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他从中南局第一书记的位置上调中央（陶铸1965年1月已任国务院副总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6月1日离穗北上，4日抵京。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改选中央领导机构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1名常委中排名第四，除了毛泽东、林彪之外，仅次于周恩来，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可谓位高权重。然而好景不长。仅仅四个多月，到1967年1月4日就被江青、陈伯达等公开点名打倒了。从此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刘邓陶”！为什么打倒陶铸？又究竟是怎样打倒的？这件事情迄今已经过去45年了，似乎还没有文章和书籍（和中央文件）完全说清楚，留有重大的“谜”。我不揣冒昧，拟就自己所知所闻谈谈这个问题。
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针对谁
首先，在怎样搞文革的问题上，陶铸和毛泽东发生了分歧。
我们知道，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大力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这主要是针对谁？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吗？这个概念提出是由刘少奇的事引起的没问题，但主要针对谁，却是需要动脑筋思考了。要知道，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就基本靠边站了。刘少奇在回答戚本禹1967年4月1日发表的《卖国主义还是爱国主义？》中的“八个为什么”时明确地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样性质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见，刘少奇非常清楚地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指他（虽然如上所说，由他而起）。那是指谁呢？应该说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抵制，而从中央来说，我觉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得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主要是对陶铸。”（见《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页）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内容就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毛用这个问题作为反对刘少奇的口实，恐怕是一个“诱饵”、一个“套”，刘少奇吞食这个“诱饵”、上这个“套”是必然的；因为派工作组这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变了，刘少奇没有理解。而在这个问题上，陶铸是支持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曾志说：陶铸刚赴北京没几天，6月9日就飞杭州参加主席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少奇、小平等大多数同志主张派，主席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陶铸说：“我是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遣工作组，这是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参见《陶铸传》，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页）毛既然设这个“套”、放这个“诱饵”要整刘少奇，他能放过坚决支持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陶铸吗？这是明显的道理。1966年安排庆祝国庆节活动的报道时，陶铸要求所有常委的照片都要见报，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他告诉新华社一定要设法有邓小平的镜头，于是就出现了所谓“换头术”的事情，即把邓小平的头移到别人（陈毅）的身体上。江青、陈伯达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这确实符合事实。
对这件事情——即派工作组，也要做分析，派工作组的确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派的工作组采用1957年“反右派”做法，在许多单位“反干扰”、“抓游鱼”等，把许多写大字报的人打成“右派”和反革命。
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西北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这件事情，陶铸恐怕是知道和参与了的。
很显然，按照刘少奇（和邓小平）派工作组的做法搞文化大革命，刘（邓）要负基本和主要负责任，无疑陶铸也不能说一点责任没有。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么回事？这是毛在文革中提出来指导文革的基本概念之一。有人说它是一个伪命题，一点不假。刘少奇（邓小平）指导文革的思想、理论和策略，其实就是毛在十年前（即1957年5、6月开始）所提出和执行的“反右派”的一套。1957年毛理直气壮地把它称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什么在1966年文革中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一时，彼一时也。毛“与时俱进”，他的政治需要变了，斗争的主要对象转移了，十年前他反的主要是党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年后，他发动文革，反的不仅是党外更主要的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不明就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很不理解”），沿袭陈规，非但得不到毛的认可，反招毛更加不满。
二、在工厂和农村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
陶铸和毛泽东另一个大的分歧，是在工矿企业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
1966年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给毛写信并送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刘、邓在信中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错。因此，他们送审通知草稿指出，目前各地党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国家任务的特点。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根据各地原来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7月2日，毛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页）
陶铸在文革中坚决贯彻执行这个通知的精神。他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亲自为《人民日报》连续写两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他这种做法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非难，说他用生产压革命。这可能也反映了毛的意见。
在要不要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问题上，陶铸的思想和行动同毛发生了尖锐冲突。
关于安亭事件。所谓安亭事件，就是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等率领的赴北京告状的1000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安亭（上海辖区京沪线上的一个小站）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31个多小时的事件。王洪文等卧轨拦车，企图扩大事态，迫使中央解决问题。
事件发生后，陈伯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做了两件事：一、电告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张春桥回沪说服工人。二、致在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指出：“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又说：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回沪处理此事。（按：周恩来和陶铸派张春桥去处理此事，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33页）张春桥11日深夜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他在上海工人座谈会上别出心裁地说：“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13日晚，张春桥给陈伯达打电话：“工总司五条要求（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我不能不签字，也来不及请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组，不然车就不能通，他们不肯回上海。”张春桥认为可以签字就签了。（参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54页；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第172页）
接着，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也给陈伯达打电话，质问：“第一，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有没有权力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背着华东局、上海市委，直接同工人组织签字，达成协议，反对华东局、上海市委？第二，张春桥眼里还有没有国家法律，党中央的指示、政策？他是不是可以不顾国家法律、不顾党中央的政策，擅自达成违背法律、违背政策的协议？”陈伯达很为难,他只是劝陈丕显：“我的老乡，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好好商量，已经签了字，怎么办理再研究。”陈丕显还跟陈伯达说他“也给陶铸报告了”。（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54～655页）
第二天，即14日，毛到钓鱼台召开常委扩大会，参加者有陶铸，文革小组和军队的几个人，但没有刘、邓、朱德、陈云。据王力回忆，毛一开始就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这是针对陈丕显和陶铸的，他们说过工人不能成立全市性组织。这是支持张春桥。毛接着讲了认识论，说先有事实后有政策，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会上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都是检讨，陶铸也检讨。会后，我把会议结果电话告诉张春桥，他神气起来了。（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55页）
安亭事件之前，毛就提出工矿企业要搞文化大革命，认为光是学生不行。他要陈伯达起草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陈伯达和王力搞了一个《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这个《十二条》提出了工厂要搞文革，认为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革好得很，其中明白地写道：“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但在安亭事件后，这个《十二条》还是显得落后了。该《十二条》交周恩来、陶铸指示余秋里、谷牧召开工交座谈会征求意见。谈了20天，却普遍认为《十二条》“左”，他们说《十二条》总的精神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和这种基础上，座谈会对《十二条》进行了大量修改，实际上基本否定了，他们又搞了与之相对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对这个《十五条》，周恩来和直接指导座谈会的陶铸是很赞同的。而中央文革小组不满意。陈伯达把谷牧叫来，对他大发雷霆：“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见《劫后长忆》第175页）毛泽东对谷牧等搞的《十五条》更不高兴，“叫他们重写”（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61页）。毛叫陈伯达、王力搞了一个新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
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周恩来和陶铸并不是反对在工矿企业搞文化大革命，但他们认为在工矿企业搞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慎重，要有步骤，要“抓革命、促生产”，千万不能影响和妨碍生产——这是他们最担心的。在工矿企业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周恩来和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有明显和尖锐分歧。
毛指示林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工交座谈会问题。1966年12月4、5、6日下午，在林彪主持下连续召开三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工业十条》。在这三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除了围攻谷牧外，就是批判陶铸。
在12月6日会议上，对陶铸进行了严厉批判。王力等人指责和攻击陶铸用生产压革命。陶铸作了检查。他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陶铸还谈到他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赞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十五条》的某些观点。他说，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他进而指出：“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林彪作了总结讲话。他说，实质不是谷牧的问题，而是陶铸的问题，是书记处的负责人坚持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本人也作了检讨。他说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同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坚持旧的一套。在整个工交战线，刘邓的影响不但是50天的问题，而且整个17年都影响很大。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参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64～665页；《劫后长忆》第179页）
林彪讲话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和传达了毛的意图。
12月9日毛批准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大到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与此同时，中央文革还搞了一个《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这个文件12月15日由中央发布。这样，在1966年12月，毛泽东和中央就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中去了。
毛具有挑战和应战的性格，越是遇到阻力，越是要以更大的力量冲破阻力。十年文革史反复表明，不论是谁挑战文革，毛都绝对不容。他不断创造和提出新概念，花样和手段也经常翻新。为了把文化大革命扩大到工厂和农村，毛在1966年12月26日特地举办了一次生日家宴。被邀参加的有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江青也在场）,而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在家宴上，毛讲了一大篇话，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93～695页）吃饭时，毛举杯祝酒：“为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全国全面内战”，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一个新概念；文革后，关锋告诉我，在毛生日家宴上听到他这样讲，都怔住了，觉得很不好理解。
关锋和王力根据毛生日家宴讲话精神起草了《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把毛说的“全国全面内战”修正成了“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起了开辟文化大革命新阶段作用的元旦社论，无疑也是经过毛审阅的。
人们看到，毛这次生日家宴简直比一次中央会议还重要！就是在这里，毛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中说道：“这样的重大决断，只是由他个人来决定和宣布。”（见第1462页）这确实是毛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一次突出表现。
此时，即到1966年12月底，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半年多了。在此以前，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党政机关和文教部门进行。毛所以要提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就是要突破这个范围，向工矿企业和农村更广阔的领域推进，即“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林彪语）。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他希望的“天下大乱”。说得文明点，就是所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7年元旦社论的号召，针对性很强。社论说：“一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论调，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人，都将被革命群众送到垃圾堆里去。”这两段话，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的放矢。那是指何人？当然是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有抵触情绪的从上到下的广大的各级领导干部，具体和直接针对的，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还没有被公开宣布打倒的陶铸。据社论起草人之一的王力回忆，毛说：“我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96～697页）王力还说：“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指示，在毛主席看来就是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如果停留在学生和文化团体中搞，就要半途而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和根子就挖不深，反修防修、防复辟就解决不了。他认为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就是这个问题。加上这时各省文化大革命搞不下去，是有人抵制文化大革命，是两条路线斗争在继续。他认为错误路线的代表是陶铸。因此，他对陶铸的问题抓得很紧，把它作为中心。”（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84～685页）
三、谁是打倒陶铸的决策者？
有人说：“陶铸是受江青等人的陷害被打倒的，毛偏信了江青等对他的诬陷……”我认为，在打倒陶铸中，江青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干将和急先锋，但她不是决策者。
按照曾志的说法，从1967年1月4日起，“打倒陶铸”的传单四处散发，满脑子装满了文化大革命、视文化大革命为命根子的毛三、四天都不知道吗？请看，他1月8日对陶铸的说法。这天，毛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接见红卫兵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那个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可是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见《大动乱的年代》，第154～155页）据王力回忆：“我记得毛主席还说过一句话：‘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78页）——这不是说明毛要打倒陶铸吗？这不是他公开批准陈伯达、江青等1月4日的行动吗？能够说打倒陶铸不是他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历史常有小插曲。对毛关于陶铸的这个讲话也是如此。陶铸夫人曾志看到毛这个讲话，说：“我不相信主席说陶铸‘不老实’，是不是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于是写了封信给主席。主席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这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上了一个‘？’。这封信后来退还给了我。”（见《陶铸传》，第370～371页）毛泽东在“不老实”下面画一横杠，并打上一个“？”，这是什么意思？非常难解。其玄机，高深莫测！这是不是毛反问曾志：“……你说呢？”居然还把这封信退给曾志，这使本人作何感想？曾志和毛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在这里，毛是不是做得太绝了！
顺便说一下，对这个问题，亲自参加在毛那里开会的王力证明：“我记得（毛）说很不老实……曾志回忆说毛主席不会说陶铸‘不老实’，可能是说‘不老成’……”（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78页）和曾志不同，她女儿陶斯亮2012年4月3日给我的信中认可毛说陶铸“不老实”，她说：“……在给陶铸罗织的所有罪名中，只有一条是不冤枉他的，那就是‘形左实右’。这点毛已有看法，而文革证实了陶铸的确是‘不老实’，不可靠的。”
我们还是撇开这个小插曲，着重谈谈毛对打倒陶铸的态度。
陶铸究竟是谁打倒的？到现在为止，还只有一个人即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最早公开说并形诸文字：陶铸是毛主席打倒的。他说：“直到现在（他的书是2001年出版的），谷牧的回忆录中，还不知道毛主席的态度，好像毛主席还支持他们似的，他们到现在还认为陶铸不是毛主席打倒的，曾志也这样说。”（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58页；所说“谷牧回忆录”显然不是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谷牧回忆录》，可能是2000年前发表的单篇文章；就是在《谷牧回忆录》中讲的仍然是“好像毛主席还支持他们似的”，见该书第218页）
我认为，如果不“因人废言”的话，应该承认和确认王力（他是打倒陶铸的当事人和亲历者，也正是在打倒陶铸之后，他成为宣传口的总管）的说法完全符合事实。这符合事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陶铸确实是毛打倒的，这是历史的真相；因为除了毛，没有人（如林彪、周恩来）要打倒陶铸，也没有人能够打倒陶铸。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过这样的话：打倒刘邓这样的高级领导人那是毛的决定，莫说我们（指他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就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也不是说了算的。我看吴法宪说的也是真话和实话。所谓符合事实，再就是，连睿智聪慧的老革命家而又心知肚明的陶铸夫人曾志都不说、都不点出这一点，即不指明打倒陶铸的真相，遑论他人——这恐怕就是党文化和党的教育以及党的纪律和党的某种需要所使然的了。
王力说：1967年1月4日，“江青叫陈伯达把陶铸问题公开宣布”。“打倒陶铸不是突然的，而这个公开宣布是突然的。”陈伯达在这天接见湖北省揪王任重代表团的会上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又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他在北京接见你们（指12月30日的接见）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革小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小组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陈伯达说你们揭露陶铸，揭得很好，这是给我们的支持。”（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77～678页；又见叶永烈《陈伯达传》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8～519页）
实话实说，陶铸并不是到1967年1月4日才打倒的，他在1966年的12月中下旬已经靠边站了，甚至政治局常委开会都没有他了。王力说：“一九六六年底，十二月份，剩下的常委（指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就是这种状况。此外，刘、邓已经不能容忍了，陶铸也不能容忍，在毛主席心目中陶铸和彭真一样。”王力还说：“陶铸问题在群众中公开宣布，公开地打倒陶铸，发生在这一天，即1月4日。但陶铸实际上被打倒，不是1月4日，而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央开了政治局生活会，他已经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铸是不是违背毛主席的意图呢？不违背，也是他的意见……”。（见《王力反思录》下，第711、714、778页）
如前所说，毛在1月8日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是实际批准了陈伯达、江青1月4日所采取的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行动的。而到2月10日，毛的说法又变了。他在这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行动。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不是你个人的事，你从来不找我。又对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事就是你们二人搞的。毛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开一个批评陈伯达、江青的会。可是毛又说，文化革命小组，百分之九十九是对的……不能拆你们的台。谁反对你们，我要反对他。（见《大动乱的年代》，第155页；该书把2月10日误为2月6日）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毛不同意陈伯达、江青公开打倒陶铸的根据。这样说，显然不能服人。请看，毛这天的说法有一丝一毫不同意打倒陶铸的意思吗？我看没有。如果有，毛为什么不叫陶铸以他原来的地位和职务继续工作？当时，毛乾纲独断，他的话，可是“一言九鼎”，用林彪的话说：“一句顶一万句”。不错，毛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这个指责是一个假命题。不论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讲，还是从实际讲，一个“五号人物”打倒“四号人物”都是不可能的。就从毛这天的谈话中也明白地表现出这一点。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陈伯达、江青）公开宣布打倒一个名列第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这是毛亲自任命的），这是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犯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绝大错误？可是毛说：“文化革命小组，百分之九十九是对的，不能拆你们的台。谁反对你们，我要反对他”，他这个说法可不可用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我看毛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打倒陶铸问题上文化革命小组百分之一的错是什么？可能在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时间和方式上，或许有不妥，即有毛不满意的地方。
照我看，打倒陶铸的过程和情况，大致说来，就是这样。
毛在打倒彭真时曾大言不惭地说过，打倒刘少奇时也大言不惭地说过（大意）：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动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晚年在中国共产党内确有这样的地位和权威——中国几千年专制社会皇帝的地位和权威。证明这点，打倒陶铸也是实例。擢升陶铸，打倒陶铸，都是毛一句话。陶铸这样一位高级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经过任何正式的中央会议，也没有下达中央文件，就蛮横地被打倒了。从1967年2月10日，毛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批评”陈伯达、江青起，一直到陶铸1969年11月30日被迫害致死，他没有再说过什么话。这表明陶铸在毛心里和眼里已经没有任何地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