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确”的乌托邦化
——“政治正确”及美国的衰落（之二）
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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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的状态总是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意识观念。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促生了美国新的价值观念，比如种族平等、女性权益、反战、保护少数族裔和弱势、多元文化、人权至尚、保护环境、全球化、普世主义，等等。这些观念一旦普及，获得普遍认同，便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即社会公认的意识体系——主流意识：价值、观念、伦理。
国家、社会是人之共同生活体，人结而为群，共同生活，即必需有共同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即使黑社会也是如此。比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是两种难以融合的信仰体系，某些方面甚至是极为对立的，但是这两种信仰的人共同生活于同一个国家，就必须在这两种信仰之上，再建立一重共生价值与观念，并被双方接受，即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如果做不到，这个国家就将分裂，乃至战争。美国种种“政治正确”的观念均类似，是相应社会之变化而形成的。如果美国不能继续实行种族隔离，而白人、黑人又共同生活于这个国家，那么就需要建立种族平等的观念。
社会主体价值、观念、伦理一旦确立，就形成公共意识形态，进而逐渐教条化，并趋向绝对化，不可置疑。由此，便形成所谓的“政治正确”。这是人结群共处的必然文化形态，人类结成群体就一定需要共同的观念认同、道德要求、行为规范，否则群体无法维持，大至国家、宗教，小至社团。所有的国家、社会、文明体，乃至各种部落、宗教、党团、黑道，都有自己的“政治正确”，只是内容不同、程度不同、或好或坏罢了。比如，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的教义、教规；宋明儒家“存天理灭人欲”；“共济会”的秘密誓言；犹太人的《旧约》；美国的“新教传统”；前苏联的“马列主义”等等，都是或曾是“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是文明普遍之模式。
川普当选后，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悲痛不已，有的甚至如丧考批，神情恍惚。《纽约时报》有篇文章“亲爱的美国，你为什么让我们失望”，作者是LISA PRYOR，一位澳大利亚医生。文章写道“自从大选日以来，我哭过很多次，有时是在浴室里，有时是在车上，因为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以每一项令人沮丧的任命和每一次冲动的情绪爆发，破坏着那些塑造西方自由民主制面貌的传统。我有些尴尬地为不属于我的政府和国家而悲伤。感觉像是我们正在哀悼名为美利坚的观念之死。”
这位作者让我想到前苏联崩溃后，许多坚贞的共产党员，痛不欲生，甚至自杀，比如前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苏联解体4个月后自杀。满清倒台后，中国传统文化随之破灭，王国维为之投了昆明湖。在宗教中，为信念殉道的更是比比皆是。等等这些均是人的精神现象。人是精神性动物，除了肉体的存在，亦受观念的支配。一种精神观念、价值一旦确立，便构成其生命之意义，它是他生命的真理，不可动摇，不可置疑。我们常说某某人的精神崩溃了，也就是他的意识观念、伦理价值垮了。摧毁一个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莫过于摧毁其精神。所谓“政治正确”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人赖以存在的精神信念、教条。至于其是否“正确”、“好坏”另说；关键是为人所信。此即“政治正确”的人性基础。人如此，民族、国家亦如此。
文明即神话，各种神话谱系不一，但终属神话。今天，我们阅读古代神话，仅将之当作文学，但对当时的人来说，那就是他们相信的“真实”世界。“政治正确”本质上也是一种神话，现代基督教文明的神话。人存在于自己的神话中，这是“人”的本质。“人”存在于人创造的文明中；用另一种话语表示，则是“人”存在于人的虚构中；佛理是：“人”的世界即人的“色界”。人的所有言说都在建造或结构这个神话。但是所有的神话最终将破灭，因为它是人的创造——虚构。
国家有国家之神话，民族有民族之神话，个人有个人之神话。“普世价值”——以人权为核心，是上世纪六十后欧美国家逐渐形成的后现代神话。美国在文明程度上落后于欧洲，因此人们揶揄美国视为欧洲的大农村，客观地说美国确实远比欧洲保守，至上世纪前半叶，传统新教精神、伦理尚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国家意识形态。但到六十年代，在反文化的潮流冲击下，传统新教精神、伦理势衰，“自由、公平、人权、和平”意识——后发展为普世价值——取而代之，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其不仅成为国民共认的价值，而且也成了大众的精神信念。
所谓“神话”即此。而人的精神信念一旦建立，即分离现实，成为抽象精神，教条化、绝对化，不可怀疑，并不断拔高、放大。于是它也就越愈分脱离实际，可望而不可及。这就是欧美国家“政治正确”的乌托邦化。
当今美国及欧洲，我们看到一方面，“政治正确”作为精神理想，人们对之期望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国家、社会、民生对之却越来越难以承担，因为其代价太高；因此只能是寅吃卯粮，在财政、道义、精神各方面透支——承担不了而硬要承担。比如，“人权高于主权”是一条普世价值的信条——“政治正确”，绝对没错，但是难民潮涌入了欧洲，欧洲各国要不要接收？接收多少？二十万、三十万不在话下，但是如果是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该如何是好？接收，各国将寻还自身；不接收则违背“人权”信念；欧洲各国被搞得焦头烂额。再，制止迫害、歧视同性恋，完全应该。
但是2016年5月奥巴马发布政府令：美国所有公立学校允许跨性别者使用自己认同的厕所。也就是说，一个男生，只要自己认为他是个女的，就可以使用女卫生间。反之亦然。可见事情到了荒唐的地步。在欧美国家，“政治正确”的每项内容都面临类似的困境。
在前我们提到，“政治正确”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对的、好的，是美国社会在发展中所不能回避的，是美国文明不断完善的体现。问题是，所有的事务都有“度”的限定，超越了国家、社会、民生所能承受的程度，就走到了负面。美国大多数民众不并反对“政治正确”指涉的内容，只是反对将之不断拔高、放大、绝对化，不容置疑，以致不顾现实，凡事向“政治正确”看齐，以之评判。“政治正确”的乌托邦化，作为精神理想，当然光亮，但由于脱离实际，则有害于美国国家、社会及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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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今主流意识形态普世价值（广义，以人权为核心）——即所谓的“政治正确”，是六十年代以后形成的，至苏联解体后获得全球性胜利，二十余年达至顶峰，此次美国大选，显示出危机。
美国传统意识形态是新教精神与伦理，这是美国的灵魂。至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精神、伦理、价值发生重要转变，即由新教精神、伦理转向世俗“普世价值”。这是美国的重要转变，其传统新教精神、伦理势弱；左翼思想逐步演进为“普世价值”，取而代之，成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美国由此进入后现代时代。
六十年代是美国非常重要的时代，是美国国家与社会的转折，传统保守的美国转入后现代的美国。六十年代，美国发生的黑人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女权运动至关重要，其全面改变了美国社会，也改变了美国的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至今，人们对之认识不甚了了。美国今天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根源在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是，六十年代改变了美国传统——以新教精神、伦理为代表；后现代精神文化成为美国主流精神文化——以普世价值为代表，其抚育了当今数代美国精英阶级及民众。美国传统精神文化与后现代精神文化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可以实例来比较：美国老一辈政治领袖由罗斯福到尼克松、里根、老布什；当今新一代政治领袖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川普、希拉里——这些新一代领袖正是美国六十年代的青年。此二者的差异即美国传统精神文化与后现代精神文化之差异。如果我们将二者的差异想清楚，就会明白当今美国走向衰落的原因。
普世价值没有错，是好，是高度文明之体现，只是以之取代美国传统新教精神、伦理，就有了偏差，犹如果树，仅取其果实，而弃之老根。普世价值——人权为核心价值与基督教精神是关联的，后者是根，前者是果；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世俗呈现，后者乃根于前者之信仰。连贯二者之间的是救世精神。救世救人是基督教精神的主脉，因此说普世价值与基督教精神有一致性；这就是为什么普世价值在基督教国家可以如实实行，而在非基督教国家就很难实行，勉强为之也大多走样。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普世价值先天地带有乌托邦色彩。
还是要说基督教精神伦理是根，普世价值是果；根可以生果，但果不能取代根。如果以此代彼，便会产生根本性偏差。首先，普世价值是世俗价值，意在此世，没有终极性绝对性；而基督精神是宗教精神，意在彼界，是终极的绝对的。特别要注意，基督教将此界与彼界分离，“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也就是当你将基督精神作为信仰，那么你就属于彼界，而对此界就不会过多地要求，此界是罪，归属凯撒，它的不合理理所当然。直白地说，就是基督教承认现世的不合理和罪恶。由此而言，基督教又是非常现实而深刻的，它知道此世之罪从根本上是不可改变的，因为人有原罪，因此其对现世即不奢望，也不妄为；宽容人与人世的罪及欠缺。这是非常重要的，人性有限、人世有限，这是我们对人与人世要求的前提，也是边界；而超乎这个边界就是妄，将导致灾难。
完美的人类社会在彼界，而此界人世是残缺的，有局限的，不可能超越人的原罪。用完美的理想要求人世，就走向乌托邦。当我们将普世价值取代基督精神，并自觉不自觉地将之绝对化——也就是宗教化，并用之要求现世，这就是普世价值的乌托邦化。当今欧美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是无视人与人世的局限，不断地拔高理想、人权、道义，自由再自由、平等再平等、权利再权利、福利再福利……，以致国家、社会、民生难以承负，实是慢性自杀。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就精神现象与普世价值的乌托邦化有类似性，都是不计实际，用完美的理想要求此界人世——其自认为的完美理想。普世价值是好的，但是它是此世之价值，凡此世之事就都是有局限的，不可将之作为绝对价值，不可过分夸张，需用之有度，限于现实可能之内，有限地要求，有限地实行，它们是实实在在之事，不可逾越人与人世的有限边界。比如，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要不要接受移民？当然需要，无论是就利益还是就道义，但是如果外来淫民超过本民族人口15%大致就会有害自身（美国不是民族国家，另论）。这是很实际的事。此界是凯撒的世界，不合理——罪与恶乃是其题中之意。放弃宗教精神，以人文理想取代，它的危险之一，就是将人文理想绝对化、宗教化，并用此强求现世，走向乌托邦化。这是文艺复兴以来，基督教文明的一个特点，法国大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当今的普世主义都有这个问题。或者可以说，这乃是基督教文明自身的命运；基督教文明伟大之处在此——追求人类社会的完美；而其弊端也在此——对人类社会的妄想与妄为。
（未完待续）
2017年 夏 于伊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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