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号下午2-4点，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利博士应邀在由许信良先生创立的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与该基金会的副董事长陈忠信，执行长林文程及该基金会的研究学者，进行了题为“美中战略对峙之发展与影响”的座谈会。
会上首先是杨建利博士做了大约45分钟的讲座，然后是与会双方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的问答交流。
杨博士的谈话从六四开始，“大屠杀之后不到三个星期，当中国领导层还在保持沉默、对未来不确定、勉强应对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布什总统派他的特别助理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到达中国，秘密会见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再谈到中美贸易战的缘起，“有人认为，贸易战正发展为中美两国的战略对抗，我倒宁愿认为，中美战略对抗是以贸易战这样一种形式拉开了帷幕。川普的贸易战开始改变美国对华关系的基调，但即使没有贸易战，中美间的战略对抗也是无法避免的。根本原因，1，中国体量巨大，具有挑战美国的潜在能力；2，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中享受国际秩序和规则带来的好处，却十分警觉而全面地对以西方为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进行对抗。无论在价值领域，还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无论在知识产权，还是在南海，无论在非洲还是在中东，中国都在低调而坚决地成为美国的‘麻烦制造者’。因此，不是美国选择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抗，而是这样的对抗不可避免。”
后半部分一个小时左右的问答交流，几位研究者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是华语圈的人们非常关心的——中美之间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19届四中全会为什么没有开；中国能否度过中美贸易战？中国能撑多久？现有的平衡能一直维持吗；中国的内乱会发生吗？会有中国的难民涌入台湾吗？杨博士均根据自己的观察思考发表了看法。
在回答有关变革的力量在哪里的问题时，杨博士说，民主革命的根本力量实际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包括长期抗争的底层民众和中共体制里的精英，长期致力于在专制的体制下发育民间社会的异议人士是最可见的力量，现在被习近平的左转倒车运动打压得很厉害的民间企业家们的力量也非常值得注意，这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阶层，任何民主的变革如果不能得到这个阶层的认可和支持很难成功，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以推动中国和平民主转型为最大公约数结盟形成有效持久的变革力量，表面上看习近平严密管控社会，民间空间几乎被压缩为零，实际上他的倒行逆施为这种结盟创造的社会和党内的基础，在某一个关键时刻，政治、经济、外交的危机出现，在党内会撞击出一个与民间相呼应派别，楊建利博士强调，在变革问题上，如果总是关注在“辛亥那一枪”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打的问题，我们永远不得要领，我认为正确的思考方式是考虑如果某种偶然因素或事件会引起大的变革，那么所需要的必要条件是什么，然后认真扎实地去准备这些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