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思考
作者：杨建利
武汉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是当前世界面临最大挑战。这场疫情从中国武汉开始，席卷整个世界，不仅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和前所未有的经济损失，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交际方式，疫情及各国在防疫中暴露的问题，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治现实以及人类的政治理念。无疑，这场灾难是影响人类历史的深远事件，我们需要及时跟进和思考。
目前，尚无一个国家彻底消除了疫情，控制和消除疫情仍是所有国家的当务之急。应该坦白地承认，在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防疫由于爆发和防控时间较其他国家早、政府的防控权力可以无所顾忌无孔不入等原因，当下疫情已经相当程度上得到控制、将像年初那样任疫情肆虐的风险降到较小，而人口远少于中国的美国，从已知信息来看，无论确诊病例还是死亡数字，都高居全球榜首，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美国对疫情的疏忽和防控失误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六个国家的疫情人数和限制指数,图片来自：福布斯forbes.com)
但在价值观层面，这并不意味着以自由和人权为核心理念的民主制度在防疫问题上就必然处于制度劣势。比如说，在台湾、韩国等新兴的民主国家，防疫工作卓有成效，尤其是台湾，堪称此次防疫的世界楷模；而伊朗、俄罗斯等专制国家，未能有效防控疫情，甚至政府治理能力常被人称道的威权国家新加坡，其防疫工作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失误。
如果将更多的国家纳入考量，我们仍然无法看到“自由”必然导致疫情失控的逻辑，也无法证明“专制”必定有助于防疫的结论。更何况，中共当局的信息不透明和拒绝对武汉病毒来源的独立调查，无法消除人们的疑虑。朝鲜是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我们甚至无法判断这个国家的疫情轻重程度，如此，它便有可能成为危害人类安全的不定时炸弹。
信息封锁和流通不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可能有助于减弱疫情的蔓延，这是此次疫情给全世界的第一个警示。如果没有中国政府早期对疫情信息的封锁，即便不能将疫情扼杀于萌芽状态，全世界的疫情也不会扩散如此迅速，留给人们做准备的时间将会更多，而关于疫情真相及病毒研究的信息沟通，在今天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课题。即使在中国，言论“泛滥”和信息传播也对疫情防控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说疫情爆发初期，中国民众在网上对真实情况的披露和呼救以及国际间的信息沟通，让武汉各医院得到了大量的急需物资的援助，再比如说，方方的疫情日记，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到病毒传播下的生活状况，起到了消除恐惧、科学防疫的作用。所以，言论自由、信息的自由传播，即使在极端的疫情条件下，对人类的价值也是不容置疑的。
吊诡的是，言论自由和信息传播没有任何阻碍的欧美国家，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却并不理想。对此，我不可能进行全面分析，而只能就自己有限的观察来进行讨论，希望抛砖引玉。
首先，在武汉爆发疫情后，欧美国家重视不够，没有采取足够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公开信息，而且，在美国限制中美间人员往来后，多数欧洲国家过多顾及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以及中国政府的感受，迟迟未采取限制人员往来的措施，并且听信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轻描淡写，贻误了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机，造成疫情扩散，进而传播到对欧洲不设防的国家。当然，即使欧洲一开始就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设置入境限制，以多数国家表现出的防疫态度和防疫工作水准，蔓延恐怕也难以避免。
世卫组织总干事潭德赛到3月12日还在说新冠疫情是一场可控的全球大流行
比如说，在武汉封城之后，多数国家在医疗防护用品的储备上，缓慢到近乎麻木的程度。工业生产过度转移以及产业供应链过分依赖中国的问题，也突出暴露出来。
但这并非欧美国家所犯的全部错误，我更愿意从政治层面讨论欧美民主国家在疫情中暴露的问题。毕竟，仅有言论自由是不够的。
冷战结束后，西方松了一口气，感觉不再面临紧迫的安全威胁，而经济呈现长期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之下，出现较快的经济发展，呈现在西方面前一片广阔的市场。危机感的丧失和经济的繁荣与西方社会的满足感存在着某种关联，这种满足感削弱了社会改革的动力，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在这次疫情中，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CDC竟然长期坐视疫情在美国的社区传播而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行动，而这些似乎都是在法律和政治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而很难明确是由哪一个人的责任造成。
即使疫情大规模爆发后，相当数量的政治家并没有完全集中精力从事防疫，或者说，没有及时寻求专业人士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介入。频繁的上镜和曝光背后，政治家和政府有没有为防疫工作竭尽全力，我持有相当的怀疑。防疫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的作用和责任是第一位的，政府和相关官员应该接受人们更高标准的审视和要求。我认为这次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欧美政府的总体表现大都不理想，有些官员甚至在政治正确的掩护下，狭隘理解“自由”概念，为政府不作为寻找借口。
4月13日，疫情还在上升，佛罗里达民众就涌向海滩，图片来自cnbc.com
政党政治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但美国两党的尖锐斗争，似乎也在3月份前冲淡了人们对病毒传播的关注，即使在疫情爆发后，两党斗争仍然不合时宜地冲淡防疫工作，甚至舆论也受到影响，带有政党政治的痕迹，对于如何提高防疫工作质量的讨论反而不多。过多的相互指责和甩锅行为，甚至让一些人怀疑多党制的最佳形式是否就是两党制？我不敢断言两党制是否是美国最好的政党模式，但这样的思考已经深入到美国政治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民主价值观的“制度自信”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自信？好在这样的思考，在美国并不属于“妄议”。
纵观历史，先知式的改革仅仅是少数，绝大多数改革都是压力或危机推动，人们需要经常性地审视哪怕最习以为常的观念，我们是否可以以为“自由、民主、法治”的概念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美国的历史表明，许多领域的改革是危机乃至灾难推动的结果，甚至包括美国内战解放黑奴、福利制度的建立、走出孤立主义向希特勒宣战等，也都是危机之下的产物。每一次危机之后的改革，结果往往是更好的世界。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一次疫情造成的危机不能导向美国的改革？美国又有什么理由不认真反思，吸取教训？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身处美国，对美国政府的防疫错误进行批评，并不需要担心或恐惧，美国历史早就无数次证明这是美国政治改革的保障。我们仍然有理由信任个体自由是推动政治改革的最基本力量。你可以不满、可以愤怒、可以行动，甚至可以对政府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思考和批评是改进的前提。政治之上是常识，常识存在于多数人的内心。
疫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造成全球化的退潮，全球民主化也可能遭遇更多困难。但民主会失去吸引力吗？经济发展和由此带来的教育普及之下，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清楚不过的，再没有哪一个人或哪一个阶级可以垄断知识和信息，所以民主是无法逆转的历史潮流。我无法想象，即使专制在某些情况下的高效给社会成员带来一些安全感，有多少人会选择选择专制作为自己身处社会的制度模式？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建设民主制度。对专制者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民主制度下的舆论谴责，而是民主制度显示其更适合于人类生活的优势，民主自由绝不意味着低效和不负责任，更不意味着愚蠢和无能可以被赞扬。
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应该意识到，民主价值观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炫耀的资本，而是要形成机制，让政府更好地服务公众，让公民可以享受参与政治的权利，并承担社会责任。
但无论如何，民主制度让批评的声音无需承担风险，哪怕禁止批评似乎可以在表面上放大自己的“制度优势”，就像在中国所发生的那样。虽然中国中后期的防疫措施取得了防疫成效（尽管现在并不能预言最后的结果），但严格的舆论管制让防疫工作的失误被掩盖（疫情甚至成了煽动仇恨和打压言论的借口），比如说人们对病毒来源的质疑无法消除、信息管控让武汉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疫情失控的城市、一刀切的居家隔离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更重要的是，你永远只能赞美、只能赞美……
无论身处哪一个国家，无论东方西方，对政府错误的回避乃至廉价赞美都是对历史的犯罪！
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无法预测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回不到从前。深受疫情危害的国家，无论朝什么方向，无论以何种方式，都将发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很多地方可能将带来有价值的改革甚至革命，无论是在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人们将不得不对此进行更多的思考和讨论，如何才能让政治改革不仅仅提高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而是在更大范围内让人们看到变革给人们更安全和幸福的生活。而在这一艰难过程中，我们是该信任独断专行的皇帝，还是独立思考、真实生活的公民？我仍选择后者，尽管这并不容易，需要我们更高质量的思考和行动能力。如果我们满足于低水平的民主，甚至自负自大，而不是致力于变革，专制力量的乘虚而入并不奇怪。希望有机会对此做更多探讨。
2020年5月1日 于华盛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