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剿匪、反霸、土改” 运动
——值得回顾与反思的历史
晓明
从1949年的夏天到1951年的夏秋时节，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正是毛泽东夺权建政之初期，他领导进行的所谓“剿匪、反霸、土改” 运动，可说是一极其血腥残酷的浩劫。我当时作为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人，不谙世事，对当时许多事自然是不明白的；但，在这期间我耳闻目睹的剿匪运动，和紧接而來的反霸、土改斗地主，那种种的打人、杀人惨状，那种对私人财产疯狂的掠夺，却是令我永难忘怀的。时间虽然过去近七十年了,在我的脑海中却对这一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每当回忆起这些，都会令人感到恐怖、心惊胆寒而害怕。对于现今70岁以下的人、特别是青年人，他们对这些是知之不多、甚或是全然不知的。因此，现在來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定会是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个中的许多问题确是发人深省，令人深思的。
一、国军的溃败与共军的胜利
广西的阳朔县绛村是我的出生地和儿时度过的地方，平乐县金山村则是我从少年时代起成长的地方，这两处都是我的故乡。1949年的7、8月间，经常可以看到国民党桂系的军队从平乐县金山的公路路过。军用汽车装着满满的物资，军人们背着行装和武器在公路上行走着，显得十分疲倦。不时也可看到指挥官给士兵们鼓劲，指挥大家唱歌：“中国省份二十八，广西子弟最刚强，雄壮，真雄壮…”。 听大人们说，这是国民党桂系的军歌，小时后大人们也教我们唱过；如今听到这些军人们唱起来不大协调，显得无精打彩的，因为此时他们吃了败仗，一路由湖北、江西和湖南退回广西，当年的雄壮气魄早已不复存在了。
入夜了，军人们就在路边的村庄住宿。他们借用老百姓的东西，用后是归还的，买东西也给钱，显得还算有纪律。休息时有些军官和士兵就围在一起赌博，一些人则在老百姓房屋的外墙上用石灰水写大标语，写上“国军必胜，共军必败”，“共匪想吃广西的粮就要拿命来装” 一类的文字。显然这都是大话和空话，他们节节败退回广西就是最好的明证。
9月初开始时，又见一些军队调转头，出尤虎关往湖南方向开去，听大人们说是到衡阳一线阻击共军进入广西。因为衡阳是进入广西的大门，国军决心在衡阳、保庆一带摆开架势，与共军决战。
9月中旬衡宝战役打响，白崇禧这个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军首领，还还真的露了一手，他的部队曾使共军的一个师受到重创，得到了短暂的胜利。但最终他有四个师被共军歼灭，衡保战役以共军的胜利而告终。自此，广西的大门被打开，共军沿湘桂走廊长驱直入，沿途再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斗。11月22日共军占领桂林，12月初到达阳朔、平乐一带，我的两处家乡都被解放了。
记得还在10月初时，一天养父带我进平乐县城，在大街上贴布告的墙上看到有显目的大字报，说是“进了成人班，共军打过來了”——。中午我们到一親戚家去吃午飯，听大人们在议论说国军在衡阳吃了败仗，共军正蜂拥进入广西，不久就会打到我们这里了。此时住在县城的人们显得惊慌，都在准备逃到乡下，养父就对这家人说“到时就到我们那里避难吧！”
大约在11月初，我们村上一个在国民党桂军中当兵的人回来了，此人名蓝老八（人们习惯称他八老爷），年龄约四十多岁，是光棍汉。此番他带回一个军中伙伴，此人名叫何孔，广西富川县人，他们同在一起当兵。蓝老八说他们是在衡保战役中被共军俘虏后放回来的。晚上他经常给村上的人讲战斗故事，我们一班小孩子常常围着听。他说衡保战役打得很激烈，枪炮声不绝于耳，互相冲击，几进几退。他们连守一个山头，几乎一半人都死掉了，算他俩命大没有死。共军打得确实勇敢，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照样往前冲。他们的弹药不多了，共军来势凶猛，连长就叫大家不要再打了，留下一条性命吧！连长把自己手上的金戒指拿下来送给士兵，叫大家各自逃命，就这样他们都做了共军的俘虏。被俘后几天，除当官的外，士兵愿留下的他们收留，不愿留的他们就发给路费让其回家。他们俩人不愿留，就被放回来了，回到桂林后，看到原来的军长李本一贴出告示叫士兵们归队，有的人去了，他们俩不去，想回家，因为眼見国民党的大势已去, 谁还願意再去为国民党当兵当炮灰卖命呢！
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抗
平乐解放后，开始一段时间是平静的，国民党的大部队早就逃到海南岛去了，留下来的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有的逃到乡下躲藏，有的则公开站出来欢迎解放军。1950年的春节过得是安然的，我曾跟随养父和母親多次上县城，看到许多人在欢欢喜喜的过年，第一次看到了打腰鼓和跳秧歌舞，感到十分新鮮和好奇。但此后不久，这种平静被打破了。
早在1949年9、10月间，听说白崇禧败退桂林时，就指令广西各地（特别是桂林各县）成立“广西民众反共救国军”。为此，平乐县成立了一个独立旅，隶属第10军28师，旅长尹治隆〔二塘乡乐塘村人〕，下辖3个团。平乐解放时这些人在乡下潜伏，暂无活动。
1950年的春节过后，这些躲藏在乡下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按捺不住开始活动了。那些原来站出来欢迎解放军的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此时也拉上原班人马脱离解放军的控制，到乡下去公开反对共产党了，如曾当过国民党军队团长、政府县长、平乐专区警备司令的李瑞熊（平乐县沙子保和人）公开站出来反对共产党了。1950年6月，原国民党桂东军政区平乐专区“总体战”督导团团长蒋如荃，在他的家乡（桥亭乡桃林村）组织“反共救国军”第七军，他在幕后指挥，直接指挥唐必宽、蒋作光等500余人在平乐与昭平两县交界的山区从事反共活动。据当今的县志记载，至6月底，县内共有22股国民党的地方残余势力约3600多人，他们占山为王，各自为政，从事反对共产党的破坏活动。
那时的金山村（共有11个自然屯）也有两名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头目。一为潘彪〔金山村小村屯人〕，他组织了130多人的队伍，自任“湘桂边区游击纵队”直属暗杀队大队长；另一个为洪桂生〔金山村十八冲屯人〕，他则投奔到荔浦县“反共救国军”第八纵队司令潘卫农处，当上了一名营长，不久又潜回平乐水源一带组织数十人的反共队伍。
听大人们议论，鄰县恭城县的钟祖培（北伐时当过团长、旅长，后升任中将副军长）、阳朔县的林俊美、石作衡、廖元生等都先后组织“反共救国军”与共产党对抗。这些反共活动在1950年的6月至10月达到最高潮。特别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蒋介石也很快会反攻大陆，是反共的大好时机了。他们有的进攻县城和乡镇，有的则围攻农会，杀害农会的干部；有的则在公路上抢劫共军的军车，与解放军对抗。一时间似乎有天下大乱之势。
1950年的全年，因为在动乱的岁月里，乡村的学校都没有开学上课，我们一班小孩就在家帮助放牛、割草。6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们几个小孩到高山岭头割草，突然看到有十多个背着长枪、短枪的人（反共救国军成员）向我们走来，并挥手让我们回去。我们不听，继续割草。不一会，山脚下的公路边突然传来哒哒哒的枪声，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大家都连滚带爬的往家里跑，草也不要了。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惊慌极了，回到家后心仍在剧烈地跳动。后来听大人们说这是潘彪的反共部队在公路上拦劫解放军的汽车，当场打死两名解放军，活捉一名，其余的突围回县城了。在山上向我们走来的那十几个人就是来控制制高点放哨的。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的反共救国军与解放军的武装对抗。
在这些反共活动中，如钟祖培领导的恭城暴动，蒋如荃领导的攻打桥亭、阳安两镇，尹治隆领导的攻打二塘镇，林俊美、李瑞熊领导的攻打阳朔县黄家解放军驻地，都是有一定规模的战斗，双方各有死伤。但，这些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袭击最终都因解放军的援军赶到而失败了。
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一方面攻打县城和乡镇，一方面则张贴布告、大标语，警告老百姓不要支持解放军，同时鼓动老百姓参加他们的队伍。一时间确有少数老百姓投奔他们。对于积极为解放军办事的农会干部他们则予以抓捕，有的被杀害。我们金山村的农会干部李本记就是被潘彪的暗杀队给杀害的。
当时农村中的老百姓是处在两难之地，解放军来了要应付，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来了也要应付，谁都不能得罪，在惊恐之中不得安宁。因为解放军刚来，新的政权刚建立，人们对共产党尚未真正的了解，一些人的心里还存在着一种想法，认为当年日本人来广西不到一年就走了，共产党来了还会是这样吗？因为当时社会尚不稳定，人们对形势还看不清楚，所以谁来了都得应付，都不敢得罪。老百姓就是这样在动荡中过日子。人们的这些疑惑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记得1950年7月下旬，国民党的残余势力邹家坤（平乐二塘人）部队约150多人来到我们十八冲这个小山村，马上指令村上较有名望的蓝老五为他们筹集军粮和菜等。蓝老五不得不各家奔跑筹粮，并杀了一头猪给他们。这些残余势力没有钱付帐，留下欠条，说是等“反共胜利后再加倍付款”。这帮人在我们村住了两天，我们村离县城只有20华里，人们生怕解放军在此时到来发生交战，那老百姓就要遭殃了。他们在这里驻扎，曾对村上的百姓们大肆宣传，说什么“共产党在广西是不会长久的”，“当年的日本人来不到一年就跑了，共产党也会和日本人一样，在广西是不会长久的”。老百姓听了这些话当然是不置可否，只是听听而已。我当时看到这些人对老百姓还是很友善，并不像抢劫和杀人放火的强盗。
中共建国后，据当时的报纸报导，溃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一面指示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的残兵败将负隅顽抗，一面出动大批飞机窜到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大城市及沿海一带狂轰滥炸，进行骚扰破坏。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以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一面整军备战，一面派遣特务潜入大陆内地活动，企图里应外合，“光复大陆”，气焰十分嚣张。
从以上这些报导，可以看出当时平乐、恭城、阳朔等地方出现的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的反共活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在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兴起之时，曾有人多次动员我的养父去参加他们的队伍，养父都推脱不去。他们的头目如尹治隆、曹志刚、潘彪、洪桂生等，养父都是认识的。特别是潘彪和洪桂生，不但是本村人，而且在抗日战争中还共同在自卫队里一起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彼此都十分熟悉。
养父之所以不去是得益于听了尹承纲的意见，如果去了早就没命了（文革中却在红色暴政中惨遭杀害）。尹承纲是平乐二塘乐塘村人，早年曾跟随白崇禧、李宗仁从军。北伐战争时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屡立战功；抗日战争中受中将参军之职。此人为人忠厚正直，国共内战时他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失败已成定局，因而弃军在柳州办实业和教育。养父原来的妻子（早逝）姓尹，也是乐塘村人，尹承纲是她的堂兄。1945年冬至1948年春，我和养父、母亲住在县城，就是租住尹承纲之弟尹承纪的房屋与他们同住。尹承纲从外面回到平乐多在尹承纪家里，常常谈到当前形势。我听养父说过，尹承纲曾对他们说“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都打不过共产党，再搞什么游击队还有什么用，不是自取灭亡吗？”“还是老实本分一点为好。”这些意见在养父的头脑中起了作用，所以他一直老老实实地行医，不参与别的活动。
尹承纪于1950年初和他的三女儿尹之莲到香港去了，他的二夫人本来也是同去的，但临上船时又不去了，据说是舍不得家产，结果在1951年反霸时被以恶霸地主论处而枪杀了。
如果她的丈夫尹承纪不出走香港的话恐怕也难逃死亡的命运。
三、共军对国军残余势力的清剿运动
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残余势力被共产党称之为“匪”，他们的各种反抗被视为“反革命”、“土匪暴乱”，当然不能为共产党所容忍，必然会遭到清剿。
据史枓记载，早在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协召开之时，毛泽东就宣布，中央政府一成立，一是要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革命的捣乱；二是要加紧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建设。1950年3月，在全国开展剿匪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对镇反工作再动员、再部署。6月14日，决定成立人民法院，运用司法程序来镇反。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共镇压土匪和反革命的决心之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广西各地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如此明目张胆的反共，就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广西镇压不力的极大不满。他们认为广西比西南解放在先，西南解决了“土匪”问题，而广西却落在后面，为此毛泽东批评广西的剿匪是全国最差的，并且存在严重的右倾，“镇压不足，宽大有余”，“该杀的不杀，该抓的不抓，重刑轻判，宽大无边”。10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同时加派领导人和部队到广西。由此，一场大规模的剿匪运动迅即展开。
平乐的剿匪运动从1950年11月初开始。遵照毛泽东的“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县里成立了“剿匪委员会”统一领导剿匪工作，同时成立县武装大队，区级成立区中队，村建立民兵，配合野战部队共同剿匪。并利用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士成立“招抚委员会”，招土匪下山投诚，以获得宽大处理。当时反复宣传的剿匪方针政策是“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结合”；对土匪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以此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达到彻底消灭匪特之目的。
毛泽东的指示果然奏效。在解放军的野战部队、县大队和民兵的共同围剿下，大兵压境，老百姓自不敢再支持土匪，土匪被围困后，往往因为缺粮和子弹而分散逃窜，这就容易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同时，由于政策攻心起了作用，许多参加土匪的老百姓主动向解放军投诚。不到一个月，土匪的队伍迅速瓦解，一些头目在“招抚委员会”的号召下也放下武器投诚，余下的骨干分子和主要头目的日子就会越来越不好过，到处受到围捕，又没有吃的，最终不是被抓就是被击毙。
我们村因为出了一个反共头目洪桂生，剿匪部队和民兵经常在晚上来搜捕。记得在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剿匪部队悄悄地进到我们村，先到洪桂生家搜查，然后由他的兄长洪福佑带上剿匪部队到我家，因为我家和洪家向来关系密切。剿匪人员没有声张，由洪福佑叫开门。当时我们一大家人正在烤火闲谈，门一打开，剿匪人员冲进来，同时哗啦啦的拉动枪栓的响声，伴着吼叫声，逼着人们往后退。母亲拉着我和弟弟迅速退到房里，我感到十分害怕，弟弟们则被吓哭了。剿匪人员当即在屋里到处搜查，没有发现什么，后来向大人们说了一通话而离开了。
剿匪部队在我们村守了一夜，下半夜时听说有数十名土匪经过村口的山坳，与剿匪部队发生交火，土匪被打散了四处逃跑。第二天早上，听说三马塘那边有一股土匪被包围了，正在激战，住在我们村的剿匪部队要赶去支援，如是迅速做好了饭菜，在村上要几个青壮年为他们送饭去。下午，送饭回来的人说，被围困的土匪全被解决了，有的被活捉，少数被打死，只有个别逃脱了。剿匪运动就是如此的过程吧！我们村的反共头目潘彪，就是在他的手下投诚或者被抓后，他一人东躲西藏，终于被解放军发现因拒捕而被当场击毙，民兵们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公路边的树上示众。
反共头目洪桂生则是自杀身亡的。我目睹了他自杀的全过程，至今尚记忆犹深。1951年1月中旬，一天早上，洪桂生的部下王阿三被抓获后，交代有一支长枪藏在我们村土地庙的墙上，他主动带解放军来庙里取这支枪。土地庙共有三间房，中间一间供着菩萨，左边一间有一家人在这里存放着一付棺材，右边一间存放杂物（王阿三的枪就藏在这间）。当解放军押着王阿三正在寻找枪支时，惊醒了在左边房棺材底睡觉的洪桂生（他大概是昨晚潜回到这里躲藏的）。他一听有人，慌忙惊起，嘴角碰到棺材边出血了，当即用驳壳枪向右边房的解放军射击，并投出一颗俄式手榴弹，幸未爆炸，否则解放军就会有重大伤亡。听到枪声，解放军和民兵迅即躲避，有的掀瓦背爬了出来。很快土地庙就被包围了，这次洪桂生是插翅难逃了。
当时我正在家里吃早饭，听到枪声和“洪桂生被包围了”的喊叫声，当即丢下饭碗，带上我的弟弟（4岁）和一个堂弟（7岁）上到楼上由窗户往外观望。这个窗户正好对着土地庙，对洪桂生的一切举动看得十分清楚。只见他蹲在门边的墙角，手握驳壳枪，不时向外射击。叭！叭！清脆的枪声震惊了山村的早晨。大人们都出门观看了。解放军和民兵并没开枪，看得出来是想抓活的。此时解放军把洪桂生的亲哥洪福佑找来了，要他喊话劝他的老弟出来投降。只见洪福佑在离土地庙约100多米的地方站着，面对土地庙大声喊道：“你把枪丢出来，投降了，没有退路的了，投降了解放军是会宽大的。”洪福佑反复喊话，解放军和民兵也多次喊“缴枪不杀”，但洪桂生在庙里不时向外射击，有时又答应两声“缴枪了，你们保证生命安全吗？”大概坚持了二十分钟，洪桂生突然冲出来，高喊着“缴枪了”，却朝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而倒地毙命了。
这时所有参战的军人和民兵，还有村里许多大人和小孩们都围上来看洪桂生的尸体。只见洪桂生双眼闭着，身上流血把衣服染红了。解放军和民兵们则谈着这段时间追捕的艰辛和胜利后的高兴心情，许多人举着枪向空中射击，以庆祝胜利，发泄心中的喜悦。
一位解放军的负责人叫洪福佑把洪桂生的尸体收去掩埋，但一些民兵积极分子则抢着把尸体拖到农会的公路边上，最后割下了洪桂生的人头挂在公路边的树上示众多日。看到这一切，当时我的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人死了还要把头割下，未免太残忍了。洪桂生虽然反共，但他在本地并未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总觉得我们村的老百姓对他并无多大的仇恨。他的自杀也算是明智的，如果投降了结果也会是七斗八斗以后而枪决。许多投诚的反共头目后来都被杀掉了就是明证。
四、对土匪、恶霸、地主的凶残杀害
1951年1月，平乐县内的22股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即共产党所称的土匪，约3600多人被全部清剿完了，剿匪运动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主动投诚的一般成员，部分人确属老实的百姓，经教育后放回家了；而许多人、特别是一些头目和骨干成员，不论是投诚的还是被抓获的，都在关押着，等待下一步的处理。
新年开始，随着剿匪运动的胜利，紧接而來的是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为了使土改顺利开展，使老百姓忠心地跟共产党走，不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镇压农村中的土匪及恶霸就提到了议事日程。大开杀戒成了当时的主流，村村都在杀人，而且这种杀人完全没有司法程序。土匪中的小头目及骨干成员，区级政府批准就可以杀；大一些的头目县级政府批准就能杀。总之，枪毙一个土匪或恶霸轻而易举，就像笼子里关着的鸡，只要有人喊杀，此人就绝对死定了。
我当时耳闻了大人们谈论的许多杀人事件，我自己也亲眼目睹了几起杀人事件，看到那种种打人和杀人的场面，至今仍心有余悸。
1、1951年2月的一天，听到二塘赶圩回来的大人们说，今天二塘枪毙了20多名土匪恶霸，有匪首邹家坤及国民党的政府官员地主伍晋衡等，全是用机枪来扫射的，不死的由民兵再去补枪打死。
我和养父、母親住在县城时，曾与伍晋衡的儿子伍永旭一起读小学，每逢节日我们还共同舞龙，记得有一次我们一班小孩舞龙到他家, 他家的大人给了我们红包, 并为我们舞龙燃放了许多鞭炮。如今他的父親被镇压，在我来说当时是感到心中茫然的。
2、尹承纪的二老婆也是在2月被枪杀的，罪名是女恶霸地主。听说开斗争会时把她的衣裤都剥去了，只留内衣和内裤，大冷的天里被冻得全身发紫，推出去枪杀时已不能动弹了。我和养父、母亲曾在平乐解放之前租住过她在县城的房子，与她们家同住了两年多时间，我与她家的小孩和丫头都玩得很好，她的三女儿尹芝莲当时读髙中，四女儿读初中，小儿子尹之良读髙小，我则是初小一、二年级的学生，他们对我都很好。平时我称她为八舅娘。我对她的印象不错，白白的面孔，说话大声，平时爱打牌赌钱，但对周围的人和她家的两个丫头还是很和善的，并未见什么霸道行为。一个妇人，并未反共也未杀人放火，却被说成恶霸地主，成了枪下之鬼，实在有些令人想不通。
3、我们村的潘大力，一个年过60多岁的老人，成了我们村反霸的第一个枪杀对象。他是我一个堂侄的外公，也未干过什么坏事，只是在地方上是较有名望的人，县里成立“招抚委员会”时他还是委员。土匪招抚下山了，他则被当成恶霸而被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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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舅父的含冤被枪杀。我母亲的亲哥哥、我的八舅父莫锦林，阳朔县福利竹仔简
村人。过去他曾在国民党桂系军队中当过连长，转业后在地方当过村长。为人一向忠厚、老实、本分。反共势力兴起时，一些头目硬要拉他去参加，要他做参谋，他是被迫去的，从未做过什么坏亊，也未杀人放火。剿匪运动开始后，他们一家四口人曾来我们家躲避了一个多月。剿匪运动快结束时，八舅娘和两个小孩先回去了，不久来信说没事了叫他回去。1951年2月中，我与八舅父同去（舅父的想法是带着一个小孩，如果在路上遇到盘查方便说话些）。由山路步行走到沙子街时我们不敢从街上过，就从下游过河，当晚在龙家村舅父的一个親戚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舅父就与我离别一人独自回家去了。后来听说舅父回去不几天就被抓，半个月后就在阳朔枪杀了。想不到与舅父这一别却成了永别，内心里充满了无限的难过与愁绪。
随八舅父回家途中，曾听老百姓说沙子镇当天枪杀了几个土匪头目，有黄金福、何老桥等，听他们说这些人都是主动投诚的，也被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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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熊父子同时被枪杀。如前述，当解放军进平乐时李瑞熊是出来欢迎的，但不
久就拉上他的原班人马下乡反共去了。剿匪后，他的部队被打垮，他潜回家乡沙子保和牛头村，不久即被抓获，1951年2月的一天与他的儿子一起在平乐县城被枪杀。听说枪杀他之前，他父子二人的手是用铁丝穿过手心来捆绑的。
6，1951年春节过后，我们村的土改运动开始了，第一个被镇压的对象就是地主钟文学。钟文学是金山村水冲屯人, 当时号称本村最大的地主，其实在当时来说也只是多些田地和財产，比一般人生活得好些而已，那也是靠勤奋和棈打细祘得来的。我养父和他是较熟悉的，因为钟文学的家在公路边，而我们家离公路尚有四华里的山路，故养父的自行车长期存放在钟文学家里，以方便上县城或是去赶集之用。我也曾在一次酒宴上近距离的接触过此人，个头较髙，身体偏瘦，说话细声，对人态度和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在枪杀他之前把他五花大绑吊在树上，逼他交代私藏的金银财宝，他被迫又交代了埋在地下的金银〔此前已把他家的财产全部沒收了〕，等把这些埋在地下的金锒挖出来后照样把他枪杀了。一个从未做过什么坏亊的人，也沒有参加过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共活动，只是在农村中畗裕一些，也成了一种罪过，被谋财又害命，其后全家被扫地出门，过着非人的生活，长期受到凌褥打压，是使人无法理解旳。
7、目睹王阿三被枪杀。王阿三是隔壁长冲村人，洪桂生的部下。当他被抓获后又逃跑去跟洪桂生，第二次被抓是回家找食物吃，被家人抓住交给剿匪部队的。虽然他坦白交代了有一支长枪藏在我们村的土地庙，并带解放军来收缴这支枪，最终也难逃死亡的命运，而且死得十分惨。斗争王阿三那天我去看了。王阿三与潘石生、陶桂有和另一姓潘的人，都是潘彪的部下，四人一起被押到斗争会场，上台去斗的人都用力拿竹棍打王阿三，打得遍体鳞伤，全身青紫，叫人惨不忍睹，其他三人则未被打。看到这种打人的场面，我感到很害怕。最后把这四人推去岭边枪杀，王阿三几乎不能走了，是被人抬去枪杀的。
8、到水源村参加斗争会看杀人。水源村离我们家约5公里，一天，农会通知去参加斗争会，大人们去，我们几个小孩也跟着去。到达会场时，只见台上跪着四个人，五花大绑，民兵荷枪实弹地看押着，周围站了不少拿枪的军人和民兵，气氛十分紧张。只见一些人轮流上台去斗。被斗的四个人听说全是反共头子曹志刚的部下，一个姓唐，小名叫麻子连，其他三人记不起名字了。麻子连开始是农会干部，反共势力猖狂时，他反水投入其中，因而这次斗争会所有的人都向他开火，用棍子把他打得半死。会后把这四人推到田边空地上枪杀。之后，我看到粉岩村的老徐（一个当时较有名的剿匪积极分子、县大队队员）用刺刀逐个去捅这些已死去的人，边捅嘴上还边骂个不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解恨。人被打死了还要这样用刀去捅，我觉得太残忍了。
9、看李巧初被枪杀。1951年5月，为了推动土改斗地主运动的开展，平乐县附城区组织斗争大会，以给各村树立榜样。一天，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参加斗争大会，各村的地主也被拉去陪斗，同时组织各村的老百姓去观看接受教育。会场设在县城对河的南福村，这天斗的就是该村的地主李巧初，一个年约40多岁的女人，细小的身材，跪在台上给贫下中农轮番上台批斗。全区的斗争大会，人山人海，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大的场面。会后，即把李巧初推到路边的土坡上枪杀，是用沙枪来打的，多枪才能打死。最后区政府的领导人叶柏松讲话，号召各村农民积极投入土改和斗地主运动，求得翻身和解放，同时警告各村的地主，只能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和自己的财产，配合土改，否则李巧初就是榜样。
10、看枪杀蒋如荃。据史料记载，蒋如荃生于1888年，平乐县桥亭桃林村人，生于书香富裕之家。幼年好学，且爱体育，1906年入桂林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武昌起义爆发，曾参加革命军与清军作战。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1916年毕业分配在桂军任营长，1927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团团长，后历任南宁、玉林、梧州、平乐等地区民团指挥官。1947年11月升中将，1949年10月接受白崇禧的命令成立“反共救国军”从事反共。
1951年9月17日，平乐县政府在二塘九龙村召开公审蒋如荃大会，我们学校也组织教师、学生去参加。我们离得远，只隐隐约约看到蒋如荃跪在台上，当时尚没有扩音器，上台去斗的人讲话，都是工作人员用喇叭筒重复。斗争会后，会议负责人宣读了他的反共罪状，之后推出去枪杀了。那天还斗争了另一名二塘石板桥村姓张的地主，斗爭会后也将他枪杀了。
在这场杀人运动中，仅金山村就杀害了二十多人，如一个60多岁的老人潘大力被诬之为恶霸枪杀了，一个为人和善仅当过国民党村长的潘孝发被枪杀了，另有潘石生、潘某某、余阿七、陶桂有、王阿三——等等十多人被称之为土匪予以枪杀，还有以所谓地主罪名而被杀害的钟文学、郭文波、钟木保、郭老炮、以及富农钟金水等多人被枪杀。另有郭老九、钟务生、林昌明的妻子等三人则是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的，其恐怖场面惨不忍睹。这些被害者中除潘某某一人因杀害过农会干部有人命案外，其余的全是冤死者。
五、对地主财产的疯狂掠夺
屠杀运动过后，紧接着的就是土地改革运动，分地主的田地，抢夺他们的财产。1951年的春天，停学一年的学校恢复上课了，笔者当年在学校读小学，是儿童团员，亲眼目睹了本村土改和斗地主的过程，现在回忆起来，当年对地主的残酷迫害以至枪杀，对地主私有财产的掠夺，仍然感到心有余悸和难以心平。
金山村是一个由12个自然屯组成的乡村。全村约两千余人口，多年来村民们都和睦相处，过着日出而起、日落而归的劳动生活。尽管有的家庭生活好过些，有的家庭生活困苦些，但都能生活得下去，从未听说有饿死人的事件发生（像1960~1962年那样的饿死人事件）。
因为在1950年时，广西许多地方尚有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在与共产党对抗，共产党还要进所谓的剿匪，所以，我们这个村的土改是从1951年春天才开始的。县里的土改工作队来到村里后，即宣布土改运动开始了，工作队先调查村里的有关情况，在此基础上即建立农会组织。接着物色土改的“根子”，再由土改“根子”去串连发动农民。然后对所有的村民划分阶级，根据各农户土地的多少，划分成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地主等不同的阶级。雇农和贫农是最贫穷的阶级，是土改运动主要的依靠对象，也是斗地主的中坚力量。土改的政策就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这是当时公开宣传的口号。
我们这个村多数农户是下中农和贫农，其次是中农，雇民只占少数，而富农和地主则是更少了，全村划了5户富农，却划了16户地主。
这16户所谓的地主，全是靠劳动致富和勤俭起家的，只不过是土地稍多一点，生活小康的水平也未真正达到。就是全村最有钱的一户钟姓地主，有两房老婆，生活好一点，但遇上荒月也仍然是要用杂粮来充饥的，与现代的贪官和大款们相比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可以说是没有一户够得上真正意义上地主的。
为了能有效地发动群众起来参加土改和斗地主，使绝大多数农民死心踏地跟共产党走，工作队就首先选择钟姓地主（本村所谓最大的地主）来开刀，把地主抓起来，抄他的家，把家具、衣物、生活用品、耕牛、农具、钱财等没收分给贫雇农，最后连房屋、田地也分。地主的金银则不易得到，因为他们早就埋在地下藏起来了。为此，工作队就指使土改的“根子”出面，对地主进行残酷的斗争，逼迫他们交出收藏的金银。开始地主们不愿拿出来，就把他吊起来毒打；再不交出来，就把他的脚绑在凳子上，用砖头来挤压，或者把手指绑上，用竹签插入指间，地主痛得难受，发出惨痛的尖叫，令围观者无不心惊胆寒。这种所谓的斗地主，完全是当年日本的“76号”特务机关、和电影上看到过的国民党中统、军统、重庆中美合作所对付共产党人所使用的法西斯手段，现在共产党也把它全盘搬来了，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所谓地主，要知道这些地主当时并未违反共产党的哪一条法律，更没有杀人、放火、投毒、抢劫，凭什么要如此对待他们呢？国家的法律到哪里去？
被斗的地主受不了如此的酷刑，只好被迫把埋藏的金银交出来，以为这样可以保命。谁知埋藏的金银交出来了，最后仍然被枪杀了。丢财又丢命，不知这是哪家的法律？当时的杀人，根本没有什么司法程序，工作队和农会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要杀地主，简直就像杀笼子里的鸡。这哪里还有什么王法和公理呢？
钟姓地主被枪杀后，他的妻子儿女们则被扫地出门，只能在荒地上搭上一个茅草棚来避雨安生。缺吃少穿，生活困苦，还要不时受到斗争，已陷入到了地狱般的生活。这是什么世道呢？
拿这一户钟姓地主来开刀，目的就是要打下地主们的威风，以此来发动群众参加土改运动。接下来就是对其它各户地主的斗争，照例是没收他们的家产，进行残酷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又枪杀了三名地主，斗死三人。每次开斗争会，不但全村的老百姓要参加会议，就连我们这些小学生也以儿童团的名义组织参加，叫我们呼喊口号，以壮声威。未被枪杀和斗死的地主，多被七斗八斗，弄得死去活来。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地主们被彻底斗垮了。期间，县里为了在全县树立典型，以此发动群众，曾组织了两次全县性的斗争大会，枪杀了全县最大的三户地主，其中一名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1950年剿匪时还是对土匪进行招抚的委员，土匪被招抚下山后自己则被枪杀了。
把地主斗垮了，有的被枪杀了，接着就是给农民分掠夺来的财产，名曰分“胜利果实”，最后是分田地，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都分得了相应的田地和相应的耕牛、农具。到1952冬天，我们村的土改工作全部结束了。全国其他地方的土改大概也是如此过程吧！
土改使地主的财产和田地都被没收和瓜分了，一些人并被枪杀，丢财又丢命。那些活着的地主及他们的子女，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过着非人的悲惨生活。这完全是中共在取得政权后，由政府出面而制造的大规模抢劫、屠杀暴行，是一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土改的实质就是对私有财产的侵犯，是对人权的侵犯，是对法制的践踏。无数的事实充分说明，土改完全是胡作非为，是非法的；和其后的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反右倾、四清、文革等一系列所谓的政治运动，全是毛泽东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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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筆者当年所耳闻目睹的所谓“剿匪、反霸、土改” 运动的全过程。现在回想起來，深感当年所谓“剿匪” 那绝对是扩大化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并非杀人、放火的土匪，他们只是对共产党一套有不同的认识；既使反对过共产党，一旦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了，就应该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这是起码的人性和人道。剿匪中杀人太多，乃至滥杀无辜显然是十分错误的。至于杀恶霸、地主，掠夺地主的财产更是错误的，现在应该彻底给这些平反、翻案，恢复他们的名誉，才是正确之道，惟有这样，这个社会才可能和谐进步。
作于2017年5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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