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伟：滥杀无辜的“镇反运动”（下）
 
 
发动群众遍地搜索“反革命”
 
 
中共在大陆掌权后，搞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这个“鎮反运动”也是其中的一次。但每次运动，当局的“不二法门”， 就是所谓的“发动群众”， 实则就是煽起和利用一帮愚民来当打手，来作恶。“鎮反运动” 开始后，中共更是公开号召人人互相监督、监视，进行检举告密，甚至在报刊上公开表场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检举丈夫，兄弟检举哥哥的所谓“好人好事”。 以告密、当“线人” 为光荣之举。当时所有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单位，甚至每个居委会，居民小组，都把此列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号召大家检举揭发一切可疑的人和事。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别是有一批所谓“出身好“的街道里弄中的积极份子，本来大字也不识几个，一旦给了他（她）们一个什么“居民组长”、“治安委员”、“宣传员”之类的“官衔”后,在这些人看来,真比”文拜相,武封侯”还更光宗耀祖,还更得意忘形。所以他(她)们巴不得一天抓出一万个反革命份子,才好向党和政府献上厚礼,以报知遇之恩。
 
 
我的一位邻居叫向代康（字传贤），是我父亲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老战友,在四川军阀“三军联合办事处”管辖成都的年代,曾担任过成都市城防司令.当时向代康与我父亲和熊克武、刘伯承都曾同事相识.那时蒋介石未入川.甚至可以说那时的四川还不归蒋介石管。而且他们都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退出了军界.我父亲经商,向伯伯就在抚琴台附近办了个抚琴农牧场,饲养良种奶牛.可是镇反运动一来,我父亲和向伯伯,都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要他们交代“杀害了多少地下共产党员”？你说没有,那些人怎么会相信.而且那些人文盲,半文盲,起码的历史知识都没有，怎么说得清?开口就说你不坦白,不老实.而且“君子”动口也动手，我父亲和向伯伯都挨过他们的耳光，还弄到派出所去一天,“留置谈话”半天， 实则就是变相拘押,强迫你交代问题。虽然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但就是一句话：“你在伪政府手里当官,你没干坏事那才怪,老实交代！拒不坦白,死路一条！”后来向伯伯急中生智,想起刘伯承当年与他同事，此时刘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主管当时西南军政，他便给刘伯承寄去一封挂号信。他后来自已都私下对我父亲说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去试一下。万没想到刘伯承还起得他和我父亲这两位旧同事，很快就回了信，信上表面看是一派“官腔”,大意是：我党的政策一贯都是既往不咎,你们要理解和支持当前的镇反运动,过去的事说清楚就行了，今后欢迎你们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就是最后这句话“值钱”了。
 
向伯伯把这信拿出来叫那些人看，开始那些文盲积极份子还怀疑这是假的，我父亲说：“你们看清楚这公函信封、信笺是哪个单位的。”后来公安局来人一看，马上满脸堆笑说：。“二位同志，对不起，误会，误会。”接着把手向那些积极份子一挥，示意叫他们滚蛋。那些积极份子刚才还又凶又恶要吃人似的，现在却一个个象狗被主人踢了一脚似的，又丧气，又“委曲”地”滚”出去了。从此以后，就再没来找过麻烦。否则我父亲和向伯伯不杀也得判刑。这就是中国官场的奴性。但能有这种意外幸运的，恐怕也和今天中“彩票头奖”的机率差不多.我父亲和向伯伯对政治早已厌倦,所以只要过了这个“关”,就再也没去找刘伯承,更不打算去参加“革命”。幸亏二位老人都离世得早,否则如活到文革那还有活命吗?当然,更多的人等不到文革就完了.
 
也是一位离我家不远的邻居叫秦仪甫，是四川大学助教，说他参加过国民党的什么特务组织，莫明其妙地就被枪毙了。还有个叫文子政的，是个营长，人家在徐蚌会战中接受“起义投诚”，资遣回四川，镇反运动一来，先是派出所通知他去“参加学习”，他还高高兴兴来向我父亲告别，谁知“黄鹤一去不复返”。后来听他妻子说是关在成都宁夏街看守所(俗称市大监)里，一直生死不明。当然，再往后我都当“反革命”去了，就更不知其“后事如何”， 肯定是凶多吉少。
 
胡老板“艳遇美女”赴黄泉
 
胡老板，因年深月久已忘其大名，当时才三十多岁，风华正茂，一表人才，用今天的话来说绝对是个“帅哥”。 他就在我当时就读的成都市七中不远的西顺城街开了一家茶馆，家中比较富有，我都认识他。此人有“登徒子”之癖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喜欢泡妞。于是就经人介绍在国民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调统”）去挂了个名，以表现自己又有钱又是官，好让女人喜欢。共产党一来“调统”被定为特务组织，他赶忙去自首。由于他确实无任何活动，当时要抓的人太多。所以就暂时没有动他。时间稍长，他以为当真没有事了，老“毛病”又来了。
 
一天在大街上看见一女郎，穿着时髦，虽非花容月貌，也楚楚动人颇有几分姿色。他便主动去向人家献殷勤。谁知那女子十分大方，眉目含情，秋波频送。胡老板神魂颠倒，以为是难得的“艳遇”。身不由己与那女子来到一深宅大院门前，女郎示意请他进去。他更是喜出望外。来到一屋内，他正探身向前欲与女郎来个“零距离”的亲密接触。说时迟，那时快，几个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汉，似从天而降一涌上前，两手“格斗擒拿功”就将他放倒在地，立马捆了起来。他开始还以为是中了“仙人跳舞”（即利用女色勾引勒索财物）之计。连忙说：“饶了我，我愿出钱”。 谁知人家并不想要他的钱，只要他的命！
 
原来那女郎是化了妆的共党便衣公安女特工。专门在街上到处来私查暗访这所屋子是“镇反”中特工设的秘密据点。这美女特工的任务就是成天外出“艳服私访” ，以发现可疑之人。这天胡老板运气特好，偏偏就碰上了这条“美女蛇”。一查他胡老板是“调统特务”身份。那美女特工当然不提胡老板对她心存“非份之想”一事，那豈不太损“我党公安人员”的光辉形象了，那多没面子。于是一口咬定他“妄图杀害我解放军女战士”。 那还得了？最后的结果就去了昭覚寺刑场。这种“反革命” 当然比较“另类”。 但也可見这场“镇反运动”杀人之隨意与轻率。
 
一张合影照，招至灭顶灾
 
与伟人、名人交往，是许多人心向往之的事。如果能收到伟人、名人的有纪念意义的赠品，或合影留念，更会使人趋之若鹜引以为荣。但恐怕谁也难料到一张照片会把自己的性命也搭了进去。
 
事情还得从抗日战争时侯说起。194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黎明前的黑暗，其时日军已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因而西南，特别是四川便成了坚持抗日独撑危局的中流砥柱和关键核心之地，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川南重镇宜宾居水陆交通要道，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时商贾云集，成为国内重要的商业城市。当时中国财力雄厚的美丰银行在宜宾也开设分行，总经理康心如亦不时来宜视察业务，因而与宜宾商界领袖人物如张冠三，刘寿春等过从甚密。张冠三先生当时是中国航运业民生公司的大股东，财力雄厚，且其家富而好礼，更是宜宾乡绅族中德高望重的人士。1945年初张，刘二人到重庆拜会康心如，刘寿春的儿子刘万平亦随同前往。其时康心如不仅是美丰银行总经理，且担任陪都重庆参议会议长，相当于今天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样的重要职务。那天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康心如与张、刘一起在黄山见到了蒋中正委员长，刘万平也随同在座。并受到委员长的垂询与勉励，相谈甚欢。
 
半年多以后，中国便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普天同庆举国狂欢声中，蒋中正委员长亲临宜宾视察。乘船自当时的“洋码头“（今名“合江门”）上岸，一时宜宾万人空巷，争相一睹领袖的风采。当时蒋氏因领导中国八年抗日，最终获得胜利，威信如日中天。所以也不像今天某些大人物那样心虚胆怯，出门所到之处，军警林立，如临大敌一般。当天蒋氏夫妇在侍从室主任余济时，及白崇禧将军和宜宾官员的陪同下，缓缓走过宜宾市东街，大什字等市中心处，频频向民众招手，街市欢声雷动，与市民几乎是“零距离”地接触。后来蒋氏又到了翠屏山，此处乃宜宾市著名的名胜，西南最大的天然森林公园。当蒋氏到达翠屏书院（今赵一曼纪念馆）时，不期而遇见到了在那里游山的刘万平。此时刘万平是宜宾明德中学的教师，明德中，小学当时都是教会办的学校，是当时宜宾最好的学校之一。没想到委员长记性非常好，一眼就认出了刘万平，刘当然也喜出望外，连忙上前致敬问好。引来多人围观。蒋氏当天心情很好，便叫大家来一起合影留念。这种情况下刘万平便自然而然站在蒋氏的身边，旁边还有不少大人孩子。随行记者启动快门，用今天我们报刊上最爱用的一句话就是：记下了这个珍贵的历史镜头！不过蒋氏好像从来也没把自己放在过神坛上，所以也没有“唱诗班”出来唱什么“千万颗红心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一类令人肉麻的赞歌，甚至报刊新闻都未对此特意渲染，只不过是一个即兴的与民同乐的亲民之举罢了。后来，凡是在场照相的人都得到了一张加印出来的照片。
 
本来事情到此就完了。可是我们这位刘万平先生，也许是太富于诗意般的浪漫想象，也许是虚荣心太重了一点。他拿着相片左看右看，突发奇想，便去找到照相馆里的一位熟人，先用纸把其他的人遮住，再对着相片进行二次“翻拍“，拍下后再放大，几经折腾，最后“翻拍” 出的那张照片便酷似蒋委员长单独“接见”他时，二人亲切的合影了。
 
拿着这东西，若只是在自已家里欣赏把玩倒也罢了，谁知他更一不做二不休，当时他一面教书，家里又开了一家较有档次的茶庄，他便把这张翻拍后放大的照片拿去挂在他茶庄最醒目的地方。来购茶者络绎不绝。这样的照片自然吸人眼球，都会来瞻仰一番，招来多少羨慕乃至嫉妒的眼光，真是出尽了风头。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说，大不了就是一种商业炒作行为，就像有些商家要把他的品牌产品，或找林心如或找范冰冰来做形象代言人一样。刘万平没有找明星，而是去找了国家领袖来为其茶庄添彩增辉，更外加涉嫌造假而已。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0年宜宾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所谓“镇压反革命”运动。虽然早在1949年底，国民政府撒离大陆前他就把相片取下拿走了，但看见过这张照片的人可以说成千上万，这难道还不“铁证如山“？当政府一号召“放手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时，对刘万平的检举便雪片似的飞向有关部门。而且更有许多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原委的人，更直指刘万平是蒋的“心腹”，“爪牙”，所以才如此的器重你，给你如此的殊荣。这事要放在今天，我都敢去“承当”，说不定还会弄个“政协委员” 什么的差事来当着，成了正儿八经的“统战对象”，也许还会像“连战爷爷”一样地“吃香”了。可那时，连蒋介石这名字都不能叫，要叫“蒋匪“，“蒋该死“，不然你就是“立场有问题”。一旦和他扯上了关系，哪还不罪该万死？所以刘万平马上就被捕，再去他家里一搜，那张挂在茶庄里的照片，他老兄还捨不得銷毁，且完好无损的保存着。这一下人证，物证俱在，你刘万平有一万张嘴也解释不清楚。当时一同照相的人，躲避，毁相片都还来不及，谁还敢来给他作证？岂不是再多一个冤死鬼？
 
最后刘万平的下场不说都明白了。由于时间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所以存在两个版本的说法：一是说当时就以重大反革命犯被处决；一个是说判了重刑死于狱中。基本都一样，不过快与慢之差别而已。
 
十九世纪法兰西伟大的作家居. 德. 莫泊桑（Henri René Albert Guy de Maupassant）其小说《项链》中那位小公务员的夫人，因爱一时的虚荣，去借女友名贵的项链在舞会上炫耀美丽的风彩，因不慎丢失，把自己整个青春年华都赔了进去来还债。最后真相大白，才知那项链是个赝品，根本不值几个钱，结果令人啼笑皆非，不胜唏嘘。而我们的刘万平先生也因一时的虚荣念头却丢掉了牲命，所付出的代价则更高，更大。这也只有在邪恶的极权专制下的政治运动中才会酝出如此的悲剧。
 
由此可見，这个所谓的“鎮反” 运动，当局不仅是言而无信，大抓、大判、大杀了一大批早已臣服的政敌。更把许多无辜的小老百姓，或稍有点小过小錯的人，也顺手捎带地推进这个殺人的“绞肉机” 里去， 让他们一起变成祭坛上的供奉。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奇冤假案，纵《今古奇观》、《拍案惊奇》这样古典名著中所记所述，也难以与之媲“美”。 所以后来从“反右” 到“文革” 的无法无天，冤狱遍于国中，只不过都是一脉相承的灾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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