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一飞(湖南)

我是一名二代农民工,2005年就开始在在珠三角地区务工。我当时进的都是一些血汗工厂,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连一天休息都没有,伙食就是水煮白菜,一年不换样。工厂管理粗暴,辞职非常难,因为厂方一般要押一个月工资,导致经常有人被迫放弃一个月工资离职。工人维权困难,主要途径是劳动仲裁。当时的劳动仲裁是要收费的,而且时间长达三个月甚至半年,没有工人耗得起。当时珠三角地区的普遍情况就是,工厂进去容易出来难,而且用工门槛乙肝歧视严重。从2005年到2014年,我辗转了珠三角地区的广州、东莞、深圳、佛山及广东汕头,还有浙江的温州,湖南的长沙,四川的成都,进过二十多家工厂,有电子厂,玩具厂,热熔胶厂,皮箱厂,食品厂等等,情况大体如上。如此情况,让我对未来丧失信心。我想,难道我一辈子的命运就是这样,可是不是这样,又能怎么办呢?老家的田地加起来都养不活一家四口,要不然父亲也不会在1989年就外出广东务工,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农民工,也让我成为了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留守儿童。

亲尝了农民工命运的种种艰辛之后,我开始大量读书,整个农民工时期的工资基本上都是买了书,一方面书中的世界能麻痹自己,暂时忘却现实的痛苦,另一方面我要寻找我自己命运苦难的根源。于是我开始关注并思考社会问题。那时我最喜欢看的报纸是《南方周末》,因为《南方周末》的观点新颖大胆,针砭时弊,开启民智。在《南方周末》的启蒙之下,加上自己的社会实践及大量阅读,渐渐明白了自己问题的根源,乃是体制的原因。首先,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障,那时根本不知道五险一金是什么东西,这注定了不管多么糟糕的用工环境,你也只能干下去,因为你没有退路,不干就得饿死。而实际情况却是,虽然是社会低端人口的农民工,其吃饭买东西都在缴纳税收,税收理应取之于民,用之再民,那返还在农民工身上的有多少呢?答案是几乎是零。其次,农民工没有政治地位,说白了就是没有选举权,没有哪个当官的会把你当回事,于是工资年年难要,只能期盼青天大老爷出现,为自己讨回血汗钱。再者,农民工维权困难,法律维权成本高,时间长,耗不起。

于是在2008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写博客,发表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及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我认为中国只有走宪政民主的道路,才能有基本的公平正义,才能解决自己及很多的社会问题。一幅宪政民主的蓝图,在心中形成。写博客久了之后,自然而然遇到了很多与自己持相同想法的人,并逐渐与其中一些人发展到线下会面交谈。思想的火花一旦擦出,从此就不可收拾,时间久了之后,与其中一些人,就形成了圈子。圈子的形成,是实现宪政民主的必然之路。圈子有了之后,就要发展,那时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是要不断扩大圈子的规模,大家都去拉人进来,壮大自己,拉人进来之后做什么?什么也不做,就是等待,等待局势变化,再择机而动。时间长了之后,我倍感失望,难道民主是等来的?大家什么都不用做,民主会天上掉下来吗?我觉得这是在自己糊弄自己。

有了圈子之后,有些人因为思想、经济地位、性格、文化等因素,开始不断的争论,一个不做事、也没有影响力的圈子,自然也没有任何凝聚力。有些人离开了,去了其它的圈子,或者重新去组建了新的圈子。没有离开的,也是一盘散沙。聚餐吃饭,就是每个人的政见发表会,吃完后该干嘛干嘛去。我当时想,这样的圈子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它能改变什么?

经常翻墙之后,知道国内外的各种圈子非常多。国内不允许结社,大家只能互相认识的熟人圈子,而国外有各种政党社团,经常开会示威,要不就是建个网络媒体,到处拉人马。中国民运的圈子则很难做出有影响力的事情。有点名气的人,都觉得自己似乎是一方大员,不甘屈居人下。如此就罢了,更甚者是相互谩骂,相互侮辱,相互贬低,相互拆台,再加上当局对海外民运的渗透破坏,本就一盘散沙的民运局面,更是难以形成气候。

出路在哪里?我的思考结果就是,民主运动,需要各种方式一起发力,比如签名联署、集体维权、饭局议政、公民运动、异议发声、结社组党等等,但只有行各种方式的人联合在一起,在一面旗帜下,形成民主联合,才有可能实现目标。一个最可能的途径是,只有当一个人或一股力量的影响力有足够大时,大到其它所有人或各种力量都望尘莫及时,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由他或他们出面,组织起对其它各种力量的团结,最终形成民主联合局面。在每种力量都很弱小的情况下,只能是谁也不服谁,谁也看不起谁,但是当有一股力量脱颖而出,其它的力量就有可能服它,纵观历史来看,莫不如此。所以,要有一股力量异军突起,是成败之关键。要是有一股这样的力量在反抗专制的过程中,不断努力,行道义、做实事、勇往直前,在不断的失败与牺牲中,积蓄力量,扩大影响。就像孙中山一样,他每一次失败的武装起义,都在为他及他的同盟会增加名气,也是在一次次瓦解满清王朝的统治基础。鉴于大多数的圈子都停留在在聚餐议论的程度上,这个途径很难在他们身上实现,所以就萌生了自己实践一把的想法。

兴华会的产生,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我的初衷就是,圈子要小而精,成员思想丰富及坚定,性格温和,素质过硬,有行动及反侦查能力,在人的问题上尽量避免内耗,以此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秘密实施一次宣传民主普世价值标语的行动,力争在某个局部达到铺天盖地。搞标语行动的好处就是,第一能得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标语张贴喷刷好后,再拍照发布于网上,实际能在现实生活中与网络上起到两次宣传效果。第二是易操作,有台打印机就行,只要能防范好天网工程,做好伪装,实际是不易失手的。第三,宣传民主和普世价值,当局虽然恼火,但其实是公民权利,就算被抓,后果也可以承受。截止到2018年6月6日我被抓获,兴华会在湖南、江西、福建三个省共张贴喷涂标语上千张,拍照几千张,网络发表的只是一小部分,为此案,江西南昌市公安局方面大动干戈,成立了二百多人的联合专案组,为公安部督办专案,动用了四个支队,分别是国保支队,网监支队,便衣支队,刑侦支队,调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最终通过技术手段将我抓捕。我被判刑两年,还有个朋友被判缓刑。虽然我做出了很多牺牲,但是相比于许多民主同道还没有给大众做出启蒙行动就被重判入狱相比,我的实践还是值得付出的。

兴华会行动的中途夭折,教训有两点,一是当局的线人无处不在。二是经费的缺乏。兴华会的经费后期都是我的信用卡透支及网贷,经费的缺乏让一些技术上的安全保障措施难以实现,比如最主要的是手机与电脑需要经常更换,以防数据恢复与定位,再者就是一些操作工具的存放地要与自己的住所分开,需要经常性的租几处房子,而且要经常更换。还有要应对天网工程的摄像头采取的交通工具问题与伪装,全部加起来是个系统复杂的工程,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兴华会案件最终是国外环节出的问题,通过发布媒体,顺藤摸瓜,定位了我的电脑,最后数据恢复了一些图片,最终破的案。我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是还有千千万万像我一样从苦难中觉醒的中国人,兴华会的经验和教训也是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实践的一部分,我为此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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