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苏绍智先生
周义澄
知道苏绍智先生在中国去世的消息比较晚，感叹之余总觉得应当写下一些回忆，作为对一个特殊学术领域的老一辈研究者，又是几十年来海外中国政治流亡运动老前辈的纪念。与先生初次见面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延安饭店召开的学术会议期间，以后的交往主要是先生来到美国之后，在我担任《中国之春》、《北京之春》中文月刊编辑任内。
中国近代史上有不少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物，有的还是“伟大的”。对这个称谓我一直不甚明白，因为很多人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明显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资格。他们大致没有通读过构成“主义”的三千多万多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至1973年出版了三十九卷，文革后到1983年补齐共五十卷）；有的甚至连两百万字的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都没有认真读过。想当年自己攻读博士学位，花了两年多时间通读“全集”。设身处地想一想，要让那些日理万机，忙于党务政事的高官们静心读书，实在勉为其难。1983年我看了胡乔木关于批判人道主义的小册子后，断定这位意识形态大管家很多马克思著作没有读过。比较而言，苏先生熟知马恩著作，长期以来对中国现实政治深度关切，称其为马克思主义者恰如其分。不过的先生告诉我，他更愿意被称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尤其在他学术生涯的后期，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对象而不是信仰对象。先生的研究领域乃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其本人是这个党的一员，而他的理论观念及政治主张很长时间内与党的领导层不甚一致，乃至冲突，这就使苏先生的社会角色显得复杂。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清除后人错误的附加
从1982年开始，苏先生继于光远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所长。这个研究所的全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苏先生并不赞成这个名称，一是太长；二是觉得将这三个思想体系绑在一起总有不妥。先生很早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列宁主义，不同于毛泽东思想；多年后在海外，还专门写文章论述“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据说设立马列所的初衷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没想到在中共“少壮派”于光远、苏绍智的领导下，这个所竟然成了邓力群口中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1987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苏绍智被撤销职务；1989年风波以后，先生来到海外，开始了另一类的研究生活。
1992年先生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新论》一书，提出了三个重新认识，即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思想界拨乱反正的主要内容。2003年秋，我驱车前往苏先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新居，与先生就这三个重新认识作了长谈。
关于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先生主要强调的是“清除后人错误的附加”。“后人”是谁？当然就是列宁、毛泽东了。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了仔细区分，认为马克思重视人道主义，最终考虑的是人的解放；列宁则把阶级斗争理论应用于革命行动，成了政治上的战略策略，革命党变成了密谋团体；到了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作用更加突出，离开马克思主义也就越来越远。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经济理论以及前苏联和中国的一党专政实践，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很清楚，先生所说的要清除的，就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马克思的“附加”。
马克思主义不是指导思想 不会过时
那麽，清除了错误附加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呢？也不是。先生在国内的时候就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认为某种理论一旦作为指导思想，就与其他主义不处于平等竞争地位，靠强力迫使别人接受，这种思想必然退化。在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瓦解以后，中国理论界中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应该全盘否定，对此苏先生持审慎态度。他反对前苏联和中国执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神化，但不赞成把苏联和中国的问题均归罪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已被证明为错误，而马克思主义则有重生和发展的前景。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但同时还要肯定它对现代社会的正面意义，比如异化及人道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辩证法。原来在中国和苏联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但是作为社会人文科学的一部份，作为世界思想史的一个学派，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
苏先生了解到西方不少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持肯定态度，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认为其文艺理论和历史观也值得研究。部分学者称自己不是Marxist而是Marxian ，申明他们受马克思理论的启发从事研究，用的是马克思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先生自认也是Marxian，不是把理论当成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
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是“复数”
先生与复旦大学素有渊源，在谈话中我也自然提及在复旦哲学系任教的往事。八十年代初我在《文汇报》发表文章主张“开展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之后俞吾金提出“比较马克思主义”概念，1983年哲学系成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室，俞吾金担任负责人，系里安排我也参加了这个研究室，但不离开原来所在的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后来又成立了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苏先生赞成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的提法，前提就是承认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复数”。马克思主义可以被批评、被否定、被“证伪”，没有哪一家可以宣称自己拥有最终的解释权。先生在国内主持马列所时就编辑出版了内部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自任主编，力图把各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批判介绍出来。1980年先生到南斯拉夫参加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讨论会，会议参加者来自东西方各路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流派。这对先生启发很大，认为这种庞杂，多元，批判性的研究，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点。
阀族资本主义——当代中国的本质
“社会主义”是被弄得相当混乱的一个概念，所以也要重新认识。且不说第二国际以来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笔糊涂账，“新中国”从建国开始就自认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后来与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闹翻，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写大块文章骂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又冒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生曾经努力尝试自圆其说，提出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判断被赵紫阳采用，在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全面阐述。来到海外之后，先生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的性质之认识有了根本的变化。
对于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知识界和民众的大部分人予以肯定，祇是觉得政治改革没有相应跟上而已。苏先生的看法则是，所谓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把中国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引向“族阀资本主义”的过程。我极其赞同并以为这是先生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
先生指出，在中国一党专政特权横行，没有自由平等的一般资本主义竞争过程。在由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高级干部及其子弟构成的特权阶层利用权钱交易，操纵市场，积累大量资本，带有族阀性( nepotic )，所以称之为族阀资本主义,也即权贵资本主义。中国主要权贵家族的财富在改革开放中积累迅速，投放海外获利，中国百姓没有从中受益，还造成社会极大的不公正，是中国不安定的因素。随着中国权贵家族快速积累的真相被逐步揭露，中国社会权贵资本主义的面目也日益水落石出。
关心中国现实政治：欧洲三次学术会议
苏先生是上世纪八九之后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的重要人物，九十年代曾经认真参与多次关于中国现实政治的学术讨论会。
1996年10月在荷兰召开的“民族主义与中国前途学术讨论会”上，针对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狂热，苏先生从《中国可以说不》这本内容浅薄的畅销书谈起，区分了“民族平等主义”与“民族霸权主义”。
1997年8月德国波恩会议的主题是“为了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对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多个领域中面临的迫切问题提供了建设性建议。苏先生指出，邓的去世为正确处理赵紫阳问题提供了机会；赵紫阳对中国改革有出色的贡献，在1989年风波中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是邓后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我在会上问苏先生，中国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对赵紫阳问题的关切程度究竟如何?先生说从与他来往比较多的中共高级干部的态度来看，很多人认为祇有赵紫阳出来才能稳定大局。如果万里、乔石、李瑞环在人大与政协的力量结合起来，赵紫阳就可以复出。先生对赵紫阳的期待与对中国政治的乐观态度可见一斑。
1999年3月在西班牙丹尼尔召开了“中国的制度改革与文化重建”国际学术讨论会。苏先生强调了制度改革与文化重建的重要性，针对中外一些人对中国总理朱镕基的普遍好感指出，制度不改变，中国即使有一百个朱镕基也没有用。
会议上有意思的一幕是苏绍智与刘宾雁唱“对台戏”。宾雁先生提问，经过二十年改革，中国是离民主更近了还是更远了?毛泽东从左的方面对中国人性的破坏，邓小平从右的方面完成。其结果就是中国官僚总体性腐败与人们群众性堕落。这已经成为中国民主化的致命障碍，不是西方民主制度能够跨越的。即使中国实行了民主，也不能解决这个难题。针对刘宾雁的“民主悲观论“，苏先生坚持认为民主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根本还是民主问题，民主制度不会没有前途，没有理由悲观。
最后一本政论文集
2005年春，宋永毅主持的二十一世纪基金会约我担任北京大学副教授焦国标政论文集《讨伐中宣部》一书的编辑。此书作为“21世纪丛书”之一，由香港夏菲尔出版公司出版。当时已经出版的有杨建利的《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陈小雅主编的《沉重的回首》等。焦国标这本书在2005年4月出版，销路不错。此年5月，老宋又约我为苏绍智先生编辑政论文集“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我阅读了苏先生来到海外后发表的几十篇文章，按照内容列成几组，建议书名为《共产帝国败亡论》。老宋对这个书名满意，出版社方面也接受。其间苏先生提出过《共产主义绝非救世良方》这个书名。几经反复，先生表示对书名不甚满意，遂联系了另一个出版社。2006年1月，香港田园书屋出版了苏先生的论文集，书名叫《民主不能等待》。这是先生晚年丰富论著的完整集结。
慈祥严肃的长辈
在很多海外中国流亡者心目中，苏先生是关怀后辈的慈祥长者，为人师表的谦谦君子。2003年，曾经在社会科学院工作过的，受到苏先生赏识的，后在香港学校任教的某学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严厉指责参加1989年学生运动的一代学生，说在“道德空白期间”，“传来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时，最吸引这代人的是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祇有一个政府在管着他们，搞运动把政府弄得下不了台的时候，就根本没有人能管他们了。”这种对一代人的严厉批评，引起了各方面的反弹。我与苏先生讨论过这个话题。先生认为，文化大革命使得整个大陆道德坠落，不能特指某一个年龄代如何。说八九民运一代学生的道德价值有问题，未免太偏。八九民运中这一代学生所起的带头作用应该肯定；屠杀的罪责在政府也是定论。当然，事情过去之后，参加民运的人士都有责任和义务进行反思，吸取教训。
先生对后辈悉心呵护，一旦发现出格问题，也会提出批评，有时还相当严厉。荷兰的红灯区颇负盛名，1996年荷兰会议期间，一位初出国门被邀请与会的异议人士在休息时间去红灯区转了一圈，大开眼界，回到住处兴奋异常逢人便说。苏先生当即把他训斥了一顿。先生的意思很清楚，自己知道也就罢了，还大声嚷嚷，成何体统！
超越党文化的思想樊篱
先生始终站在理论战线的前沿。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苏先生提出中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后来改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88年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讨论会上，先生发言批评胡乔木，要求给王若水、于光远、周扬平反。在执政党的理论阵营中，苏先生始终是一个特殊角色。纵观中共当代历史，这类特殊人物不止一个，而是一批。比如于光远、于浩成、王若水、胡绩伟，李慎之，顾准，李锐、许良英等等。这些人有较高的学历，宽阔的视野，深厚的理论修养。他们情系祖国，关注百姓疾苦。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更追求真理；他们坚持独立的见解，又不断反思自己。他们相互间提供学术支持，遇到寒流抱团取暖，但绝对不是有组织的反对派。知识者的治学底线和做人风格，使得他们不屑行走南书房。偶尔他们也能掀起短暂的理论风暴，冲击腐朽的旧框架；有时他们的某些说词会被主政者采纳，甚至借助开明领导人（如胡耀邦、赵紫阳）制造一种清明的社会政治环境，但是他们始终不可能进入权力中心，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一个日益腐败的超级大党内始终有一股清流，一支健康力量存在，是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不过，在现今以知青为各级权力机构主要组成成分的新时期，整体理论水平普遍倒退，这种现象不可能再重现。
先生曾经说过他计划写一本关于从极权向民主转化问题的书，主要是讲中国，也和苏联东欧作比较。我不知道这本书最后写成没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先生的去世，使得中国失去了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执政党来说也是很可惜的。
愿苏绍智先生在天国安息。
（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