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刘晓波的光辉榜样与严正警告

刘晓波在不到三个月之前殉道而死。在这个健忘的世界上，很多人还未曾了解他，另外的很多人却正在装作已经忘记了他。诚如米兰昆德拉写道的，“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是记忆反抗忘却的斗争”。作为朋友和支持者，我代表他的家庭出席了他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也协助构思了在颁奖典礼上摆放空椅子的创意。我认为记住他的意义在于拥抱他的思想遗产并且在我们继续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中追随他的榜样。

上世纪80年代，刘晓波是中国最具挑衅性的思想家之一。他学贯中西，尤擅哲学与人文，他学术上的真正融汇贯通令他在思想中保持独立与渊博。作为一个瓦茨拉夫.哈维尔这样的人的钦佩者，刘晓波以其对伪善、集体思维与政治逢迎的不容忍而自豪。 

被迫生活在一个不接受公开表达不同意见的社会里，刘晓波必须与这样一个困境作斗争： 他怎样才能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下坚持自己的信仰？ 他尤其倾佩之前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哈维尔是人类中罕见的尽管生活在极权主义的环境中，却设法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超越“生活在谎言中”的力量，并且得以找到“生活在真相中”的道路。与哈维尔的情怀同声相应，刘晓波提出了“我们不必要求我们自己任何额外的勇气、高尚、良知或者智慧。我们不必要求自己去冒牢狱之险、或者去绝食抗议、或者去采取自我牺牲。我们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消除我们公共讲话中的谎言，放弃使用谎言作为手段来对付专制政权的威逼利诱…… 在日复一日的公共生活中拒绝使用谎言是瓦解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暴政的最有力的工具。” 

当刘晓波在1989年四月末从纽约飞返北京之时，持续数周的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正如火如荼。望不到尽头的和平抗议的人群淹没了数英里长的长安街——人民力量的一次真正示威。这次游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次强有力的检验与标志：追求民主不仅仅是少数异议者的目标，而是千百万中国公民尤其是最年轻的这一代学生的普遍希望。从那一时刻起，刘晓波踏上了28年之久的从一名学者到一位坚定的民主斗士的旅途。在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之前，他被公认为政治领袖——一个他从不觉得自在的角色，但却又是他的使命感驱使他肩负起的责任。 

他最后被捕是在2008年，因为他是08宪章运动的领导者。 以在1977年协助引发天鹅绒革命终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政权的77宪章、瓦茨拉夫.哈维尔和雅恩.帕托什卡率先倡导的宣言为模式，08宪章发表于《世界人权宣言》诞生60周年之际，其目标是阐明结束一党专制所需的若干变革以及在中国建立法治。自其发布之日起，这一民主与宪政的宣言就被超过14000名中国公民冒着巨大的个人的风险签署了。刘晓波的入狱仅仅是增加了他的声望与国际知名度，2010年，他名至实归的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经过激烈的斗争，刘晓波2009年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中做出了这样的总结：“ 仇恨只能吞噬掉一个人的智力与良知”，而且能够“荼毒一个完全的人的精神”（我们国家在毛时代的经验对此有清晰地展示）。它可以导致野蛮而致命的自相残杀格斗，能够摧毁一个社会中的宽容与人之常情，并且阻挡一个国家朝向自由与民主的进程…… 我希望我能够用最大的善意回答政权的敌意，用爱驱散仇恨。” 正如他所说，1989年六月是一个转折点，产生了新的哲学，他将其概括于这样的字句中：“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

刘晓波承受中国社会苦难负担的坚定承诺将继续存在并且光耀史册。然而，在我们最终获得胜利之前，他的突然亡故令我们每一个认同他的动机、价值与理想的人流泪悲伤。当中国政府拒绝他去国外寻求医疗并且作为一个自由人而死去的请求、残忍的打碎刘晓波最后的愿望的时候，国际社会无助的站立一旁。自由世界对中国专制政府邪恶行为的姑息绥靖将会对全球民主化造成有害影响，这也恰恰是刘晓波在十年前就警告过的。他在当时就担心西方将会重复在第三帝国与共产主义苏联崛起时犯下的同样错误。他警告国际社会必须在崛起的中国共产独裁统治面前保持警觉，因为世界主导权的博弈已经改变。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变身为一个新的野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适应能力、更加狡诈、更具有欺骗性。

而我们现在正在见证世界历史的惊人逆转： 独裁的中国正在占据上风。 这造成了自二战以来对普世人权的最严重威胁。

从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关键人物到在警方的监视下遭受孤独的死亡，刘晓波的命运已经成为中国民主困境与对世界紧急警告的双重标志。刘晓波原话说道： “为了消除中国崛起对世界文明的负面影响，自由世界必须帮助这个最大的极权主义国家尽快实现民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