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在网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几份小右派档案》,写了四个小右派的人生简历。一人几百字, 其中一位是马礼海兄。其实他的故事, 几句话就可说完: 他生长在农村, 读过两年私熟。长大了先在父亲的小布店里当学徒, 父亲年老了,就接手父亲的布店,养家活口。1956年私营商店改造了,他成了公私合营店里一名员工。1958年反右运动收尾了,小镇上还在鸣放。马礼海提了一条意见,说为什么国营店卖布的,粮食月定量是32斤,而合营店卖布的只有28斤?为此先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 后据全国工商联文件, 他是十几个人合营店的副经理,又改划为右派分子,送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 我们成了难友。1962年马兄摘帽后回原籍,父亲丶妹妹都在大饥荒中饿死了,妹夫受到他的牵连,工作丢了。马礼海继续在供销社当职工,直到退休。他一度长驻芜湖当采购员,我们时有过往。

在那篇小右派档案一文之前,我曾写过一个题记: 所谓小右派者, 非指划右时年龄小者;也不仅是职务小,只是基层普通员工; 主要是指获罪事因小,小到几近无,无事缘何获罪?现代版莫须有也!

近年来我又对此言, 做了一点反思。一场大运动,尤其是以整知识分子为主的反右派运动,为何会连累到知识界以外的普罗大众, 可能决非简单的池魚之殃,它一定还有我们不熟悉的某些社会背景,诸如与其他政治运动的关联等等。

正是基于这项寻求, 我和马礼海兄,进行了多次的对话。

对马礼海兄的访谈,是随意的,无序的,基调是闲聊,谈的很琐碎丶零乱。 事隔两年多了 ,现在整理起来, 也颇有困难。但零乱之中见真情,也还能比较真实地反映,那个已经远去了的时代。马兄年长我十岁,虽长期生活在基层,但思维敏捷,见识颇深,憨厚坦诚的表象里,有一颗睿智的心。和他闲聊,大长见识,使我们对那个年代,和所发生的也可称之为社会的变革,即建国初期执政者对小商业的改造。有了一些了解。对也在变革今天,也有些借鉴的意义。

茆家升: 再次见到马大哥, 十分高兴。我在网上发表的小文章《几份小右派档案》,里面有一份是说你的,你看到了吗?

马礼海:我不会上网,是我的孩子打开电脑,指给我看的。谢谢你了!让我这样乡下人的一些小事,也能让网友们知道。

茆:现在网上很热门的话题,就是基层小人物的命运。社会就是由千千万万的小老百姓组成的。老百姓日子过的怎么样,最能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就说你吧,你就是一个乡村小镇上卖布的,反右派运动说的是什么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大决战,它和你能有什么关系呢?

马:是呀!我就是想不通吗?你政府想搞什么运动,想整什么人,那是你的权力,搞到我们这样小老百姓头上,又何苦呢?我们又未做过伤害政府的事,干吗要整我们呢?

茆:也有读者问,那位姓马的,只是个小商人,真的就是说了句粮食定量不合理,就被打成右派吗?这也太荒唐了。是不是他得罪了哪位有权势的领导,或是与某人有私怨,有人借运动之机打击报复,这也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常见的事。

马:这点道理我也懂。不过从小父亲就对我说,我们做小生意的,吃的百家饭,各种人都不能得罪。就是同行之间,可以有兢争,但不能坑人。自家要吃饭,别人家也要吃饭。再说我这个人,你们都知道的,马虎随和,真的想不出有人在挟私报复我。

茆:好像你家的成份也不高,个人也未干过伪职,也不是什么狗崽子之类的。

马:我家无田无地,几代人都吃小生意饭,家里连个学徒也未收过。

茆:那问题还是出在做生意这一行当上了。不过你家连个学徒工也没有,应该算不上是什么剝削阶级。再说新政权初期,一直还在说是保护工商业的。

马: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怎么想也想不通。我不就说了句粮食定量不合理吗?能犯了多大法?以后慢慢的,还是从我是做生意的这个角度,想通道理的。

茆:我很想听你说说这个“道理”,因为它不是你一个人一家人的事,它关系到政权更迭后,千千万万小工商业和手工业作坊从业者的命运。据我所知,执政者对待他们,远不是他们宣传的那样,是保护与支持,他们的命运下场都不太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马:这事说来话长了,其实它才是我们私营小商业和政府矛盾的关键。不过这事不能说,要是说了那才是反党哩,政府的政策是叫什么“一化三改造”吧?三改造之一就是改造私营工商业,明确点说就是将民间的工商业收归集体,实际上就是收归国有了,也就是收归执政者所有了。这就牵动了小镇上各家各户的利益。镇上除了菜农,小作坊丶及一些手艺人之外,都是在靠做点小生意过日子。这生意往后还能怎么做,的确是关系到千家万户。

茆:先说说那些手艺人日子过的咋样?像木匠铁匠泥瓦匠,还有开裁缝铺丶剃头店的丶编柳筐的等等,他们也合营了吗?

马:手艺人比我们做小生意的,情况还要复杂些。政府也曾经把他们组织起来。不过他们大都既无货物也无资金,吃的是技术饭,是按件拿钱的。比如做件上衣几个工钱;有的是上门服务,比如木匠泥瓦匠做一个工就是一天多少钱,而且是优质优价,技术差的体力小的,只能拿点做小工的钱。这些事政府一般不大管也不易管,管紧了他们就带着工具走乡串户去了。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原则,暂时对他们不大管用。

茆:但他们手艺再好,终究也逃不过共产风一劫!首先农与非农的双重户籍制度,就把他们也圈死了。以后大跃进大饥荒一来,无为县老百姓三成以上的人都饿死了,未死的人也是似鬼非人一般地挣扎在生死线上,还有谁去请工匠。他们本来就是不种地的农民,也是在靠土地吃饭。不过我还是想听你说说,公私合营究竟有没有什么优越性?

马:政府宣传的优越性,主要是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向人间天堂的康庄大道,是人类最好的社会制度。这条道这个制度好在哪里,是什么样子,我们未看到,也不怎么关心。我们最关心的,是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茆:那合营后就你家来说,日子过的是越来越好呢,还是越来越艰难了?

马:合营前我家就有八口人了,全靠小布店为生。为了能生存下去,父亲带我苦心经营。虽然生活艰难,但凭我们家多年经商的经验丶客户关系丶进货渠道,和一些商业技能,日子还是能过的下去的,在附近农民眼中,我们还算是殷实人家。

茆:那合营以后呢?

马:那还用说吗?合营后一家人生活,主要是靠我一个月34元的工资。老朋友说实话,它顶不上过去逢年过节销售旺季,几天的收入。合营店里开始还有点分红,以后经营状况越来越差,有时工资都发不齐,分红也没了,日子更难过了。

茆:真难想象34块钱八口人如何生活。不过我听说,公私合营时没有一家人,会把店里的货和资金全交出去的,上面再鼓动也没用,有点像大跃进大饥荒时,反瞒产私分运动。

马: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在想办法维护自身最后一点活下去的资源。要说自愿,有谁愿意把自己劳动所得,像度命的口粮和我们小商人的资财,无偿地交出去,那不是等死吗?不过反瞒产私分,以后知道压力来自最高层,加上基层官员作恶,害死了无为多少农民。对我们小商人,还未到挖地三尺搜刮财物的程度,否则我家就不会只饿死我父亲和妹妹两个人了。

茆:(我不能对马兄说,这种事说到底,还是掠夺!是权力剝削!别问它打出什么旗号,喊出什么样迷惑人的口号。执行的还是苏联的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往前的暴力土改,往后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都是一脉相承的。)只有傻瓜或是被政府宣传吓破胆的人,才会把赖以活命的钱财和物资都交出去。比如卖布的,总得给一家老小留几尺布,做几件衣服吧。

马:那当然。不过这种事,既关系到身家性命,又关系到政府的大政策,没人敢透一点口风的。

茆:我为什么特别提到卖布的,因为1962年某一天,芜湖长街曾发生过,警察封街,政府大量没收私人商品事件,震动全国。被没收的物品很厐杂,主要是布匹。记得当时的结论就是说,这些布匹基本上是公私合营时,私方匿藏下来的。你知道这件事吗?

马:知道,对我们这些曾经的小业主震动很大。不过不知道细情。记得你就住在长街附近,那天你看到了吗?

茆:我只是个旁观者。记得应该是当年六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还不太热,下着小雨。芜湖十里长街,历来是小商品集散地。一化三改造后它萎缩了,大跃进大饥荒时更是像死掉了一样,昔日的繁华不再。但政策一宽松,市场马上就活跃起来了。我是眼见它日益繁荣起来的,地摊店面一天比一天多,人群越来越拥挤。记得那天从中山桥下的徒门巷开始,到花津桥这一段属于中长街部分,是商铺最密集的地段。突然所有路口,都站着荷枪实弹的军人,有人说还架起机枪。熙来攘往的购销者们,正惊恐不知为何,有的商家知道事情不妙,还想撤离时,发现所有路口都被阻住了。随着预定的时间到,记得是上午十点整,号令枪一响,执法者沿街将所有商品一扫而空了,货主也被带走询问。事后知道当时有十七省商人集聚于此,犯的都是投机倒把罪,外省的还加上长途贩运罪。(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后,制定刑法时,这两条罪都取消了。)记得当时老百姓议论最多的,是在说这下子政府发财了。

马:这件事对我们过去的小商人震动很大。我从门口塘农场劳动四年回来,还在供销部门上班,对我很不错了,我哪敢再冒这个险。但我知道小镇上有人参与了,后果可想而知。

茆: 小小的长街, 就聚集了十七个省的商人, 而且全是私人财产,至少说明他们对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是不认同的。而且这种当时视为的非法经营, 现在看来非法的是当时的执政者, 因为他们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不问这部法律是何时公布的,任何时候任何人包括执政者, 都不能肆意侵占他人财物。

马: 你这些话当时要说,就能把你抓起来, 你信吗?

茆: 我当然信!好了不说这些当时谁也不敢吭气的旧话了,还是说说对基层工商业的改造,究竟对谁有利吧?

马: 其实我们在农村开小店的,也是吃的土地饭。农民日子好过,我们的生意就好一点,农民很多人饿死了,我们别说做生意了,命也保不住。

茆:只是在你的自传里,可没有看到你这方面的担扰。倒是看到你首先申请要合营,表现得挺积极。选上个十几个人的副经理,还挺高兴的。

马:因为政府天天在宣传,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宣传的目的就是要小镇上的小商店,都集中起来一处卖。说一家一户的卖,是在走资本主义的路;而集中一处卖,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那就一起卖呗。别像前几年搞土改那样,成了阶级敌人,那可得家破人亡了。

茆:你那时是否觉察到,对你们小工商业的限制改造,和几年前的暴力土改,有什么关联吗?

马:当然有联系了。土改中反复宣传的是要打倒地主富农为代表的剝削阶级,而且地主富农们也确实被暴力打倒了,土地耕牛房屋和所谓浮财都被瓜分了。接下来就宣传我们做生意的商人了,说我们也是剝削阶级。不过政府未说要把我们打倒,也未说要没收我们的家产,只要我们联合起来经营,还不是政府对我们的宽大吗?我们敢不积极响应吗?

茆:这么说你们敲锣打鼓响应号召,很重要的一条,还是恐惧!怕遭受到和地主富农们一样的下场。

马:那还要细说吗?我们做生意的,人人心里都清楚,胳膊是拗不过大腿的。政府要办的事,是一定要办成了,与其被捆绑着走,不如主动的走。老百姓有句话,伸头是一刀,缩头还是一刀。

茆:你能把这件事说的详细一点吗?我们都是那些年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和受害者,大跃进年代的大饥荒中, 我们都差一点被饿死。特别是你们无为县,本来是魚米之乡的大粮仓,怎么会饿死三十多万人?那一定是经济政策的全面失误, 才会有的全面崩溃!现在人们谈论甚多的大炼钢铁和大放粮食卫星等荒唐事,很少见到有人在说小工商业改造的事, 其实基层的小工商业者,与农民农业的关系更为密切。你能对我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吗?为什么参加公私合营,伸头缩头都要挨一刀呢?

马: 话来话长。其实新政权一开始时,对我们基层小业主还是比较宽松的。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苛捐杂税丶 物价飞涨丶货帀贬值丶百业凋零。新政权必须尽快安排好百姓生活,恢复生机。那时我们做小生意的,日子比较好过。记得当时有一首歌很流行:“千条船呀,万条船,千条万条来往如梭穿。 布朝北呀米向南, 朝北向南只报一道捐。除了解放区,别处哪儿有?哪儿有啊。” 唱的是实情。我家去对江芜湖进货, 真的就是带大米到江南, 再带布匹回江北, 来回都有赚头。既繁荣芜湖的米市市场,也搞活了乡村经济, 政府也收了税, 都是好事嘛,干吗以后说变就变了呢?变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

茆: 你说的日子好过, 那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 三反五反之后, 就进入了所谓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怎么能一样呢?

马: 这主义那主义我们老百姓都不懂,我们只希望日子能过得好一点。可是过着过着就不一样了,头一种感觉, 是会议越来越多, 当局口气越来越严厉。早先说的什么要扶植工商业, 搞活市场这些话, 很少说了。 更多的是在宣传什么要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批判资产阶级,剝削可恥。谁是资产阶级?谁在剝削?不就是明显地冲着我们这些做小生意的吗?往后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茆: 你说的我有些慬了。我也记得解放初期有几句民谣:“ 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老百姓罪多。” 那时年龄小, 只晓得税多伤民, 不知道会多也能害人。直到反右派亲身经历了多次批斗会,才切身体会到,挨批斗丶遭凌辱是怎样的生不如死!其实执政者的很多大政方针,基本上是通过开会完成的。比如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是亲历过阶级斗争大会现场的。不问你有罪无罪, 有错无错, 只要你被选定为斗争对象, 你的末日就到了!谁都能任意践踏你侮辱你,甚至拳打脚踢。暴力土改斗地主时,当场就能拖出去杀了!而所有挨批斗的人,只能低头认罪,拼命往自己身上拨污水,自轻自贱, 根本没有辩白的余地。对小商业改造也是一样,执政者既然决定要改造你了, 整天开会要你表态自愿, 你还能不自愿吗?真是伸头缩头都是一刀!

马:是这样的,所谓高潮一到,山呼海啸。我们乡下几家做小生意的,除了跟着跑,还能干什么?再说混个积极分子当当,总比当落后分子好,可能要安全一些。

茆: 实质还是恐惧!说得好听一点,称之为识时务,其实也是在投政治之机,而这种投机也是逼出来的,害怕受到更大的伤害。

马: 是这样的。你知道反右派之后, 大跃进运动刚开展的时候,在农村施行的大逮捕吗?逮的种种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之中, 就有很多是所谓反对各种改造的人。

茆:我知道一些。我问过当时参与这项大逮捕工作组成员陈先生,他说他们工作组名义上是整风整社,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实际工作就是实行农村大逮捕!而且是有指标的。就无为县情况来说, 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曾庆梅,人称小曾政委的(大曾政委是曾希圣), 就亲临无为坐镇指挥过。当时究竟逮了多少人,很难说得清了。

马: 大逮捕时我们已经被送到门口塘农场了,但那次大逮捕牵涉面很广,震动很大,几乎每个乡每个村都有人被逮。有说逮了七千多人, 也有说逮了九千多人的。县里监狱关不下了, 中小学大礼堂里关的都是人。

茆: (当时任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尹曙生先生,近年 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公安工作‘ 大跃进’》披露,根据中央下达的逮人指标, 安徽省超额完成。1958年下达的抓人指标是4.5万人,安徽抓了10.1多万人;到1960年,三年共逮捕了17.3多万人。据尹曙生另一篇文章《大跃进 前后的社会控制》一文介绍,这种大逮捕, 自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时就实行了。仅1955年就抓了27611名‘反革命分子’( 其中1419人没有任何批准手续)。而这些所谓‘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抵制丶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农民,和抵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界人士。逮的这批人很大一部分都送去劳改劳教了。接下来就是大跃进大饥荒, 他们能活下来的人数很少。不过我看到这些资料时,马兄已病逝了。) 乡村的大逮捕,真实地告诉我们,一场大运动来了, 我们唯一能做的,只能是逆来顺受, 否则必然要遭灭顶之灾!

马: 是的!我们小老百姓除了忍受,还能干什么?

茆: 我们还是说说小商业改造的事吧。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就说说小商业公私合营,或是说小布店合并成大布店了,真的有那么多优越性吗?说得具体点,就是这样做究竟对谁有好处,小业主?顾客?还是政府?

马:那真的说不清楚,优越性在哪儿?对我们做小生意的来说,无非是想赚几个小钱,一家人日子能过得下去,就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就说我们牛埠镇吧,说大不算大,可也算是个大镇,有两万多人口。公私合营前,光开布店的就有四丶五家。店面大小不一,有越开越大的,也有蚀本关门的。说实话我们之间是合作的少,兢争的多,谁也不想被同行挤垮了。

茆:同行是冤家嘛!

马:合营之后,看起来我们之间是合作起来了,原来暗中相互竞争的对手,现在成了同事,说得好听点是一家人了。其实商场历来就如战场,有兢争才有生命力,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都捆在一起混日子,生意的效益,只能越来越差,还谈什么优越性?

茆:那对顾客呢?是不是合营后,老百姓买东西要方便些,价格要公道些,受你们这些小资本家的剝削要少些?

马:说方便当然谈不上,买布做新衣,对乡下人来说是件大事,合营前一般都要货比三家的,不会在乎多走几步路。合营后就没得选了,而且价格也高了,服务态度也差了。

茆:这是为何呢?

马:道理很简单,先说价格。小商人生存的本领,就是吃一点价格差。所以对进货的产地丶价格丶运输途径都十分讲究。有些商家还有自家的秘诀,是不会对外人说的。货进的便宜些,售出的价格当然要低些,生意就好一些,当然也没有什么吃回扣的事。合营之后进货权收归公方了,公家人拿的是固定工资,干多干少一个样,还会为顾客精打细算吗?能少吃点回扣,不把商店搞垮就是好领导了,老百姓们还能买到质优价亷的好商品吗?至于服务态度, 更别说了。反正干好干坏,一个月就那几个饿不死的小钱, 还用得着对顾客笑脸相迎吗?

茆: 小时候我在家乡看到的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商店, 不是到处都贴着宣传标语,什么顾客至上, 顾客是上帝,更普遍的是毛手书体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口号。

马: 宣传是宣传, 口号是口号,利益才是现实的。

茆: 这么说获利的就是政府一方了。

马: 这我更说不清了,既然我们都输了, 政府应该是赢了。不过输赢也不能只看眼前,很多事还要长远看。

茆:那又为何呢?

马:原先我们各行各业的商店,大小也算是业主。合营后一般是公方代表当经理,我们都是员工。经理实际上也就是老板,他们中很多人,既无资产也不懂经营。因为有资产会经营的,是改造的对象,政府是信不过的。这些政府派来的人,如果懂得一些经营常识,或是个人品质比较好,温和一点的,说白了就是阶级斗争意识不那么强,还 能信任我们这些改造对象,那合营后的商店,生意还能做的下去。如果派来的人,既没本事品质又差,只顾自己占便宜,不管顾客,更不管我们懂行的员工,那生意只能越做越差。不过也不会关门,店还得要开,再说政府也不允许关门,这也算是端公家碗的好处吧。

茆:这么说政府费那么大的力量搞宣传,到头来并没有得多大实惠。是不是蚂蚱太小了,腿上刮不下几两肉,要是对大的工商业改造,油水应该要大些。

马:应该是吧,要是只对我们几家开小店的,用得着造那么大声势吗?

茆:也不一定啊,未听说过,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吗?

马:经济账政治账,其实还是一本账。

茆: 是呀,说到底还是为了“共产”这个大目标。要不然干嘛要搞那么多政治运动,整倒那么多人呢?你能告诉我, 政府都派些什么样人, 来领导改造你们呢?

马: 小店经理, 真说不上是官, 有头有脸的都不愿来。很多人是公私合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比如学徒工店员之类的。政府宣传中说他们受剝削最深, 所以革命积极性最髙,就像土改运动中的贫僱农。

茆: 说徒工们受剝削, 也不能说不是事实。过去出门当学徒,一般都要学三年,俗话说要吃三年的萝卜干饭。而且前两年也就干杂活,包括给老板娘倒洗脚水,就是一个免费下人。最后一年,老板信得过你了,才教你一点真本事。这不就是剝削吗?今天我们怎样看老板对徒工的剝削。

马:这种事要说是剝削也可以,但千百年来经商的人,都得遵循这个规矩,也自有它的道理。是什么道理我说不清楚,但事实我了解。我的手艺是跟父亲学的,未受什么苦。但我的同事,很多人都出去当过学徒。近一点的在县城,远的还有去芜湖和南京大城市的。不过这得当地有过硬的关系,一般都要有相当财力的老板当铺保的。要去名店当学徒,要求更严,要看家庭出身,个人文化水平,甚至要看相貎。不过从大城市或是从名店出身的,就是一块金字招牌。

茆:比如开药店的,远一点要是能攀上北京同仁堂,近一点能攀上芜湖张恒春,那在当地都是响当当的。

马:不过金字招牌不是那么好挂的。就说你是名店出身的,也不能空口说白话,要有真本事的。但是,只要通过你在名店里学到的知识和经营方式,加上个人努力等因素,在地方上得到公认之后,那全家几十年都会受益于这块金字招牌。和这种收益相比,当学徒时受的苦,或是说受的剝削,是微不足道的,也可以说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学做生意,都想进名店,就像读书想考北大清华。

茆:读书人能考上清华北大的毕竟不多,就像学生意的能进名店的也是少数。为何到一般小店当学徒,也要熬三年呢?

马:生意场上有句话,宁给一斗米,不指一条道。多一个同行, 就多一个兢争对手,说的就是商业兢争的残酷,和生存的艰难。这种艰难也包括当学徒的苦日子,和学一点求生本领的不易。老板不是那么好当的。

茆:是不是说我是受了多少苦,才当上老板的。对以后想当老板的,非得也要受那么多苦,否则就是不公平。所谓多年媳妇熬成婆。

马:苦也不是白吃,这里也大有学问。其实学做生意,生意本行里纯技术性的东西,并不很多。倒是技术之外的所谓生意经,要学的东西更多。一般能收学徒的商铺,都是事业有成的,而成功之路是各不一样的。这里面有很多奥秘,很多事老板都不愿说,有的事还不能说,这得靠学徒自身去观察去体会。

茆:是不是不能说的事,都是见不得人的。

马:话不能这么说,有些事只能说是各行业的“潜规则”。不过现在说这些还有啥意义呢?

茆:是呀!过去的宣传中,都把商人看成唯利是图的剝削者,要打倒要改造。其实乡村小商人生存极其不易。他们又是基层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马: 改革开放是从农业单干开始的,其实光靠多收一点粮食, 农民还是不容易富起来。以后日子逐渐好过一点,一大部分还是靠商品的流通,余缺互补,各赚各的钱, 才渐渐从赤贫时代走过来,说白了也就是还回到被改造前的五十年代初期。干吗要来回这么折腾呢?

茆: 中国几千年都是小农经济, 现在依然是。而依附于小农经济的小工商业者,小手工作坊,手艺人,都是不种地的农民,与农民的命运休戚相关,一伤俱伤。几年前的暴力土改,一股凌厉肃杀的镇压之风,已经重重地伤害了他们。接踵而来的社会主义改造, 就彻底把他们压垮。 从此广袤的中国乡村, 整体地沦为农奴, 再无经济活力, 以至农业全面崩溃, 数千万善良的中国农民, 在大跃进中死于非命!就小商业者而言,我也是想不通,什么高深的理论, 比老百姓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更重要?除非你心里想的,本来就是要利用手中的权力魚肉百姓!

马:都是我们这些小商人,家里有点小钱,还有些商品惹的祸!这些钱和商品,就成了共产的对象。不知道没有了货帀,也没了商品流通,社会是什么样子。

茆:供给制呀,按需分配呀!你们无为县的严桥区响山农业社的社长陈广复,不早在1958年,就在全国率先实行了供给制,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要在全国推广,甚至还要御驾亲临无为响山吗?结果如何呢?从乌托邦到了人间地狱,生活在魚米之乡的无为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十多万人。

(我没有对马大哥说,毛泽东的好学生,柬埔寨红色高棉头子波尔布特,在柬实行快速版的共产主义实验,废除了货帀和商品,不到三年就害死了全国七百多万人口中的二百多万人,数十万华侨几乎死光。对此项全世界人一致声讨的暴行和反人类罪,只有毛泽东当面夸奨他,是一举消灭了阶级。)

马:我未读过什么书,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几十年我们都是被改造者,一直也认为我们小商人是靠剝削别人生活的。因此认为商人天生就是罪人,就该被打倒被改造。而改革开放之后,忽然间我国就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了。你说这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到底都是些啥玩意儿?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茆:看不出你个卖布的,能提出这么高深的问题。它们与你个人有什么关系呢?

马:当然有关系了。要还是社会主义,那实行的还是一大二公。而我们做小生意的,嘴上不说,心里是既不愿大,更不愿公的。那政府抓我们右派也好,反社会主义分子也好,就是抓对了。如果按市场经济原则办事,将本求利,那政府改造打倒我们又为何呢?

茆:我那里懂得那么高深的学问,只知道两件事都是洋人说的。什么共产主义也包括社会主义是德国人马克思说的,说全世界最终都要实行共产主义,《 共产党宣言》里就说要消灭私有制,要搞阶级斗争;而那什么市场经济最先是由一个叫亚当 斯宻的英国人说的。究竟我们十几亿人的大国,听谁的就叫坚持真理,听谁的就叫崇洋媚外?我们小老百姓怎么知道?管它呢,我们都七老八十了,过一天是一天吧!

(马礼海先生已于2008年底寿终正寢,访谈稿来不及请他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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