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保策施模式」揭秘

綦彦臣

   

引言：中国版的沙皇悖论

以「抓好关键少数」为口号的中共内部政治治理注定劳而无功，因为一个庞大政治体系的运行质量更多地取决于中下层。「抓好关键少数」之败，更像十九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描述的俄国沙皇政治末期情况：沙皇可以放逐官僚集团的任何一个人去西伯利亚，但却无法脱离后者的意志进行统治。后者「对沙皇的每项诏令都有一个不声不响的否决权，只要不把它付诸实施就得了」。

现在，习近平政治所遭遇的上层喊口号、中下层不作为，复现了两个世纪前的沙皇悖论。观察人士担心习近平会变成「毛泽东第二」，甚至有人在文章称之为「习泽东」，但是，在我看来，习不太可能变成「毛泽东第二」，更可能成为中国版的晚期沙皇。

一、三位村民对县纪委不满

逻辑而言，「抓好关键少数」必以松弛中下层为代价，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之效依赖中下层收取，中下层被有意松弛必致整个社会更加反感。这一点从信访的高度安全化可以看得出来：在省市两级，信访机构大多改为「群众工作中心」，亦大多迁址；迁址后，机构已不再有来访者等待接谈时的人身随机状态，而是经过严格安检过一道情况初问手续；手续完后，上访者被送入有自动门封闭的环境，才能反映问题。在新环境里，来访者采取相对激烈行为（如抛传单、喊口号）的可能性几无。

五月二日，一个县级市（为保护上访人安全，以下以「B县」代称）的三位村民到上级（以「C市」代称）反映B县纪委不作为问题。C市信访局不但改成了「中共C市群众工作中心」，而且，从原来与市政府一体办公的解放路楼群搬到光荣路二十六号（一个大院）。新地址好像是一个工厂旧址，「中共C市群众工作中心」则在离正门约有一百米的一栋办公楼里。

三位村民是B县开发区一个富裕村子的，他们到C市上访则是与「中共C市群众工作中心」提前约定好的。他们反应的主要内容是前任村支书（本文以Z代之）侵吞六十三万元征地补偿款被举报，B县纪委已查实，但拖延时间，拒不将犯罪线索移送司法机关。

二、懒政的理由是怕摊事儿

三位村民坚决认为：造成这一结果，与Z的两位亲戚密切相关。该二人中的一位是C市的组织部副部长（本文以M代之），一位是B县公安局的一名大队长（此前曾任开发区派出所所长，本文以D代之）。具体到MDZ的亲戚关系：M是D的亲舅舅，D是Z的表外甥，也是说Z向M叫「表舅姥爷」。

他们声称：B县纪委拖延案件移交司法机关，是为给M与D通官场疏争取时间。如此，Z可能只是被开除党籍，也可能是判个缓刑而不实质被关进监。

超乎个案，实质上，MDZ在合作运行一个政治博弈模式。在该模式中，M对Z提供最大限度的官场保护，其如向B县纪委办案人员打私人性质的招呼；D对Z提供智力支持，策划非法转让地皮、编造理由侵吞集体收入，乃至造假案陷害不满者；Z则借M之保护、D之策划能力来具体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对此，可简称「保策施模式」。

三、骂散「两学一做」会议

「保策施模式」不仅有效地消解了来上层的治理意图，而且让底层政治更加黑暗：反腐新政展开三年多时间，公权力机关一线人员以「怕摊事儿」为由头，最大程度地懒政；农村有权党员更加肆无忌惮，其如利用扶贫款分配逼寡妇上床。农村有权党员还会有意实施违法行为，向村民释放「上边有人」、「你们告不倒我」之类的威胁信息。确实，在D策划下，Z找茬与一位反对他的村民打架，诬陷后者伤害以致被判刑一年。

Z也曾在大庭广众之下斥骂开发区党委派员：「你要敢公开支书选举票数，我就送进你去。」后者害怕，灰溜溜走掉。这个细节说明「保策施模式」具有强大的腐蚀功能，乡镇公务人员一般都在村支书手里有短处。腐蚀结果不只是让有涉者灰溜溜离场，而且，让无涉者力求「躲事儿」即不与Z冲突，等于不得罪与Z有利益关涉的同事。

去年七月一日，中共九十五周年党庆，该村党员在开发区党委两名派员领导下，学习习近平「两学一做」讲话精神。Z派胞弟到党支部叫骂，挑衅新上任的支书。结果，新任支书主动离开会场，而开发区党委两名派员「躲在屋里，连个屁都不敢放」，会议就此散场。开发区党委的两名派员「躲事儿」策略是双重的。不得罪同事为其一，而惧怕Z的关系人M则是遵守官场规矩。更何况，M已经被传是省委巡视组组长。

结语：反腐成为腐败势力的政治资源

官场没人敢得罪上级巡视组的要员，而M的巡视组长名头之所以传得很响，实乃其在B县的利益相关者放风亦自己壮胆的缘故。细查网上公开资料，发现：省委巡视组的领导者为一正两副，M不过是省委第十巡视组的第二副组长。

但不管怎么说，第二副组长被说成组长是腐败势力的策略，是「保策施模式」的广义化。简言之，反腐已经成为腐败势力的政治资源。虽然非常讽刺，但中国制度体系的本质就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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