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苦难志不磨

—-怀念被诬为“右派”的骨科专家车玉生

作者:严家伟

十年前在山城重庆的隆冬季节,一位老人在孤苦伶仃中病亡于一家养老院里。这位老人已91岁。他曾经是中国骨科专家,后又被诬为“右派份子”在“两劳”(“劳改”、“劳教”)单位里虽历尽苦难,仍矢志不渝的为治病救人、为医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车玉生先生。他也是笔者在遭受政治迫害的岁月里一位难忘的知心好友。因此在其逝世十周年之际,再次忆起诸多往事……

强敌压境投笔从戎

车玉生先生,山东文登市人又名海风,晚年自号“愚僧”。1919年生,1937年毕业于文登师范校。正准备应聘执教,而其祖父母抱孙心切,令车与一素不相识之女完婚,车反对包办婚姻,坚不从命,遂离家出走。此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按照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有关理论,在全省七、八十个县中,撤销了区政府,改为“乡农学校”,校长有区长之职,为“一把手”,“一把手”为教育主任、主管教育,再次为指导员,管经济,以及军事教官。其时济宁正举办“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培训上列各类人员,车离家后,便到济宁,被录取进入“教育主任班”培训。

这时是1937年8月,日本正发动“七·七”事变,大举进攻我国,烽烟遍地。10月以后,大批敌机空袭济宁,造成惨重伤亡,而韩复榘为保存实力,竟不战而退,率军逃跑,于是梁漱溟先生成立“游击训练班”以培训抗日骨干,车玉生旋即进入该班,并奋笔疾书,以诗明志,有句云:“弱冠从戎气吞虹,寇声急,生死置度外,别无所从……

在日军的强劲攻势和韩复榘的退缩逃跑下,山东很快便沦陷了。车玉生随游击训练班全副武装进入河南。此时,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委员长,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韩复榘逮捕,并果断地将韩处决,所有山东的武装人员均在商丘被国军警备司令缴械。游击训练班两千余人,徒步到达河南南阳以西的镇平县杏花山菩提寺(该地是当时乡村建设派的基地之一,负责人为彭禹廷先生)集结待命。

1938年2月,梁漱溟先生,从这两千余人中,亲自选定了一百五十余人,送到武汉,成为我国政府在该地举办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第一期的学员,该班毕业的学员以后均由我政府规定享有黄埔军校15期之同等学历,此是后话。车玉生亦名列于这一百五十余人之中。经过半年严格的军事训练后,7月16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建团仪式在武昌举行,蒋中正委员长亲自主持了入团仪式。年仅十九岁的车玉生抱着一颗爱国抗日之心,参加了庄严的入团宣誓。

是年8月“战干团”第一期学员毕业。经过精心挑选,车玉生等10人被留下,其余则作为骨干返回山东组织游击战争。这些人回去后,一个个抛头颅,洒热血,与日本拼死抗争,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车玉生等10人留下后,于8月在武汉珞珈山,进入了中央训练团青年干部训练班(第一期),经过两月多的训练到10月底结业。此时武汉失守,训练班学员被分到各省去建立、发展青年工作。这时又经过精心挑选,在全班学员中,选出36人成为“青干班军官队”,真可谓精英中之精英,由桂永清将军亲自训练,车玉生也在三十六人之列,先到了湖南长沙,后又到桃源,接受各种轻重武器之训练。随着战局的变化又由桃源而又湘西,再贵阳,最后到达中国抗战的圣地,陪都——重庆。

五十年后车老旧地重游,挥笔写成如下诗句,足见其壮怀豪情:

泪挥独忆珞珈山,

气壮山河意指天。

湘鄂川黔志未馁,

一心报国苦犹甘。

1399年3月1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在重庆南泉开办第一期,车玉生等即以服务员名义,与党政班生活在一起。第二期地址由南泉江往浮图关,此时,蒋委员长为激励抗日士气,将浮图关改名“复兴关”,意在抗日到底,复兴民族也。同时又将其爱子经国先生送入二期受训,车玉生与经国先生同班。经国虽贵为“太子”,却是个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与车同室傍床相处甚得。此后不久车玉生被正式调到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办公室任上尉副官(教育长是王东原先生)。1941年刚刚满过二十一岁的车玉生已晋升为少校了。

在人生的旅途上,车玉生以其优异的才能,首次展现了他的辉煌,他正一步步走向高层,接近核心,并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正在上升的明日之星之际,事情却出现了变化。

艰难抉择弃官从医

“知足常乐”,古有明训。就名利而言,个人的确应早点“知足”。但若在知识、技能、学问等方面,一个人似乎又应当“不知足”才好。车玉生正是这种“不知足”的人。车王玉生不仅没有因宦途得意,才二十出头就已官拜少校而飘飘然。相反,却痛感到自己的诸多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欠缺正规学历。一个师范学历,不仅太低,而且又未在校执教:在军队任职,却连军事院校的大门也未得入(“战干团”按黄埔15期同等学历计,在当时还未被纳入正轨),真有点“非文非武”的味道。再看从山东来的许多同学都纷纷考入大学去了。

正在此时,一个生活中的事件,给了车玉生不小的刺激。车的一个女友正在中央训练团“音干班”学习,不仅年轻貌美,且极富音乐天才,弹得一手好钢琴。与车情投意合,过从其密。但该女在1942年“音干班”毕业后,却去了白崇禧家担任家庭教师,车对此表示不快,去信阻止。殊知此女不仅不听,反将她过去读书(音干班)时,用车的一些钱,以汇款的形式还给了车,似有绝交之意。车一怒之下,遂与之断绝往来。这件事给车玉生的自尊心造成了不小的伤害,觉得在人家手下作这么一个副官,实在显得太庸庸碌碌了。因此经过几番思索,终作出决定:从头开始,再去求学。

车玉生把他的这个想法去告诉了教育长王东原先生。王平素对车十分器重,觉得他少年老成,聪明干练,特别是车的记忆力,王最为欣赏,平日事无钜细,即使事过多日,只要王一问,车便立即能将他要问的事,或要找的人,一一从头告知,从无错漏,使王觉得真是其身边的一名得力助手。因而他对车的成长,乃至一言一行均十分关心,且爱中有严。例如他见到车勤奋好学,诵读英文,脸上便露出了欣慰的微笑,频频点头。但若一听到车在屋内读俄文,他就会迈着沉重步子跨进屋来,语重心长地对车说道“车副官,别念了,别念了”在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这位将军,太爱管闲事了,但在那个时代,他的苦心孤诣,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天,他听完车玉生的陈述,脸上露出了惋惜之色,但沉吟半响,还是同意了,并问道:“你准备上哪里读书呢?”车答道:“准备到我们山东医学院去学医。”王听了高兴地说道:“好,很好,有志男儿,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去吧!”临行前,王东原先生还送了几百元给车玉生作为助学之资。离别浮图关车去向霍原璧老先生辞行,霍是陈诚、王东原更早期的“老保定”,深受敬仰,他告诉车“乱世切莫为官”,又说“学医足以济世”,更鼓舞了车学医的决心。

1942年二十三岁的车玉生,抱着“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的志向,考入了当时设在四川万县的山东医学院。并为自己订下了“约法三章”:1、从此不再过问政治;2、不出风头;3、不谈恋爱一心读书。当时正值抗战期中,国难当头,而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对于教育则是十分重视,特别是许多理、工科院校,都实行公费。如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扬振宁都是当时我国公费培养出的大学生。山东医学院也是公费制,但毕竟是战争年代,条件仍十分艰苦,无论生活条件或教学设备都极其困难和简陋。学生一日只有两餐饭(上午9时,下午4时),教学工具,由于学校是从山东逃难而来,所以几乎是一无所有。

当时学校的教师,基本是“留德”的,教学多用德语,头两年最使车玉生感到紧张的,一是必须从头学德语,二是解剖学没有人骨标本,全身二百多块骨头,单靠解剖图“纸上谈兵”是绝对不够的。幸好此时抗战大后方的“第十重伤医院”就设在山东医学院附近,二者在业务上已合为一家。解决了尸体解剖的许多难题,然而每个学生要有一副骨架,仍然办不到。于是为了学医,车玉生和他的同学们,只好干起了“掘坟盗墓”的事来。但他们要“盗”的既非珠宝,也非钱财,而就是那墓中主人的一具骨架。墓穴多在旷野,有不知名的野葬地,也有值得人们永远崇敬和怀念的无名英雄。

车玉生和他的同学们,挑选的都是那些埋葬三年以上,八年以下的坟墓,因为这时死者肌肤已经腐烂,而骨骼却完整,他们都是在深夜,从墓侧掘开一个刚可容人进出的洞,然后自己钻了进去,这时腐尸的恶臭扑鼻而来,令人欲呕。但为了求学成才。顾不得这一切,忍着难闻的臭味,借着电筒的光辉,一节、一块地把尸骨取出,墓内一人捡,外面有人接,女同学站岗放哨,就这样,不知经过了多少个艰难的夜晚,最后,每个同学都有了一副完整的人体骨架标本了。

头两年最紧张,最困难的学习没有能难住车玉生,在解剖学结束考试时,教授用德语指定了几个他要的骨骼的名称,车玉生立刻熟练地把这些骨头从标本中捡了出来摆在教授的面前,并用德文回答了教授的提问。考试成绩优良。

他不仅学业优异,而且在同学中也表现出非常优秀的组织才能和号召能力。因此被同学们推举为该院学生会主席。到了一九四四年终于违背了他自己订下的“约法三章”。开始与一个比他高一年级叫杜敏时的女同学(又是同乡)谈恋爱了。才气横溢,总是异性注目的对象,杜敏时对车人品才能都十分爱慕,成了她心中的“白马王子”,而同学鲁北人蔡玉汉又是车、杜二人的好友,积极从中穿针引线,所以终于使邱辟特的神箭射进了两人的心中。不久车玉生因营养不佳患了因缺乏维他命B1所致的脚气病,双腿无力,几乎上不了台阶。当时根本买不到维B1的任何制剂,只有靠吃麦麸和鸭蛋汤(鸡蛋太贵都买不起),以疗顽疾,此时杜敏时在经济上给了车一些接济,后来病总算慢慢好了。

1945年8月在盟军的强大攻势和美国原子弹的攻击下,不可一世的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全中国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但就在这时,苏联乘机出兵侵占我东北,更为可恶的是,将我东北三省财富劫掠一空。消息传来,青年学子一个个义愤填膺。本来抗战之前,俄国佬就抢走瓜分我们的外蒙古,人们记忆犹新。殊料抗日胜利伊始,披着“盟友”外衣的俄国佬,竟在光天化日下,干出了与日寇如出一辙的强盗勾当,旧恨新仇,能不怒发冲冠?!这时身为山东医学院学生会主席的车玉生,顾不得三年前曾给自己立下过的“不过问政治”的誓言,振臂一呼,应者如潮,抗战期中,迁来万县各院校,立刻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在万县举行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反苏大游行,车玉生任总指挥。同学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愤怒声讨苏俄的侵略罪行。许多市民纷纷自觉响应,加入游行队伍,同仇敌忾,场面感人。事后车玉生对人说“我自学医后,已决心不再过问政治,但国家的耻辱,民族的尊严,不允许我沉默。这是我学医后,破例地过问了一次政治。”

1946年车玉生在山东医学院毕业,来到重庆市民医院(现名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实习,1947年4月,被正式录用车与杜敏时结为伉佩。当时重庆市民医院,如果用今天时兴的术语来说,虽然在“硬件”(如病房、设备)方面,并无特别独到之处,但在“软件”方面。却堪称实力雄厚,抗战中从上海医学院来川的一大批技术尖子,都在这里落地扎根了。车玉生像一粒优良的种子,落在了这块外科技术的肥沃土中,因而基本功练得很扎实,进步也十分迅速。1948年傅安龄先生主动提出愿介绍车去上海海军医院工作,这个机会对于车玉生来说的确是太宝贵了,这不仅因为海军医院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院之一,而且它直属海军,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将军又是车的老领导,其发展前途,自不待言。但此时车玉生在重庆却拖着一大家人,妻子杜敏时娘家由于是地主,在内战中,从老家逃来重庆女婿家中,因此车玉生养活着车、杜两家连同保姆近十口人,全靠他们夫妇工薪养活。在这种情况下,他去海军医院之梦终未能得园,也是不得已而作出的牺牲。

历史的脚步,很快把中国带到了一九四九年这个十字路口。国共内战即将告一段落,车玉生也走到了他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如前所述,他完全可以随海军医院去台湾,但因此而骨肉离散,又是他难以接受的。正当徘徊难决之际,车的一位老朋友李医生从广州来到了重庆,李是车玉生在浮图关时的同事,二人曾一道学俄语。李医生对车说“我从广州来,对共产党的情况,有所了解,像你这样早就已脱离了国民党去学医,现在又是医生。根本没有再涉足政治的技术人员,留下来根本没问题,不用怕,不要走,跑到台湾,妻子儿女怎么办?同时又告诉车玉生说“车医生,你别怕,你知道吗?共产党来了三生有幸”,你就是“三生之一”,车听了不解,问道:“此话怎讲?”那人说:所谓“三生”就是指医生、学生、先生(教师),这三种人,共产党要特别给予优待,故曰“三生有幸”。

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最喜欢听对自己有利的话,最容易相信那种对自己最好的结果。车玉生也觉得,自己在国民党的手下虽然干了几年,但那是为了抗日爱国,并没有去打过共产党,总不能说抗日也有罪,何况我早就脱离了国民党,三年国共内战,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医生,共产党应该是不会找我算什么账的,别怕!

就这样,车玉生决定和全家一起留在重庆,每当心里觉得不踏实的时候,他便去服下“三生有幸”这片“镇静剂”以安抚自己。

“三生有幸”反成不幸

1949年年11月30日共产党的军队进驻重庆,不久给市民医院派来了一个“军代表”主管一切。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代表不仅是车玉生的同乡,而且是车的小学老师之弟弟。家乡情加上师生谊,使二人似乎有点一见如故,关系比较融洽。于是接收医院,清理财产,这些事,军代表都叫车来一道参与,很快车成了医院内的一个“积极分子”了。1951年后,开始了“镇反运动”,车玉生将自己的历史作了彻底的交代,究竟“彻底”到什么程度呢?用车自己的话来说“不仅按年按月作了交代,甚至某天干了些什么,凡是重要的,有价值的,都写得一清二楚的。

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车玉生更在院内担任了“打虎队长”,抓贪污分子,搞得很是轰轰烈烈。随着运动的发展,车从内心逐渐感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些提法都无可非议。但一些具体的作法,却使人感到很难以接受,特别有几件事,简直叫人触目惊心,事隔多年也不能平静。

例如医院里有个老太婆(工人)叫任少卿,负责在妇产科门口接待病人,给病人一点卫生纸,同时每次收费一分钱,运动中,她也交代了,但竟被打成“老虎”。斗来、斗去、活活整残。又如护理部主任李锦如(女),硬说她是“贪污分子”。一个护理部,有什么可贪,因而她死也不认,于是“打虎队”员就把这个女子拉进停尸房去关起,半夜还叫人在外面装鬼叫,往停尸房窗上撤沙子。一个文雅的弱女子,哪禁得起如此恐吓?终于被弄得精神失常,从窗子上往外跳,腿跌断,成了终身残废。这些事使车玉生生的良心深感不安,他觉得:反贪污本来是对的,但这样任意伤害无辜,却是完全不能接受和原谅的。

1952年医院经重庆市卫生局批准,决定派车玉生去北京进修骨科,与此同时车的大女儿车芳因患髋关节先天性脱位,当时四川无法治疗,于是同意车带孩子同往,边进修,边照看孩子治病。车带女儿到京后,因住院问题几经周折,最后在天津骨科医院进修(孩子也在那里住院),在指导医师方先之教授指导下,认真学习新技术。这时,天津骨科医院,在用链霉素保证下,开展了国内首例骨与关节结核病灶清除术。车玉生进修完毕渝后,于1953年夏在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也开展了这一手术,得到当时中国医界的重视和好评。此后车玉生又在重庆带头开展了腰椎间盘手术、膝关节半月板手术,以上手术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西南医学界的瞩目。贵阳、成都,甚至陕西、湖北的此类病人也纷纷前来重庆求治。同时,川医、贵医、云医以及西安医学院的学生,也都前来重庆第一人民医院实习。

医疗实践的成功。使车玉生在理论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为创作提供了充沛的源泉,一篇篇有创造性见解的文章,署着“车玉生”的大名,都先后发表在国内权威性的医学刊物上。如《中华外科》杂志1957年2月发了车的《慢性骨髓炎的综合治疗法》一文。该刊主编特别在文前加了按语:1957年7月《骨科通讯》又发表了《膝关节半月板的手术治疗》;1958年5月《外科》再次发表车的《1013例骨与关节损伤》成为我国第一个骨与关节损伤的大组报告;1958年9月《中华医学杂志》还发表了车的《回盲部癌症与兰尾炎的鉴别诊断》。除上述全国性的刊物外,车还在重庆市的《骨科通讯》和市卫生局的论文集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如《骨与关节结核的手术治疗》、《祖国骨科医学史》、《止血带下静脉麻醉在骨科上的应用》等等。

然而正当我们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年医师,在医学的宫殿上登堂入室,欲“更上一层楼”之际,仁慈的上帝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像当年如来佛一反掌把孙行者压到五行山下一样,车玉生一下就被推下了十八层地狱。所不同的是,孙悟空确实大闹了天宫,如来佛对他实行“专政”,似还犹可说也,而我们的车大夫,不但没挥舞全箍棒打谁,而是一直拿着一柄手术刀,在勤勤恳恳地为患者“刮骨疗毒”,却一夜之间,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补“差额”,“补”上去的“右派”

说起车玉生的这个“右派分子”,似乎还有点不大“正宗”。众所周知,反右是1957年的事,而车已平安地度过了1957年,到1958年“三·八”节这天,突然成了“右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这个“右派”,不是“正式录取”,而是补“差额”,“补”上去的。天下就有这种怪事!学校招生,除了正式录取若干名外,有时还录取一、二名“备取生”,怕正式录取生中,临时有个把两个来不了的,可兹备用,万没想到“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也有这种“福气”。而美国的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里,竟没有记入这桩重要的雅事,说明美国人实在愚蠢,也对咱们怀有偏见。

好了,不说美国佬,还是回过头来说咱们这个“差额”是怎么“补”的。原来“反右”一开始“上面”就给各个部门下了“指标”,什么“指标”呢?在你那个部门或单位中,一百个人中要抓出几个“右派”来。听来似乎荒唐,其实是完全有道理的。“第一,阶级斗争无时无刻无处不存在,难道你那个部门能是桃源仙境”,能没有阶段斗争吗?所以一定有“右派”。但也不能太多,倘若人人,或大多数人都成了“右派”,那又怎能体现,多数群众是跟党一心一德呢?所以就只好预先定下“指标”,要揪出百分之几,这就说明“反党的右派”毕竟只是一小撮,请看,这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啊!当时重庆市卫生局揪右派的指标听说是百分之三!多乎哉!不多也!然而,也是车玉生合该倒霉,1957年完了,这个指标就没完成,怎么办?毫无疑问,必须坚决完成!

1957年“鸣放”开始后,车玉生凭直觉感到气氛不对,还是少说为佳。妻子杜敏时,也对丈夫提出了忠告:“老车,少开口啊!”所以他本来打算什么也不讲,可是领导却三番五次来动员,说“提意见是帮助党整风,提借了也不要紧嘛!”甚至还说“意见提得就是不正确,那也只是个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但是如果不提意见,这就是你对党的态度问题了,你是要和共产党同心同德呢?还是要同床异梦呢?天呀!谁都会明白,一旦认定你是个“同床异梦”者,其后果将是什么?车玉生感到不应付两句恐怕不行。

那么说什么呢?政治话题,肯定不能谈,那么就谈点日常工作的话题该可以吧!言不由衷,没话找话说,本来就不是车的个性,然而不说又不行,这可难坏人了。后来市民革在重庆市卫生系统开征求意见会,用汽车把车玉生请了去,今天务必要您老兄,帮助党整风提点宝贵的意见。人家如此礼贤下士、刘玄德三顾茅庐,也不过如此吧!你要是再一言不发,也就实在有悖于情理,也就难怪人家要怀疑你是“同床异梦”了。

车玉生坐在汽车里,边走边想,搜索枯肠,终于想出了一条自认为是无伤大雅的“意见”。那是1956年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贾主任去天津做手术期间,由车玉生代理主任,手术室要求要添置一些医生术前洗手时用的衣服、鞋子之类的东西,这本是医疗上司空见惯的事,车便同意签了字,由总务科造计划到会计室去领钱。按财会制度应由院长何贤宝批准,才能发钱。何便问财会科的人“这衣服、鞋子是给谁穿的?”答曰“是医生们穿的。”何院长一听老大不高兴说:“这些医生一个月领了那么高的工资了,怎么衣服、鞋子都还要公家出钱买?”财会科那人不知是不懂医,还是不敢“犯上”,只好唯唯诺诺说“这……这个……我不清楚”。何院长最后还是勉强批了,满脸不高兴。这事后来车玉生知道了,觉得你是个院长,怎么这点医疗常识都没有,手术室要保证无菌操作,怎么能穿着自己的外衣、裤及鞋子进去做手术呢?据说当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去视察中学,看见学生打兰球,立刻把校长叫来训了一顿,说:“我拨给你的经费,你拿去干什么去了?这么多人抢一个球,你就不能给他们一人发一个球?”弄得校长哭笑不得。这也不知是否真有其事,但车却不敢用这类话去调侃何大院长。那天他在会上谈了这事,把话说得委婉又委婉,客气又客气,说希望何院长多到下边来走走看看,到手术室来参观参观,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避免的。他心想这样说够“和风细雨”了吧!

当时会上谁也没说这意见有什么不对,但等到“秋后算账”的时候,等着他的却是一场“暴风骤雨”!

1958年3月8日夜晚通知车玉生去大礼堂开会,他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一进会场,好家伙!满屋满墙已贴满了大字报“揪出大右派车玉生”,“坚决向大右派车玉生开火!”“车玉生否定党的领导,必须低头认罪”……接着来的所谓批判斗争,更确切地说是诬陷和辱骂,请听听下面这些高论吧!

“你车玉生说,何院长不懂医疗技术,也就是所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穿了,就是要把党的领导赶出医院,这家伙是何等嚣张,何等疯狂!”

“告诉你车玉生:你不要以为没有你,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骨科就要关门了,地球就不转了,你在作梦!”

“坚决清除这个败类!”

“坚决揪出这个坏家伙”

扣帽子,打棍子,尚不足以表现自己的“左”和“革命”,就只好借助于歇斯底里的喊叫。一切都已丧失理智!一切都已无理可讲!

几天后,又再次批判,这次更加升高调门,说车是“一贯反动”。什么叫“反动”,这定义谁也搞不清楚,大约凡不合当局之意,或长官之意者,均可谓之“反动”。既然有这么个模模糊糊的“内涵”其“外延”自然无边无际。如再加上“一贯”,那意思大约就是:此人从来就没做过一件好事;从娘肚子出来就不是个好人;如果他以前曾加入过共产党,那只能叫“混入党内”;即使是做了极大的好事,也只能叫“伪装积极”。总之凡加上这个诛语,即意味着将对此人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

这时重庆市卫生局“五人小组”(专门决定谁是“右派”的权力核心)中,有个女士与车有一定交情,冒着风险,晚上悄悄来到车的家里,告诉车,事已如此,千万要忍耐,在会上千万不能反驳,否则,后果会更不堪设想。车照办了。然而逆来顺受,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1958年5月1日,这个据说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就在这一天,车玉生这个年富力强、风华正茂,曾为无数患者解除过痛苦的医生,这样一个正直的劳动者,既无任何过失,又未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和人身自由。他的名字从重庆第一人民医院的名册中莫明其妙地消失了,而且不明不白地送到了自贡市,进行“劳动教养”集中改造。

当时,一位官员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劳教人员有公民权,不同于判刑劳改”。可是按照中国的法律,任何公民,必须构成犯罪,并经过司法审判认定有罪后,才可以开除其公职,剥夺其人身自由,强迫进行劳动改造。然而当时的车玉生并无谁指控他犯了什么罪,更未经过任何司法审判,判定他有罪,可他的公职被剥夺,甚至连人身自由也丧失了,连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的权利也没有了,必须到指定的地点——自贡来接受所谓的“改造”,但同时又说他还有“公民权”,真弄不清这是一笔什么糊涂账!

车玉生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弄进了劳教队,更可笑的是还要他自己来定个“改造计划”,你自己说,你要在这里“改造”多久才能“改造好”、如果真是可以自由表达意志,那答案肯定是:“我今天就应该离开,因为我既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到这里来”!但“已到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于是有人订3年,有人订2年,车玉生也订“两年改造好”。不知怎么官员又说车“太保守了”。那年头不是甚么都在“跃进”么?于是改为一年“改造好”。至于什么是“改造”,怎么个“改造”法,如何才是“好”,恐怕只有天知道!

与此同时,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却由于车玉生的离开,虽然地球还是每天照样转,但整个骨科却彻底关门大吉,有关的医生、护士、也劳燕分飞、东走西调,直到二十多年后,车重新回到该院,才又重建了骨科。不知那些在批判会上慷慨陈词的先生们,对此作何感想?

有人说1957年揪斗“右派分子”,是“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殊之”所以这不是“阴谋”,是“阳谋”(为汉语增添了一个绝妙的新名词此功不可没)。但最后(虽然是二十多年后)又不得不承认“反右斗争扩大化”,“反右”还是该反,只是“扩大了”一些,究竟扩大了多少呢?从当时报纸上看到的,中央各部、委直属机关、北京各高校,许多都是百分之九十几,甚至百分之百都得到了“改正”,据有关资料显示,1978年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为552877人(见:《炎黄春秋》1955年第11期)而没有“得到改正”的“右派”全国总共不过5000人左右,也就是说,既不是“扩大”了百分之十,也不是二十、三十,而是“扩大”了百分之九十九。

当然,“反右”斗争,仍然是必须的,正确的。

忍辱负重被送“劳教”

从此,车玉生开始了他的“半囚徒”生涯。在“劳教队”里,没有分派他去抬石、运木,仍然是医生。这是对他的“优待”吗?非也!这里有个专门名词叫“用其一技之长”。这是公开的,冠冕堂皇的名称,另外,还有个“内部名辞”叫“废物利用”。你是医生,应该是科技人员、是国家干部。但是,你“入队”(劳教队)后,你甚么也不是了,你仅仅就是一个“劳动力”(又是一个特殊的专用名词),把你这个“劳动力”用来拿听诊器,手术刀,比用去拿钢杆、抬杠子,效果更好些。因此就叫你作“医务劳动”的“劳动力”。在这里“劳动”这个词,已经变了味,再不是政治教科书里面讲的“劳动创造人、创造世界”“劳动是光荣、伟大的豪迈事业”等等。而是一种特殊的惩罚方式。所以送“劳教”是一种毋须经过司法程序的最高“行政处分”。这就是车玉生必须直面的无情现实。

车玉生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客观和冷静、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不公正的待遇,同样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道德和良知,努力作好自己担负的一切医疗工作(当时只能称作“劳动”)。也许是“劳动”的十分出色,也许是当时他们那个劳教单位(四川铁路工程总队)太缺乏这种特殊的技术人才(啊,不“劳动力”)了,所以就在1961年底便宣布对车玉生“解除劳教”。

按理讲,既已“解除劳教”,本人就有权离开你这个对“我”实行“劳教”的单位。因为你仅仅是一种“最高行政处分”,“处分”既已完结、解除,别人自然有权离开。然而事情就有那么怪,就是不准离开他这个“劳教单位”。据说是“工作需要”,必须你老兄留在这儿,这叫“服从需要”。如果谁要胆敢不“服从”,就会“慷慨”地送你一项“帽子”叫做“妄图摆脱无产阶级专政”。

车玉生当然不敢“妄图摆脱”,不过当时对他似还有“另眼看待”。61年底刚一“解教”,不久即宣布恢复其主治医师职称,恢复其原有工资。而且不当作所谓“就业人员”而是作为一名技术干部留在医院工作。除搞医疗外,还不时出差采购医药器械,并准其参加院务会议。在所谓“解教”人员中,能受到如此“礼遇”者,实不多见。于是车玉生也只好随遇而安,留了下来。但接着医院又出新招,准备把车的妻子也从重庆调来。车玉生明白,如果这样,他将永无希望离开劳教队回重庆了。连忙告知妻子坚决不同意,因而此计终未得逞。

但是车玉生虽然心里不痛快,不愿留队,工作上仍然是拼命地干,而且积累了不少的资料。单是膝关节半月板手术就有五、六十例,而其充气造影资料有六、七十例,可惜均在文革中全部被毁。

这几年中,车玉生在四川铁路工程总队医院里不分外科、内科一人顶了下来。外、妇、内、儿、传,凡是重病疑难病,都只有他来处理。修铁路流动性大、生活艰苦、工作危险、事故频繁,这给医疗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压力,而医院随工程流动,因陋就简,设备更谈不上,但这一切都难不到车大夫。在西昌喜德县一次事故中,一名“解教”人员叫向光华,是一位中学教师,遭到脑外伤,造成颅内血肿,深度昏迷,生命垂危。而当时,他们医院连个开颅器也没有。车玉生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叫汽车连作了一个园锯,就靠着这么一个“土家伙”,在深夜12点为患者打开了颅腔,取出血块,凌晨3点病人便从昏迷中醒来了。在五十年代在那么一个医疗设备十分简陋的地方,能救活这样的颅脑外伤重病人,一时被颂为奇迹。后来这病人成了车的好友。

然而精湛的医术,出色的工作,在政治寒潮袭来之时,不但不能遮风蔽雨,反而成了别人妒恨和攻击的目标。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的“伟大号召”一出笼,车玉生立即被视为“阶级异已分子”。院务会议,也不要他参加了。1963至1964年该队更将所有“右派”全部集中,听说是准备送往青岛、新疆。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大革文化命”,终于“革”到了每个中国人的头上。这时车玉生连请假回家探亲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1967年车的妻子杜敏时从西安回重庆途中来看望丈夫,妻子告诉他的几乎全是坏消息,都是车过去的老同学、同事,一个个在政治上遭了殃,挨了整。车已明白,自己恐怕是“在劫难逃”了。于是叫家人作好思想准备,把身边积蓄的一点钱都交给了妻子。一切交代完毕后,反倒平静了下来。这时全中国大陆,已经变成了一座“疯子的乐园”,一介书生的他,除了听天由命还能做什么呢?!

横祸再度飞来

人在逆境里,在远离亲人、朋友、同学的环境中,“孤独感”是十分可怕的,最希望得到的自然是友谊和一两个知己,而在那年代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只有互相监视和告密。这时,一个叫牛亚男的女“右派分子”闯进了车玉生的生活中。牛亚男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作财会工作,因有亲属在海外,当“右派”自是意料中事。到劳教队后,她被分配到医院供应室作消毒医疗器械等杂活,牛亚男对人大方热情,彬彬有礼,对车更有师长般的敬重,而且两人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有关政治等问题上都有十分近似的观点,所以无形中车也视牛亚男为自己的一位红粉知己了。

1967年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在人民日报发表。连“太阳里有黑子”这种人尽皆知的自然现象,居然也成了“诬蔑伟大领袖”罪!真是千古奇闻。而姚文元早在1965年发表《评海瑞罢官》一文时,车就对此人的武断专横,十分反感。这次看了他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觉得如此牵强附会,信口雌黄地给人罗织罪名,不仅登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而且这样一篇文章,就可以打倒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真是太荒唐、太可怕了,就连昔日秦桧的“莫须有”、“雍正的“维民所止”也显得相形见础。然而这些话,如骨梗在喉,又敢去向谁讲呢?在“吟罢低头无写处”的愤慨和惆怅之中,他想到了牛亚男,于是写出一张字条,悄悄地给了牛亚男:“你看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没有?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典型,如此下去,国家不知将伊于胡底?!”

这种不平,这种忧虑,在当时可以说,任何一个良知尚未泯灭,而又稍有头脑的中国人心中都是存在的,然而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又有谁敢向人表露,敢向人倾吐呢?车玉生这样作了,然而在那个年代,敢说真话的人是要遭殃的。

牛亚男这位小姐,不知何时有点“收藏癖”,凡是她认为好的,有意义的东西,总是舍不得丢弃,也许车的这张字条,正是她的心声,而且是在那样的血雨腥风之中,有人敢向她表达,这实在是太珍贵的纪念了,于是她舍不得销毁,把它藏在了自己的箱子里面。然而她忽略了当时那险恶的环境,公民的人身权利,根本没有任何保证,任何人随时都可能被搜查,被抄家,何况她不过是个所谓的“黑五类”,那还在话下吗?1968年因为一个偶发的其他事件,队上干部对牛亚男因怀疑而进行搜查,什么也没搜出,却搜出了车玉生那张“大逆不道”的字条!

在那时,别看是张小字条,可是比谋杀太子,拐卖公主还要严重的滔天大罪。牛亚兰、车玉生都被打得死去活来,什么捆、斗、九十度弯腰、“喷气式”,咱们在这方面的花样,不用说历来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还有个“老账新账一齐算”的“优良传统”。所谓“老账”并不限于三、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上一代人,祖宗三代的都在“算”之列。于是斗争之中车玉生的一切历史问题都被“翻”了出来,以证明其“一贯反动”。更有甚者,批斗者充分发挥其高度而丰富的想象力谓:“车玉生,你当年才二十出头,就在国民党内,官拜少校,怎么一下子不干了,跑去学医,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定是国民党指使你潜伏下来,以便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怎么回事,快快老实交代”。此言一出,人们欣喜若狂精神大振,揪出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国民党老特务”,这自然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丰硕成果”了。不过他们不知是有意疏忽,还是不愿看看这一事实:车玉生并非在48年、49年国民党行将撤出大陆时“潜伏”下来,而是在1942年国民政府极盛时期,它怎么就知道将来要被共产党打败,而早早派车玉生去“潜伏”呢?然而那年代“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于是就这样,七斗、八斗,无限上纲,终于以“反革命罪”被逮捕,进而判刑劳改,牛亚男也以同样罪名被判刑,送往汉王山茶场劳改。

“天命之年” 作楚囚

1970年,年逾五十的车玉生,拖着一身的伤病,被送进四川省第四监狱,进行关押劳改。大概又是“废物利用”原则在起作用吧!车玉生一下囚车就被送进了监狱医院,穿上白大褂,令其从事“医务劳动”。此时笔者作为一名政治犯也被关押在这里从事所谓“医务劳动”。因而与车大夫有数年同事之缘。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政治上把你斗倒,搞臭。但对你的技术还必须“拿来”为“我”所用,使之成为最有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于是便化“废”为“宝”了。

车玉生并非不懂这些,但他的态度是:世人弃我,我不弃世,不管此人与我有无恩怨,那怕是素不相识,甚至斗过整过我的人,只要你有了病,住进了医院,就一定尽心竭力,为你治病,甚至甘冒风险,也在所不惜。

当时车玉生在政治上是“专政对象”,身体上伤病俱全,肩周炎使其举手抬臂都艰难万分,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放弃作为医生应尽的天职。特别是当病人处于死神威胁的生死关头,车玉生不仅会一下子忘了自己的“犯人”身份,而以“生命卫士”的姿态与死神展开殊死的搏斗,甚至还会在一般人都认为已无能为力时,以大将风度,指挥若定,力挽狂澜,使患者转危为安。

他刚到医院不久,自己都还未从严重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一天晚上,附近一个农民,被牛打伤,造成脾破裂腹内大出血,送入医院已处于休克状态,见此情景,那些头戴国徽的干部医生们一个个面有难色。于是找来车玉生,他一口答应“没问题,只要有人输血,我们就可以动手术抢救”,当下有七、八个农民自愿献血,于是车玉生精神抖擞地站到了“主刀”位置上开始了手术。谁知刚刚把患者腹部皮下切开,他那七、八个自愿献血的阶级弟兄,,都不见踪影了。原来,一般农民缺乏科学知识,听人说被抽了血,“不死,也得少活几年”于是一个个都吓跑了,干部医生见此情景,也慌了手脚,连忙对车玉生说“这手术看来只好不作了,没有血怎么作?”当时,有个“规矩”:干部的每一句话,就是命令,几乎等于法律,犯人只能听从,决不能反对,就是干部说错了,也得照着做。车玉生当然知道这个不成文的“规矩”,他连想都没想就答道:不行,如果我们停止手术,病人必死无疑。根据刚才我对病的检查来看,病人的肠子大概没有破,淤积在腹腔内有大量的血,可以回输给病人,这样病人就有希望救活”。在场的其他“专政对象”个个都给车捏了一把汗,这老头今天吃了豹子胆了吗?公然敢把“干部的指示”给顶回去,那还了得。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医务工作者的一片丹心,一片忠态,似乎感动了上帝,也感动了那位干部。他不但没训斥车玉生,而且点头同意了。

无影灯下,随着车玉生一双灵巧的手飞快地转动。只听见刀、钳、镊、剪、奏出了和谐的共鸣。手术高速度、高质量地顺利完成了,淤积在腹腔中的血液,又重新回到患者的体循环内,休克消失了,死神抛下患者落荒而逃,刚入监狱的车玉生就这样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几天后生产队的感谢信送来了,锦旗也送来了,还敲锣打鼓、鞭炮齐鸣。“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的革命医疗路线万岁!”“感谢共产党,感谢监狱领导和革命干部,挽救了贫下中农的生命!”“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多么动听的豪言壮语,多么感人的场面啊!然而就没有提一句:“车大夫,谢谢你!”似乎车大夫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还有人记得他做了什么的话,大概就是记得他有“顶撞干部指标”的“反改造行为”。

然而车玉生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只要救活了病人,他就很满足了,于是仍然我行我素而且“屡教不改”。又是一个深夜,一个急腹痛的病人送入院了,这回可不是个红彤彤的贫下中农,而是个黑黝黝的“四类分子”。刑满留队就业,还戴着所谓的“反革命帽子”,管你是个什么人,车大夫只知道你是个病人,凭他多年的经验,一听病史,一看症状,伸手一摸那“板状腹”,就基本可以断定为“胃穿孔”,必须立即手术。于是马上去请来个主管干部医生。此公不知是打搅了他的好梦,心里不舒服,还是觉得这种“黑四类”死了也没啥,几乎看都没看一眼,就下了个口头医嘱:“先把液输上,用点抗菌素,对症治疗一下,明天早晨再说。”话一完,抬腿,就打算再赴温柔梦乡。另外有个医生,当时也被打成了“反字号”,哪敢开口。惟有车玉生“不知趣”,立即答道:“这种手术不能拖,必须今晚作,如果拖到明天上午,病人可能出现弥漫的腹膜炎,甚至休克也来了,我们就太被动了。”那干部听了,虽然心里老大不高兴,但作为医疗原则,人家句句在埋,实在没法,只好答应,但在手术时,不要车主刀,叫他去搞麻醉,以此稍示警告吧!

离监狱不远,有个长庆机器厂,一位女干部,突患腹痛,被疑为肝脾破裂,立即被送上手术台进行抢救,但手术中发现并无腹内脏器破裂的情况,而血仍然在出。病情危急,医生们焦急万分。只有向附近兄弟单位求援。监狱立即派车玉生前往。车去后,凭借他多年丰富的外科临床经验,很快就解决了这个疑难急症,确诊为卵巢滤泡破裂出血,针对病因,立即进行手术,挽救了患者的生命。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能一一例举。

虽然车玉生如此出色地工作,挽救患者的生命,解除他人的痛苦,然而在那“斗争为纲”、“政治挂师”的年代里,特别是在那特定的环境中,他一方面在医疗实践中“过五关斩六将”,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丢荆州走麦城”无缘无故被人欺凌侮辱,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

有个名朱贻姣的干部,叫车玉生给他看病,他骄横傲慢,根本不把车放在眼里,还恬不知耻地说“你们这种人,还能给我看病,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荣幸了。”车以沉默表示对他的轻蔑。从而又引起他的不满,无缘无故将车弄来进行批斗。另一干部,小病大养住医院,查房时他到处玩耍去了,因而未给他开药,晚上他回来了,车玉生连忙去问问病情,刚说了一句:“今天上午查房您不在……”这个干部一下就火了,掉上一巴掌“我在不在你管得着吗?”把车狠狠骂了一通。“文革”中搞派性,你斗我,我斗你,无止无休,有个干部受不了,成了神经官能症,晚上不能入睡。说他‘出不倒气,要死了”,大叫“救命啊!”车玉生去一检查,心跳、血压呼吸都正常,是个典型的神经官能症。根据现代医学,这种疾病,是因为人长期处于极度紧张兴奋的状态,而使神经出现功能性的障碍,唯一的办法,是要使他精神放松,给予安慰和暗示。于是开始使用了一些镇静、安眠之类的药物,由于这些药物都有成瘾性,不能长期使用,所以只好改为“暗示疗法”。即给病人说是用的安眠镇静药,而实际用的是极小的量,最后就根本没有了,这样让病人自然慢慢地康复。然而在车玉生用“暗示疗法”中,却有人去给这病人说:“车玉生给您用的是安眠药,长期吃下去,就像鸦片烟一样,一辈子都离不开,那怎么办?”他一听,又紧张了,马上把车找去加以责怪。车不得己,只有实言相告,用的是“暗示疗法”,不存在成瘾之患。谁知这一解释更槽,竟大骂车玉生“胆敢用假药欺骗干部、谋害干部”要把车捆起来。

真是无理可讲,动辄得昝。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车玉生仍然坚持不丢手术刀,不放弃医学实践,不放弃学习英语,犯人不准读外语,他就一人悄悄读,记单词从不间断。而且还一面搞西医临床,一面自学中医。在治疗肺结核大略血时,把抗痨药物和中药止红散相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止血效果。腹部手术后,用中药扶正理气汤,预防术后肠粘连,也得到好评。

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车玉生虽然当时是一名关在铁窗内的囚徒,但他的精湛医术仍是声名远播,南充市省一监,一位长期患腰腿痛的老红军,久治不愈。通过省有关部门,将车接去南充为其治病,在南充住了三个多月直到其病情完全好转稳定才返回,这时已是1978年的5月,十年浩劫,已经过去,“四人帮”已灰飞烟灭。

然而监狱里,还是一切依旧。车玉生还要在这“高墙铁网气萧森”的地方呆到何年何月呢?

曲终奏雅

1978年12月的一天,车玉生象往常一样,干完了一堆“医务劳动”之后,随手翻开了一张《人民日报》,他虽然关在与世隔绝的铁窗之中,但对外面世界的一切变化,仍然十分关心。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作者:陶斯亮。陶是何许人也?当时车玉生并不知道。但这个带着浪漫的抒情笔调的标题吸引了他,于是一口气读了下去,啊!原来陶斯亮是陶铸的女儿,这篇文章就是写他父亲陶铸,如何被姚文元凭空诬陷,罗织罪名迫害致死的过程。现在,陶铸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昭雪平反。然而当年为此事,写了一张小字条,像耳语般地发了几声抗辩的车玉生,却还背着“反革命”的十字架在狱中受苦,天下能有这种道理吗?!

他下放报纸,连夜奋笔疾书,写出申诉,要求法院作出无罪的判决。他把这份申诉直接交给一位姓吴的监狱长,请他转交给法院。一切非常顺利,几天以后,车玉生在“文革”中被搜去的相片等物品给退还下来了。1979年3月车玉生终于获得平反——法院宣告车玉生无罪。

这下监狱当局似乎才意识到,车玉生是个难得的人才。一位主管领导人,把车请了去对他说“我代表监狱党委、全狱干、工、家属,代表附近贫下中农,诚恳挽留您在监狱工作”。并说“昔日您是阶下囚,今日就是座上客了”。

车玉生以淡淡一笑和“归心似箭”四字婉拒了这些盛情的邀请。他对这“泡”了他二十多年的“两劳场所”确实感到太厌倦,同时更挂牵着他在重庆的妻子儿女,以及他曾为之呕心沥血的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他一定要回去。

此时,车玉生万感交集,提笔写道:“六十老翁出牢诚,始醒悟,古今同一理,欲加之罪咋说都行”。

车玉生回到重庆后,首先面临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在“文革”中,和他“划清界限”,作出形式上的离婚。子女因出身“黑五类”家庭,有的被迫辍学,有的被赶到外地,有的还失业(应该叫“待业)在家。车玉生和妻子复了婚,为子女找工作。联系单位将他们调回重庆,忙个不亦乐乎。

车理所当然回第一人民医院,此时医院的党委书记是“文革”中的红人,他见车玉生平反回来,很可能有点“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不好说“不欢迎”,便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就别上班了,我给您安排退休好了”。车玉生一听,坚决不同意,他说:“我落实政策回来是为退休吗?不是!是为了把丢失的二十年找回来,我要重新工作!”见“退休”不成,又生一计,要把车调回重庆外科医院,车也不同意说“我在这里,被人家划成右派,被人家打倒,扫地出门,我就要在这里重新振作,重新工作,重新站起来!”

车玉生又在重庆一医院外科开始工作了,第一例手术是华莹山煤矿一位因工致残的工人。为其作脊髓手术。手术那天,许多人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的人是久闻车氏大名,但不知盛名是否副实,有的人是车的“老战友”,但他离开医院骨科二十多年了,而且还关在大牢里,还能做手术吗?各种各样的心情,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好奇心,于是都想“一睹为快”。车玉生从容不迫地走进手术室,洗完手,穿上工作服,站在“主刀”位上熟练地开始了工作。手术顺利地完成了,术后效果极佳。真是宝刀不老,身手不凡,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接着车玉生担任了外科主任,并着手重建“反右”后就垮了的骨科,1981年完成骨科重建工作,遂改任骨科主任。

车玉生历来重视书籍和资料的收藏,当年家中曾是藏书万卷,坐拥百城。但此次回来却发现已是“书”去屋空,家徒四壁。原来“文革”中,儿子怕这些书惹祸,便将其转移至他在南充的丈母娘家。谁知车玉生的这位亲家母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看见这么多的书,不给它们安排点用途,岂不白白“浪费”。于是将这些书全部用作发火柴,令其“发光发热”!

从车玉生八○年回院重建骨科以后,直到1985年他才离开骨科主任的行政职务,退居二线。退居二线前,他与葛尊信副主任一道带领全科共作腰椎向盘突出症手术近百余例,取得了很好效果,优良率达百分之九十四点六。在治疗腰腿痛病人方面,车玉生通过查阅外文资料和吸收外地兄弟医院的先进经验,再经过反复多次试验,终于完成了水剂造影的先进方法,使医生在手术前能准确地查清病灶、病情,以便有的放矢,对症施治。这些先进经验在1984年全国骨科学术讨论会上,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与好评。在此期间车玉生还在省市骨科学会上作了《关于痹症探索》的报告,还发表了《麦氏症再商榷》、《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向盘突出症》等一系列论文。

1988年8月车玉生经重庆长山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方长寿先生的介绍,会见了来大陆的台湾中央图书出版社总经理林在高先生。经几番晤谈,终于决定了编著出版《中央英汉医学辞海》这部巨型医学工具图书。在这个问题上,两岸各有所长,台湾拥有资金,但要邀请几十位专家学者,用五、六年的时间来完成,台湾则没有这样剩余的人力,只有大陆才有,因而取得了合作的共识。

从此,车玉生就全心身地投入了这部巨型工具书的编著工作。这时车老已是年逾七旬,身体自然大不如昔,但一工作起来,仍然是当年那股一往无前舍生忘死的精神,重庆盛夏气温高达摄氏42度,他住的楼上闷热得象个蒸笼,连穿件衬衣也是汗流浃背,车老便赤膊大战;而隆冬严寒,气温接近0度,也从未停止工作。工薪阶层的人,哪请得起保姆?夫人又住在女儿家里,许多时候,只顾着奋笔疾书,却忘了炉上早已汤沸水干。因此半年多时间内,家里的锅被烧烂了五口,也大概可算得是一项“世界记录”。——就这样六易寒署奋力拼搏,终于使这本巨著得以问世在台湾出版发行。可以说车玉生是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辛勤的劳动,为中国的医学事业,树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

皇天不负苦心人,车玉生对医学事业的杰出贡献,终于在历尽沧桑之后,得到了世人的公认,1993年车玉生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词典》;1995年车玉生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名医列传》之中;

伟大的美国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要在死后不被人忘记,要么是写出一些值得人读的东西,要么是做一些值得人写的事情。”我们的车大夫应该说在这两方面都兼而有之,特别是后者。

车玉生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生并无惊天动地之举,却有可歌可泣之事。特别是在受到一连串不公正的待遇之后,为“世”所“弃”,却不“弃世”;在万分恶劣的环境中,仍能保持自己的节操,出污泥而不染,不为邪恶所同化;始终保持清白、清醒地作人;始终保持作一个有道德,有良心的好人;作一个负责任,有作为的好医生;作一个为中国医学事业不断作出贡献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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