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绍智老师于今年五月27日晚在北京去世，终年93岁（详见网刊《公民议报》和《纵览中国》悼念文章）；好友千小驹于六月22日晚在旧金山湾区病故，终年74岁。不到一个月，连失两位好友，悲愤之极，痛不欲生。
与理论家苏绍智相比，千小驹的名气和影响没那么大，但在加州华人圈，知道他的人不少，原因之一，他是中国民主派元老千家驹的三公子，1945年生，本来在北京任国企老总，混得不错，但“危邦不居”，八九年流亡美国，长住加州。原因之二，他喜欢动手，乐于助人，干过多种职业，属于较早参加海外民运，并始终坚持“业余革命”的活跃人士之一。
我2013年从新泽西搬到湾区，与他同居康城。这里华人较少，经任松林先生介绍认识，因共同朋友多，谈得来，从此成为莫逆，以兄弟相称。没想到，比我年轻力壮，精力极端旺盛，很少看病的他，突发癌症，且一病不起，两个月就与世长辞。本周三（2019年7月三日）中午，众亲友在风景如画的半月湾百龄园公墓为他送别（见照片）。葬礼归来，心情难以平静。于是起写篇悼念文章，以表达我的惋惜、怀念，以及对健康警觉等复杂心情。
乱世避居异邦，时刻不忘故土
记得四月底某天傍晚，突接千兄电话，叫我尽快去医院，有事相托。我立刻赶到郡医院的急护病房询问病情。他说，发现尿液咖啡色，起初没当回事。但几天不见好转，影响胃口，于是开车去卫生中心。医生大惊，立刻叫救护车送他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胆管癌晚期，无法切除，只能保守治疗。他情绪相当悲观，把一串钥匙交给我，让我把车开回他家，并清理冰箱断电，及处理若干紧急事项。
随后数周，我跟老伴儿常去看他。后经两次微创手术，不必靠插管输液，慢慢可以进食，也能在院里散步了。五月底，转到距离稍远的康复院，总算看到一线希望。可惜好景不长，到六月二十号，收到他短信，已经连不成句。我忙电话询问，他说情况恶化，想见我一面。我让他把新地址给我，他说请护士代劳。第二天，又收到他最后短信，说“一无时间写呀”（估计是“已没有时间写啦”），象是诀别。就在我们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收到千大姐发出的讣告，说前一天晚上去世了。唉，人命看似顽强，其实很脆弱。在毫无预警的癌症突袭下，一个乐观顽强的铮铮铁汉，就这么撒手走了。呜呼！
回忆六年来交往，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千兄对故国的眷恋与关怀。他常深夜打电话给我，报告第一时间获得的国内动态，包括某些渲染过分的政治八卦。多数情况下，我都劝他不必激动，好好睡觉，对待网上传闻，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既别过分悲观，也别过分乐观。最好的验证办法有两个：一看官方有无政策改变；二看世界主流媒体，有无跟进报导。如果两者都没有，大约八九成是空穴来风，或某派系放出来的试探气球，不必过分认真。
据他自己说，每天要在手机和计算机网络上花费十几小时，因不懂英文，他阅读和收看的节目，全部来自中文媒体。我调侃他的政治病，比我更严重。我毕竟有儿孙家庭拖累，不得不花时间处理许多琐事，相当于从政治沉迷中有所解脱，变换放松，而他单身一人，常常连饭也懒得做，有的是时间，因此沉迷网络（或上网成瘾），从身心健康角度看，反倒害了他。
出国之前，他曾在北京琉璃厂某古董店当过经理，对艺术品很内行。居湾区这些年，虽然在古董收藏与鉴定上也花些时间，还在加州和国内任收藏协会理事，在集邮和票证（粮油布票等）上屡有斩获，但最近一笔投资失手，积蓄赔光，还债有压力，让他对古董失去信心。这应该是他情绪开始低落，并最终影响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数月前胞兄在国内去世，他未能回去奔丧，几次跟我说，他对哥哥内疚。我问他为何不回去看看？他说“一言难尽”。是因申请中国签证遇阻？还是因为家庭恩怨纠葛？他不主动说，我从不追问。
原因之三，是他生活节奏杂乱无章，特别是对饮食卫生对漫不经心。他的房间、厨房和客厅，异常凌乱，待洗的内衣毛巾袜子，随地乱扔。清理冰箱和橱柜时，我给他扔出八袋食品，发现许多过期，甚至发霉。其中一大盒包装精美的巧克力，看样子吃过几片，还有大半盒摆放整齐，细看日期，已过期两年。我回医院批评他，这样杂乱无章怎么行？过期食品，等于毒药。他承认马虎，从不认真查看包装盒的有效日期，但悔之晚矣。
当然，粗枝大叶的生活态度，跟他的婚姻不顺也有关系。对于缺乏自制力的人来说，起码缺少另一半的细微关怀与有效监督，久而久之，绝对影响身心健康。他先后离过两次婚，没有孩子。以后又处过几个朋友，时间和金钱没少花，都不成功。其实，生活散漫和婚姻坎坷两者之间，往往互为因果，究竟谁主谁次，大约要具体分析，不好一概而论。
总之，回顾千兄的仓促离世，我归纳上述三个诱因。这些因素，虽然跟病因未必直接相关，但间接影响难以排除。
坚持周末茶叙，点评党国大事
大约从2016年秋开始，千兄约我跟另一位同城朋友，每周六中午，去餐厅“喝早茶”，品尝比较正宗的港式小吃，顺便侃大山，摆龙门阵，对国内发生的重大新闻交流看法。三个退休老人，没任何功利目的，仅为追踪形势发展，聊慰乡愁而已。
后来，时间允许的话，我便根据记忆，把交流要点写成文字，在网刊《公民议报》上不定期发表，题目叫《三家村茶话》。前后经历一年，共发表三十几篇，每篇五千字左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查看我们的旧作。单从字数看，能出一个小册子了。可读性与内在价值如何，另当别论。
遗憾的是，自2017年秋我回国探亲，陪一群老美旅游，走了两个多月。接着，另一位工程师朋友，回国长住，我跟千兄就此做罢。不久，他被古董生意套牢，我的写作时间也难保证，《三家村茶话》便无疾而终。偶有朋友打听，将来是否重续？如今千兄作古，我在康城形单影只，精力大不如前，只能无限唏嘘了。
回顾我们三人对国内动态的关注和讨论（包括不同观点的争论），千兄属于比较激进的一位，对中共本质常有犀利的分析；而前公务员则比较传统，对毛左言论缺乏敏感度，对于未来中国民主改革（或革命）的前景，不像千兄那么充满信心。
我属于中间派，常被千兄讥笑为“骑墙”，“看似客观中允，实则没有立场”。我只能以“代沟”回答他。这如同我跟弟弟，相差六岁，但看问题的方法和立场，有巨大差距一样。究其原因，跟我们所受的教育与亲身经历的事件，有很大关系。比方大饥荒，我受的飢饿折磨，比弟弟高一个重量级。最饿的1960年，我17岁，在中学住校，脑体消耗大，饭菜不够吃，除了食堂给的点定量饭，一丁点额外补充也没有，经常半夜饿醒。而弟弟吃住在家，大人总会适当关照。更何况，千兄家属于高级统战对象，享受部级以上特供，对大饥荒的体会，不会像我一样刻骨铭心。
再比如文革，我在大学参加，跟中学生的经历自然不同，看问题的深度广度难免有别。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像杨小凯写的《中国向何处去？》，虽然出自高三学生之手，但水平高于许多大学生和老教授，不过那只是特例。一般而言，打人抄家破四旧的脑残行为，大多出自中学生，而组建读书会，传阅内部图书，探讨马列毛思，等等需要动脑筋的“反革命团伙”，多数为大专学生所为。
到千兄上山下乡的1968年，我们毕业分配，开始进入社会，成为国家职工。我印象中，千兄在北京南郊的固安插队，周末可以回家。后来通过关系，直接调回北京就业。另有朋友说，在高校恢复招生的时候，他进了北工（北京工学院）保密专业，所以能操作多种机器。无论如何，我们的经历差别较大。他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主要来自千老的家教，是耳濡目染的结果，而非经过系统教育和读书思考。
这让我回想起七十年代末，千家驹老人对中国知识界思想启蒙的重大贡献。1978年，我入中国社科院读研。每到春节之后两会召开，都能读到内部发行的两会提案，和代表发言摘要，大家最欣赏的是千老发言。最让我难忘的发言，是批评军方霸占人民大学校舍，长期拒绝归还。
当时我们常骑车路过人大校门口，看见两块大牌子，左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砲兵司令部”，下面有士兵持枪站岗，右边是“中国人民大学”，红男绿女自由进出，十分搞笑。对于如此滑稽的镜头，大家除了私下嘲笑，或者拍照留念，没人敢公开发表批评言论。千家驹则不然，他在大会发言中，高调批评军人强占校舍。他说“北洋军张勋、曹锟、段祺瑞、吴佩孚等，像走马灯轮番占领北京，但没有哪个军阀，胆敢强占校舍。我们号称人民子弟兵，却长期占据人大校舍不还，中央三令五申限期搬出，就是顶着不办，简直连北洋军阀都不如！”（原话已忘，大意如此）。当时，有个朋友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负责两会接待，据说这段严厉批评，赢得大会经久不息的掌声，连服务员们，手都拍麻了。
这又让我想起《思想网》发表过的一篇“佚名”文章，题目叫“毕生‘愤青’千家驹”，通读该文，令我对千老更加敬重。因为它列举了千家驹从早年投身共产革命，到晚年皈依佛门的许多细节，说明他是一个光明磊落、大胆敢言、始终如一的正人君子，不像许多钻营献媚的狗苟蝇营之辈，说话办事，专看高层脸色。我查了一下“愤青”的定义，说它由“愤怒青年”演变而来，指对社会负面状况不满的人，其中一些是要求变革、有一定民主思想的热血青年，有时表现激进，所以被称为“愤青”，本含褒义。 可是后来，“愤青”一词变了味，专指幼稚的毛左、民族主义狂、极权制度的愚忠捍卫者，成了令人厌恶的贬义词。
如此看来，把“愤青”帽子扣在千老头上，并不合适。正确的标题，应该是“不忘初心千家驹”，因为他早年的反蒋跟晚年的反毛，跟少数被称为“两头真”的中共老革命一样，都是出于同一个自由民主理念，这才是货真价实的“不忘初心”。在这方面，我感觉千兄有乃父之风，对自由的追求向往始终如一。不为蝇头小利收买，宁可在海外过清贫生活，也不想再回故土，去充当“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统战花瓶。
海外谋生不易，变换角色更难
最后，想从千兄最近的投资古董失败，谈谈流亡者在海外（特别美国）的谋生艰难与角色变换问题。
常有国内亲友问我，华人在美国好不好混？谋生容易还是艰难？我常笑答：“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条件，还要看自己的目标与定位如何。可以这么说，不懒不傻不靠拼爹的正常人，在美国发大财不容易，但混个小康并不难。我说的小康，并非国内大众的小康标准，而是美国普通工薪族的小康，年收入大约在四五万到七八万美元之间，无论给人打工还是自谋职业，都会有车有房，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只要老老实实干活，不管体力脑力还是耍手艺，哪怕当个垃圾工，肯省吃俭用，准时报税，懂点理财常识，差不多人人都能达到这个收入档次。然而，像千兄这样聪明能干的人，居然没能实现上述目标，究竟原因何在？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1982年来美读研的那批学生，普遍穷酸得很。我自己买不起西装，机票靠亲友凑，除了IAP-66表（美方奖学金证明），身上只有区区50美元，刚够从纽约到麻州大学的灰狗车票。可千兄来美的时候，据说身价50万美元，是我的一万倍。奇怪的是，这笔当年数目可观的“起始资本”，非但没能帮他安身立命，反而帮了倒忙，让他放不下身段，难以完成角色变换。
如果从那个时候起，就学点日常英语，塌塌实实打工，像他自己说的，工厂技术（车钳铣刨磨）样样通，那么再学一门技术，考个美国专业执照，混小康日子不是很容易吗？何必到三十年后，还要依赖政府救济的SSI（社安补助金，每月几百元）和穷人医疗卡生活？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两三年前，他在古董投资上栽的大跟头，这里讲点细节。某天晚上，他打电话说有要事相商，必须面议，我立刻开车去他家。原来，要动员我跟他一起投资，做笔大生意。说纽约有几位朋友，从教堂捐赠品中发现一张宋元古画，于是展示往来信件与古画照片。据行内人说，这是难得的真迹，上面有民国总统冯国璋的收藏印章，价值应该在几百万到上千美元。原计划公开拍卖，他们商定以底价（几十万？）买下，然后到香港拍卖，转手可翻几倍。问我是否愿意参与。我随即表示三点：第一，我虽然喜欢艺术，也爱画山水，但不懂真假鉴定，更不知道市场行情，无从评价；第二，我从来对发快财不感兴趣，无论诱惑力多大，自认没那个运气；第三，就算我有心，也没能力投资，仅仅维持温饱而已。所以，你最好另找合作伙伴。但最后告诫他：眼下古董市场欺诈盛行，造假太多，千万当心。万一哪天断了顿，找我借点生活费可以。
果然，不幸被我言中。三个月后，香港流拍，疑是赝品。又说下年度再去日本试试，从此没了下文。这笔生意的失败，不仅把他的积蓄掏光，还欠了外债，成为他的心病之一。上文提过，此处不赘。
在病重住院期间，他跟我交心说，后悔当初没听我劝告，被纽约合伙人骗了。如果当初没有走捷径发快财的非分之想，哪能吃这么大亏？我直言批评他，帮他分析来美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他承认自己的最大缺点是“大钱挣不来，小钱看不起。如果从头就踏踏实实干份工作，到今天也不会这么捉襟见肘了”。
我之所以冒昧写出这些感触，是因为千兄的悔恨，对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惊示做用。我发现，从农村偷渡来美打拼的许多福建人，往往经济状况都不错，维持小康没问题，个别还混成大老板。而从体制内出来的许多高学历知识分子，在美国没有学历和专业文凭，又不屑于自食其力，羞于当普通工人，或学一门手艺。他们就成为不能适应角色变换的一群。如果中共不变，他们只能靠美国福利为生。角色变换困难，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后遗症之一。
严格说来，自我错位问题，不单发生在部分流亡者身上，将来很可能，会更大规模地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以后，令许多人难以适应，无法谋生。设想，如果中国彻底转型，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会有多少尸位素餐、浑水摸鱼、靠裙带关系或者假知识、假学历、假文凭混饭吃的人，将失去饭碗？例如政工干部、马列学者、宣传官员，媒体骗子，以及千百万行政干部（除了当官，什么都不会），还有头戴大盖帽的公安、税务、城管、网警等等，估计都会失业，就算不遭罪行清算，也不得不沦为依赖社会救济的弱势群体。苏东波之后，类似角色转换过程，在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不同程度发生过。我确信，同样的社会变迁过程，也会在后极权时代的中国，更大规模重演，或变相重演。如若不信，请拭目以待。
由千小驹先生的辞世，联想到许多跟社会转型相关的冷酷议题。这里，丝毫没有对千兄的不敬，我依然敬重并深刻怀念这位跟我理念相同的好友。只不过，我通过深挖我们的人性弱点，进一步探讨中国面临的社会转型难题，会更有意义。这样的追悼与怀念，会进一步体现我们“不忘初心”，继续秉承我们曾经在《三家村茶话》中一贯追求的求真务实精神。
2019年7月6日夜
于旧金山湾区
转载自《纵览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