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当代儒生的中国梦

东海曰:驱除马鞑,复兴儒家,重建中华,道援天下!

人世间大多数苦难的主要和根本原因,并非物质贫穷,而是无道缺德。无道则邪,缺德则恶,邪恶才是苦难的根本因,往往也是贫穷的根本因。贫穷、苦难一母同胞,同出于邪恶。

个人邪恶有轻中重三度,轻度夷狄化,中度豺狼化,重度魔鬼化。社会邪恶也有轻中重三度,轻度丛林化,中度监狱化,重度地狱化。无论个体社会,要邪恶到中度以上,都离不开邪说的引导。

人容易恶化,因为习性易恶。但要恶到豺狼魔鬼一般,也不容易,因为人人皆有良知,容易失明又不容易完全无明,容易遮蔽又不容易完全泯灭。故一个人要成为圣贤君子,需要圣学的教育培养;要成为盗贼魔鬼,也离不开邪说的引导激发。

圣学由最好的人发明,邪说由最坏的人制造。邪说为恶人恶势力的邪欲恶习的释放和泛滥提供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果说邪恶是人类苦难的生命根源,邪说就是人道灾难的思想根源。所有极权主义恶制恶法暴君暴政后面,都有相应的极权主义思想体系,极权思想就是人世间最大的邪说。

我说过,邪说之可怕有三:一是误导学者误导社会,二是为各种罪恶提供理由和借口,三是为邪恶政治提供有力有效的理论支持。暴秦背后是秦法家,洪杨帮背后是拜上帝教,纳粹背后是纳粹思想即种族社会主义,苏联背后是马学,小金朝背后是主体思想,伊斯兰国背后是伊教。

秦法家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邪说,商鞅不愧为历史上第一邪说家,而暴秦就是秦学的政治实践成果。

在暴秦之前,严格地讲是秦孝公和商鞅结合之前,虽然人祸不断,但规模和影响范围总是有限的。历代王朝和诸侯相互怎么斗争战争,总是缚手缚脚,放不开来。孝公和商鞅结合之后,人祸规模一下子就空前大了起来,此伏彼起,再无绝期。

邪说发明者都是良知盲、文明盲和文化盲。三盲是会株连和传染的。商鞅韩非盲,商韩派盲,历代认同商韩派者盲。换言之,有人发明邪说,其信仰者瞎眼,认同其信仰者又瞎眼,不断瞎下去。

邪说的传染性就像欧阳锋的蛇毒一样强烈。《射雕英雄传》中,欧阳锋将一条灌了蛇毒的鲨鱼砍死扔入海中,没多久海面就漂浮了无数鲨鱼的尸体。

恶势力可分为无信仰和有信仰两种,有信仰的恶势力特别可怕。有信仰的恶势力又可以分为弱信仰强信仰两种,强信仰的恶势力特别可怕。当然,无论强弱,恶势力所信必是邪说或邪教。很多西人只知道有信仰好,信仰坚定好,但不知信仰有正邪之别更不能分辨之。对于强信仰的恶势力,严重缺乏思想准备。

单纯的盗贼不可怕,没有思想理论武装,就是垃圾人,没有人拥护;单纯的邪说不可怕,没有人利用和信奉,就是垃圾物,起不了作用。盗贼和邪说一旦结合起来,那就可怕了。通过邪说的武装,盗贼变成了英雄,罪恶变成了功勋,一切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杀人放火、祸国殃民的行为都获得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很多老百姓被骗了卖了还为之数钱,被枪奸奴役还为之赞歌不绝。

如果说嬴政、洪秀全、斯大林之类暴君是邪说实践家,商鞅、韩非、马恩们就是邪说发明家,为极权主义政治和制度提供理论基础指导思想,等于为暴君递刀子,是最典型的逢君之恶。邪说堪称人类的灾星,即灾害上当受骗者,也灾害邪派大人物,包括邪说发明家、邪教创教人、邪说邪教的宣传名家实践大家。

邪派大人物大多即身而绝,最多一二传便绝。我还没有发现过三代者。但这个判断我还没有列入东海律。我担心自己孤陋寡闻,万一有例外呢?希望有博学君子,能够证伪东海这个雏见,以具体例子说明邪派大物也有不绝后或超过三代者。

一种邪说的邪恶性和传染性,与其实践中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即人祸大小正相关。人祸越大,邪恶度越高。秦学、洪学、希学、马学、红学、伊学都属于邪说,各各制造过巨大的人祸。在大半个地球、大半个世纪的实践中,马学所制造的人祸应该是空前的。所以,论邪恶度,当以马学为最,一马当先。

马家之野蛮毒辣,是古今中西所有夷狄望尘莫及的。程颐说:“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马家不是一失再失三失,而是极端悖礼反常,比豺狼毒蛇凶狠恶毒万倍!最狠毒的禽兽魔鬼为政,也不可能如此草菅人命以民为敌,在和平年代饿死数千万人而至今毫无悔意!称马邦为支那,为夷狄,为盗贼之国,都是过誉。盗亦有道,贼亦有道,马帮完全无道。

马家政治就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典型。其权力有三个特征:一是严重失控,二是严重恶用,三是危害深重,弱势群体和特权阶级统统成为受害者。苏联哲学家-弗德昆斯基在《不该卖掉的“东西”》里写道:

“由于权力失控而引发的连锁反应,会让社会失去信仰、荣誉、责任、良知、理想,会让一切都变成可交易的商品。唯有钱才会让每一个人有存在感!于是教师把园丁卖了,医生把天使卖了,士兵把勇敢卖了,警察把正义卖了,男人卖了尊严,女人卖了贞洁,穷人没东西买卖只好把希望卖了,富人在有了钱之后也顺手把良心卖了。”

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恶果,曾是苏联的状况,仍是吾国的现状。

有朋友让我用一个字形容马邦特色,我想到的是贱字。四九以来,中国沦为马邦,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凶残、最卑鄙、最丑陋、最下贱的时代。不仅特权阶级凶残卑鄙丑陋下贱无极限,弱势群体同样凶残卑鄙丑陋下贱无底线。人们早已习惯于相互告密相互投毒,围攻正人君子,挥刀向更弱者。邪官暴民,恶主贱奴,各有各的因果,各有各的灾难,百年浩劫就这样成了。

马学不去,人民无救,中国无望!

圣学和西学都有思想上、政治上摧邪显正的功能。相比而言,圣学功能更为强大。圣学即儒学,儒家文化;即仁学,仁本主义学说;即中学,中华文化。

饶宗颐先生说:“国学作为一门学科,长远考虑也许叫华学更佳。”吾以为,国学和中华文化称为中学更合适。儒佛道都讲中道,儒学最为中正。中学者,中国之学、中正之学、中道文化也。国学以儒学为主,儒学包括圣学和王学,分别成就圣贤人格和王道政治。华学相当于王学,不足以涵盖圣学也。

或说:“只要儒家不倒,无人能撼动分裂中华民族。”说得好。五四儒家倒下,四九马家兴起,就是百年浩劫两大根本因。马家不去,无人能拯救中华民族;儒家不兴,无人能重建中华文明。换言之,欲拯救中华民族,从去马开始;欲重建中华文明,从兴儒起步。去马归儒,让文化重归中道,让政治重归王道,就是吾族吾国重新修成中华文明正果的希望。牟宗三先生说:

“这个时代文化出问题。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不自觉的熏陶之中、习惯之中生长出来的,我们的下意识总是中国人。可是我们意识中的是什么?就是要洋化,要吸收西方的东西。大家要洋化。所以意识中的是一套,下意识的是另一套,这两套不谐和,使人的生命横撑竖架。都是人格分裂,不统一。理性与情感得不到谐和的统一。所以各方面不得正果。什么时候知识分子下意识与意识层中的破裂打消了,下意识的东西与意识层的东西谐和统一了,生命得到正当发展,中华民族就有希望。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牟先生这段话极有见地。我说过,经过漫长的历史浸润和潜移默化,中道文化已经已经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化入民族的记忆库和潜意识。中道文化、王道政治最符合人道的本质要求,故最适合人类,又特别适合中华民族。

反过来,中华民族也特别适合中道文化和王道政治。当时代意识背离中道,现实政治背离王道,中国人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内伤和人格灾难,陷入苦难的深渊。重归中道文化和王道政治,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任何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儒者,其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点:原始性和原创性结合。原始性又可称为原初性、传承性,是对孔孟之道的忠实继承;原创性则是依据孔孟之道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因应时代问题所产生的思想结晶。

所谓反本开新,原始性重在反本,是对儒家原则和精神的坚持保守;原创性重在开新,是儒家因时制宜、与时偕宜的时代性的表现。任何时代的圣贤君子,原则和精神完全一致,思想重点、文化成果和政治追求因时而异。

东海大半辈子的努力就是希望自己成为这样一个当代君子,仁本主义体系就是大半辈子的努力的成果。或称我梦想家,笑纳。不过有必要说明,东海的梦想,于个人是成德成圣,于社会是建设王道政治,重建中华文明。前者是仁人义士的道德理想,后者是儒家群体的政治理想。

故东海梦与马帮所谓的中国梦或共产梦性质不同,一是自欺欺人的的幻梦,一是依据天理良知、依托中道文化而铸就的实实在在的理想,虽然千难万险,终将水到渠成!特以五律一首《三次写怀韵》与海内外同道共勉:

我在光明在,光明在我心。
谁知逆行客,竟有救时针。
醉讨傩神喜,闲将颜帖临。
前观廿年外,三界尽知音。

本诗首联重复我和光明,洋溢道德自信。颔联叹息与时代相违,徒有救时之策而不为世人所知。颈联写日常以酒和书法消闲。醉讨傩神喜,谓酒有驱瘟除疫之功效,疫情虽重,不近醉客。傩神,一指神农炎帝,二指祝融,又是传说中的驱除瘟疫的神。颜帖,指唐书法家颜真卿的法帖。临颜帖,暗喻学习颜真卿精神。尾联乐观未来,二十年后,多数精英对仁本主义思想当能有所理解。

颜真卿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是唐朝名臣,进士出身,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因得罪权臣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世称颜平原。安史之乱时率义军对抗叛军,后被授为宪部尚书。唐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兴元元年被派遣晓谕叛将李希烈,拒贼被杀。谥文忠。颜文忠精神万古流芳,值得广大仁人义士发扬光大。

良知就是生命之光,儒家就是世界之光,儒家的来复就是光明的来复,儒家复兴的程度与文明度成正比。当儒家兴为政治指导思想和学校第一学科,王道政治就水到渠成,中华文明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辉煌。新一轮中华文明,从道援西方开始,直通大同理想。未来大同文明将是地球文明的巅峰和星空文明的肇端。

注意,自立与立人,自达与达人,成己与成人成物,亲亲与仁民爱物,正德与利用厚生,都是有本末先后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同样道理,立足儒家与学习西方,重建中华与道援西方,也有本末终始先后之别。先兴儒家,再建中华,文明祖国,道援天下,直到天下归仁。

道援西方并非空话。因为西方文明的问题,根本在文化。西方传统的神本主义和现代的人本主义两个文化体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美西左派的问题,就属于人本主义的流弊和后患。

人本主义不明“性与天道”,故道德资源严重不足,这是其先天性、本质性的问题。但人本主义的弊患不能靠神本主义去解决,神本主义也无力从根本上解决之。神本主义本身问题更大,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就是拜神本主义所赐。

人本主义及神本主义的问题,唯有仁本主义能够予以根本性解决。俟仁本主义、即中道文化重建中华之后,完全可以在政治上以身作则地作出最好的示范,在文化上给美西带去良好的影响和启迪。这就是道援天下。

2021-2-3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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