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个女法官叫郑念，是中级法院刑庭的法官，马小龙的判决书上也有她的名字，是合议庭成员之一，但不是案件主办人。我让马翠萍拿出照片来比照，虽然十多年之后模样有些变化，但从眉眼上看，仍然能认出是同一个人。
真是太巧了。马翠萍说。
我心道，其实也说不上巧合，十七年前能从这么个小地方考到北京去读法律的女生本来就罕见，毕业后分回来，进了中级法院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和马翠萍回到毓璜顶宾馆，寻思着怎么才能找到这位女法官，她可是关键知情人，通过她，或许可以了解到这个案子背后的隐秘。我在北京读在职研究生的时候，有个女同学是烟台的，或许通过她，可以找到这位郑法官。可这位女同学的电话在同学录上，这本同学录没在身边。我给老婆打电话，老婆在酒厂上班，不在家，她也没手机，正打算给小范打电话，让她到我家书橱里去找，却突然发现房间里有一本厚厚的电话簿，那个时代中国还没有隐私概念，小城市私人电话用户也不多，都印在邮电部门编发的黄页电话薄上，我不仅找到了我同学的电话，甚至也找到了郑法官的家庭电话。
我看了看手表，下午两点，又是周末，不出意外的话，郑法官应该在家。
我拨通了电话：郑念法官吧？您好！
电话里传来一个说普通话的年轻女人的声音：哪位？
您不认识我，我是李律师，想约您见个面，有件很重要的事跟您谈一谈。我说。
律师怎么把电话打到家里来了？莫名其妙！有事去法院谈！她口气生硬起来，啪！扣上了电话。
我再次拨通这个电话，这一次我直接开门见山：郑法官，您别忙着扣电话，您的一个同学托我给您带了一件东西，这东西不方便在单位给您，所以还是见个面好！
什么同学？哪里的同学？叫什么名字？她一连三问，依然很警觉。
您最好的闺蜜，她姓漆雕，叫漆雕华。您在北京政法学院的室友。
我尽量把字咬准。这个名字一般人读不对，会读成漆—雕华，其实漆雕是复姓，很罕见的一个姓氏，我也是在《论语·公冶长篇》见过。
郑念沉默了一会儿，声音柔和下来，问：在哪里见面？
我心中一喜，成功了！很显然她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个同学，我跟她约了半小时后在毓璜顶酒店二楼咖啡厅见面。
二
毓璜顶酒店隔着一条马路与法院家属院遥遥相对，我坐在咖啡厅靠窗户的位置上，点了两杯咖啡，吩咐服务员等客人来了再端上来。
一会儿郑念来了，她穿着米黄色的风衣，围着一条很时髦的咖啡色真丝纱巾，脸上戴着一副硕大的墨镜，身边还跟着一个穿铁灰色风衣的三十岁左右的高个男子，平头，脸庞棱角分明，眼神凌厉。看上去像是她的同事或者男友。
我站起来，说：郑法官，很抱歉，这件事只能跟您一个人谈，别人不方便在场。
郑念冷冷地：他是公安局的，我朋友。
那就更不方便了，特别是公安。我不肯让步。
郑念见我很坚持，只好示意那个人离开，那男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离开我俩，坐到一个较远的位置上，顺手取了一张报纸，装着在看，但视线一直不离我们。
这时，服务员端上了两杯咖啡，我对服务员说，给那位先生也上一杯，一起买单。
我点的是蓝山咖啡，咖啡店最昂贵的那种牙买加进口货。
郑念没喝咖啡，神态冷淡，一副公事公办的姿态：我同学让你带了什么东西？拿出来吧。
我把装照片的一个信封递给她。她打开，看了一会儿，脸色渐渐和缓下来，声音干涩地问道：她现在哪里？让你找我什么事？
她死了，半年前死于一场车祸。我语气尽量平淡。
她猛地站起来，口气凌厉：死了？死人怎么会委托你来找我？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用余光看到她的那个男友也站了起来，甚至想奔过来。
我示意她看看照片背后的那几个字——去烟台，找郑姨。说道：是她儿子带过来的。
她重又坐下，示意那个男人不要过来，看着我，问：她有儿子？在哪里？
我拿出那份判决书，推给她：在招远市看守所里。他是您的案件当事人，叫马小龙，刚被判了死刑。
郑念像怕被烫着似的把判决书推给我，急急说道：这不是我的案子，主办人是庭长，我只是挂名。这事你不要找我，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我当然知道您不是主办人，不然我就直接到法院办公室去找您了。
那您为何约我在这种私人场合见面？你要知道律师约法官在私下谈案子，是违规的。
她情绪有些激动。
可您除了是法官这个身份，还是知情人呀。我正是因为您后面的这个身份才找您的呀。我解释。
不对！郑念像突然想起什么来似的，惊叫道：我同学怎么可能有这么大一个儿子？你怎么能确认这个马小龙是我同学的儿子？而且阿华和她的丈夫都不姓马！
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又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是马小龙和妹妹跟父母的合影，这张照片是那个死去的女孩书包里找到的。照片上显示的时间是1986年。
我又把马翠萍收养小龙小凤姐弟俩的经过简单说了一下。
郑念看着这张照片，上面的那个母亲笑得一脸灿烂、幸福。她喃喃道：是她，阿华。
她眼圈有些红了，说：阿华和我都是八〇年入学的，是一个系的舍友。八一年我们一起在学校门口照了这张照片，不久阿华和人大的一个男生被学校劝退了，听说是他俩参加了一个犯忌的读书会，退学后他们好像去了顺义的一个山村种地去了。我还去看过他们一次，养了好多鸡鸭，种了好多果树。她和那个男生在一起同居，没户口，当然也就没领证，不过当时还没有怀孕的迹象。就算她在学校时就怀了娃娃，那这个孩子也不可能十八岁了呀，顶多十六岁呀。
我见到了火候，说：郑法官，这正是我找您的目的。你们法院怎么就能把马小龙的年龄判成十八岁？那不成了一九七九年出生的吗？那时，您的同学还在读高中，准备迎接高考呢。这不荒唐吗？
郑念看着两张照片，情绪激动，眼睛渐渐渗出泪来，我把纸巾盒推给她，她抽了一张纸轻轻按了按眼睛，平静了一会儿，抱怨道：你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怎么不去找院长？现在案子都判了，你找我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说，我昨天才接了这个案子，傍晚才在看守所见到马小龙，他跟我说你们根本没开庭，直接就判了他死刑。看守所也给我出了材料，证明马小龙所说属实。烟台中院连死刑案件都敢这么操作了？这可真是骇人听闻啊！
李律师，请你相信我，这个案子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有参加庭审，也没有参与讨论过案子，都是庭长一手操办的。但是我也不能替你出什么材料，你要是想向上级法院反映什么，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不会推卸的。郑念一半恳求一半解释道。
您误会了。我说：我不是想追究您什么责任，也不用您给我出材料，我只是想知道，被杀的那个人的背景是什么？你们法院出现这样的问题，究竟是无意之失还是别有隐秘？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刑庭办案子都是承办人负责制，各人负责各人的案子，合议庭成员都是挂名的，只负责签个字应景儿，没有人过问别人的案子，这是规矩。您的问题我回答不了。我们就谈到这里吧。我得走了。
她站了起来，一口咖啡也没喝。看得出她已经坐不下去了。
临走的时候她看着桌子上的她和漆雕华的合影，说：这张照片我可以拿走吗？
当然，我说过了要还给您，就不会食言。我说。
她很感激地跟我握握手，说：您放心，上级法院来核实案子的时候，我会实话实说的。该我承担的责任，绝不推辞！
我送她出了咖啡厅，他的男友跟在我们后面，突然跟我说：律师朋友，这个案子水很深的，你得小心！
他显然听到了我们谈话的内容，他的话是提醒还是威胁，我一时分辨不出来。
送走了郑法官，我回到房间，马翠花对我把照片还给了郑念很不理解。我解释道：那张照片证明了我的猜想，就足够了。律师不能跟法官斗心眼儿。圣人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果然，傍晚的时候，宾馆前台打来电话，说有人给我留了封信，我下楼取来，里面是好几张漆雕华在政法学院读书时的照片合影，还有在图书馆借阅图书的卡片资料和一本同学录。还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许多法大同学在北京的工作单位和电话，有在新闻单位的，更多的是在司法机关的，甚至有一个在最高法院工作。
这些资料对我最终办成这个案子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
周一。法院刚上班，我就到了刑庭办公室，把上诉状和委托辩护手续送到承办法官李明亮手上。他翻看着，又把我的律师证要去仔细核查了一番，悻悻地说了句：你们律师动作好快呀，我周六才从招远回来，周一你就把上诉状送过来了。
不快不行啊，关乎一条人命呢。我说。
李明亮把律师证和辩护手续退给我，冷着脸道：你们律师的二审辩护委托书还是你自己去高院交吧，我们只收上诉状。
我接过律师证转身告辞，他在我身后又补了一句：其实你没有必要这么着急，现在法律已经改了，上诉期是十天，不是三天了。我们自会严格执行新规定的。
我头也不回怼道：那可不一定。法律还规定这种死刑案必须公开开庭审理呢。
我能想得出，李明亮的脸色一定被我怼成了猪肝色。
不过，李明亮的最后一句话提醒了我，这种法官，什么龌龊事都能干得出来，万一他耍赖不承认收了上诉状怎么办？便又到邮局，亲自给省高级法院寄了一次上诉状和辩护委托书。
上诉期满的最后一天，我到了省高院，办理手续阅卷，省高院居然没有收到上诉卷宗。于是我在省高院的招待所住下来，等了七天，每天都去催问，最后立案庭的法官都急了，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烟台市中级法院：你们搞什么名堂？马小龙案子的上诉状高院早就收到了，现在人家律师都来了，你们怎么还不把卷宗送上来？
终于，又过了三天，中院的卷宗到了，我去看卷，发现里面居然有一份吕洪东律师的辩护手续。我让马翠萍向法官说明，从来没有委托这位律师当辩护人，也没见过他，不承认他的辩护人资格。
这一次高院法官很干脆，直接把这位假冒律师的手续撤了出来，换上我的，并允许我阅卷。
我在高院看了三天卷宗，发现了一大堆问题。开庭笔录、委托人手续、合议庭合议笔录、马小龙的户籍证明统统造假，这且不说，他们居然还伪造了一份马小龙的骨龄鉴定报告，认定马小龙超过了十八周岁！
我向二审法官指出，这个案子烟台中院不是无意之失，而是故意制造假案，已经丧失了公正性。如果高院发回重申的话，他们修补了程序瑕疵，还是可能再造假案。所以我申请高院给我一张调查令，我去北京调查马小龙生身父母的情况，以证明马小龙不可能生于1979年，即犯案时不足十八周岁，不应判死刑！
我把郑念法官给我的那些照片和调查线索出示给高院的主审法官看——这是一位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女法官——她认真看完后，补充了一句：你还得证明本案的上诉人马小龙跟这个女大学生是母子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于是我拿到了高院的调查令，第二天就到了北京，展开了艰苦地调查。
四
我在北京待了十天，调查很顺利，不仅找到了很多漆雕华的同学，让他们出具了漆雕华在北京政法学院读书的时间（1980年—1982年）证词，从而证明了马小龙不可能出生于1979年；甚至还通过她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专业教书的一个同学，找到了漆雕华当年住院生马小龙的接生医生，还找到了她和丈夫车祸后在医院救治的医生，两个医院都出具了书证，证明马小龙和马小风是她的亲生儿女。我回到省高院，呈交了证据材料，主办法官告诉我，他们到烟台提审了马小龙，调查了所谓的“开庭”情况，核实了招远看守所反映的马小龙没有离开看守所外出开庭的事实，从而认定一审程序严重违法。但是，女法官告诉我，这个案子只能发回重审，因为，一审既然没有正式开庭，省高院如果直接开庭进行二审审理，那就等于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这也是严重违法的。
可是，如果还是由烟台中院审理，烟台刑庭的法官包括审判委员会的成员都参与了制造假案，他们能够客观公正处理这个案子吗？我提出了自己的忧虑。
女法官爽快地说，这个问题我们高院也考虑过，本案除了程序严重违法，实体证据也有很大问题，而纠正这个问题，法院不便越俎代庖，还需要公安机关在侦查程序中查清并纠正。我们已经和烟台中院做了沟通，案子发回重审后，他们会申请高院指定管辖，然后高院再指定另外一个中级法院来审理。你今天带来的证据非常重要，留下附件，原件带回去，将来负责侦办这个案子的公安机关会找你联系，你再把原件交给他们。
省高院的安排合情合理合法，我无话可说，只好先回了平度。三个月后，济南市中级法院电话通知我作为一审辩护人到法院办理辩护手续。我很纳闷，阅卷的时候问书记员，这个案子没有退回补充侦查吗？为何公安没找我了解情况？书记员说，北京的好几个大媒体把案子曝光了，具体承办案件的烟台公检法相关人员都受到了调查，正在接受处分。你反映的情况济南公安都已经核实了，被告人马小龙只有十五岁半，还不到十六岁。开庭的时候你把原件直接呈交法庭就可以了。
一个月后，济南中院重新开庭审理马小龙杀人案，认定马小龙杀人事实清楚，但出于为妹妹复仇，受害人有重大过错，马小龙案发后能投案自首，又系未成年人，依法从轻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从死刑到七年，马翠萍大喜过望，庭审后抱着儿子泣不成声。我对自己从事律师职业又救了一条生命感到欣慰。
马小龙是我在枪口下救下的第一条人命，后来在律师生涯中又救了三个本来会判死刑的人，分别是在烟台中院、北京市二中院和深圳中院，不过他们都有罪（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两人是毒贩），只是罪不当死。
五
二000年我在北京参加首届全国律师大会，在京西宾馆跟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王海云——我们住在一个房间——聊起这些案子，这位信佛的老律师目光灼灼，打量着我说：这是你的福报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你救了四条人命！这种事，也只有在这个时代才会发生。佛祖垂怜你，把福报都给了你。我能预感到，你的余生不管遇到多少风急浪高，都将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我那时不信任何宗教，对王老前辈的话并不太当真。后来在承办吉林残疾青年罗永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时，还在长春请过王海云律师帮过忙，他请我吃饭，虽然对我涉足政治性案件感到忧虑，但依然坚信我有福报在身。再后来，他的话开始应验，我多少次躲过了死亡的威胁、躲过牢狱之灾，躲过车祸和凶险的病情，躲过了小人的构陷和有司的罗网，一直活到六十岁的今天。而王海云律师，却于2011年——我出国三年后，倒在了法庭的辩护席上，正如1996年一位同行预言的一样。
或许这个世界上真得有因果报应这回事，但我始终认为，并不是我的水平有多高，有化腐朽为神奇、起死回生的本事和能耐，而是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比如，北京市二中院审理的那件运输毒品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当事人利用服装夹带运输了两公斤冰毒自云南到北京，按当年运输50克冰毒判可以判死刑的规定，我的这个当事人毫无生还的机会，可是我偏偏发现了一个程序瑕疵，警察使用没有执法权的辅警询问证人（一个出租车司机），而辅警不敢写自己的名字，写了有执法权的警察的名字，可在同一时间，这个警察在讯问我的当事人。于是在法庭上我用了一句话就打掉了控方的关键证据：侦查人员不是孙悟空，他如何能于同一时间在不同的场所讯问（询问）被告人和证人呢？这说明这两份关键证据（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要么有一份是假的，要么都是假的，就是不能同时为真！这个漏洞警察没发现，公诉人没发现，法官也没有发现，偏偏让我发现了，于是法官只好休庭。一个月后跟我电话商量，关键证据出了问题，死刑判不住了，判无期，别上诉。当事人同意了，我也同意，等于让我一句话救了一条命。
深圳中院的那个案子更富有传奇性，四个被告合伙制造了上百公斤冰毒，检察院把他们统统列为主犯，如果这个定性成立，四个人都是死刑。我的当事人是第三被告。但看他的供述和他自己涉案的卷宗，找不到过硬的理由来反驳公诉人关于四人都是主犯的定性，于是我认真阅读了第一被告的卷宗，发现了冰毒制作的配方和操作程序，这个东西公安的侦查人员是不该放到预审卷（正卷）让律师看到的，一般情况下应存在副卷中，或者抽出来只做一个简要说明附卷即可。
当公诉人在法庭上指控我的当事人制造了液态冰毒时，我找到了反驳的理由。我说，冰毒制作的核心原料是黄麻素，制作工序有七个步骤，其中除了最后一步结晶是物理反应之外，其余各步都是添加不同的试剂发生化学反应。我们知道化学反应是由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我的当事人只参与到第四步，后面的第五步、第六步如果添加A试剂就变成了冰毒，添加B试剂就变成了解毒药，这些关键步骤都由第一被告亲自掌握，亲自操作，怎么能说我的当事人制造了液态冰毒呢？
公诉人还要强辩，我直接使出杀手锏，问主审法官：可否允许我把制作冰毒的配方和具体过程在法庭上详细说明？法官敲着法槌坚决制止，威胁道：你没看到旁听席上有多少人在听吗？还有境外的记者呢！
其他辩护律师（除了第一被告的律师）都跟着鹦鹉学舌，纷纷不承认他们的当事人是主犯，最终，除了第一被告判死刑，第二被告死缓，我的当事人和第四被告都是无期，侥幸获得了一次活命的机会。
后来深圳的同行请我吃饭，问我如何会了解冰毒的制作配方和程序，我苦笑道：不过是警察疏忽，我侥幸看到了而已。
多少年后我屡屡陷入困局却最终逢凶化吉的时候，我就越发相信，我救下的这几条人命，都是命运之神对我的使用，是借我之手为我积攒福报。我能做的，正是我的老母亲当年谆谆教诲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2006年末，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小城美德兰一家神学院听了半个月的神学课程。有一天黄昏，走出教堂，信步走到一个小湖边，湖里游动着白色的天鹅和野鸭，夕阳从云层中直射下来，像圣灵灌顶，直击我的头顶，使我灵光乍现，突然悟道：
生命既然是造物主赋予的，也只有造物主有权收回，尘世的任何权威——教皇、皇帝、国王或者法律和法官，都没有权力决定人的生死，任何对生命的剥夺都是对造物者主权的僭越。所以，废除死刑是司法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狂妄的人类对上帝权威的最终臣服！
我把这段话记在当日的笔记上。这是我接受神启的开端。
庸常如我，何其有幸，居然四次被造物主拣选，为祂做工，并因此被恩赐了丰厚的福报！
2024年1月17日 于纽约定稿
（連載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