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大跃进与大饥荒
——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晓明
引言：
在中国，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尚未真正结束，1958年一场荒唐与疯狂的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又开始了，紧接着1959年又发生了反右倾和反瞒产运动。这一切的恶果不但使中国从此走上了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更使经济和环境都遭到了毀灭性的破坏，由此而直接导至了1960到1962年的中国大饥荒，使近4000万的中国人被饿死。这是一段令人永远难忘的黑暗与苦难岁月，是中华民族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艮古未见的一段最悲惨的历史。
那段时间我先是在桂林地质学校（即现在的桂林理工大学）地质勘探专业学习，1960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此期间桂林及其广西一些地方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我是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再加上从媒体上看到的全国其他地方所发生的种种大跃进之事，这些在我的脑海中都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如今想來仍令人痛心、悲愤，发人深省。
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见闻札记
大跃进的帷幕拉开后，1958年6月24日，我们一行20多名学生到广西204地质勘探队进行生产实习。204队位于广西钟山县五拱水，属平桂矿务局的辖区之内，该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地质普查找矿和勘探，为纩山开採提供后备资源基地，7月初我与另外三名同学就被分配到桂东南普查组工作。从7月初至10月底，我们的普查小组先后跑遍了桂东南的苍梧、藤县、岑溪、容县、平南、北流等县的许多地方，主要任务是根据地方群众报矿去检查矿点。每到一个县，先是到县里的工交部门联系，然后再由他们出俱证明，便于我们到县里各地方开展工作，流动性是很大的，食、宿均无定所。那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各地方都很欢迎我们的到來，使我们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些地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种种荒唐之事，身临其境，感慨万千，对所发生的许多事那时都产生了质疑，也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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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东南之行的见闻
7月中、下旬我们先是到苍梧县的新地、大坡、古茅检查矿点，重点踏勘了古茅钨矿；
8月初则转到藤县的金鸡、象棋等地，查看了象棋铅锌矿。这两处都是地方矿产部门在组织农民工採矿，民工们用手工打炮眼放炮採矿，劳动強度大，沒有什么劳动保护用品，生活也十分艰苦，令我非常同情。我们路过这些地方的农村时，看不到有多少农民在田间劳动，经打听得知他们大部分劳动力都去水利工地修水利了，只留下少数青壮年，其它的都是老人和小孩，使农村中显得冷冷清清，呈现出一派箫条的景象
8月中旬我们转到岑溪县，曾先后到该县的新墟（现名归义镇）、大硑（现名大业镇）、筋竹、水汶等地检查矿点。此时看到了《人民日报》8月13日在头版头条报导的“湖北省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 的特大消息，另一篇报导“福建海星社创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记录”， 两篇报导都是爆炸性的新闻，首次在全国放的水稻和花生的“高产卫星”， 震惊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岺溪县委立即在全县广为宣传，号召全县人民立即行动起來学习湖北麻城和福建海星，要修改原來的大跃进计划（原來的计划是水稻亩产600斤，向1200斤进军），自己也要放“高产卫星”。 笔者來自农村，从小见惯了农民种水稻和花生，从未见过有如此的高产，心想这有可能吗？是真的吗？无不在我的脑海中产生了巨大的疑问。
9月12日，《广西日报》刊登了环江县亩产13万斤的消息，并附有一张“三个小孩在成熟水稻禾苗上爬來爬去也掉不下來”的照片，同时配发了一篇社论，广西区党委发贺信祝贺；9月18日《人民日报》报导了这一消息。看到这一报导，更使我惊呆了，天下真会有如此的奇迹发生么？但这是党报刊登的，有照片，有党的领导机关的贺信祝捷，难道党报和党的领导机关会说谎吗？此时的人们也只有跟着信了，但在我的脑海中仍有诸多疑问，只是不敢公开表明而已。然而此事在岑溪县是一片欢腾的景像，大红标语贴滿了墻上，人们敲锣打鼓，呼喊口号，表明该县也要大跃进，放高产卫星。我看到其中的一条标语写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心想这个时代真的变了么？心中甚是疑惑，然而在那个“相信党、相信毛主席” 的年代里，也只有稀里胡涂、半信半疑地随大流了。
进入8月，正是全国大办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开始的时候。岑溪县的第一个人民公社是8月29日正式成立的，名叫“东方红人民公社”， 至9月上旬，全县就全部实现了政社合一的12个人民公社，以军事化的组织來管理，全县共成立十三个民兵团，111个民兵营，410个民兵连，同时各村屯都成立了集体食堂，农民吃饭不要钱，劳动还计工分得报酬，真似乎“一天等于二十年”，一夜之间人们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随着公社化的实现，真正的大跃进在该县开始了。此时正值中共中央提出“钢铁元帅升帐” 的口号，要求各地大办钢铁。由此，一场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展开。岑溪县委此前本是全力组织农民大搞增产运动和兴修水利，现在则要集中全力大搞钢铁了。为此，县里组织20多万人投入大办钢铁，连中小学生也派上阵，千军万马上山挖矿，砍树烧炭，大建土高炉，烧炭和炼铁的基地人山人海，热气腾腾，我在新墟、筋竹、水汶等地都看到了这样的场面。许多男女农民成群结队有组织地而來，带上简单的行李衣物和劳动工具，带上粮食和炊具，到指定的工棚或者当地农户家中住宿。这些人的表情都显得木然，一切都得按干部们的指挥而动作。他们所挖的所谓铁矿石，除有少许赤铁矿和褐铁矿外，大多数是红色砂岩，是根本不可能炼出铁來的。只有那些从农民拣來的废铁，或者家中砸锅得來的铁，投入土高炉中尚能炼出铁來。当地的官员曾叫我们普查组去帮他们上山看了几处铁矿点，怎奈这些地区本无什么铁矿存在，有的只是一些含铁的岩石，氧化、风化后形成的铁帽，根本构不成可供开採的铁矿床，农民们挖出來的大多数是含铁砂岩，是不可能炼出铁來的。
在各个炼铁和开採矿石的基地，我看到农民们的劳动十分辛苦，拖的时间很长，每个人都显得无精打采的，一些中小学生也被组织來锤矿石，很多学生在锤打矿石时就会入睡，，一不小心就会把锤头砸到自己的手、脚上。所有的人吃饭都是从生产队带來的粮食，是不用个人出钱的，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但没有什么菜，更缺少肉食之类的菜。那时我在通往县堿的公路上看到用松树毛塔的彩门上贴着一付对联：“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 足可见当地的大跃进和大办集体食堂的一班了。
9月下旬，我们普查组到了容县，县里钢铁指挥部的领导们很欢迎我们的到來，希望我们能帮他们找到好的铁矿点以供採矿炼铁。虽然我们知道此处的地质条件不可能有什么好的铁矿，但盛情难托，只好走马观花似的去看了几处农民报矿的矿点，是根本不值得开採的。然而所到之处，看到的却是千军万马般的人群在挖矿、砍树烧炭。据县的有关部门介绍，该县建有土高炉15处，477座土高炉，足可见该县大办钢铁决心之大。其后我们按自己的计划在六王、县底等几处地方检查了几个矿点，就结束在该县的工作了。
不几天我们就到了北流县，该县工交办的领导非常欢迎我们的到來。该县也成立了一个地质队负责找矿，地质队的负责人是刚到我们学校两个月短训班学习回來的，我们可是校友了，一见面就十分热情。据他介绍，该县成立了18个人民公社，成立了钢铁指挥部，出动了10万人大搞钢铁，办了14个钢铁厂，建了1000座小高炉，县里许多干部都走出机关下工地指挥和亲自动手了。他们地质队则负责寻找铁矿，希望我们大力协助他们的工作。为此我们先后在民安、民乐、新墟等地检查了几处矿点，在那些炼铁基地看到许多农民在挖矿，在砍树烧炭。经查看这些并非真正的铁矿石，除少量褐铁矿外，多为铁的氧化物和含铁的红色砂岩，是很难炼出铁來的。而许多大树被砍掉用來烧炭炼铁，实在是令人心痛、可惜。
在民安，这里的强劳动力都外出挖矿炼铁、修水利去了，村中多是老人和小孩，偶尔可见几个劳动力在田间劳动。这里的农民喜欢用一根竹制的大烟袋，里面装上水，吸烟时发出“嗬嗬” 的响声，很有节奏。他们好客，呌我们抽烟，我们不会而谢绝了。在他们的集体食堂，没有什么菜，但饭是足够吃的，只是环境卫生极差，苍蝇飞舞，灰尘满地。看到这些，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中国农民的生存条件实在是太差、太苦了。
10月中旬，我与一位黎姓同学被派往平南县检查矿点，到达县城后，我们先到县的钢铁指挥部联系工作，对我们的到來他们十分高兴，当即给我们介绍了县里大办钢铁的有关情况，希望我们能为他们大办钢铁出力，并出俱介绍信便于我们到各开展地工作。
平南县内除县城至大安、大新一带较平坦外，大部为山地和丘陵，那时公路极少，只有县堿到玉林的公路可通汽车，其他地方多不通车，只靠小路可通自行车，但水运则较为便利，浔江穿过县境，上可通贵县、南宁，下可至梧州、广州等地。
我们从县绒至育梧、马练、思望、丹竹、武林、大安、大新、古和、六陈等地检查矿点，全靠自行车给我们作交通工具。这里的自行车运输，车手们的车技很好，在那崎岖不平的小路上载上客人也行车自如，我坐在后面都感到有几分担心，但他们则稳稳地握着车头从不倒下。自行车往前行廷，两边的青山翠竹闪过，别有一畨风味，倒是令人高兴。
平南县此时已全部实现了公社化，各生产队都成立了集体食堂。现时已有10万人在挖矿和砍树烧炭大炼钢铁。我们在古和钢铁基地看到，许多人在锤打矿石，有的是废铁和农民的铁锅，砸烂后一并投入土炉中冶练，一些人一夜不停地守在土炼铁炉旁，熬红了双眼，疲惫不堪。古和是一个生产大队，大队部及周围农民家都住满了从各地來的男女农民，人山人海，热闹异常。
古和大队部及周边农民房屋的墻壁上都写有不少大标语，有用毛笔写在纸上的，也有用红油漆直接写在墻上的，什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15年内赶上美国、超过英国”，“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之类的，都是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
所有來参加钢铁会战的男女农民都是军事化的组织，一个大队來的就是一个民兵营，一个生产小队就是一个民兵连。所有各营、连都要开展劳动竞赛，开展挿红旗、拔白旗活动，政治思想好、劳动好的就得红旗，差的就挿白旗。一天我看到一个40多岁的农民被人围着批斗，后听人说此人是被管制的分子，讲怪话，不好好劳动，只见其他的民工都在批判斗争他。真是劳动干活也忘不了阶级斗争。
在丹竹的赤马村，我看到一个中年妇女被绳子绑在大队部门外的柱子上，几个看热闹的小孩用棍子撩她。这个妇人含着眼泪在抽泣，似乎有满腹的冤屈要诉。我问大队的文书这是怎么回事，文书说这女的在搞腐化，要给她教训。顿时我似乎明白了，这女的一定是丈夫去大炼钢铁离家久了，寂寞难耐的她红杏出墻了。但为什么不见抓男的呢？男的是何许人也，别人都外出炼钢铁去了，他却有闲工夫在家风流。其实就这么一点男女私情就用得着抓人梱绑示众，这不進侵犯人权、侮辱人的尊严么？！
离开赤马后，我们就到了六陈一带踏勘矿。六陈是一个公社所在地，属平南与容县交界的丘陵地带。公社干部中有一个是桂林阳朔人，我们可是老乡，他简要地介绍了该公社大跃进与大炼钢铁情况。在他的办公室，我曾看到10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忻城气盖世，日产赛煤都” 的报导，说广西忻城县19小时产煤67·1万吨，放了一颗“煤炭卫星”， 并配发《祝贺广西大捷》的社论。联系到前些时在岑溪时看到的水稻高产卫星、花生高产卫星，以及其它许许多多的“高产卫星”，加上在各地看到那些形形色色的大跃进与大办钢铁的标语口号，在我的头脑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受到了鼓舞，也产生了疑问。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的我，思想单纯，阅历不多，许多事情是难以理解深透的。就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种种，那时心里在想“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吗？”种种质疑总是在头脑中浮想，但从不敢与人说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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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川县朝东的所见所闻
11月初桂东南地质踏勘告一段落后，我被调回大队部另行分配工作，不几天就转到了普查分队四小队。四小队那时正在富川县朝东岩鹰咀山区进行矿产普查工作，听说那是一个瑶族同胞居住的地区，我从未到过少数民族地区，是怀着高兴的心情而前往的。
11月10日，我乘车离开大队部先到钟山，在此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转车前往富川县城富阳，沿途看到许多农民在修水利、挖矿，热闹异常。到达冨阳下车后，前往朝东就沒有班车可乘了，我就雇上一辆马车前往朝东，可装行礼和坐人，不用挑着行李步行。富阳到朝东约30多里地，需要3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一路上來往的行人很少，偶尔见几个老人和小孩在村边张望，显得十分箫条, 幸得赶马车的人一路闲谈, 才解除了心中的寂寞…
到达朝东时已是下午5时多了, 由朝东到岩鹰咀尚有近30里山路, 只能在此住上一晚, 等第二天四小队的后勤人员來朝东买菜才能与他一同进山了.
朝东名为一个小镇, 实际上只是一个较大点的村庄, 正好位于广西与湖南的边界上, 是一片小小的冲积平原, 田地较多, 土地肥沃, 是一个盛产粮食的地方, 赶马车的人说，每逢赶墟之日, 附近的村民和山里的瑶族同胞会到这里來做买卖, 农付产品和各种山货是较多的，只是如今大跃进、大炼钢铁，许多人都去工地了，所以如今赶墟的日子也不怎么热闹了。在马车人的引导下，为我找到了一家私人开的小客栈，我只能在此将就一晚了。
客栈老板很热情，为我做好了晚歺，只是一些青菜和两个鸡蛋，也使我觉得很不错了。晥上这里沒有电灯，整个小镇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偶尔可见居民家点的煤油灯露出星点灯光，村镇上沒有任何可玩之处，显得箫条，沒有生气，早早的我就躺到床上睡了。但一个人在外，久久地不能入睡。我静静地躺着，听深秋之风刮起的沙土打在瓦背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不时有耗子出沒的吱吱声。加上这床大概许久沒人住了，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使人难受。几个月桂东南几个县之行，所见所闻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之情景不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总会使我浮想联翩。
第二天一早，太阳刚从东方升起我就起床了，小客栈的主人为我做好了早歺，是稀饭和两个糯米粑粑。早歺后，我付过房费和歺费，等待着普查四小队採购人员的到來，以便与他们一道进山。近11时，一位姓邓的採购人员到來了，我与他一起到集市上买菜，吃过中歺后，雇上一个民工挑菜和我的部分行李，我们离开朝东向岩鹰咀进发了。朝东到岩鹰咀有近30里山路，沿着一条大的冲沟往上游走，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是较难行走的。经过约三个小时的行程，下午5时多始到达四小队的住地。
岩鹰咀是瑶族同胞居住的山区，属都厐岭山脉的余脉，最高山峰海拔1500多米，普查四小队就在近山脚一块小坪地上搭上帳篷住宿，附近就有几间瑶族同胞的茅草房，与他们朝夕相处。同志们十分欢迎我的到來，安排给我一张帆布床住下后，不久就吃晚饭。这一歺饭吃得很香，炊事员是一位湖南师付傅，烧的湖南菜很好吃。由于一路行走山路劳累了，晚饭后很快我就沉入梦乡了。
这里的瑶族人们称之为过山瑶，即这两年种这一片山地，过两年又去种另一片山地，有点类似于古时刀耕火种的山人。他们种植的作物主要是玉米，其次有木薯之类的杂粮，在冲沟边的山坡上也有少量的梯田可种植水稻，一年只能种一次。他们的主食是玉米，每歺饭都要打油茶，偶尔也吃大米饭。这里出门就是爬山，男人们头上包着头巾，女人们腳上打绑腿，头戴特有的瑶族布帽，男女们都穿上自已织的土布衣物，背上一个大竹篓，手拿砍刀上山耕种，与汉族人相比确是落后多了。
由于是大跃进时期，这里年青的瑶胞也大都去修水利、砍树烧炭、挖矿炼铁去了，留下來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这里也办了集体食堂，每到吃饭的时候，管食堂的人打梆（一种像竹筒样的器具），梆声清脆悦耳，传过山岗沟谷，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可怜这些瑶胞们，为了吃一歺饭，有的人家要先从对面山坡下到山底，再过冲沟往这边山上爬；两边的人虽然可以相互看到，大声喊叫也能听到，却要走上近个小时，实在是辛苦了。我对这些瑶胞们十分同情，为什么不能因地制宜，非得要办这样的集体食堂呢？
我们地质队的生活与他们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每人每月有40斤粮食，副食品供应有保障，每天都有肉食；看着身边瑶胞们清苦的生活，我的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要让瑶胞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不知要到何年才能实现啊！
我们的工作是爬山，进行地质填图，进行槽探、爆破、採样等山地工程，我们地质人员主要是去佈置工程并指导工人施工，然后进行地质编录。在大跃进的年代里，白天上山，晩上还得开会学习，按大队的指示，地质工作也要多快好省，也要放卫星。为此，各工种的施工人员，为了争成绩，不顾质量，甚至多报自己完成的工作量，就连地质填图，观察点也随意用红油漆多写，草率记录。各工种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放“小卫星”， 并以此为荣，开会时还获得表扬。如此的放“卫星”， 实际是弄虛作假，自欺欺人，毫无实际意义的。“放卫星” 原來就是如此这班的，其它地方估计也会是如此的吧！
12月下旬，这里连续下了几天大雪，满山遍野树枝上都挂满了冰雪，成了一片银白色的世界，十分状丽好看，是我从未曾见过的美丽雪景。以前只听说北方才有的冰雪世界，想不到在岺南的山区也会有银装素裹、漫天冰雪的世界，真乃难得一见的美景。几天來大雪封山不能上山工作，我和一位地质技术人员就到附近一个瑶族老人家里玩。这位老人约50多岁年纪，身体健壮，单身独户，是一个朴实本份的山民。他一个人耕种，家里墻壁上挂满了玉米棒子，对我们的到來十分高兴，当即打油茶、炒玉米招待我们，很是热情。瑶族同胞的油茶我从未喝过，我先尝了一口，很苦，难以下咽，炒玉米倒是香脆可口。瑶胞们日常生活就是如此，他们怎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呢？！
四小队有一个姓刘的採样工，湖南人，约40多岁。此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过国民党的远征军，到过缅甸、印度，在印度曾受过美军教官的训练。他见多习广，平时话语多，常爱跟人讲故事，开玩笑，我对此人的印象是较好的，他与我也很说的來。他的工作是积极肯干的，只是平时爱提意见，有时也说两句怪话。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为了要抓落后的典型，曾有两个晚上专门开会批评他，名曰“挿红旗，拔白旗，抓思想斗争”。 看到这些，我思想上感到很不是滋味，但这种批判会在各地都是普遍有的，不管那个部门和单位，也不论人多人少，总是会找些典型來批判的，这是那个时代必然会出现的事。
二、1959年的持续“跃进”与反“右顷”和反瞒产运动
1959年3月初，我们的野外生产实习结束，我离开岩鹰咀回校，其他的同学也都回校了。离开学校半年多，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学生人数大增，我们56级只有500名学生，1957年沒有招生，但1958年8月却招收了1500学生。新生招來后一个学期都未上课，学校为了搞大跃进，也在桂林市郊九华山建了几座小高炉炼铁炼钢，故而新生全都去搞劳动。幸好我们56级的学生去野外队实习了，得到了生产实践的锻炼，如果在校的话肯定也是会整天的搞劳动。现在回到学校上课了，仍然是每周要停课一天搞劳动，有时星期天也要搞半天劳动。
回到学校后，学校组织我们对野外实习工作进行总结，每个人都要在小组会上作交流发言，谈感想。一些好的发言者则被指定到全校大会上发言，当然谈的都是在各地所见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见闻和感想，都是赞美之词，显然都是说的假话、大话，是那个说假话年代的通病。
1958年的大跃进已显出了灾难性的后果，但1959年还要继续跃进。1959年4月18至28日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经毛泽东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1959年新的跃进计划。报告指出：“今年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积极努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以四大指标（钢产量1800万吨、煤产量3.8亿吨、粮食产量10500亿斤、棉花1亿担）为中心的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又指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继续跃进的计划，工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的2050亿元增长40%达到287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650亿元，农业总产值1220亿元。在3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产量计划增长50%的有生铁、钢、原油、化肥、硫酸、发电设备、机车、货车、拖拉机等17种，其他产品，除很少几种外，也都增产在30%以上。主要的农业产品中，产量增长40%的有粮食、棉花、黄麻、甘蔗、甜菜、花生、油菜籽以及生猪头数。基本建设投资总额，通过国家预算的部分拟定为270亿元，比1958年的214亿元增长26%。进行建设的限额以上项目共1092个，占投资总额的2/3” 。
1959年新的所谓“跃进”计划能完成么？回顾去年的大跃进，再面对今年新的所谓跃进，必然会遭到一些人的批评；虽然一般人对此是敢怒不敢言，但也有人敢于对1958年大“跃进”搞糟了敢于批评。最典型的就是中央高层的彭德怀、黄克成、张闻天、周小舟等四名高级干部，他们在湖南和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等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和改正的意见。在1959年7月至8月的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他们都提出了自己善意的忠言；特别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心系天下社稷国家，为民请命，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评，主要指的是“浮夸风”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但信中也给毛泽东唱赞歌，说“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贫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在信中只字未提毛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信的结尾说：“今年明年和今后十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然而就是这么一封私人信件，特别是其中一句轻描淡写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却一针见血的触动了毛的心病，激起了毛的勃然大怒。毛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么一批人”。
在8月2日的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毛说彭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由此，一场“反右倾”、“更大跃进”的运动在全国又一次兴起。
庐山会议把彭、黄、张、周定为“反党集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在会议上受到了毛泽东组织和领导的批判斗争，并在全国开展一场“反右倾”运动，使370余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备受苦难。与此同时一场“更大的跃进”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
在毛的指挥下，除了制定不切实际的工农业生产高指标外，首先是恢复在1959年春已被解散了的公共食堂，强调这是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因素。为此中共中央连篇累牍下发文件，强调必须恢复、巩固和办好公共食堂。一大批原来解散食堂的干部受到批判，并采取强制措施，把农村中人口再次逼进食堂，以便于对农民的管理和控制。
到秋收时节，为证明“更大跃进”取得了伟大成绩，各地区都搞起了高指标，报高产，然后是高征购。为了证实1959年“更大跃进”取得了空前绝后的大丰收，为了完成高征购，1959年冬全国开展了一场反“瞒产”运动，持续到了1960年冬天。庐山会议后，中共中央多次在有关文件中特别强调，大跃进取得了伟大成就。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借粮食问题向党发起“猖狂进攻”，一场反“瞒产”运动势在必行。
当时对于粮食的安排是强调先国家后集体，充分安排国家征购后再安排生活，完成征购任务后再留口粮、种子粮。反“瞒产”首先针对的是各级干部，特别是农村的基层干部。上报产量达不到上级规定指标的，立即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轻则批判斗争，重则毒打，捆绑，甚至有打死人的事发生。这些基层干部们受不了如此的折磨，被迫违心的承认“隐瞒”了粮食产量，只好报假的数字。报了高指标，就要按高指标征购，农民们就根本没有留下的口粮了。
有些地方实在拿不出粮食来给国家征购了，一些毫无人性的干部就带上民兵到老百姓家中搜查，开展搜粮运动，强行把一部分农民的保命粮从农民手中搞出来，即使被搜出十几斤粮食的农民就当即被捆绑、批斗，这在全国各地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1960年春节期间，正值学校放寒假，我回家过春节。回到家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满目荒涼的景象，村里许多青壮年劳动力都还在外修水利沒有回家，显得冷冷清清的。往年在快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忙着做年糕、糍粑、炸油果、打饼子，忙得不可开交；还要准备鸡、鸭、魚，杀年猪，准备过大年。而今这种景象是看不到了，直到过年前三天，外出修水利劳动的人们才回到家。
由于当时仍是集体食堂，也是集体养猪场在养猪，过年了，食堂暂时停伙几天，把粮食分给各家回去自己煮食。年猪也是生产队杀的，按人头每人只分得两斤猪肉，实在是太可怜了。我家还好些，父亲是一名中医生，食品公司多少有些肉类和副食品供应，我作为回乡的学生，县里也供应了少量的肉，比村里别的家庭要好些。
1月2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一，是农民大过年的喜庆日子。而今这一切是全沒有了，因为大家连饭都吃不饱，两斤肉过年，客人來了吃什么呢？老人们只有无精打彩的昏昏欲睡，儿童们也没有了往日的欢乐喜闹，大人们或在做点什么家务事，或是趁机好好睡觉，整个村庒实在是处在一片萧瑟的境况之中。
母亲吿诉我，上个月有县里的工作队和大队干部來过，说是搞“反瞒产” 运动，要对生产队和各家进行检查，看是否有隐瞒粮食产量私分之事。我的一个婶娘因有几十斤粮食被搜查出來了，当即被工作队捆绑起來批斗，粮食被沒收。我的一个远在阳朔的叔叔是大队干部，参加县里的四级干部会议，因完不成上面定的粮食产量任务，被诬为“瞒产” 而遭到批斗。听到这些使我心里十分难受，心里总在想“怎么会出现如此的事呢”》 难道搞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么？
春节期间我沒有心思去走亲访友拜年，家里也没有人來，只有姐姐带着小外甥回來了。姐姐不是外人，虽然生活清苦，一家人春节能团聚，也多少增添了一些快意。
三、人世间少见的大饥荒
“大跃进”中媒体上曾经常有“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的文字出现，当年各行各业大大小小各种“卫星” 的升空，使多少百姓梦想着“中国离那个色彩斑斓的‘天堂’ 已经不远了”。 然而百姓们做的却是一场噩梦，中国非旦不可能进入那梦幻般的“天堂”，却反倒陷入了从来没有想到的人世间的巨大灾难之中。就以我的所见所闻，便可充分说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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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期间的见闻
1960年春节过后，我带着苦闷的心回到学校，这是四个学年的最后一个学期了。新学期开学后，只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全部课程就结束了，4月中旬就要到野外进行毕业实习，我和20多名同学被分配到273地质队。那时273队在贵县（即现在的贵港市），开始我与几名同学被分在该队的铁矿普查组工作，任务是沿贵县至黎塘沿线泥盆系郁江组地层中寻找铁矿，为贵县钢铁厂找到可供开採的冨铁矿。我们小组在铁路边的山坡中寻找，也爬到了镇龙山上，都没有发现可供进一步工作的铁矿点，但在镇龙山上却见有地方组织农民工在开採黄铁矿和毒砂矿，这些农民工穿着破烂，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差，这些矿石中含硫、砷都是有毒害的物质，开矿的农民工沒有任何的劳动保护品，我看到他们面黄饥瘦的，有的人眉毛都掉光了，样子十分可怜。
在铁路沿线的农村，我看到许多村庄都是冷清清的，人们都显得无精打彩，都是严重缺粮所致。我们在野外工作每月有35斤粮食，饭是夠吃的了，只是沒有什仏副食品供应，又缺少肉类和食油，生活虽然比农民好多了，但也是使人难受的。到黎塘镇后，我们就用地质队的介绍信到供销社联系，供硝社给我们供应了不少玉米饼，在当时来说这些可是上等品了，是不能随便买到的，使我们感到很高兴。拿着这些玉米饼，回到住地后，晚上我们就分了一些给住家的房东，他们可是高兴极了，万分的感谢我们。我们只能分给这一家人，还有村里众多人家都是缺吃的，谁來给他们呢？想到这些，心里又多了几分难受。
一个月后这里的铁矿普查工作吿一段落，我与另外几名同学被调到平南普查组，任务就是沿平南县大新至古和、六陈一带的山间盆地和丘陵地带花岗岩风化壳中普査钛铁砂矿和稀有金属矿。这些地方在1958年大跃进中我曾跑过，而今旧地重游，当年看到的农民劳动大军大挖铁矿石、大炼钢铁的景象没有了，只见古和那些小高炉的残骸尚在，当年烧出來的结铁块尚堆在地上，全是一堆废物。当年农民工放开肚皮吃饭的情景也不见了，而今是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左右的口粮，还要进行強劳动，他们怎么生存下去呢？我们普查组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面黄饥瘦的人群。为了生存，许多人都在挖野菜、野山芋煮來充饥。正是因为如此，在大新、古和、六陈等地，常可见到有浮肿病人。农村中显得荒凉，没有生气，少有人走动，偶尔只听到有几声犬吠，看到这些心里实感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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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校工作后亲历的饥荒
6月底我们的毕业实习结束回校，从7月初开始进行毕业前的个人总结，然后进行毕业分配。我们地质专业绝大多数学生被分配在广西和其它省的地质部门工作，只有我和另外十多名同学留在学校工作。8月份学校就给我们发工资，并告知我下学期就要任课走上讲台。第一次领到工资，并且即将要做教师，内心里自然是十分高兴和激动的。
9月初新学年开始了，我被安排担任58级地质专业两个班古生物学与历史地质学的教学，。第一次走上讲台，心里是紧张的，但在老教师的耐心指导下，经过自己认真的准备，上课后同学们的反应是好的，平时我与学生们都很融洽。只是此时正是饥荒时期，副食品和肉类供应大为减少，一切都要凭票供应，粮食也由原來每月33斤減到30斤，不久又减到27斤，这对年青人來说是不夠的了，尤其缺小肉类和食油的情况下，更是使人不好受。为此学校就组织干部和教师以及学生开塃种地，办养猪场，养鸡场，每天下午下课后、连星期天大多时间要去劳动。由于缺少吃的，营养差，工作又紧张劳累，使不少人得了浮肿病，我们教研室十多名教师就有3人得了这种病，全校共有300多名师生得了此种病。
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寒假期间我回家过春节。这时家乡的粮荒也越來越严重，集体食堂也解散了，各家各户重新生火煮食，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许多人就採摘野菜和野山芋充叽。大过年的也是死一般的沉寂，毫无生气。我的家乡是一个小山村，近100人口，竟有几十人得了浮肿病，更有蓝耀甫、蓝耀徳、蓝老荣等人因饥饿患疯死去了。母亲告诉我，我们大队许多人被派去修平口水库、谢家水库，劳动强度大，又缺少吃的，一些人在工地上就生病而死去，有些人在回家的路上饥饿走不动了，倒在地上就慢慢死去，我们大队的钟天发、潘文茂等人就是这样死去的。多么悲惨的情景啊，“路有饿死骨”， 在这个时代又再现了。 听到这些呌人心里难受。母亲还说我们的一家鄰居，大人外出劳动了，他家的一个年仅十岁的小孩在家，因饥饿难忍，把本属大人的那份饭给吃了，大人劳动回來就沒有吃的了，为此而把小孩痛打一顿。谁会这么痛打自己的孩子呢？听母亲说到这些，我沉默不语，沉入了悲痛的冥想之中——报纸上不是总说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粮食连年增产么?怎么现实中人们连饭都吃不饱，这个社会怎么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 社会么？！
四、值得回顾与反思的历史
以上就是我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和其后大饥荒时期的所见所闻，而今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虽然过去了，但这些仍会在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难以忘怀。从现在各地披露的大量史料中得知，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水利”， 使农民成了奴隶、役工，农民的生命贱如蝼蚁，牛马般的被驱赶着，终于导至大饥荒的出现，使全国近四千万人被活活饿死，这是历史罕见的。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旗号下。一些人竟然高喊“宁教死了，不教红旗倒”，“宁死九十九，红旗不丢手”，上亿的农民过渡的劳动，营养不良，以至缺食，不是劳累而死，就是饥饿而亡。这是毛泽东千古之罪也。
1959年的所谓“持续跃进”、反“右倾”、反“瞒产”，更是在中国人民的伤口上再加上一把盐，使中国人民陷入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之中，从1959年起全国就出了饥荒，至1960年、1961年达到了最为惨重的程度；饥民们吃糠，吃野菜，吃树皮，吃草根，吃观音土，以至人自相食，饿殍遍野。用毛泽东自己的诗句来说，真可称得上“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就以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而言，大饥荒期间全国有3755.8万人被活活饿死，这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年至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死亡人数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1920年至1936年的17年间，因灾荒合计死亡人数为1836万。而1959年至1962年非正常死亡3755.8万人，却主要不是因为天灾，而是人祸造成的，这不能不令人震惊与深思。现今许多对“大跃进”与大饥荒的研究学者，许多当年耳闻目睹的当事人，都有大量的研究文章和回忆之作公诸于世，是一件可喜之事，增加了人们对那个荒唐而又悲惨年代所发生事件的了解和认识。
当年民间流传的悲惨歌谣，至今还使人难忘：“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社员填满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这些歌谣无一不反映了那个悲惨时代的现实，读来令人辛酸，令人悲痛。
现有的种种史料都清楚地表明，那个年代的悲惨事例在中国是举不胜举的，限于本文的编幅，在此就无须一一例举了。
面对这些问题，从那个年代幸存下來的人们，更多的是当今的人们，应该总结和反思什么呢？这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依笔者之见，应该总结和思考的问题当然是很多的，但如能首先总结和思考造成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其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以党的“决议”形式公开承认当年的困难和国家、人民遭受到的重大损失，无疑是一个进步。特别是近年来解封了“大跃进”和大饥荒时期的若干档案资料，这更是一个大的进步。然而仅仅这样仍然是不够的，官方把那段时期只称其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与非官方说法“大饥荒时期”是根本不能同一而语的；并且从未提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和毛泽东应承担的责任，这是令人不解，也是不能满意的。
历史是人类过往活动的真实记录，更是那个时代统治者功过是非的真实记载。历史就是历史，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世纪大灾难，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值得人们深思和探讨的。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特别是当今的青年一代，应该面对历史，以史为鉴，去认真总结和反思这个现代史中的重大问题，使这样的历史事件不致在神州大地重演，这是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
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首先我们必须深入探讨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所在，才能使我们这个社会不断迈向美好的未来。
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及由此而生的人祸横行。这应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也是许多专家、学者们研究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中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后，又走上了一条军阀统治和其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道路，仍未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所以在那时（不论是封建帝制、军阀割据还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饥荒是时有发生的。然而那时的饥荒其惨重程度和持续时间是远远不能和1959～1962年的大饥荒相比的。因为过往时代的饥荒，统治者会向灾民开仓赈灾，虽然有限，许多时候是装样子，但事情还是做了；另一方面有钱的人家也会向灾民施舍，借粮或者煮稀饭让灾民食用。笔者在儿童时代曾经经历过饥荒年代，1946年的春天，由于抗日战争刚结束，国家的财力耗尽，此时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在广西的不少地方发生饥荒。笔者亲眼所见，广西平乐县一些有钱的大富人家就煮了大量的粥给灾民吃，政府也接受了美国来的救济食品，笔者就亲自食用过美国援助的豆粉（罐装），虽然有不少人挨饿，但不致于饿死，讨饭也生存了下来。而且此次饥荒时间很短，秋收以后饥荒就基本过去了。
就是在西藏那样落后的地方，用原国家政协副主席班禅喇嘛的话来说：“过去西藏虽是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而发生在1959年～1962年的大饥荒（1960～61年是最为严重的时期），持续时间达4年之久，死亡人数达4千多万，这是过往历朝历代所未曾有过的。因为此时是毛泽东在当政，他是一个既独裁、专横跋扈而又无知的执政者，由于他的胡作非为，导致全国人祸横行，所以才造成了如此的世纪大灾难。
当然，毛泽东的本意未必就想把中国的经济搞垮，未必就想叫中国人都饿死。但他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和他“斯大林加秦始皇”式的残暴专横以至荒唐、愚蠢的一系列政策实施的结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是不容置疑的。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都是在毛的思想指导下，由毛下令搞起来的，那时的种种荒唐与疯狂的所为，直接导致了其后连续大饥荒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1958年的胡作非为，它所带来的恶果在1959年初就已显露出来了。此时一些地方已经出现因粮食短缺而发生饿死人之事，一些人对1958年的胡作非为已发出了质疑和怨恨之声，并正在开始纠正一些错误。比如大办食堂，毛泽东在1959年初重回他的故乡韶山时就曾说：“食堂里的饭不好吃，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太浪费粮食”。如果此时的毛泽东能认真听取各方面的善意批评，能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大饥荒也许就不会发生，4千多万的中国人就不会被饿死了。
任何一个政党和它的领袖人物不可能不犯错误，如果有了错误，改正了就好了；只要他是民主执政，一切为了人民，改正错误是不难的。毛泽东曾教导他的高级干部们说：列宁说聪明的人仅仅是因为有了错误改正得快，没有别的。如果有了错误，硬说没错，还要装好汉，这才是最愚蠢的人。其实毛泽东正是这样的蠢人，而且是玩弄两面派手法的蠢人。
他在不久前刚说过“食堂可以散了嘛”，许多地方的食堂也确实解散了；在1959年初毛对产量问题也曾说过不要管上级规定的一套指标，不要讲假话；但在1959年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又说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并在7月2日的会议说：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总的是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仍然坚持他的错误思想和作法。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毛说：“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
由于毛泽东的坚持错误，1959年又提出了更大的跃进计划，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首先是农业生产高指标计划不能实现，粮食征购任务就不能完成，当毛看到有的省委报告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瞒产私分造成的，毛立即批示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公开指责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反复说：“生产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窑，站岗放哨”，诬称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
农民们本来就无粮了，那来的“瞒产私分”？即使有的人家还有数十斤救命粮，为了防备搜粮队来搜查而东藏西藏，结果还是被强行抢走了，如此的结果，农民们除了饿死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饿死人之事终于在全国各地大规模的发生了。
由于毛泽东的政权是一个极端残酷的封建法西斯政权，饿死人之事发生后，各地粮仓都普遍有存粮，他就是不开仓赈灾，甚至封路不准灾民逃荒谋生，其残忍之心是历代统治者远远不及的。
早在“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他的高极干部要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突然大谈死人之事，说死人是“白喜事”，“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人要不死，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毛曾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死多少人，1958年11月21日，毛对中共高层领导人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很多人，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
死人本是自然现象，人皆有死，这话是不错的。但此时的毛泽东大谈“死人之事”，他绝不仅仅是在这里讨论哲学，而是反映了他的思想深处是从来视老百姓的生命如草芥的。
1959年开始就出现饿死人的事件了，1960年开始被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事件愈来愈严重，以致出现人自相食的恶性事件，这些毛泽东是知道的。但此时的毛不但不改正错误，下令救济饥民，反而对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恼羞成怒，变本加厉地加以打击，1962年起又用抓阶级斗争、搞政治迫害的方法来压制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突破口，以便他重新争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此时开始的对哲学、史学、文艺领域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批判斗争，以及后来的“四清“、”文革”就是明显的例证。
大饥荒完全是人祸，是极权政权下的残酷以及计划经济的荒谬，这是历史的结论。
可悲的是迄今仍有人相信毛泽东当年“与人民共患难，几个月不吃红烧肉，以及尝菜窝窝”之类的宣传。他们忘了当年的毛突然对西餐有了兴趣，仅1961年4月26日制定的菜谱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有鸡鸭鱼虾上百种，光是鸡就开了14种。
另一件使人难忘的事，因大饥荒许多人被活活饿死的时候，在毛的故乡应毛修茅屋的要求，湖南省委在毛的故乡修建了一所造价颇高的别墅（上亿元以上），而只来此住过一次（1966年6月16日毛离杭州，17日到韶山，在此住了12天）。工程从1960年下半年动工，主体工程是一、二、三号楼，以及从毛的故居延伸至滴水洞的专用公路，于1962年竣工。1970年又增修了防震室和防空洞。
仅从这两件事即可看出，毛要老百姓勒紧裤腰带以至饿死还在“闹革命”，他却在寻找享受，实在是鲜明的对比。
当然，即使在那样的饥荒年代，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住好一点，吃好一点，老百姓也不会有什么的；但如果过分的奢侈，不时找年轻的女演员来跳舞，就有腐败之嫌了。自己这样，却要求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要农民“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其实农民那里还有什么“粮菜混吃”，许多地方农民是剥树皮、挖草根、观音土来食了。到处有人在饿死，毛当时能救而不救，作为一个执政的最高统治者，他的责任到哪里去了？他的人性何在？良知何在？
近年来仍然还有人在为毛的过去唱赞歌，极力否认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历史事实，甚至义正辞严地驳斥所谓“三千万人饿死，纯属民运和台独编造的谎言”，一面从历史的垃圾箱里拾起破旧的大旗，用玫瑰色掩去上面的猩红血迹，为毛开脱罪责；一面又大谈所谓的困难是由于“天灾”和“苏修逼债”造成的，把毛胡作非为下的人祸横行抛到九霄云外。
这些先生们忘了，1958年是丰收年，是由于大跃进损失了许多粮食；1959年至1962年的几年间，一些地方虽有水、旱等自然灾害，查看当时的气象资料，也仍属正常的年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每年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这是不足为怪的，况且这样的自然灾害也绝不至于全国到处都会大规模的饿死人。显而易见，自然灾害一说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苏修逼债”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当年中国欠苏联约80亿卢布，按原计划是10年还清的。苏联没有逼债，只是撤回专家，而是毛为了与赫鲁晓夫争斗，决定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务。如果这也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之一的话，也是因毛泽东而起的。
另有一事倒可以说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为了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大搞输出革命，全力支持亚、非、拉人民起来反帝、反修、反对各国的反动派。在毛看来，饿死国民事小，对外援助事大。据有关资料显示，1958年至1962年中国一共对外援助了23亿6200万元（当年的人民币），主要的援助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非洲的一些国家。要清楚当年的中国是正值大饥荒呀，这些钱可以挽救多少中国人的生命呢？
对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有不同的认识和观点这是正常的。只要官方全部解封当年的档案资料，让人们可以自由的讨论，大饥荒的罪魁祸首、造成大饥荒的根本原因等等诸多的问题，是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达到共同认识的。
结束语
1959年至1962年的四年大饥荒是中华民族的世纪大灾难，已经载入史册，任何人想要否认它、掩盖它、篡改它都是徒劳的。造成这场大灾难绝不是因为天灾和苏修逼债，而是由于极权制度下的人祸横行和愚蠢无知的荒唐作为。这是历史的结论，是不会因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
早在1961年5月31日，中共的另一位领导人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的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讲，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计，在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刘少奇的话当然是有道理的，他谈到了大多数地方是工作失误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问题，反映了当时的某些实际情况，在当时的背景下刘少奇能看到这些也是不错了的。其实刘少奇的这些话当时也并不是指责毛，而主要指的是下面各级干部的工作失误。就是这样的讲话毛都不能容忍，在其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严厉反击所谓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的“黑暗风”，并在寻找反击的突破口，自此“人祸”一说就绝口不提了。
作为共产党内首先提出“毛当东思想”的刘少奇，他虽然对毛的许多作法有意见，以致反对；但他不可能看到事物的本质，是由于极权的政治制度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指导思想而产生的问题，只不过是就事论事说到某些现象而已。
就以天灾而论，难道一个地方一出现了天灾这个地方就一定要饿死人？有了饥荒，政府可以救济，饥民也可以流动，讨饭也不会饿死。如果这个政府不能救济灾民，这个政府还有用吗？
是毛泽东的共产极权的政治制度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灾难，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政治制度的不良，它对饥荒的形成远远超过了经济落后和天灾粮食歉收。执政者往往把饥荒的责任推给了天灾，这是在掩盖事物的本质。前苏联发生在1931年至1933年的大饥荒并非是由于经济的落后和自然灾害，而是因为斯大林的共产极权制度下，人民权益的丧失，使得本来可以克服的困难变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中国共产党内，一批从延安走出来的老人，像胡绩伟、李锐、李慎之、何方、谢韬……等人，这些当年满怀豪情投奔共产主义革命的知识青年，从延安一路走来，为中国的革命付出了青春的活力，为毛泽东夺取政权也是有贡献之人。在毛取得政权后，在历次的治运动中，这些人也有跟着跑的，但最终都逃脱不了遭受打击和迫害的命运。这些共产党的老人他们绝不会反对共产党，但当人生步入晚年以后，他们用自己的亲身实践经历，用自己走过来的路上所看到一切，深刻的反思过去，反思斯大林与毛泽东极权专制下种种社会现实，都不约而同的走上了一条反独裁专制，争民主，争人权的改革之路，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如：2007年91岁高龄的胡绩伟老人在一篇《社会主义是超级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中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第三十二页，引用了伊斯门先生（曾是列宁的好朋友）的话：‘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经过这一核查，我才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坏，比斯大林主义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不民主，无可救药’。”
毛泽东以解放之名，实际行的却是一条极权专制的奴役之路。他高喊的所谓民主、自由、繁荣富强，实际上走的却是独裁、专制、封闭、贫困之路。
胡绩伟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共产”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中的一段话写道：“毛泽东在‘马上夺天下’以后继续‘马上治天下’，治出一个集权而又极穷的‘社会主义’，他的第二代核心用‘马上保天下’的办法，保卫一个集权而暴富的‘社会主义’，不只是全面的全国恐怖，而且是全面的全国豪夺，各种大官兼大亨，各显神通，形成一个贪、脏、毒、黑的权贵资产阶级和巨富集团。现在，虚假繁荣和贪富分化，日益恶化为全面全国性危机。难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共’出来的‘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吗？”
另一位老党员谢韬先生在《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二期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是一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救党救国之佳作。文章中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世人应该放弃共产主义；指出了以前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已为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的历史事实所彻底否定了；同时也指出了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如瑞典模式）是成功的，中国应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一条光明大道。
何方先生的《党史笔记》和《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透过他自己的眼睛，把所见所闻经过内心的沉淀，反思出来的东西更是真实可信的。还有李锐、李慎之及其他的许多老共产党员的反思文章及讲话，都能有力的击穿许多精心编织的历史谎言，把那些多少年来维护、捍卫的神话砸得粉碎。在权力仍垄断着历史，历史的书写仍依附于权力的制度环境下，这些老人们的回忆与反思是多么的富有现实意义啊！
毛泽东自称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马克思”是假，“秦始皇”才是真，如果改作“斯大林加秦始皇”那就恰如其分了。有人说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所作所为，马克思如果九泉有知定会愤怒和反对的。毛充其量是一个农民造反者，和历史上陈胜、吴广、刘邦、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汉是同一种动物，只是时代不同，在思想行为上略加点时代色彩罢了。他们的心理状态，都永远脱离不了中国式的“做皇帝”那套老把戏。毛泽东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压根儿就不相信什么“法治”，更不懂得什么“人权”和“法理”这些观念，不相信民主选举。在他的经验里，所有选举都是假的，只有枪杆子里出政权才是真理。共产党的“天下”是解放军打下来的，他的“主席”是“中央派的”，要什么选举？他的施政，只要他发话就行，他的话就是“真理”，谁敢不执行？难怪毛泽东从夺取政权之后，到他1976年去世，28年中除整人杀人之外，基本上未做过一件让历史学家们可以大书特书的善政。历史学家们因而得出结论，毛泽东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如何治天下他确是一个无能之辈。无怪乎在毛泽东治下的28年，政治上是极权专制，经济上是国贫民穷，人民遭受着极大的灾难。
毛死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的“开放派”战胜了汪东兴等人的“凡是派”，否定了毛的“阶级斗争”，改掉了毛的社会主义，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但经济上有了飞跃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而且政治上平反了冤假错案，政治上的体制改革也正在着手进行，使中国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无不感到高兴和为之振奋。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中国人民为改革开放经济起飞而高兴之时，掌握着中国实际大权的邓小平却连续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逮捕北京“民主墙”的勇士，打压改革派的精英，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等人被开除党籍，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被逼下台；紧接着1989年又发生“64”镇压学生和群众的惨剧，新的总书记赵紫阳又被搞下台，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陷入困境。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民运人士、维权律师、新闻记者遭到打压甚至逮捕判刑；不断有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上访的人士被劫访、监控以致抓捕；农民的土地被强占，城镇居民的房屋被强制拆迁；敢于说真话、反思历史的报纸、书刊被禁、被查封；1999年开始的对法轮功的镇压，这都是与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根本不相容的。另一方面，官员们贪腐横行，贫富两极分化愈益严重，环境污染严重，社会治安恶化，黄、赌、毒和黑社会性质犯罪猖獗，这一切无不使中国人民怨声载道，愤恨无比，这是独裁专制社会必然出现的恶果。
事实说明，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能进行的。虽然邓小平自文革以来受过毛泽东的打压，毛死后他否定了毛的“阶级斗争”，改掉了毛的“社会主义”；但此人自50年代起是紧跟毛泽东的，特别反右、“大跃进”，邓都是急先锋，毛的那些罪过他都是有份的。邓小平虽然留过洋，吃过洋面包，但对民主政治乃是一窍不通的。邓小平曾说过，三权分立，等于三个政府，没有效率，在中国不能采用。如此这般的谬论，简直成了人们的笑柄。执政者如此的政治理念，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进行么？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取消党专制体制，实现多党对抗竞争下的“辩论——立法——检验——再辩论……”的自我学习和改进机制，进行多党的竞争选举，这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我国自1949年以来就是由于没有这种民主制度，毛泽东的个人错误才倒置了中国的一系列大灾难的发生，这个历史的教训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极为深刻的。
时代在前进。现在已是信息化的网络时代了，信息就是力量，这力量在人民的掌握下可以改变历史，因为人民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动力，任何想要阻止民主政治实现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好在当今的执政者们已有很大进步了。他们来自普通百姓，了解底层百姓的状况和疾苦，又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从他们最近以来所实施的一系列惠民之举，从他们大力反腐败，使一大批贪腐官员受到惩处——等等之举措，人们似乎看到了希望；但一些人关于政改和宪政民主的讲话，什么“西方民主” 那一套不适合中国，什么“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反对” 之类的——等等，又似乎令人不解，使人疑惑。中国人多么希望宪政民主的政体早日在中国实现啊！人们多么希望执政者能认真总结过往的历史经验教训，使50多年前的大灾难永远不要在中国重演，这是所有中国人诚实美好的愿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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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于2017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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