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胡适先生曾说过：历史不是一个百依百顺任人打扮的女孩。可是中共在大陆夺取了政权，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文化和学术界开展了“批判汉奸文人胡适”的运动。所谓“批判”实则就是乱戴帽子乱骂人，外加随意栽赃。其中最为可笑的就是这批中共的御用文人为了坐实胡适是什么“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这一罪名，竟然将胡适的那句原话抹掉一个“不”字，于是就变成了胡适说的是：历史是一个百依百顺任人打扮的女孩。由于大陆实行的是文化专制，胡适的书早被列为禁书，谁也无法查看原文。即便是一些知情的人，也不敢来为“反动文人”辩诬。
当然这对于中共来说只不过是小事一桩。至于大到什么“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中共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都可大言不惭到脸不红，心不跳的地步。最后连他们自己的党史也可随意篡改成什么“井岗山是毛泽东与林彪会师”，以致遗笑全世界，他们自己才把历史弄成了一个“百依百顺任人打扮的女孩”。笔者在此无意于再谈这样的大话题，只想说点凡人小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韩战结束后不久，大陆电影界的“革命艺术家”们便“呕心沥血”地炮制出了一部当时大肆渲染、广泛流传，直到近年仍在频频亮相的所谓红色经典电影《英雄儿女》该片是以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韩战为背景，描写中共的“志愿军”在与联合国军争夺一个高地的战斗中，驻守该阵地的共军，只剩下—个叫“王成”的步话机员时，联合国军的战士冲上了高地。此时的“王成”便拿起步话机，向其后方的步兵大声喊到“向我开炮”！但后方步兵在影片中却并未开炮（否则，岂不是对自己“同志”太无情了吗？）最后让“王成”抱起一个爆炮筒，冲向“敌人”引爆了爆破筒而同归于尽。顿时镜头上什么高山的苍松，大海的怒涛，悲壮的乐曲，把个“王成”拔高上了“神”的高度。这套党八股式的宣传，便功德圆满，“王成”从此成为大陆千人传唱，妇孺皆知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直到前不久，在薄熙来先生掀起的“唱红歌”运动中，这个《英雄儿女》还是被常常加以推销的品牌货。
然而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却把这个美丽的“西洋镜”给折穿了。2011年4月6日北京《中国青年报》12版在—篇题为《谁来定义英雄》的文章中道出了当年韩战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底细：
“今年春节，辽宁省锦州市大岭村的蒋庆泉老汉接到北京老战友洪炉的电话，对方告诉他，“美国要再拍一部《英雄儿女》，想请你去开机仪式现场。蒋老汉爽快地答应了这个邀约，甚至开始筹划，让正在上高中的孙女教自己几句“简单的英文”。但家里人有点担心这个83岁老人的健康。后来，一个电视编导专门带来一张电影《英雄儿女》的光碟为老人播放。片子刚放了几分钟，蒋老汉便开始不停地发抖，随后大喊着“不看，不能看”，冲出了屋门”。
“在场的孙女惊慌失措地跑出去追爷爷。她不知道，为什么黑白电影中的那个叫王成的年轻战士出现的时候，爷爷会如此激动。事实上，即便是这个家庭中对‘王成’耳熟能详的那些成员，也直到最近几年才知道了老人隐藏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其最初的原型便是在朝鲜战场第一个喊出“向我开炮”的步话机员蒋庆泉”。
事情简单的经过大致就是：在1953年4月的石岘洞北山战场上，步话机员蒋庆泉的战友们都已被击毙的情况下，蒋庆泉一人被—群美军包围，此时人家只要指头一动，就可送他“上路”。可是美军见他已失去战斗能力，便没开枪。由于语言不通，不知道他正在用步话机喊“向我开炮”。结果炮弹很快飞来，美军伤亡惨重。蒋也受了重伤。如按“我军”的逻辑，这样顽抗的敌人，还能不当场击毙？可联合国军的美军，就没杀他，因为他并没直接持枪抵抗，而且蒋也被他“自己人”的炮弹炸伤了。所以其被俘后，按日内瓦公约给予了他应有的—切待遇。
蒋因为伤重，他被送到汉城的后方医院，一位美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一天，一个瘦高个儿的中国翻译陪着一个美国传教士来到病床前。翻译告诉蒋庆泉：“出于怜悯，出于对你的爱，出于联合国军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你三条路，第一条去日本，送你去学习；第二条上台湾；第三条你回大陆”。蒋庆泉当即选了回大陆，翻译提醒他：“共产党对俘虏是最痛恨的，比恨我们还邪乎”。可是蒋庆泉一心相信的是“党的教导”，想往的是祖国，根本听不进“敌人”的忠告。于是他与大多数“志愿军”战俘都选择去了台湾相反，他坚持要回大陆。
蒋庆泉遣返回国后，由于他是被遣返回国的战俘，不但未得到当时所谓“最可爱的人”的任何荣誉，优待。立马被隔离审查，形同囚犯。要他老实交代向美国人说出了“我军”的那些军事秘密？并多次训斥他“你当时为什么不去死”？言下之意，你还有脸回来。其实这也不是对蒋庆泉一个人如此苛刻，每一个被遣返回来的战俘，都是如此遭遇。蒋庆泉被审查完毕后遣送回农村劳动生产。其“英雄事迹”更不会提一个字，在屈辱和贫困中当了一辈子农民。在务农的日子里，村里常有一些复员回乡的老兵，聚在一起聊当年打过什么胜仗。每当这时，蒋庆泉总是说“我没打过多少仗，我就会唱歌”，然后他就开始哼革命歌曲，把话题遮过去。1960年代放映《英雄儿女》，蒋庆泉也带着儿女去看。看到王成喊出“向我开炮”的情节时，他开始偷着抹眼泪，回家后，又躲在被窝里哭。打那以后，他再也没看过这部电影。
人们不难理解蒋庆泉此时此刻的心情，特别是他看到电影中的“王成”对着步话机高喊“向我开炮”时，所以偷着流泪，这既是对自已遭到不公正对待的痛苦，也是对当年在战场上行为深深地忏悔。也许还有他自已在医院不听美国传教士好心的劝告、提醒，“天堂有路偏不走，地狱无门往里钻”硬要跑回大陆来。终于“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的悔恨与哀痛。恐怕蒋庆泉更不知道，当年那些选择去了台湾的“志愿军”战俘，1953年1月23日在台湾登陆上岸时，受到万人夹道、掌声鲜花，如接待英雄般的欢迎。从此每年1月23日在台湾被定为“自由日”加以纪念，这是何等的光荣。这些人到了台湾后，或读书，或参军，或就业。后来个个都安居乐业，娶妻成家。几十年后有的再回大陆探亲，已是座上嘉宾的台商了。还有那些回到美国、英国等的韩战中联合国军的被俘人员，也同样受到他们的家人，亲友以及不相识的民众像欢迎英雄凯旋归来—般的接待。当然更不会有什么“隔离审查”。他们与蒋庆泉相比说是判若宵壤之别，决不为过。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御用文人笔下那个“英雄王成”却在银幕上不知骗取了多少观众廉价的眼泪。不知又激动起了多少人的“革命豪情”。当你听着该片的主题曲（至今仍是传唱不衰的“红歌”）中那“优美动人”的歌声：“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旗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的时候，你能不由衷的佩服“经典红片”《英雄儿女》的高超忽悠伎俩吗？
这些御用文人的过人之处，就是会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把一个被联合国军俘虏后，以人道主义精神加以优待，疗伤治病的人，吹成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而生活中的这位“英雄”却是个在屈辱中过了—生的可怜人。—-如此妙笔生花的“红色经典”，即使“指鹿为马”的赵高宰相转世再生，也不得不退避三舍，自愧不如矣！
话题再转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中国大陆的民众正被“文革”的烈火煎熬。但江青、于会咏之流却在一个劲地宣传、炮制据说是不断地涌现在中国大地上的英雄人物。1964年2月9日，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草原。就在这场风雪中，产生了一个后来在中国大陆可谓家喻户晓的故事和两个光彩夺目的小英雄——“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王荣。说她们为了保护公社的羊群，战天斗地与暴风雪斗争，安全保护了公社的羊群。差一点光荣牺牲。幸好铁路工人王福臣叔叔发现了龙梅，连忙把她带进屋里，用雪搓她的双手。过了一会儿，龙梅暖和了些，才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来：“公社的羊……还有妹妹……在山坡上……”。最后小姐妹因工人叔叔而得救了。于是以电影、歌舞、戏剧、小说种种形式加以表演、传唱，风靡一时。可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工人王福臣只是现场的一个目击者，真正救“英雄小姐妹”的却是一个被中共视为“黑五类”的“阶级敌人”。一个名叫哈斯朝鲁的中年男人。多年来他被“雪藏”的原因，就因为他是一名“阶级敌人”。其实，哈斯朝鲁不过是个读书人，曾经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1957年被认定为“右派”，成了劳改犯。他的劳改地点是茂旗草原。1964年，正是在这片草原上，哈斯朝鲁救了“小姐妹”。
但是很遗憾，这不符合伟大的阶级斗争理论的“逻辑”。按此“理论”，“右派份子”、劳改政治犯，只能会去趁火打劫干坏事。他“应该”要去对“小姐妹”进行猥亵、性侵犯—类的罪恶勾当，才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他怎么会去救人？所以救人必须是工人王福臣。虽然王福臣并未救人，只是“目击”此事，也得放在他头上。—-这就是任何历史事实都必须按“我党”的政治理论加以重塑。说直白点就是加以张冠李戴，胡编乱造。
从《英雄儿女》到《英雄小姐妹》不过是当今中国在胡编乱造历史事实的长河中，出现的两朵“小浪花”而已。但已足令人齿冷，足令人触目惊心了！
2012年4月27日完稿
（《公民议报》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