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之海——达赖喇嘛和当代科学家的对话》一书是讲述尊者达赖喇嘛和数百位西方科学家深度对话,持续三十年的经过。有些朋友对它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表示疑问,我将找机会谈谈我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他们谈的内容是什么?

达赖喇嘛曾经说过,他和科学家对话,外界不应该看成是佛教和现代科学在对话,而是佛教科学和当代西方科学的对话。

你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佛教怎么也有科学呢? 当代科学是十六世纪科学革命后,特别是最近两百年发展出来的非常复杂高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佛教怎么来对话呢?

达赖喇嘛解释说,佛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信仰。两千多年来,佛教积累了浩瀚的经典和修行方法,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佛教科学,二是佛教哲学,三是佛教信仰和修行。他和科学家的对话内容,是佛教科学和一部分佛教哲学和当代西方科学的对话。

那么,佛教科学是什么,凭什么也可以自称为“科学”呢?

达赖喇嘛在回顾他流亡后和西方科学家接触的经历时,讲到了美国物理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科恩提出了科学进步就是“范式转移”的理论。“范式”(paradigm,台湾读书界通常翻译为“典范”)这个概念的内涵是,每一个时期的科学,有一套基本概念、思想和方法。在每一个时期,符合这一范式的,就被认为是科学,否则就被认为不科学,是研究者的错误。当反常的结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范式的危机,产生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来取代旧的范式,这就是科学革命。也就是说,每一个时期的所谓科学,不是永恒不变的,所谓科学或不科学,是在特定范式下说的。

科学史上,离我们最近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和牛顿伽利略时代的经典物理学,就是一次范式的转移。现代物理学是科学,经典物理学也是科学,只是在不同范式下而已。

那么,在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的科学大发展之前,在一千年前,两千年前,人类有没有科学呢?从库恩的理论显然可以认为,科学是有的,只是在不同的范式之下。

达赖喇嘛曾经在对话时指出,在佛陀创立佛教之前,印度的哲学家、思想家就在探索和讨论实在世界的本质问题,什么是物质,物质是由什么组成的,人的意识是怎么回事,意识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各个历史时期科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科学仍然在寻找答案的基本问题。佛教的特点是,它不是有了佛陀就一劳永逸地恪守他的所有说法,它不是“一本经主义”。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代一代的哲人在贡献新的想法,在辩论。佛教内部在辩论,佛教论师们还得和佛教之外的思想家(佛教称之为外道)辩论。辩论的目标是探索和寻找实在的本质。而这正是科学,是那个时代的科学,是东方文明背景中某种特定范式之下的科学。于是,佛教积累了浩瀚的经典文献,这些文献中保存着两千多年来东方文明的知识体系。

 

佛教把人的精神世界看成一种第一性的存在,把探索和理解人的心智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即所谓“内观科学”。佛教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知识特别丰富复杂。正是在这一套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佛教哲学和佛教特有的冥想修行方法和技术。

达赖喇嘛特别推崇古印度佛教那兰陀寺的理性学术传统。那兰陀寺就是中世纪印度的一所规模宏大的大学,最盛时期有上万学生在那里探讨学问,传授知识。藏人把拉萨三大寺视为那兰陀寺伟大学术传统的保存者和继承者。藏传佛教组织严密,知识结构严谨,师授传承严格,其来源就在于印度佛教作为一种科学、一种知识体系之庞大。至今,藏传佛教寺院的主要功能是学校,藏人子弟在这样的学校里要学习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才能学完基本课程,其中就包括千年佛教积累的抽象哲学、科学理论如天文学和实用技能如医学。

可见,以“范式”作为一种对比和参照标准,佛教科学站在当代西方科学面前,无须自惭形秽。

然而,根据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在两个不同的范式之间,交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的范式用的是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评估标准。现代科学从十六世纪科学革命开始,构建了一套严格的建立在经验实证主义基础上的科学规范,只接受符合这套规范的东西。不符合这套规范的东西,当代科学家就无法判断,只能回避或者拒绝探讨。比如佛教内观科学中,瑜伽冥想修行者的经验和修行效果,必须由修行者自己说出来,这样的“第一人称”的陈述,西方现代科学通常不能采用来作为科学证据。现代科学只承认可以重复的、来自于“第三人称”的陈述。

这种范式之间的壁垒,是佛教科学和西方现代科学交流的障碍。达赖喇嘛和现代科学家的对话,过去从没有人做过,这是一个原因。

但是,达赖喇嘛经常用那兰陀寺佛教大师们接受“外道”思想家的挑战,和他们论战而促使佛教发展作为例子。达赖喇嘛经常说,你的对手是你最好的老师,因为他会促使你成长。障碍是可以克服的,克服障碍的过程就是互相了解和理解的过程。

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对话,其科学内容的范围主要是两大类:第一类是关于外部世界的,物理学和宇宙学,尤其是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以及由此引出的观察世界的方法论;第二类是关于人的心智的“内在科学”,包括情绪的分类和调整控制,冥想和大脑神经可塑性,人性的利他和慈悲心,以及意识的本质。达赖喇嘛在多年对话后指出,在有关外部物质世界的物理学和宇宙学方面,西方科学远胜于东方佛教科学。现代科学的发现、理论、实验仪器等等,为人类福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佛教应该向现代科学学习,来提高自己认识实在之本质的水平。另一方面,在有关人类心智的内观科学方面,佛教积累了大量知识,其复杂和精细远胜于西方心理学。在这一方面,佛教科学可以为当代神经科学提供合作研究的途径。事实上,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进入了合作研究的阶段,已经有一些合作项目取得了令人兴奋的成果。

为什么当代科学家和达赖喇嘛对话?

当代科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当代科学实质上是西方科学。事实上,当代科学家大多是在西方的大学里获得教育和训练,取得PhD,在西方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熟悉西方文化,有很多人是犹太-基督教文化下的宗教信仰者。基督教和西方科学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这些科学家要和达赖喇嘛对话,而不就近找基督教人士对话呢?

在对话过程中,达赖喇嘛和参加对话的科学家、哲学家及科学史家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西方历史上,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曾经统领一切,西方文化是在基督教修道院里得以保存和传承的,几乎所有有文化的人,包括科学家,都是基督徒。那个时代,科学没有从思辨性的哲学中分家,科学是哲学的一部分,科学家还不是一个独立的职业。如今叫做科学的发现和思想,那时叫做自然哲学。牛顿的伟大著作,就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西方文艺复兴后,哲学和科学渐渐脱离宗教,科学也和哲学分家,科学研究的实证性质使得从事科学的人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出现了科学家的共同体。科学家的最高价值是发现,用新的发现来推翻旧的结论。科学家是质疑权威、质疑定论的人。这就和宗教信仰发生态度上的冲突。宗教要求的是信仰,是信仰之虔诚。宗教是不喜欢怀疑的,更不喜欢质疑和反对的态度。历史上,科学家和教会发生过很多不愉快的冲突。伽利略的遭遇是一个典型。

基督教有一个创世的神,整个信仰的结构和内容是在这个创世神的前提下展开的。信仰的要求是,神不能质疑,不能怀疑。所以,科学探索走到涉及实在之本质的时候,不和基督教信仰发生冲突的唯一办法是互相回避,“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但是,达赖喇嘛尊者说,佛教可以和当代科学家对话,因为我们佛教没有创世的神,佛祖是一个凡人释迦牟尼。佛教的任何信条和教义,是佛祖和后来的佛教大师们思考探索和辩论得出的“发现”,包括对外部世界和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发现”,这些东西是可以怀疑,可以质疑的。连佛祖自己都说,他的话必须经过检验,是对的你才信,否则就别信。这种信仰基础和态度,与当代科学态度是一致的。

所以,科学家和达赖喇嘛对话,没有信仰和教义上的障碍,大家持有的是相同的科学探讨和质疑的态度。

他们在怎样的气氛下对话?

达赖喇嘛和当代科学家对话,有些朋友听说后自然地产生忧虑:东方佛教面对如此先进发达的西方当代科学,是不是会处于一种“迎合”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有西方学界人士担心,科学家面对藏传佛教的根本上师和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不是会过于谦恭而自贬身份?

这两种担心是很自然的。但是,达赖喇嘛和当代科学家的对话,令人印象极其深刻的,恰恰就是对话时那种谦卑、互重和平等的气氛。

三十多年前,当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开始接触和对话的时候,尊者就以学生的态度,请科学家给他“一对一”地上课,他说那是佛教上师给他上课的方式,是他所熟悉的。另一方面,那些科学家,从一开始就对伟大的东方灵性传统持高度的尊重和折服态度。三十年来,对话的形式始终保持某种程度上“一对一”的方式。西藏传统上,达赖喇嘛和其他人的座位是有区别的,尊者的座位必须提高一些,以象征地位的尊崇,周围人的姿态和身体语言极具象征意义。但是在科学对话的时候,所有人的座椅都是同样的高度,围绕着矮桌,就像客厅里一样,刻意显示所有参与者的平等,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和凡是有达赖喇嘛参加的其他会议场合都不一样。科学家方面,发言之前面对达赖喇嘛的称呼,Your Holiness,又立即体现出会场上科学家们对精神领袖的极其尊重。

正是这种谦卑、平等、尊重的气氛,让我们观摩的人深深折服。东方佛教的伟大领袖,西方当代科学的一流专家,那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头脑,最伟大的心灵,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对话的,令我们旁观者如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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