵匈牙利问题上】
从 1956年10月29 日到31 日, 苏共在二次出兵决策时由于内部意见分歧, 一直摇摆不定, 而中共的主张也前后不一。只不过无论进退, 中共的态度都非常坚定。因此对苏共处理危机的方式和结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29 —30日苏联经过一段犹豫, 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然而此后几小时, 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据刘少奇的秘书师哲的回忆: 10 月 30 日上午, 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当时刘正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经研究提出两种办法, 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 二是苏军采取镇压行动。由于两种办法各有利弊, 大家讨论了一天也没有结果。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 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 跟他们商量。毛倾向于进行镇压, 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 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当晚, 应中共代表团要求, 中苏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刘少奇明确表示, 对匈牙利的局势, 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 不要就这样放弃了, 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 不让政权落在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 坚决维护人民政权。中共的意见很清楚, 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 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 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但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 他说, 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占领, 那样我们就变成征服者了。我们已经考虑过, 大家都认为这样很不利, 因此一致主张退让。鉴于苏方已有一致意见, 中共代表团不好再说什么。第二天 (31日) 晚上, 刘少奇接到苏方电话, 要求代表团成员提前一小时到达机场, 同苏方再度会谈。赫鲁晓夫一见面就告诉刘少奇, 经过主席团一整天的讨论, 又有了新的决定, 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刘少奇表示赞同, 又提出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 二是要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
沈志华先生的《“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指出：对比俄国档案，显然, 档案文献的记载证明师哲的回忆是准确的。这个过程表明, 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10 月30 日晚毛泽东对匈牙利危机态度的转变。——这是重大罪恶。
于是，1956年11月1日，苏军第二次进入匈牙利境内。当天下午，纳吉致电联合国，呼吁承认匈牙利为中立国，要求苏联撤退军队。晚上，在苏联支持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告成立，卡达尔任中央第一书记。11月4日，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成立，卡达尔出任总理，宣布邀请苏军恢复国内秩序；同时，苏军开进布达佩斯。苏军同匈牙利人民武装展开了两天的激战，以匈牙利人民失败而告终。纳吉被苏军逮捕。（1958年6月，纳吉因“阴谋暴动推翻匈牙利合法制度、叛国投敌、军事哗变”的罪名被处决。直至1989年9月，匈牙利党中央才为纳吉平反）—— 一场轰轰烈烈的匈牙利民主革命就此被恶魔歼灭。
铁的史实证明：万恶的毛泽东是恶魔中的大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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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的重点是：毛泽东主谋镇压匈牙利民主革命与残酷打压中国知识分子有什么关系？】
1953年斯大林死后，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拉科西主义~已使匈牙利全国民怨沸腾，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首都布达佩斯和外地的一些工厂、农村，群体性反抗事件频频发生。
如上所述，1955 年 4 月，匈牙利的民主运动因改革派领袖纳吉下台而兴起。
因为独裁者拉科西罪恶累累，反对派阵营在日益壮大。这时，极需要有一个可供他们公开发表政见和揭露拉科西一伙的错误与罪行的发声平坛。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裴多菲俱乐部应运而生，登上了历史舞台。
1956年3月17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成立裴多菲俱乐部，让它作为匈牙利劳动青年联盟下属的一个组织合法存在。
裴多菲俱乐部原是一个知识分子学习小组，成立于1954年底，归属相当于共青团的劳动青年联盟领导。它的前身是1945年4月前地下共产党控制的一个从事资助工农子弟上大学的慈善团体。将其改建成裴多菲俱乐部的原本目的是想在共产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为党内年轻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讨论匈牙利国内外重大问题的论坛。
创建伊始，裴多菲俱乐部便迅速活跃起来。历史也让它在匈牙利流血事件发生前的特定时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布达佩斯裴多菲俱乐部先后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研讨会，讨论经济、哲学、历史、新闻等专题。参加这些研讨会的有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工作者、科学家、哲学家等学者和社会名流，也有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人民军军官。很多参加过党的地下斗争和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也到会倾听和发言。这些讨论会的会场总是听众云集。
5月以后，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更加活跃，发言者在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5月9日，裴多菲俱乐部举行研讨会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和匈牙利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导原则。许多人就这些社会热点问题在会上发言。由于要求发言的人太多，研讨会不得不在5月20日再次举行。
在上述两次关于经济工作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个计划的制订缺乏民主，其指标不切实际和无法完成。他们指出拉科西一伙片面发展工业造成许多恶果，且要求当局不加掩饰地如实公布经济资料和改变现有的工资政策、福利制度等。
5月30日晚和6月1日晚，裴多菲俱乐部连续举办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研讨会，与会者严厉批判当局伪造历史的行为和官方的历史观。他们指出，现政权不是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对待，而是将其变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及~实现政治目标的辩护词。有些人在会上提出，匈牙利闻名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契·捷尔吉1928年起草的~勃鲁姆提纲~是正确的。卢卡契当年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的这个文件指出，匈牙利的迫切任务不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实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卢卡契因这个观点与匈共的正统观念相背离而多年受到压制。发言者们认为，卢卡契当年的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会后有报道说，在这次研讨会上，匈牙利历史学家们内心燃烧多年的要求民主与政治公开性的烈火~喷发~了出来。
6月14日晚研讨会的题目是《苏共二十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有一千二百多人参加。由于人满为患，会议不得不临时改换到经济大学的礼堂去举行。七十一岁的卢卡契·捷尔吉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引起极大轰动。这是他多年来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这位参加过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斗争的老共产党员因与斯大林主义哲学观点相对立，被视作~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老牌修正主义分子~。他1949—1950年受到系统地批判后被逼迫进行检查，从此与世隔绝。在这次研讨会上，卢卡契与中央党校教员鲍洛格·埃莱梅尔和哲学家塞盖蒂·约瑟夫一起先后做了重点发言，他们的观点受到听众广泛的赞同。许多人在会上诚恳地表示将改变自己以往对待哲学的教条主义态度。会议参加者还强烈要求为卢卡契~彻底平反~和为所有受到迫害的无辜者平反，因而在会场上激起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
与会者尖锐地指出，1948年以后，匈牙利的文化界变成了专门歌功颂德的宣传工具。
裴多菲俱乐部6月27日在人民军官俱乐部举行的研讨会使它的影响达到最高潮。这天是1953年纳吉提出进行改革的~六月政策~发布三周年。那天晚上研讨会的题目是《新闻和报纸问题》，听众从下午开始就在会场外的街道上聚集。这次会议通宵达旦地进行。从下午六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四点，共有六千多人参加。刚被释放出狱的拉伊克的夫人拉伊克·尤丽奥在会上要求为她的丈夫恢复名誉。她披露了自己在六年监狱生活中受到的非人待遇和拉伊克被处死前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摧残。身为《匈牙利民族报》主编、优秀国际法学家的洛松齐·盖佐最后发言。这位具有学者风范的老共产党人面请公众谅解他过去犯的过错，然后讲述了所谓~纳吉事件~的真实经过。他说:~就在我们大谈党的民主、言论自由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纳吉·伊姆雷却根本无权为对他的指控进行辩护。~听到纳吉的名字，听众自动起立又喊又唱，要求纳吉回到党内和政府中来，同时要求解除拉科西的职务。
裴多菲俱乐部这个时期举行的这些活动产生了巨大的辐射作用，影响遍及全国。
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的裴多菲俱乐部，建立了类似的论坛。在纳吉的故乡考波什瓦尔，春天就组织了以匈牙利历史上抗击外来侵略的军事家兹里尼命名的俱乐部;索姆鲍特海伊市组织了沃什瓦尔俱乐部;维斯普雷姆市成立了鲍特沙尼俱乐部;德布勒森市有科苏特俱乐部。南部的佩奇市行动较晚，但后来也成立了当地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样，首都和外地的这些俱乐部的活动促进了反对派力量的迅速壮大，反对~拉科西主义~的活动虽然还没走上街头，但匈牙利全国已经群情沸腾。苏共领导人米高扬这个时期到匈牙利考察政治局势后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说:~政权日益从同志们的手中丢失，敌对分子的平行中心正在形成……~拉科西也忧心忡忡地说:~我感到自己像坐在一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
就在裴多菲俱乐部6月27日最后举行的那次讨论会结束几个小时之后，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后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事后在向莫斯科递交的外交报告说，裴多菲俱乐部的这些研讨会从本质上看已演变成对党的领导的示威，超出政权的容忍限度。他认为匈牙利这个时期的局势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发生的事情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部分。
7月1日，匈内务部下令禁止裴多菲俱乐部继续活动。直到9月在新的形势下才又恢复。届时，全国的政治危机已一触即发。
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的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就这样永远留在世人的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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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一直高度关注匈牙利动态的毛泽东，被“裴多菲俱乐部”惊吓得出了几身冷汗！他进一步深刻地领悟到：了解古今中外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群体，才是他最大的敌人！——心肠毒如蛇蝎的魔头怎能不向儒生开刀？
总之，从法学角度讲，毛泽东既有实施阴谋的动机，又有施展阴谋的行动。
其实，毛泽东本人早就承认，整风是他实施的阴谋——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指示》（内部指示）指出：
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于被动。……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成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31）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直截了当洋洋得意地炫耀其“阳谋”之策，他写道：
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6页——437页）
一览无余！明明白白！——所谓“阳谋”，只是修辞游戏而已——独裁者坦承耍了阴谋，而且自命不凡自鸣得意。
其实，如上所述，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那番讲话（如上所述）已经表明，早在1956年4月28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是为此后“引蛇出洞”预设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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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他任何人都不该否认这个大阴谋。王希哲之所以否认，因为他是毛左——毛左，蛮不讲理者也。沈志华先生之所以否认，因为他生活在共产党的地盘里，明哲保身矣！
胡平先生为什么说“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呢？——既然，胡平先生承认“毛确实玩弄过‘引蛇出洞’的阴谋”，为什么又做出毛泽东“不是阴谋”的论断呢？
胡平先生的主要论据是：
被毛后来批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的《文汇报》，本来在1956年5月就已经“自动”停刊，原班人马被转去北京办《教师报》；然而到了夏天，中央又决定《文汇报》复刊，要徐铸成任总编辑，贯彻双百方针，并特地强调要“有职有权”。若说早在56年夏天毛就开始“引蛇出洞”，准备反右，显然是很勉强的。若说早在56年夏天毛就在“放长线钓大鱼”了，这条线岂不是也太长了吗？
还有，丁玲、陈企霞早在55年就被打成反党集团，可是到了56年却又悬置起来，重新审查，大有平反之势。胡风集团也有类似的情况。55年批胡风，一大批文化人被打成胡风分子锒铛入狱，可是到了56年春，若干胡风分子却又被放了出来。不错，等到反右运动起来后，丁玲、陈企霞和那些被放出来的胡风分子又重新被收进网中。但问题是，像这样抓了又放，放了又再抓，何苦呢？可见中共的想法前后是不一致的，起先的想法是放，中途却变了主意，所以后来又抓进去了。
在鸣放期间，费孝通发表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知识界引起广泛共鸣。单单是文章的标题就表明，在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感觉中，相对于此时的“乍暖还寒”，此前的政治气候有如严冬。事实上，经过先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民主党派早已被边缘化，有职无权，知识分子则万马齐喑，噤若寒蝉。既然如此，毛泽东有什么必要还要对他们大动干戈呢？尤其是，毛何苦还要亲手把已经缴械投降的对手再扶起来，并亲手把武器交给对方，放手让对方再来攻击自己一阵，然后自己再还击，从而把对手再一次打翻在地呢？
因此，合理的解释是，在当初，毛摆出开明姿态，营造宽松气氛，动员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参与鸣放应该是别有所图。毛动员党外帮助党整风，说到底，就是想利用党外整党内。
引自胡平《反右运动与言论自由》（2007年6月10日）
显然，这些论证在史实面前都不能成立。
胡平先生另一番解释——《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写在反右运动60周年》（ 2017年2月15日）一文之所论，就不用说了：一个大阴谋家企图瞒天过海，岂能让御医、刀笔吏知道底细？——1965年11月10日《评“海瑞罢官”》出笼之前，谁知道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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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胡平先生的判断，失误在忽视了波匈事件——特别是忽视了其中的裴多菲俱乐部事件。如果正视这一重大史实，自然会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极权制度下，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潜在的颠覆性危险，令“秦始皇加马克思”深深地惊骇！颤栗！
因之，完全可以断定：毛泽东反右，的确蓄谋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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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所论，毛泽东1957发动的整风——大鸣大放运动，其初衷绝不可能是意在策动翦除党内高层政敌的文化大革命，无论从逻辑还是从事实上说，都是玩弄钓鱼伎俩——诱使知识分子鸣放，然后扣上反共的帽子打成社会贱民，从而使知识分子—— 以至全中国人民都变成不敢随便说话的现代奴隶。
中共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反右，实在堪称世界史第一大阴谋！——对全中国人民的公开大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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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胡平：反右运动与言论自由
2007年6月10日
阴谋阳谋之辨
李志绥医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在一九六六年发生。”
这一见解可说与我不谋而合。我在87年1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陆铿先生的采访中讲过这样的观点。我认为毛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祇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像，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
毛确实玩弄过“引蛇出洞”的阴谋。如李维汉所说，毛在5月15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已经在暗中布下反右斗争的天罗地网，但对外却仍然积极鼓励大鸣大放。事实上，最尖锐的右派言论还都是在5月15日以后才放出来的。如：5月18－19日，北京大学开始贴出鸣放大字报；5月21日，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5月22日，罗隆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5月23日，人大学生林希翎演说批评中共实行封建社会主义；5月24日，清华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墻；5月30日，葛佩琦鸣放发言被篡改为“杀共产党人”，登在报纸上；6月1日，储安平批评中共实行党天下；如此等等。“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可以被看成一个转折点，它恰好说明反右并非毛的初衷。
李慎之认为毛早在57年1月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决定要“引蛇出洞”。毛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弥补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
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不过依我之见，毛的这段讲话祇是表明他事先就估计到会有错误言论出笼，但并不表明他当初提出双百方针，鼓励大鸣大放的本来目的就是诱敌深入，就是为了搞一场反右。
这里，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被毛后来批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的《文汇报》，本来在1956年5月就已经“自动”停刊，原班人马被转去北京办《教师报》；然而到了夏天，中央又决定《文汇报》复刊，要徐铸成任总编辑，贯彻双百方针，并特地强调要“有职有权”。若说早在56年夏天毛就开始“引蛇出洞”，准备反右，显然是很勉强的。若说早在56年夏天毛就在“放长线钓大鱼”了，这条线岂不是也太长了吗？
还有，丁玲、陈企霞早在55年就被打成反党集团，可是到了56年却又悬置起来，重新审查，大有平反之势。胡风集团也有类似的情况。55年批胡风，一大批文化人被打成胡风分子锒铛入狱，可是到了56年春，若干胡风分子却又被放了出来。不错，等到反右运动起来后，丁玲、陈企霞和那些被放出来的胡风分子又重新被收进网中。但问题是，像这样抓了又放，放了又再抓，何苦呢？可见中共的想法前后是不一致的，起先的想法是放，中途却变了主意，所以后来又抓进去了。
在鸣放期间，费孝通发表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知识界引起广泛共鸣。单单是文章的标题就表明，在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感觉中，相对于此时的“乍暖还寒”，此前的政治气候有如严冬。事实上，经过先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民主党派早已被边缘化，有职无权，知识分子则万马齐喑，噤若寒蝉。既然如此，毛泽东有什么必要还要对他们大动干戈呢？尤其是，毛何苦还要亲手把已经缴械投降的对手再扶起来，并亲手把武器交给对方，放手让对方再来攻击自己一阵，然后自己再还击，从而把对手再一次打翻在地呢？
因此，合理的解释是，在当初，毛摆出开明姿态，营造宽松气氛，动员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参与鸣放应该是别有所图。毛动员党外帮助党整风，说到底，就是想利用党外整党内。
这和后来毛发动文革，利用造反派打倒走资派的思路很类似。试比较毛的两段讲话。一段是毛在1957年3月2日的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另一段是毛在1967年2月3日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讲的——“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的、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不是很相似吗？
流产的文革
毛凭什么以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可以为他所用？这固然是因为他当时极度自信，自以为功高天地，万民皆心悦诚服。但也不尽然。毛之所以敢于发动党外力量，也是因为他相信共产党大权在握，党外人士都在他的控制之中。民主党派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他们都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是依附于共产党的，谅必不敢造次。假如“他们的子弟”由于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要学匈牙利，”毛说，“挪到他父亲那里就要打屁股。”毛的如意算盘是，正因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长期受冷遇，如今突然受到重视，想必会感激涕零，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知恩图报；于是正好为我所用。
在当时，毛认为对自己权力形成掣肘的主要来自党内，党外根本没有那份力量，所以他想利用党外整治整治党内。毛决不是对党外更信赖，他当然知道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更不可信。他祇是想利用一把而已，像文革中的造反派，用完后该收拾的还是要收拾的。这就是为什么早在57年1月毛就会讲出“让他们闹够”，“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这些话（见前述李慎之所引毛的讲话）。毛多次在党内高层中讲“不要怕放，不要怕放出毒草”，“毒草除掉可以当肥料”。毛的意思并不是说“放”的目的就纯粹是为了让牛鬼蛇神出笼，以便聚而歼之。毛是希望“放”出对他有利的东西，毛是把放出毒草看成是在实行放的方针时不可避免的副产物，因而不要因噎废食。
1957年3月10日，毛召见徐铸成。徐小心翼翼地问毛怎样才能把报办好，既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又不犯修正主义的错误。毛没有正面回答，祇是谈到了防止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的文章都多少存在片面性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的东西，片面性比较少。”这实际上是暗示知识分子扮演姚文元式的角色。可是，绝大多数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并没有扮演姚文元式的角色。随着鸣放的深入，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越来越尖锐。
锋芒所指，不仅涉及到毛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毛的政策，甚至涉及到毛本人。毛想利用党外整党内的计划完全破产，于是毛决定狠狠地整整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反右。
所以朱正要说“整风－反右”是流产的文革。
不妨再引用一段李志绥的回忆。作为毛的医生，李志绥能够观察到毛的情绪的起落。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后矛盾的讲话更能说明问题。李志绥观察到在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后来毛还对李志绥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我们知道，毛是最不肯认错的，而这句话却是委婉地承认自己先前的估计有误。这对于我们弄清楚毛发动整风和反右的动机，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一个后来人的思考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余生也晚，反右那年，我还在上小学。后来我常想，如果我早生10年，定然在劫难逃。以我的个性，不用共产党反复动员，也是要发言，要提意见的；以我的思考能力，讲出的话多少会比一般人深刻一点，不打成“反动”才怪；就算我能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比较缜密，不容易让对方抓住什么把柄，那多半济于事，也无反右斗争的风暴一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再有，以我的出身背景，即便在鸣放期间守口如瓶恐怕也不行，因为你架不住别人对你平时言论的揭发，因为你很难掩饰住你对那些右派言论的同情和对残酷斗争的反感，所以到头来还是很可能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文革期间，我开始了解到反右运动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我发现，和文革中出现的各种所谓异端思潮相比，57年的右派言论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丰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纯正得多（这并不是说文革一代人的素质比右派低下。这祇是因为文革一代的成长环境更恶劣）。
我从57年右派言论中获得的启示，要远远超过我从文革中异端思潮所获得的。
反右运动无疑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字狱。我当年苦苦思索的问题是：从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我们究竟应当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在共产极权制度下争取自由民主，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原则与策略。
不少过来人事后总结道，当初他们的错误就是对共产党太轻信了。这种总结未免肤浅，因为权力的本性就是扩张，越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越是容易滥用，自由民主正是要求人们对权力怀有戒心。如果你对权力一味信赖，以为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自我克制，那本身就说明你对自由民主还缺少深刻的理解。然而，这决不是说装聋作哑，缄口不言就是正确明智的选择，因为那等于是自我阉割，向暴政屈服。这就使人陷入两难：相信共产党有诚意而去给党提意见，这是幼稚的；不相信共产党有诚意而默不作声，也不可取。那又该如何是好呢？
问题在于，任何美妙动听的诺言，除非当它不再是单方面的恩赐而是双方面的契约，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具有约束力。西哲说，宪法不能仅仅停留在统治者的口头上，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被称为宪法的一纸条文上，宪法必须铭刻在广大公民的心中。当毛泽东许诺言者无罪时，我们用不着费尽心机地去猜测他有没有诚意。或者说，我们必须假定他没有诚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自问的是，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言论自由的含义？究竟有多少人充分领会了言论自由的价值？因而当统治者试图压制言论自由时，究竟会遭遇到多大程度的抵抗？
这种抵抗是否足以阻止住权力的滥用？如果你发现现实状况还远不能令人乐观，那你就会知道，你眼下首先要做的事还不是向共产党提意见，而应是向人民阐扬言论自由的原则。既然毛泽东讲了要实行言者无罪，既然宪法上也写有言论自由，这正好为你阐述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话头、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去充分利用这个机会阐述言论自由原则，努力使之深入人心。却匆匆忙忙地就去兑现言论自由，就去放言无忌地批判共产党，那么祇要共产党一翻脸，我们就必然会整得很惨。挨整之后，我们祇去怪共产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归根到底，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是因为言论自由的原则还没有铭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故而还不足以构成对共产党滥用权力的有效约束。我打过一个比方，屋子漏雨，你不能怪老天爷下雨，因为老天爷总是要下雨的，我们所能做的祇是努力想办法把屋顶修理好。不是总说自由民主要靠争取不能靠恩赐吗？什么叫争取？争取与其说是面对统治者，去测试统治者的雅量或容忍度，不如说是面对人民，争取人民对自由的理解、领会、支持与捍卫。
应当说，共产党在当年能够赢得反右斗争的胜利，那其实跟当时大多数民众是否真心拥护共产党没有多少关系。不错，共产党为了发动群众斗争右派，他们把右派的观点简化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复辟旧社会”。在当时，也许确实有不少民众认为“新社会”比“旧社会”好，真心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因此他们就很容易站在右派观点的反对立场。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不要把当时民众对共产党的拥护程度估计太高了。如果共产党不是意识到右派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传染性也就是赢得人心的可能性，如果不是有一部分工农都已经走上街头群起抗争，共产党就不必那样急急忙忙地去打压，去反右了。更进一步地说，就算多数民众真心拥护共产党，这和他们赞同、附和以及参与对右派的迫害其实是不相干的。因为反对右派的观点和侵犯右派的言论自由根本是两回事。问题不在于当时的右派是否处于少数，问题在于当时多数人是否具有保护少数的观念。问题在于当时多数人是否懂得、从而采取“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立场。这也再次说明，争取自由，首要的不是尖锐地抨击时政，尖锐地批评统治者；也不是为民请命，代表多数老百姓去讲话；甚至也不是某些人理解的启蒙，即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某种特定的主张或意见告诉大家，去赢得多数的赞同。真正重要的是，首先要让大家学会对各种不同意见的宽容和对异议者权利的保护。简言之，是让大家理解和掌握言论自由原则。
重申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原则有两个特性。一、言论自由原则是对共产党专制制度的釜底抽薪。有些原则一时间看上去和共产党专制制度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但是由于共产制度的巨大灵活性，它完全可以把这些原则统统吸纳而仍然不改其专制性。像资本家入党和物权法，放在毛泽东时代都是不可想像的，如今却堂而皇之地载入党国的文件和法律，同时又不妨碍共产党继续专制下去。言论自由则不然，一旦有了言论自由，共产专制就不复存在。二、有些原则，例如三权分立，多党制，对共产专制也有颠覆意义，但是党国可以公开地否定它们。言论自由却不同，言论自由原则是共产党在公开场合下也不得不承认的。这就是说，提出言论自由原则，能够对共产专制构成根本性的挑战，而共产党还拿着你无可奈何。
不过这后一点是很没把握的。在一党专制下鼓吹自由民主，不管你表述得多么机智巧妙，多么无懈可击，遇到反右这种大风暴，还是免不了被一锅端。在研读57年的右派言论时，起初，最吸引我的是那些最尖锐、最大胆的言论。然而进一步的思考使我感到，这些最尖锐、最大胆的言论很可能引起了一种很不幸的副作用，那就是它们给当局的镇压提供了藉口，它们刺激当局放弃容忍转而压制；而一旦镇压机器开动，那些比较温和的，当局原本想压制却发愁找不到藉口的言论也会受连累。八九民运也有类似的情况，运动后期，民运中的激进派占了上风，导致中共上层开明派失势，强硬派得逞，民运遭到残酷镇压，温和派也被一网打尽。不少人总以为，在民运中，谁最激进最大胆就最优秀最高明。没有比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看法更误事的了。
鲁迅说中国人性好折衷，你说要开窗户，大家都反对，等你说要拆屋顶，他们就觉得开窗户是可以接受的了。常见人借用鲁迅这个比喻，说激进派客观上能起到保护温和派帮助温和派的作用。其实未必。这种事切不可一概而论。在某些情况下，激进派确实能起到保护温和派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正好相反，激进派常常不是保护温和派而是连累温和派。这就是为什么温和派常常要主动地批评激进派，要和激进派作出某种区隔。在民主墻时，《探索》的魏京生贴出大字报点名批评邓小平，《四五论坛》的人赶快写大字报反驳，倒不是他们真的反对魏京生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被当局一锅煮，他们担心当局对激进派采取强硬手段，到头来把整个现有的活动空间都给压缩了。
温和、激进都是相对的概念。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要为具有一般智力和勇气的常人提供一个他们既容易领悟，又不害怕公开坚持的原则，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能够维护人们最基本的权利，又能够为民主的扩展开辟广阔的前景。说来，50几万右派都是因言治罪的受害者，然而在整个鸣放期间，却少见有人把言论自由的问题专门提出来大作文章以及致力于这一观念的广泛传播。试想，假如在那段言论较为宽松的时期，有人，而且是有很多人，全力以赴地宣讲言论自由原则，给知识分子大学生们讲，也给共产党干部和工农大众讲，用对方熟悉的语言，深入浅出，反反复复，不厌其详。既然这种宣讲暂时不涉及对共产党的任何具体的、直接的批评，共产党恐怕也很难马上就公然禁止；而一旦言论自由的原则比较广泛地深入人心，共产党想翻脸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1979年初，我在民主墻发表了“论言论自由”长文，竭尽所能地阐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深信那是最好的时机，当局最难压制而公众最能领悟。事实上，我确实没有因为发表这篇文章而招致任何麻烦。祇是来自公众的反应太微弱。我不能不感到，和我们经受过的巨大苦难相比，我们吸取到的教益未免太少了。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没有言论自由。由于形势的变化和社会心态的变化，有些过去适用的原则和策略现在还有效，有些就已经失效了。
我们需要找出新的策略和进路推动我们的事业。在反右运动50周年的今天，我愿意再次唤起人们对言论自由原则的重视，以便早日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这才是最好的纪念。
首发《北京之春》2007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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