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血泪悲咽话往事，鬼门关里度残生
——黄振仕先生文革中九死一生磨难记
2018年8月16日早上，南宁文革中原“4·22” 派的部分老人相聚喝早茶，组织者是当年“4·22” 派赴京代表秦尚群和骨干成员唐莉莉娜女士，两位都是我近年來结交的新朋友；我作为当年桂林“老多” 派的一员，退休后迁居到南宁生活，被邀请参加了这次早茶聚歺会。参加此次早荼聚歺的除近年来我结识的朱仁、贺哓晴、黄培初——等等几位老朋友外，又增加了一位新朋友，唐莉娜女士立即介绍我与他相识。
这位新來的朋友名叫黄振仕，正好坐在我的身边，使我们有机会相互热情交谈。从交谈中得知，文革开始时他是南宁一中髙中二年级的学生，是在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反修防修”、“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一系列歪理邪说的鼓动下，使他捲入到了文革运动的漩渦之中。其后因南宁出现了大武斗、及紧接而來的大屠杀，使他受尽了人世间少有的磨难，险些丢掉了性命。
听了这些，使我对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倍感惊愕, 对他遭受的磨难十分同情，早茶聚会结束后，就寻思着一定要找机会去拜访他，以结交这位在文革中九死一生的新朋友，把他的苦难人生记录下來，以给后人留下真实的文革史料。
9月8曰晚我与他电话联系，征得他的同意，9月9日上午，我邀请他到新阳路上的大英雄酒楼相会，并共进午歺，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在此次相会中我们相互对文革的经历都进行了回忆与反思，以下是我把这次我们的谈话、特别是他在“文革” 中的经历整理成文, 供有兴趣的朋友和“文革”史研究者们参阅。
- 家庭出身及他的学生时代简况
黄振仕先生祖居地是广西凭祥，壮族，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吋代桂系军队中的军医，母亲则是一名医院护理人员，上世纪40年代随军驻扎贵州遵义，1946年他就出生于贵州遵义。1949年冬天国民党军败走台湾后，父母亲回到了老家凭祥。共产党接手政权后，父亲作为伪军医有行医资质，有幸得以被安排在医院中工作，从此搬到了南宁生活，从这时起他一直生活在南宁，他的小学就是在南宁就读的。那时一家人梦想着能开始平静的新生活。然而在那个政治运动连年不断的年代，因他父亲是国民党军中的军医，被称作伪人员，凡运动來时都会成为被审查的对象，故而那时他家的生活总是不能平静的，更谈不上有什么美好幸福的生活可言，特别是在1958年之后，因为那正是缺吃少穿的困难时期，底层民众的生活多是困苦的。1961年秋季他小学毕业后考入南宁铁路中学读初中，1964年7月初中毕业，考入南宁一中读高中，直至1966年6月文革运动爆发前，这一段时期虽然生活并不怎么好，但与五十年代相比是较为平静的，因为父亲此时少受政治运动的牵连而再被审查了。
- 卷入文革运动的漩涡
1、文革爆发的简要回顾
1966年春季开学后，随着全国性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得》的开展，学校也紧跟形势，校园内也出现了不少批判性的大字报。但此时学校仍然是正常上课，只是不时有集会，声讨、批判之类的呼声响彻校园，学生们也只是看看报纸，那时还不懂得什么，只是对形势心里总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罢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 成立了新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 紧接着是彭真下台，改组北京市委，抛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一案。6月1日晩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刊发《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把陆平、彭佩云等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号召“革命派” 要无条件地接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的领导“，对” 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与之坚决斗争，并把他们彻底摧毁“。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召开第八屆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会议期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8月8日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当这些传到南宁后，使学生们有一种异呼寻常的感觉。紧接着，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全国百万师生，自此文革运动全面展开，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一时间神州大地乌云翻滾，大批判进一步开展，破“四旧“、抄家、游斗成风，随意抓黑帮、抓” 地、富、反、坏、右“成风，甚至出现打人，直至把人打死，一时间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歇斯底里的疯狂。看到这些，黄先生说，在他的内心里总是有一种不知所措、心里不安的感觉。
2、在大串连的日子里
学校自7月初起停课闹革命，此时起出现了揭发和批判学校领导和一些教师的大字报，指责他们执行的是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到了八月，北京的红卫兵到南宁來串连，接着桂林和其它省市的学生也到南宁來串连，受其影响南宁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大字报上街，破四旧，把学校领导戴上高帽遊街，学生们也到全国各地串连——等等，一片乱象此起彼伏的交替出现。
黄先生说，从十月初起，他也随着大串连的人流与几名同学一起到桂林、长沙、武汉、北京、西安、新疆等地去串连，那时外出串连虽是坐车、吃饭不用钱，但由于人满为患，拥挤不堪，那种情景和滋味，不是身临其境，是难以体会和形容的。到12月底和1967年1月，他又第二次外出到上海串连。此时在上海他亲眼看到了上海两派的武斗, 并看到了上海工人造反队伍的静坐和卧轨的斗争..那时他在学校还未曾参加过什么派别活动, 只是作为傍观者看看热闹而已. 现在看到上海的两派之争, 那时他在头脑中就曾想到, 那派人多力量大, 就一定会得到当权者的支持, 后来的事实说明, 王洪文领导的上海工人造反派有了上面的持, 制造了所谓的” 一月革命”, 轰动全国, 影响全国, 造成各地连锁反应, 出现一系列的夺权斗争。
在“一月革命” 之前，南宁的两派虽有斗争，但不是怎么激烈的，仅是口头辯论，写大字报，大标语，以及各种集会而已，那时的南宁还是显得较为理性和平静的。
3、新形势下南宁再度出现新的两派及其斗争
在“一月革命” 的影响下，1967年1月22日南宁市的26个造反派组织成立了“广西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23日正式夺了区、市的领导权，1月24日，广西军区遵照上级指示参加“三支两军” 工作，支持造反派夺权。1月25日，广西造反派围抄南宁市的保守组织“工人赤卫队” 和“盾牌红卫兵总部”， 南宁的保守派宣告垮台。1月31日，广西军区举行驻邕机关、部队“接受军委命令和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誓师大会”， 至此南宁的造反派似乎胜利了。
然而，紧接而来的形势发展变化却出乎人们之所料。首先是2月19日，广西区党委领导人贺希明、霍泛等12人联名发表“革命造反声明”（ 习称“2·19声明”）， 响应毛主席号召， 站出來亮相，表明态度支持造反派；其后，4月19日，广西区党委和区政府领导人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又联名发表声明（习称“4·19声明“），表明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但这些并没有得到广西军区的支持，相反军区却一方面在群众中做” 让韦国清站出來的工作“，同时，军区在3月间对南宁造反派中的学生组织又强调班级联合，解散了原來的造反组织。更为可恶的是，广西军区认为南宁造反派“工总” 的组织不纯，于3月1日砸了“工总” 总部，并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这是打压造反派，公然侵犯人权的违法之举，遭到了造反派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南宁的造反派反对广西军区的做法，连续组织多次集会和抗议，要求军管小组撤出《广西日报》，这些都得到了桂林造反派的坚决支持。与此同时，在“一月革命” 中已经垮台的南宁保守派组织，此时则在广西军区的支持下，又重新集结起來，反对伍晋南，支持韦国清站出來 。
4月20日，造反派在火车站广场集会，支持伍晋南等人的“4·19声明” 主张砸烂《广西日报》 。同日，保守派也召开大会，矛头直指伍晋南等人的“4·19声明” ，声援军管的《广西日报》 。
在这种针锋相对斗争的形势下,4月22日，造反派成立“‘4·22’火线指挥部”（ 为此后广西“4·22派” 一名的由來）， 到广西日报静坐示威。5月11日，支持韦国清的保守派则成立“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 即“联指派” 一名的由來）。自此，南宁新的两派再次形成，新形势下的两派斗争再次出现。
5月29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公开发出致“4·22” 派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 公开指责“4·22” 派，给南宁乃至全广西造成极大的影响。
6月4日，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对广西军区作指示，支持广西军区，要军区稳住阵脚, 支持韦国清站出來工作。
为此，6月6日，南宁警司又发出“致‘4·22’ 火线指挥部的通告书”， 再次公开指责“4·22” 派。
在此种形势下，终于导致两派斗争的激化，6月13日，两派在南宁首次发生武斗。由于“联指” 派有广西军区的支持，他们可以调动工厂的工人和郊区农民进城來围攻“4·22” 派，所以武斗中受进攻的是“4·22” 一派，使他们处于受压制和打击的境况。
黄先生说，“一月革命” 后他参加了一中的造反派组织，成了“指点江山” 组织 中的一员，他认为“4·22” 派站在理上，“支持伍晋南，反对韦国清”是对的；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呼声；而“联指” 派有官方的支持，在韦国清未承认错误、未交出检讨就把他抬出來，“打倒伍晋南，支持韦国清”是错的，因而他也参加了武斗，表现得十分勇敢，成了武斗中的重要骨干成员。
开始时的武斗双方仅是用石头、弹弓、木棒作武器，是较为低级的。但不久就出现抡夺军队枪枝的事件, 使武斗升级, 造成人员伤亡的事就出现了。.
南宁两派之争很快影响到全广西, 各地都出现了” 支持伍晋南, 打倒韦国清”“的”·” 派, 和“ 打倒伍晋南，支持韦国清” 的“联指” 派，使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武斗的紧张形势，造成交通中断，工农业生产都受到影响。
为了稳定广西的局势，中央从1967年5月初开始组织广西两派代表和党政军领导干部代表人物到北京学习，至11中中旬，中央领导人周恩來等人曾八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和党政军领导干部，听取各方意见。在接见中，周总理对“4·22” 派、特别是对桂林“老多” 派有所称赞，而对“联指” 派和军区则有所批评。在此基础上，广西军区和韦国清、伍晋南都交出了检讨，承认错误。两派代表经过多次学习和谈判，达成了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的协议。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同意韦国清、伍晋南及广西军区的检讨，决定成立由韦国清、欧治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会筹备小组（习称“区革筹”）。 至此，广西两派的斗争理应结束，形势可以平静，百姓们对此是高兴的，特别是各地“4·22” 派的人们，可以不再受欺压和打击，他们更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三、1968年的大武斗、大屠杀亲历记
1、南宁大武斗的全面爆发
黄先生回忆忆说，”区革筹”的成立, 两派实现大联合, 他与大多数学生一样, 内心里是高兴的, 因为停课近两年了, 他盼望着能早日复课, 完成自己的高中学业.
然而, 形势的发展却出乎他的意料, 此时的形势不但没有变好, 反倒有越來越糟的趋势 。自1967年冬以來至1968年春，此时在南宁的街头，常可看到有大字报和传单揭露一些地方“4·22” 派遭受“联指” 派打压和围剿的事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乱杀人的惨案，如全州、荔浦修仁、容县、玉林、陆川、灵山、钦州、上思、宁明上石、罗城-、巴马、宜山、凤山、崇左、武鸣鸣—–等等许多地方，都有凶杀惨案的发生。一些地方的受难者多次组织队伍到南宁，向“区革筹” 和广西军军申诉，要求领导机关出面制止对他们的非法围攻，特别是严惩打人、杀人凶手。对于各地的这些围剿和凶杀案，各级当权机关乃至广西“区革筹”对此不闻不问，更不作任何处理。看了这些，使人内心惊讶，十分愤恨。
由于广西各地 “4·22“派遭到“联指” 派的围剿和屠杀，这些地方的“4·22” 派人员为了逃命，有的下乡上山躲藏，有的则逃到“4·22” 派力量強大的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躲藏。在此种情势下，“区革筹”和广西军区不但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大肆诬指、并极力宣扬支持“4·22” 派的几名高层领导干部贺希明、霍泛、付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人是什么“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叛徒”、“ 特务”；“ 联指” 派的宣传更是把这些人诬称为“伍修集团”， 是“牛鬼蛇神” 的总后台， 在广西掀起一股揾露和批判的狂潮。更有甚者，5月17日，“区革筹” 和广西军区向中央谎报在广西破获“蒋匪反共救国团” 一案， 并造谣说这个“反共救国团“的成员就在”4·22“派组织中，由此在全广西掀起了大抓” 反共救国团“的高潮，矛头直接指向”4·22“派。
与此同时，南宁“联指” 在市内四处挑起事端，无故乱抓人、打人、乃致杀人，甚至公开抢枪，強占据点，以此來刺激“4·22” 派也做出同样的反应，他们就能在“区革筹” 和广西军区的指挥下一举歼灭“4·22” 派。后來事态的发展演变，完全证实了“联指” 派和韦国清等人的狼子野心果然就是如此的。
面对如此的严重局面，“4·22” 派为求得生存，必然会行动起來据理抗争，被逼无奈而抢夺武器，占据点，以抵抗“联指” 派的武力围剿。这样做的结果正中“联指” 派和韦国清的下怀，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诬指是“4·22” 派“杀人、放火”，搞“反革命爆乱”， 就可以公开地调动部队和农民进诚围歼“4·22” 派。由此，一场大规模武斗终于爆发。
黄先生说，开始时他只是常在街上看大字报和各种传单，了解情况，深感形势非常严重。他深知“4·22” 派是站在理上的，但沒有像“联指” 那样有军区和“区革筹” 的支持，到时定会吃亏的，所以在此期间他并未参予“4·22” 派的活动，多是待在家里深思，有时也看书学习來打发时光。只是后來在“4·22” 派也占据点时，“4·22” 派领导成员之一的史妙甫亲自到家來找他，要他去解放路据点驻守。史妙甫是它同校高三年级的学生，知道他胆大，作战勇敢，故而來要求它去，结果他就毫不犹豫地到解放路守据点。
南宁“4·22” 派所占的据点, 除展览馆、文化大院 、水电厅、医学院、广西大学等几个孤立的据点外，主要就是以解放路、新华街、人民西路、永宁街、民生路西段为中心的，东起百货大楼，西面和南面至邕江边，北至新阳路、人民西路等共23条街道连成一片的城区，是“4·22” 派埪制的主要区域。武斗打响前，这里号称解放区，秩序好，行人來往如梭，人们安定自如。但进入6月份以后，两派除不断的广播宣传战外，开始有擦枪走火的事发生，互相开枪对射，这就打玻了人们的平静生活。特别是军区和“区革筹” 的“6·17公告” 发布后，全广西掀起了一股揪“反共救国团” 的高潮，由此镇压“4·22” 派的围歼战全面打响。
首先是6月19日, ” 联指” 派经过周密策划, 武装包围攻打”4·22” 派水电厅据点, 由于据点内“4·22” 派力量薄弱，“联指” 派力量強大，据点很快被攻破，人员全都被“联指” 派抓走，有62名“4·22” 派人员被枪杀，尸体抛入邕江河中，是南宁市武装围歼“422” 派并大规模杀人的首创。
黄先生说，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后，“4·22” 派据点内人员无不義愤填膺，决心与“联指” 派血战到底。此时“联指” 派准备全面围歼“4·22” 派各据点，以舆论作先导，6月23日，《广西联指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联指挥部” 所谓《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动员今》，诬指“反共救国团” 深藏于“4·22” 派组织中，号召全广西“联指” 派联合起來，清查“反共救国团”， 对“抗拒缉捕者可以就地处决”， 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把他们打个人仰马翻，杀个片甲不留”。 恰在此时，“联指” 派武装进攻“4·22” 派“航运工总” 控制的北大路码头，向停泊在邕江河边的四十多艘船只开炮，船只全部着火燃烧，使船上物资损失惨重，数十人伤亡。
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4·22” 派早于3月29日就广西形势问题发表严正声明后，6月23日又发表“告全区人民书”， 指出“区革筹” 和广西军区《6·17公告》的发布是无中生有的揑造，目的是为消灭“4·22” 派、为大规模地血腥屠杀制造舆论。
《广西日报》则连续不断地刊登文章，“揭露”和“批判”“4·22” 派，宣称“4·22” 派的“声明” 和“告全区人民书’ 是” 反革命纲领” 和” 反革命阴谋”, 那时的《广西日报》成了一份典型的《联指报》。
在各种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在“区革筹”、 广西军区的指挥下，特别是7月3日中央“7·3布告” 发布后，一场大规模围歼“4·22” 派、以及仹随而來的大屠杀终于爆发。
2、南宁“4·22” 派遭受的毁灭性攻击及伴随而來的大屠杀惨案
如果说在1968年6月底之前南宁的形势虽是紧张，如两派抢占据点，抢枪，舆论宣传和广播对骂，并不时有开枪对射，“联指” 派对“4·22” 派据点的进攻、抓人、杀人等诸多事件的发生；但进入到7月以后，情况则出现根本性的巨变了。
下面是黄先生当年的亲身经历，以及近年來笔者查阅史料所整理的资料记录：
中央“73布告” 发出后，7月6日，《广西日报》在头版显著地位刊登德保县革命委员会《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稳准狠打击阶级敌人》的消息，报道了德保县开展大屠杀的经验。这一报道，无疑是对全广西各地的乱杀人起到了推波助浪的示范作用。
自7月初以來，韦国清在北京遥控指挥，和广西军区负责人一道，一方面组织“联指” 派召开大会，名曰“贯彻、落实《七.三》布告”，一方面不断向中央汇报是“4.·22”派在不断制造“反革命事件”，以此欺骗中央和蒙蔽广大的群众。《广西日报》从7月11日起连续发表九篇社论，配合《七·.三》布告的贯彻落实，作为向“4·.22” 派发起最后进攻的舆论动员。
面对这种情况，7月14日，广西“4·.22” 派指挥部发表《坚决贯彻〈七.三〉布告的严正声明》，指出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以贯彻《七.·三》布告为名，实际上行的是对“4.·22” 派全面武装包围和镇压之实。
7月14日下午，部队和“联指”武斗队向“4.·22” 派的各据点和控制的地区进行了全面的武装包围。
与此同时，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在南宁饭店召开常委、各片武装负责人和各据点头头会议，研究部署向“4.·22”发动总攻的问题。会后，“联指”副总指挥等到广西军区汇报。
7月16日，从中午12时至晚上，“4·.22” 派控制的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等，被部队和“联指”炮击，引发部分地区房屋起火。军区负责人却召见“联指”常委，要求他们“掩护群众救火”。对此，“4.·22”的广播揭露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如此做法是“既做强盗又做官，既当道公又做鬼！”
同日，南宁市革委和“联指” 派遵照区革筹和广西军区7月8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以“治委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280多人（外地到南宁逃难的“4.·22”人员），杀害33人，还有的人被抓后生死不明。
7月17日，部队和“联指”武斗队全面包围“4·.22” 派控制区解放路一带，不断开炮，“4.·22” 派也奋起还击，双方互相开炮、互投汽油弹，使永宁街、和乐街、上国街、自强路、灭资路、民生路商店、民房起火燃烧。“联指”桂剧院据点向“4·.22” 派百货大楼据点开炮，大楼第三层里起火燃烧。部队和“联指”同时向“4.·22” 派“航运工总”所据守的停泊在邕江河边的船只再次炮击，使“兴无”号、“反修”号等船舶中弹烧毁，一四三一号和一四0四号两艘船内装汽油1426桶，共203.6吨，另有航空汽油24桶，因中弹全部燃烧。“联指”前后三次炮击邕江河边船舶，共烧毁船只166艘，11880载货吨位，其中载有货3600多吨，全部烧毁，共损失约一千多万元。事后，南宁市革委、南宁警备区和广西“联指”宣传广播则反说是“4.·22” 派“匪徒”“放火烧毁船舶和货物，破坏援越抗美斗争，犯下滔天大罪”。
7月18日，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再次调动部队和“联指”武斗队数千人围攻“4.·22”控制的解放路一带，双方对射，街道再次起火燃烧。与此同时，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向中央汇报，诬称是“4·.22”派的人“点火烧房”，造成重大损失，他们要“发动群众救火，组织部队掩护救火”，“保护广大群众”，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真乃贼喊捉贼的可恥伎俩。
7月19日，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又调四个连队和“联指”数千人再次武装包围、炮击“4.·22”解放路一带据点，几条街道硝烟弥漫，一片火海。对此，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又贼喊捉贼式的发布《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他们的拙劣表演到了极为卑鄙的程度。
同日，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又向中央谎报军情，给中央发出《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指示情况报告》。自己放了火又打着“救火”的旗号以武力“掩护”，加紧进攻“4.·22” 派。
7月21日，“联指” 派又从桂剧院据点炮击“4·.22” 派的百货大楼据点，东北面墙角被炮击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
7月25日，“联指”武斗队和部队继续进攻“4·.22”控制的街道，不断向解放路一带“4·.22”据点开枪开炮，多处起火燃烧。
7月27日，“联指” 派再次炮击“4.·22”的百货大楼据点。他们使用高射机枪、四0火箭炮、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发射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药包，再次将大楼东北面墙炸崩塌，二、三楼再次起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和机关宿舍中弹也起火燃烧。而南宁市革委和警司、“联指”则广播说是“4.·22” 派自己爆炸了百货大楼。
7月28日,“联指“和部队包围攻打“4.22”控制的南伦街、华强路、自强路据点，双方互相开枪开炮、投汽油瓶、打燃烧弹，使这三条街道民房起火。“联指”和南宁市革委、南宁警司又再次诬称是“4.22”的人“纵火烧房”。
7月31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又调动部队和“联指”武斗人员围歼“4.·22” 派展览馆据点。参加围歼的有6912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某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指挥所设在明圆饭店，下午三时开始包围炮击。
同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及南宁市革委主要负责人接见“联指”总指挥颜景堂，布置对“4·.22”施加压力，做好分化瓦解工作，迫使其反戈一击。
8月1日，围歼“4.·22”展览馆据点的战斗于上午8时结束。打死“4.·22”人员23人，伤5人，“俘虏”470多人。
8月2日，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命令6912、6966、6936等部队，以及南宁“联指”武斗队和武鸣、邕宁、横县、崇左、上林、马山、玉林、贵县、陆川等县“联指”武斗队大举包围“4·.22”解放路据点。“4·.22”原先控制解放路附近的民生路、新华街、上国街等十二条街道，已于昨天被部队和“联指”武斗队打成了一片废墟。
8月3日，部队打头阵，和“联指”武斗队重兵包围解放路，开枪开炮，一片火海。“4.·22”据守人员濒临灭顶之灾。
同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八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社论鼓动广西各专、市、县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和“联指”要歼灭“4·.22”中的“阶级敌人”。
8月4日，部队和“联指”武斗队发起总攻，密集的枪炮射向“4·.22”的解放路据点。经过多日的抵抗，“4.·22” 派守据点的人员弹尽粮绝，据点终于被攻破、使“4.·22” 派全军覆没，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据不完全统计，在连日的武斗中，“4.·22” 派被打死1340人，被“俘虏”6445人和居民2500人。8月5日上午九点钟左右，部队和“联指”武斗人员从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虏”出来，走到广州照相馆门前时，当即有26人被枪杀。
8月6日，从解放路、展览馆抓获数千“俘虏”和“流窜犯”（外地到南宁逃生的“4·.22”人员）后，“联指”中的一些人当即对“俘虏”和“流窜犯”进行屠杀。有的部队人员想保护“俘虏”都没能保住。尸体被推下邕江河，鲜血染红了邕江河水。
武斗结束后，解放路及其附近33条街（巷）被炮击焚烧成了一片废墟。所有被“俘虏”的“4·.22”和“流窜犯”先后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地。其中关押在区看守所的265人、区交通学校的711人、南宁幼师的441人，都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共救国团”等“要犯”、“首犯”处理。被俘的“流窜犯”交给各县拉回去“处理”的有7012人，其中有2324人在半路上或者拉回到本地即被杀害了。这确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血案。被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246人，他们虽然没有被枪杀，却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8月10日，部队和“联指”武装歼灭“4·.22”后，上午“联指”总指挥部在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捍卫《七.三布告》胜利大会”。会后并举行武装大游行。与此同时，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则向中央发出《处理南宁解放路一带问题的情况报告》，对调动部队和“联指”武斗队攻打、炮击、爆破“4·.22据点，以及双方对打时互相仍汽油瓶、企图燃烧对方前沿阵地而引起的火灾，烧掉解放路一带三十三条街（巷）和河边船舶的责任全部加在“4.·22” 派头上。
8月11日下午，“联指”在朝阳广场召开“全面落实《七.三布告》，上缴武器誓师大会”，“4.·22” 派被歼灭了，他们胜利了，此时的武器可以上缴了。在会上，区革筹、广西军区、南宁警司的负责人都在大会上讲了话。这些讲话都一致肯定和表扬“联指”参加“掩护群众救火”，打击歼灭“阶级敌人”后上缴武器的“革命行动”。接着，“联指”大摆酒宴，连续数天大吃大喝，庆祝胜利。
8月12日，由南宁市革委和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在区展览馆联合举办的“反革命罪行”展览正式开展。展出时间共52天，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先后组织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联指”）489365人前往参观。展览共分三个馆，第三馆是“活人展览”，将攻打展览馆和解放路一带抓获的“4.·22”负责人熊一军、史妙甫、高丽霞等26个“要犯”、“叛徒”、“特务”、“走资派”挂上黑牌，关在铁笼，当作禽兽让“无产阶级革命派”观赏了52天时间。尔后将他们送进监狱，长期关押。
南宁“4·.22”派被武装歼灭了，他的各级大小负责人及骨干成员，除武斗中被打死的以外，余下的全部被“联指”抓捕。如熊一军、曹东锋、史妙甫、盛国福、张绍佺、郑绍兴、李柏亭、蒋志恭、高兴学、骆伟阳、章子渊、农烈、李维燮——等等一大批人。这些人之所以未被杀害，是因为想从他们身上搞到更多的“反革命”证据，把他们关押起来，反复审问，逼迫或引诱他们招供是“反共救国团”。这些人之后被多次残酷批斗或折磨，关押多年，其中熊一军并被判死刑，只是后来没有执行而已。这是典型的独裁专制、惨无人道的法西斯专政。
3、九死一生的磨难
“4·22” 派的解放路据点被“联指” 派和部队攻破后，黄振士先生也成了俘虏。之前在“联指” 派 和部队的多次联合进攻中，黄先生说他都是在最前沿抵抗者之一，他沉着、机智、勇敢，用机枪向进攻者扫射，给來犯者有力的回击。在多次的防御作战中他都未曾受伤，但不幸的是在8月2日“联指” 派向解放路的炮击中他被爆炸的弹片炸伤，使身体的左侧多处受伤，幸而被战友们包扎、止血急时才免于死亡。当据点被攻破多数人都被迫走出据点“投降”后，他和少数人仍在据点内躲藏着，到8月5日中午11时许他们才走出据点“投降”。由于他伤势严重，“联指” 派暴徒看到伤者多是当场处死的，为了不连累其他战友，之前他曾叫护理他的两位女同学给他找两颗手榴弹來，准备与來抓人的“联指” 派暴徒同归于尽。战友们未给他找來手榴弹，要把他抬着走，被他拒绝了，他強忍着伤痛，以坚强的毅力与战友们走出了据点。
他们走出据点后，看到解放路两边躺着不少尸体，使他们心里恐慌；当看到街道两边骑楼的柱子下站着解放军时，紧张的心情才得以放松。由解放路走上新华街时，看到是“联指” 派武装人员在街道两边把守，因为黄先生的左手凃有药水,这时一个“联指’ 派武装人员过來问他的手是怎么回事, 它说是被炸伤的, 这个“联指” 武装人员立即用枪顶着他, 大声吼道 , ” 放火的匪徒, 我可以开枪打死你 ” , 当时他心里想,” 完了, 就会死在这里了”。 但此人并未开枪，这时他看到天空一片云彩飘过，心里曾想到,莫非是这片云彩救了他的命！?
他们一批人在” 联指” 派武装暴徒的押送下, 走到百货楼时, 放眼看到的是一片被炮击烧毁的断壁残垣及弹痕.; 这时一名戴眠镜的学生被浮者见黄先生行走困难, 过來扶助他, 结果被” 联指” 暴徒殴打, 把眼镜都打掉在地下。看到这些，黄先生强忍怒火，坚持行走，一直走到南宁二中，在这里被关押了两天，又把他们一批学生转到南宁四中，几天后又转到一中关押。
一中是黄先生就渎的学校，当他们被押送到校门口时，此时看到学校初三的学生斯徒广生，他被捆绑的很紧，见校门口站了两名军人，他就跪在军人面前，请求给他把捆绑的绳子放松一点，两名军人无动于衷，不予理睬，这时“联指” 暴徒们冲上來对他一阵毒打，之后就地把他枪杀，尸体被推下校门前面的朝阳沟里让水冲走（那时正是河水暴涨时期），一条鮮活的年青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令人无比痛心，对暴徒是无比愤恨。
他们十多人被关在学校的地下室，环境很差，生活上也极受弱待，不能吃饱。特别是黄先生身受重伤，不给医治，使他倍受折磨，伤口随时都会被感染而有丧命的危險。在关押期间，暴徒们每天都要來抓人去毒打，所有的被关押者都被毒打过，每个人都被打的伤痕累累，经常都会在痛苦中呻吟。特别是他自己本來就身负重伤，仍然被他们拖出去毒打，把他的左大腿骨打断。这帮暴徒们完全是一伙丧失人性的凶残之徒。
在关押期间，一天学校的俄语教师（姓名忘了）在被批斗后被活活打死,.他是上海人, 沒有参加那一派, 武斗期间回上海躲避, 武斗结束后从上海回到学校,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打死, 他的妻子是广西大学的教师, 也在11月28日被打死.
他们学校中被打死的人还有另外三名学生(一名初三学生, 两名高中学生), 都是“4·22” 派成员，在关押中被活活打死的.；再有校长黎中昌在武斗开始前就被” 联指 ” 派的暴徒们打死了。
至于黄先生自己，从他在解放路”4·22” 派据点被“联指” 派炮击炸伤后，那时据点内还有医务人员和简单的医疗设备及药品，伤口得到了简单的处理包扎；但从8月5日被抓，8月中旬被押回学校关押后，又几次遭毒打，左大腿骨被打断，近两个月时间伤口都没有得到任何处理，使伤口流血、流脓不止，他疼痛难忍，不时发高烧。他曾哀求驻校的解放军叫医务人员來为他治伤，或者告知他的父母亲來看他，都沒有得到允许，使他非常难过。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连基本的人性和人道都沒有，自己的生命快到尽头了。
黄先生以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自己用盐水和毛巾清洗伤囗，忍着巨烈疼痛，终于挺到了10月中旬，此时学校复课，正在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他们的管制宽松了，允许他的父母來看他了。在父母的哀求下，被允许医治伤口，父母亲就把他送到医院治疗。经过近一个多月的治疗，伤口才得到了基本的康复，但被打断的左大腿骨尚未全好，仍然需要拐杖才能缓慢行走。
从医院回到家后，仍然要不断地治伤。因为伤势太严重了，经过在医院近一个多月的治疗，虽有好转，但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曾多次去医院手术治疗，才有进一步的好转，但仍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的行走。就这样在家呆了几年，最后还是回到老家凭祥，找到民间的中草医，才把他的腿治好。看來民间的中草医还是有它独到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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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黄先生与笔者交谈后所形成的文字纪录。他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特别是1968年的大武斗及后来负伤、据点被攻破、被抓、被打、差点丧命的惨痛经历，更是令人刻骨铭心，永难忘怀的。
结束语
“文革” 是一场大浩劫、一场大灾难，“文革” 发动者的罪责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文革” 之在广西，更是一场反人类、反文明、灭绝人性约兽性猖狂大表演。如果说在“文革” 之初期（1966至1967年），广西“文革” 与全国其它地方相比是大致相似的话，那么进入到1968年则有它特殊之处了，期间出现的大武斗、大屠杀，其罪魁祸首就是广西的土皇帝韦国清及“联指” 派中的一批坏头头，他们是“文革” 中一切大灾难的制造者，他们的所有罪行都应当彻底的清算和批判。
黄振仕先生只不过是“文革” 中广西千千万万受害者之一，许多人为此丢掉了性命，他有幸保存了一条命，是不幸中之万幸了。他愿意把他“文革” 中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公诸于世，以警世后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愿黄先生能保重身体，过好晩年的生活。
今年是广西大屠杀50周年，也是“4·22” 派被非法围歼、消灭的50周年纪念年。在回顾这段历史往事时，一定不要使无数受难者再被隐瞒，不要再被遗忘。要牢记“文革” 的惨痛教训, 要使那种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成为世人永久的警示, 这是我辈今人的历史责任. 惟有这样, 才能使仁爱、友善、不害人、坻制暴力、尊重人、保护家庭、讲礼仪道德、重知识——等等这些社会生存的基础得以实现，也才能促进这个社会的真正和谐，这是今天的人们所要追求和实现的目标。
人们多么期望一个祛除独裁、真正宪政民主的社会能早日实现啊！
作于2018年9月中下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