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八九一代与中美冲突
作者: 陈永苗
转自《民主中国》
原文链接：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105365
在美国内部解决中美冲突
与美国发生关系是决定性的事，爱恨都不关键。
当然美国是欢迎说坏话的，说美国坏话的正面价值，高于说共的坏话和所谓的说真话，更高于说共的好话。说明你至少是假装自己是美国人。对于美国来说，阴谋论也没啥。又不会出去咬人。会咬人的，什么论都可怕。
这个世界的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安分守己的自我保存的，另外一种是权力意志支配的老想占别人便宜驾驭别人的。对于前一种人，即使认识偏差又能如何，阴谋论又如何，大字不识又如何。对于后一种人，知识越多越可怕，越以为自己有真理越可怕。
中国人现在只有两种立场，支持美国的和反对美国的，都是在美国的阴影中假装美国人。没法超出美国的阴影。有一个词：反美国的美国性。就像德国法西斯之前的“反市民的市民性”。就像异端是从教会正统分离出去，异端与正统之间有共同性：都在神人关系当中，异端认为正统背叛了神，正统认为异端背叛了神。反美国的，一样具有美国性，在美国影响下，有的人支持美国，有的人反对美国，但都在美国影响下形成的。不给他提供美国，粘不到美国的边，他们只能反美。
国体时代里，反不反美的立场之争，这里不是知识问题，也不是历史问题，而是我们所身处的命运问题。
今天中国大陆的反美与崇美，等于当年魏玛纳粹德国的反英和崇英。个人的命运性象征，国家的出路路线，二者的混合。反美和崇美真不是认识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一个中国人身处的身份，或者用知识认知所虚拟出来的身份，接受或者拒绝二十世纪以来美国性攫取的命运问题，反美只是针对另外一个中国人同胞的崇美态度，就像女人之间的妒忌比较一样，我不服。反美并不是直接针对美国的，或者说只间接捎带，只要是不服崇美的同胞。只要美国肯接纳他，反美的就立即叛逃于美国。
乞丐是不会妒忌马云的，相反还崇拜马云。不服会威胁社会关系，在于崇美者和反美者身份差距不会太大，拉不开距离，没有太大身份等级上的落差。崇美者要战胜反美者，要切断纠缠关系，拉开等级，全面压倒，其实反美者往往是金钱身份崇拜者和成功神学患者，你的官比他大多了，你的钱比他多多了，名声比他大多了，他就猥琐得很。要么就不战胜他，你崇你的美，他反他的美，不服就干一架好了，暴力是最后的办法。
美国以前觉得中国能民主化，先通过经济改革然后政治民主化，能友好相处。这就是四十年的接触推动改革说，欧盟也是这个看法，有一次欧盟的一个副议长人权专员请我们吃饭，当面也是说这个接触推动说，我说行不通。前几年美国和欧盟觉得自己被中共骗了，中共做大崛起了要撞沉他们，这是欧美的主流认识，只是他们还没找到改变目前格局办法，想脱钩脱不了。美国人觉得被骗了，白邦瑞写了一个《百年马拉松》，就是说中国假装民主化，骗得了崛起的时间。以前美国人民觉得无所谓骗不骗，反正有中国人低价打工。这回疫情，就不能觉得无所谓了。这次瘟疫倒是迫使本来对中共体制毫无感觉的欧美普通人，对政府施加压力脱钩了，因为伤害了切身利益，陷入死亡焦虑，相当于认为中共对世界发动了一场无形战争，他们肯定是按照自己角度想的。而中国嘛，得摆脱困境转化内部矛盾。中国只能甩锅给美国，因为其他国家份量不够，引不起底层的愤怒。
不一定要么前进，要么后退。例如当年改良与革命之争，不是要么改良，要么革命，可以插个斜路，搞维权嘛。所以可以语告美国学界鸽派，既然不愿意敌对，也不要讲合作嘛，可以呼吁美国扶持民国台湾嘛，打台湾牌嘛，如此又是继续假装合作又是敌对嘛。打台湾牌这是政治战。还需要美国法律体系内部法律战：确定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在美国法律体系内部打法律战，确定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这是最容易的文字游戏，是美国解决中美关系冲突最小成本的方法。本来就是一场合法性暧昧的小三上位，开个自己家庭会议，很容易赶出家门。
其他国家与中国大陆经贸合作关系紧密程度与受疫情影响成几乎正比。台湾模式之所以成功，根本秘诀就是切断来自大陆的影响，对大陆关上门。
八九一代与“改革已死”挂钩
2006年我《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发表后，来自新左派的赞誉远远高过右派。对改革开放的怀疑，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之恶果毒奶粉暴露之后，而且还没改革开发或者刚开始就有的，不说现实中的改革开放，就像想象中的改革开放乌托邦，也是没法在政治科学政治哲学可以验证的，更别提其可靠性和拯救中国的可能性，其根本是脚踩西瓜皮滑倒哪里算哪里。改革已死就意味着政体推动上的终结，而对改革开放上的怀疑和批判，在于国体层面的努力，即使是回归共党体制的怀抱，也是国体的。不承认改革已死贩卖虚假希望，死死捍卫改革教的信条，自然阻挡国体层面的努力。以至于反对民国当归最强的，是改革教信徒：能在中共领导下改革开放变好，民国早就被大陆干死了。
“改革已死”对四五一代以及赞同改革在改革受益的八九一代构成人生价值的“撤销”。他们假装在桥上走着，不时假装下阴沟弯腰摸个石头，不想“改革已死”抽掉他们脚下的桥板，全部掉下阴沟里，本来以为自己是这辈子救世的英雄，结果才发现自己浑身泔水味。
不问政体问国体。民国初年梁启超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提出政治家不问国体只问政体。至八九改革已死，政体问题不可问，或者问之无用功，法政系或者法律人转问基本权利，经济人转问市场经济或者利益，均转问国体，有的关心的是整个国家的国体，有的关心的是一个个人的国体问题，以个人权利或者利益促进整个国家的，如胡适所言。政体问题不可问，所以纠缠于政体改革或者反对，毫无意义。
八九一代与中美冲突
四五一代曾是针对文革的抗争者，然后成为既得利益者，八九一代曾是抗争者，然后又成社会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后八九一代在面包屑和抗争中挣扎。曾是抗争者，然后就是背叛。背叛是常态，每一波都是潜在的背叛者。越激烈的抗争者，越强迫别人的，当叛徒是最快的。
说到六四价值重估。百年来就五四与六四，四五不行，四五一代的除了第五个现代化的魏京生和与经过六四再洗礼的，或者像重庆白智清那样敢于当年对邓太子指责邓小平改革的其他的之外，其他都不行，泯灭于体制成功体制化。五四成功实现价值重估主宰二十世纪，应该轮到六四的重估主宰二十一世纪。
八九是八九后民间政治的必经入口，除非不涉及政治，只要涉及政治，一定先在八九给出的敌我或者好坏识别中。一定先谈八九。八九是个挂号处。后面的受害人起来抗争都是沿着89给出的路线走。
中国的一切变化都取决于八九，他甚至说取决于八九一代发动八九以及八九后九鼎在于野这一些事实。（大概意思）。我觉得就应该有这一些认识，以自己们为中心思考中国问题。不要被纷纷扰扰的时事所牵扯所撕裂所腐败所软埋。反正我自闭。八九应该增值发酵。这么大的事儿还不能增值发酵个三十年五十年。
八九对当下中美贸易战和中美关系冲突都是伏线千里的决定性，改革已死没法政治体制改革了，中美关系之间一定图穷匕见要冲撞。只是美国人相信中共改革已死的时间太晚了。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苏东转型的“改革已死”，必须强调的是，苏东是在布拉格之春彻底摆脱改革模式才再20年后实现转型。以大陆的智识分子愚蠢程度，四十年了，还在1968年之前。虽然当下的中国大陆，改革与革命的争议都仅仅是思潮意义上的，与大局变革无关的，局外人和幻想自己是足球场主教练的电视机观众之间的风云，但搅动一下至少能让远远落后于现实格局变化的死水一潭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有所进步有所促动。因为没有改革行动也没法革命行动，死水一潭而已。东欧坦克碾过去改革死了。大陆的真行，碾不死。我觉得八九要再次成为旗帜，一定要像布拉格之春一样，与改革已死挂钩。与改革挂钩，完全是耻辱。
民间与中共改革脱钩。“脱钩论”在大陆流行起来。大规模移民海外定居算与中国改革脱钩，不然担心死无葬身之地。不脱钩，死路一条。
与89年前后的苏东改革-转型模式比较，越过89的党国体制多了一个基于八九的法西斯化阶段，因此苏东的改革-转型范式是否可以用来类比或者提供行动的历史方向，颇为可疑。政治反对和异议在苏东改革-转型中历史作用，应该遭受价值重估，不可刻舟求剑。政治反对和异议模式是苏东的模式，放在经过苏东模式的中国，作用极为有限。被堵的死死的，因为有苏东的历史经验作为前车之鉴。刻舟求剑，是八九一代的异议者的惯性。
作家刘亚伟发朋友圈说，他认为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是虚假的形式主义的，真正的思想解放从90年代开始。我评论说九十年代开始社会的自我守护，可以离开体制自我呼吸自我维持，虽然还是受体制拿捏挤压。八十年代的自由化还是体制内的，体制的自我化妆。如此说法，就把89相当于1968年布拉格之春，1968布拉格之春是东欧改革之死，然后断代开始社会的自我为城，这就是东欧转型中著名的公民社会学说。自我为城，以自己的生存空间为尺度来衡量。例如改革对你不利，就干它、否定他。后浪被前浪挤压，管他前浪有什么良好初衷，美好意图，天花乱坠口吐莲花的，照样干他否定他。
【转载请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38598】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