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2021年4月2日，得知重病住院的严家伟先生已出院，笔者随陈易伟律师、李志教授，以及陈晓薇女士一起，专门驱车前往宜宾探望严老，并与之作了较深入的访谈。
严家伟先生住在 街，宜宾闹市区一座老式公寓楼之8楼。无电梯。楼道曲曲弯弯，光线很差，八旬高龄严老先生上下楼，想必多有难处。
严家伟先生因身体不适，经检查，于2021年2月22日入宜宾市肿瘤医院，确诊为胰腺癌，并转移肝脏部位。住院治疗后，于2021年3月 日出院，继续进行化疗及康复治疗。
大病初愈的严家伟先生，明显消瘦了，脸上颇带病容，更让人察觉出当年苦难岁月留下的沉痛与沧桑。不过，严家伟先生精神仍好，说话一如既往地谈兴很高。说到激情处，情绪昂扬，并伴有肢体语言，联想到他那些尖锐辛辣的文字，让人深感真不愧“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常言说，故友新交，笔者与严家伟老先生，既是“新交”，也算“故友”。说是“新交”，是因为我与严家伟先生第一次相见叙谈，是两年多以前的2019年初；说是“故友”，却是因为在多年前，已经从友人那里略知其人其事。而读到其写当年苦难岁月，那些带着血与泪的文字，更要早许多年。
已故文革研究学者周伦佐先生在世时，有次茶叙，伦佐兄谈到，省城及周边一带，当年打成“右派”如今仍健在的，少说也有上百。若全省来讲，可能是数千之众。可是，能拿起笔，真实记录叙写当年苦难血泪史的，却是少之又少。
伦佐兄感叹说，在记录叙写当年“右派”血泪史，并能有所反思追问的，更是屈指可数。据他所知的，全川不过寥寥十数人。伦佐兄大致笔者提到那些人的名字，其中就有严家伟先生。
后来才知道，伦佐兄专门著有一文，放在网上，还一度颇有影响。伦佐兄文中，把大陆内地有自由民主诉求的，体制内外知名文化人士，归为15类。其中一类为有过“右派”经历，“平反”后有深刻反思并著文记之者。伦佐兄列出的代表人物，川省有铁流、张先痴、曾伯言、严家伟等。
印象中，已故的伦佐兄，有点恃才自傲，志存高远。能被他认可的当代知识文化人，确实不多。严家伟先生能入伦佐兄“法眼”，可见其人其事其文，已达某种档次。
可惜笔者当时不知此事。不然，当面问问伦佐兄，如此归类，依据何在，并顺便侃侃其人其事，一定会受益匪浅。
不过，也由此“严家伟”三字，就进入了我大脑中的“数据库”。一旦见其人其文，必认真读之。
再后来，我又才知道，严家伟先生那些叙写当年苦难岁月带血与泪的文字，我其实早几年就读过一些的。那是刊发在铁流主编的《往事微痕》上的文章 ( 严家伟当年也参与过《往事微痕》的组稿、校稿、改稿等编辑事情 )。文章中有些人与事及情节细节之叙写，给我产生的冲击与印象，可用“刻骨铭心”来形容。
（二）
笔者与严家伟先生真正谋面，是2019年1月底的事。那是春节前，受当地友人之邀，前往宜宾一叙。
这次与严老先生的谋面，其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这也可以看作，严家伟先生其时处境及生存状态的一个“背景板”。
我于1月29日上午9时多，从自贡乘大巴往宜宾。在宜宾江北客运站下车后，打的直奔南岸。当天设家宴待客的文史作家丁芝萍女士，其新居正在南岸。
一路堵车绕道，的士抵达南岸已11点多，徐小青女士在街边接我。重庆徐小青是“文革”学者，前两年因《昨天》主编何蜀先生之故相识，已是常有交道之友人。徐小青老家在宜宾。每年春节前后，都要回宜与亲人团聚。正是徐小青女士返宜，才有了这次春节前的小聚。又恰逢丁芝萍女士乔迁新居，遂于家中设便宴待客。
徐小青女士接到我，事先告我一个情况，说是今天在座客人中，有一位人士身份有点特殊，他当过“右派”，近年又著了许多文章发于海外报刊或网站，为当局所不容，就成了有关部门的“特别关注对象”。
我当即明白了徐小青女士的意思，也就是说，哪怕我们今天是朋友间一次普通聚会，也可能会被有关部门“记录在案”。我是外地客人，这种“记录在案”，又可能会被传回当地，给自己带来某种“麻烦”。
徐小青女士问我对此介意不介意，如果我介意的话，她可以另作安排。或可先找个宾馆把我安顿下来，或陪我今天去宜宾一些景点走走，再另择时间，与丁芝萍女士及其他宜宾朋友一叙。
我沉吟片刻，对徐小青女士说，自己对此并不介意，又随口问了问，那位“老右”客人是谁？徐小青女士回答说，是宜宾当地“著名右派”严家伟先生。
我心中简直是喜出望外，连忙说，自己正很想一识严家伟先生呢，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太好了。徐小青女士听了大放其心，并且很高兴。我与严家伟先生，就此在女作家丁芝萍家宴上相识。
那天应邀在座的，还有宜宾作家、“聊狂斋艺术社”主持人郭占军先生、宜宾摄影家董先生等。
第一印象中的严家伟先生，身材高大，长鼻深目，眉毛粗黑，虽是文人模样，眉宇间却似含有一股剑气，炯炯目光夺人。那天，严老先生着一件深棕色尼大衣，头上一顶白色宽边礼帽，着装整洁正式。特别是，其待人客气和善，礼数周到，颇有长者风度。
不过，笔者感觉到，严家伟先生脸上却略有憔悴之色。“为伊消得人憔悴”，那个“伊”，可能是当年之“梦中情人”，更可能是深含大义的“家国天下”。自古以来，中华男儿尤其知识文化人，似乎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和天下大义。严家伟先生想必未能例外，甚至他当年之成“老右”，也想必与那种“家国天下”的家国情怀有关。
“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这是古话说的。对我等他等来说，虽多年飘浮于“红尘”，却远缺“万丈”之气慨。至于“大业”，早已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更遑论什么“千秋”不“千秋”。
尽管如此，朋友相识相见，茶是要喝的，酒也是要吃的。1月29日那天，与严家伟先生及郭占军、丁芝萍、徐小青、董先生等一众友人，茶叙酒叙一整天，彼此相谈甚欢。虽说是话题广泛，我更关注的，显然还是他当年如何成了“右派”，以及在劳改场地那些带血带泪的不凡经历。
那时的严家伟先生，已是八旬有二。虽年事已高，却精神矍铄，谈锋甚健，尤其是其说话语音宏亮，中气很足，完全不像一个八十多高龄的老人。
那天的餐聚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其时严家伟先生尚能饮酒。那天中午及晚上，严老先生都能小饮一杯两杯。笔者感受到，严老之饮酒，既是朋友间助兴，也可体味古人所说的那种饮酒之乐。
第二天，我在丁芝萍、徐小青两女士相陪下，下午即离宜返家。但就此，得以与严家伟先生建立了电子邮箱及微信联系。
回自贡后，严家伟先生发来了一些他当年的文稿，又陆陆续续读到了他发表在“南湖雅集”公众号上的文章，让我对他的家族情形，人生经历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也令我对这个饱经风霜雨雪磨难的前辈，生出更多的敬意。
写作闲暇之余，有时在想，哪一阵稍闲些了，一定专赴一趟宜宾，或是将严家伟先生约来自贡一走，两人面对面仔细访谈一次。对其苦难人生有更多了解后，认认真真写出一篇关于严家伟先生的人物专访。
可惜，笔者此后一直专注于长篇小说写作，有时又杂事缠身，面对面访谈及写人物专访的事，迟迟未能进入正式日程。直到这次与陈易伟、李志等友赴宜，才终于如愿以偿。
（三）
严家伟先生1937年出生于成都，世代书香世家。严家伟祖父，在清末曾任河南巡抚，算是省级高官。严家伟父亲严道生，是民国政府的一名文职官员 ( 县长 )。
1937年，正是“抗战”初起，严家伟从小就在躲避空袭的警报声，和日本飞机的炸弹声中长大。
严家故居在成都西郊，距著名的“王建墓”仅一里之遥。这“王建墓”，是一个方圆半里地的大土丘。老成都人又称其为“抚琴台”，传说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此筑台抚琴的地方。严家伟出生第二年的1938年，一英国考古学家对此大土丘进行了考古发掘研究，从旁边挖开了一通道，最后证明这里是五代蜀王王建之墓。
严家伟父亲严道生小有家资，亦有相当文化修养。因其姑姑腿有残疾，终身未成家，其父便将严家伟过继给姑姑。其姑姑虽为女辈，文学及文化修养亦深，严家伟受此家风熏陶，从小喜欢读书，并染上一点“舞文弄墨”习气。
严家伟自己，在第五部文集《岁月的回音》的“自序”中，带点自嘲调侃口吻写道：“大约是受这些影响吧，所以便染上了个舞文弄墨的习惯。结果人家舞文弄墨挣功名，我反被文弄墨误一生。”
严家伟先生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有一个有趣的细节：1948年，严家伟就读于成都“六区一校小学”。那年4月4日“儿童节”，辖区各小学校放假一天，在祠堂街中正公园广场，举行童子军检阅仪式，各校都派出一支代表队参加检阅。
时年11岁的严家伟，就有幸参加了学校代表队。当年的童子军，统一黄色军装、船形帽、肩章、臂章、警笛绳，服装整齐可观，完全一个小军人模样。那天的检阅仪式非常隆重，各小学校长、老师，部分家长都在一旁参观。严家伟所在那个代表队，以方正队形，整齐步伐走过了检阅台。由于其队列整齐，步伐统一，各种动作规范，被评为最佳队列。其父亲严道生十分高兴，对严家伟说：“你爸只当过文职军人，算得金戈铁马报颅效国家。我将来送你去读军校，我儿子会成为个好军人。”
却没想世事难料，仅仅几年之后，1957年所谓“反右”运动中，时年20岁的严家伟，为流沙河《草木篇》鸣了一点不平，就因此被当局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进而打成“右派”，坠入人生深渊。
那时，严家伟太年轻，不太知道政治的风云变幻及其间风险，仅凭一点良知与年轻人冲动，就有些糊里糊涂地卷入了关于《草木篇》的争论中。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他作为体制内的机关干部，在单位内部听过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竟然提到《草木篇》，而且似乎在与四川省委控制的《四川日报》唱了反调。不仅大谈反官僚主义，反教条主义，要大家帮共产党整风，有意见尽管提，讲错了也不要紧。甚至说出了“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这些话。关于《草木篇》风波，毛泽东说，我们今后是要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 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人 )。我们要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都要团结起来。
严家伟当时听了这个讲话，万分激动，也万分振奋。他心里想的是，不愧是最高领袖啊，真正是英明伟大，与地方领导完全两样。凭着这一时的冲动，严家伟当即提笔撰文，先后给《四川日报》、《草地》月刊、重庆《红岩》月刊等报刊投稿。投稿中指出，此前对《草木篇》的批判，就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在文艺界和文学批评中的具体表现。
年轻的严家伟，当时还自以为是按毛讲话精神说的，哪里会有错？却做梦都没想到，毛那番讲话，其实是“引蛇出洞”。后来又自称，在实施所谓“阳谋”。是要把全国各地的“右派”们引诱出来，以便一网打尽。等他严家伟自己明白过来，已悔之晚矣。后来官方正式发表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来令他激动振奋那些话，删的删，变样的变样，已然面目全非。
就此，在1957年那个夏天，严家伟仅仅是为流沙河及其《草木篇》，说了几句公道话，成为体制下的“异类”。
其恶梦还不止于此，没多久，又被人揭发“收听敌台”( 相当于现今的“翻墙”收看了解境外音讯)。所谓“收听敌台”，当年是“大罪”，严家伟先生遂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15年，送劳改营地服刑。
曾任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欧洲之声》报总编辑颜昌海先生，2015年在一篇文章里，谈及严家伟这番遭遇时说：
19世纪大作家维克多.雨果，在他的宏篇巨著《悲惨世界》中为我们塑造了这么样一个人物典型：冉阿让因为偷一条面包救济外甥而坐牢19年的囚犯，终于获得一纸假释令，得以离开不见天日的牢狱生活……而现代版的冉阿让( 严家伟 )，并未去偷过面包，也未斜眼去看过谁家女人，更未干过任何有道德瑕疵的事情，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年轻，纯纯正正的学生哥，但其痛苦悲惨的遭遇，却比冉阿让巨烈十分、百分、千分。 先做“右派”后成“反革命”的遭遇，对严家伟先生本人及其家庭的影响和打击，可称“灾难性”的。1960年，其父严道生饿死于全国性“大饥荒”。两年后的1962年，其姑姑因营养不良病逝。至此，严家伟先生真可谓彻底“家破人亡”。
更让他感到痛彻心扉的是，两次自己最亲的亲人离世，他都在劳改队服刑。既不能回家奔丧，连为亲人点几根香烛，烧一点纸钱，遥致悼念哀情的权利也给剥夺了。正如他自己叙写的，“两次恶讯传来，我只能在狱中无奈饮泣”，“常在梦中出现忙着离开牢笼，盼赶回家去见亲人最后一面之梦境，及至梦醒，已泪湿枕巾”。
（四）
至于严家伟先生在劳改营地服刑的那些经历见闻，严老这些年，陆陆续续记叙了一些，有些人与事，可谓惊心动魄，刻骨铭心。非亲历其间者，简直无法想象。
所谓“劳改”，即“劳动改造”之意。是当局试图让众多囚犯，通过苦役劳动以改造其思想。这一整套监狱理念与制度，包括管理体系与手段，是从前苏联那里借鉴移植来的，非常严酷。
严家伟先生说，其时劳改场地，最高一级叫“劳改支队”( 首脑为政委与支队长 )，其下是大队( 同样设政委与大队长 )，大队下是中队( 设指导员与中队长 )，中队下是分队，一般只有一名分队长，管着若干个犯人小组。而每个中队有一名“管教干事”。
当年受阶级斗争理论影响和主导，劳改场地里面，从领导到那些被严老称为“狱卒”的普通看管员，都把服刑者视为“阶级敌人”，是应当被“改造”甚至是被“肉体消灭”的对象。对所谓“劳改对象”，平时非打即骂，折磨虐待，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严老回忆说，当年他所在的劳改场地里，有一个姓甘的分队长，人称“甘扁担”。平时，他总是手持一根扁担，东走西逛。见谁不顺眼，当头就是几扁担打过去。另外一个姓余的管教干部，人称“余一脚”。此人是部队副排长转业来劳改单位。平时穿一双军用大皮鞋，看谁不顺眼，就飞起一脚踢去。军用皮鞋厚重结实，他用力又猛，一脚踢过去，往往把对方踢倒在地，多少天后都还发痛。
1962年有次，严家伟因病不能出工，被一个姓孙的指导员，当即红不说白不说打倒在地。倒地后又用脚踩，踩了再踢，踢了再踩，直到严昏死过去才住手。又有一次，在山上挑粪，一个姓宋的分队长，嫌严家伟挑粪挑少了，称其在“磨洋工”，用一根粗树条，劈头盖脸朝严打来。回营地后，还不准他吃晚饭。
到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全国“大饥荒”时，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劳改场地，那些服刑人员境况更加悲惨险恶。严老说，当年劳改人员之住所，一律是睡大通铺。就是一个房间用木板做成的“通铺床”，分上下两层。“大饥荒”时，睡其上下左右的难友，每月，甚至每周，都有人就那么不声不响地“走”了。第二天发现后被抬出去，于野地里草草掩埋。
严家伟自己，就曾经差点被“草草掩埋”。幸好他“命大”，又遇上了好心人，才得以“死而复生”。那是1961年的事。因劳改场地伙房，参杂在犯人口粮中的红苕干霉烂变质，许多人吃了都拉肚子。严家伟也因此腹泻不止，那天他上厕所，拉完后刚站起身来，突然觉得天一下子就黑了。也不知过了好久，醒过来，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块木板上。
后来有难友悄悄告诉他，当时他昏倒在厕所，差一点点就落入粪池淹死。其时，因这种营养不足及饥饿引起的“低血糖昏迷”，在劳改场地很普遍。很多犯人就这样醒不过来，死掉了，“草草掩埋”掉了。
严家伟那次侥幸能“死而复生”，一是其年轻，体质尚好。二是遇到了两个有点同情心的狱方人员，一个是当时所在中队的中队干部祝某祥，另一个是劳改队范医生。这两人都是前国民党起义人员，内心多少存有一点良知。其时，各劳改场地都有些这种背景的人员。祝某祥是东北人，国军中服役，辽沈战役中成了“起义人员”。后转业到地方，分至劳改队任中队级别干部。范医生原是国民党军医，也是“起义人员”一类。
却说那天，祝某祥见严家伟，完全是一副学生娃儿模样，就动了一点恻隐之心，发话说，“给他打一针试试”。范医生当即就给昏迷不醒的严家伟，往静脉里推送了40毫升50%葡萄糖液，这才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其时，在劳改场地，葡萄糖贵如金子。没有管教人员发话，范医生是不敢随便给病患者注射葡萄糖的。
其后，严家伟将他的这些劳改场地个人经历，以及所见所闻的人和事，先后写成文稿，最后编成有数十万字一部文集，取名为《来自中国古拉格群岛的报告》。该文集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叙往》，下篇为《谈今》。
旅美作家一平先生，及国内知名作家冉云飞先生，分别为之作序。一平先生在序言中说：“严老所记述的都是真实的故事，那个时代被掩埋，这个时代被遗忘的故事。”又说：“尽管严先生讲述的都是旧事，但它们是中国人真实存在的印记，由这些残暴、谎言、悲惨、荒唐，人们才知道该禁止什么，倡导什么，如何识别，如何去维护人的生命、意义、价值和尊严，建立他们所需要的文明的生活。”一平先生最后说：“感谢严老记录了这些，在时代的遗忘中，为我们为未来保存了苦难的记忆。”
冉云飞先生在序言中说：
“严家伟先生是我在网上见到的右派老人中写作比较勤奋的一位，他的文章里既有深刻剖析专制制度病灶的文字，亦有回忆自己所经历的民主自由教育和国大选举，再有对劳改、镇反、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愚民教育等方面的批评，更有仔细深入记述自己和难友们如何打成右派的文字。”
冉云飞先生的序言最后说：
严家伟人生的美好年华都被专制制度蹉跎与折磨，受尽无数的苦，而且至今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解放。但他谨记苦难不能白受的道理，用自己的余生将其记录下来，一是尽自己的力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呐喊，另外也算是为自己的儿孙尽责。因为不能想象儿孙再遭受他那样的大罪，他内心是何等的痛楚。白受的苦难是奴役，希望更多的人像严先生一样将自己在四九年后的经历写出来，传达给后代，以避免此种悲剧重演，这才是真正爱自己的儿孙，爱自己国家的正确方式。
（五）
严家伟最先服刑在劳改队。1966年“文革”开始后，要求各地监狱要迁出城市。当局将原在泸州城区的“川南监狱”，迁至南溪县乡下小地名叫“青龙嘴”的地方，并更名为“四川省第四监狱”。1967年，严家伟由劳改队送入“省第四监狱”，在监狱医院服劳役。
到1972年8月，严家伟先生漫长的15年刑期，终于服满。按理说，他本人可以离开劳改场地，返乡做一个“自由公民”了。可是其实不然，当年荒谬的政策，制造了一个荒谬的称谓和身份：“留场就业人员”。
当年8月9日，劳改队一位姓朱的管教干部，把严家伟叫去谈话。对他说：“明天你就满刑了，你有什么想法和打算？”
严家伟想都不想，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那就请政府释放我回家去。”
哪知“朱管教”一听，冷笑一声：“回家去？你想摆脱无产阶级专政是吧？告诉你，严家伟，趁早别做这个梦！”
“朱管教”再瞪严家伟两眼，毫不客气地训诫他说：“第一，你虽然满刑了，但仍戴有反革命帽子；第二，根据你的犯罪和改造期中的表现，你还不适合于回到人民群众中去，人民群众也是肯定不会欢迎你的。”
接下来，“朱管教”对严家伟宣布：“因此，经研究决定，对你进行强迫留队，继续改造思想。哪一天思想改造好了，哪一天才可以回到人民行列中去。”
看严家伟愣在那里不做声，“朱管教”又严肃地对其进行教育说：“严家伟，你思想不要抵触，抵触也没用。政府对你们也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并给出路嘛。下月起，一般就业员月工资是十八元五。鉴于你有一点医疗技术，就按技术工种对待，每月工资二十九元。政府还是照顾你的，你应该很好地领会党的宽大政策，加强思想改造才是唯一出路。”
所谓“就业员”，与此前的劳改犯人之区别，一是有了一份微薄工资；二是可以不再穿囚服，但有的就业员既缺钱又缺布票，还是把囚服穿在身上；三是星期天经批准可去周边乡镇买点日用品；第四也是最大区别，理论上就业员可以找对象结婚，实际操作上，难度相当大。
严家伟20岁入狱，在狱中呆了15年，其时已35岁了。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严家伟早已过了“当婚”的年龄，美好青春都耗在高墙电网之中。不过，既然当局允许就业员找对象结婚，他还是梦想自己有个家，有个寄托安度余生的温馨港湾。
此前，他已调至监狱医院门诊部工作，虽头上有个“反革命”帽子，但在监狱内外好些人心目中，他还是“身穿白大褂”，受人尊重的“医生”。这无疑是他找对象的某种优势。况且，如今每月有二十九元工资，对广大农村民众，亦有相当吸引力。
其时在监狱门诊部上班，就此也结识了不少当地民众。其中有个叫李希才的熟人，为他介绍了年仅20岁的女友( 即现今妻子张甫英女士 )。
毛时代周边农村，那种穷，真是超出人们想象。严家伟记得第一次上女友家，亲眼所见那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状况，真是震惊了。女友一家6口人，挤在三间破茅屋中，泥巴土墙，其裂缝，手都可以伸进去。从茅屋与墙上破洞中，可以看到外面天空和树木。屋中家具，仅有一张破桌子几条木板凳。床上铺的是稻草，烂布，破被上面，大洞小洞。挂了多年的蚊帐，破洞同样可伸进拳头。见女友家穷成这个样子，严家伟心里非常难受。
回门诊部后，他利用便利，将医院那些随便乱丢，只用过一两次的医用纱布块、治疗巾等，悄悄收集起来，清洗后装在包里。趁每个星期天休息之机，化整为零带到女友家里。让其家人用那纱布块，治疗布巾，缝补蚊帐及被子上那些大小破洞。
每个月，医院职工供给的少得可怜的几两油票与肉票，严家伟自己不吃，也全部给了女友。严家伟与女友，在艰难困苦境地里，双方同情理解，互相慰藉，到了谈婚论嫁阶段。
没料，此事却遭到监狱当局多方阻绕与刁难。其时男女双方结婚，需要所在单位批准。那个分管“就业员”的武姓管教，不仅不批准，还带点恶意地对严家伟说：
“要找对象，回你老家去找。在我们监狱周围农村找贫下中农，政治影响很坏！”
严家伟此时已是父母双亡，姑妈也不在人世了，又十多年关在监狱中，还有什么“老家”？况且，就算有“老家”，其“就业员”的身份，连星期天休息去附近赶个场，都要经过批准，他如何能回“老家找对象”？
所以，当时“就业员”找对象结婚，实际上难度相当大，有人竟称做“比登天还难”。但严家伟是个执着而且有担当有进取心的汉子，他认准了的事，他所追求的东西，哪怕明知是困难重重，路途险阻，他仍然会付出自己的极大努力，孜孜以求，契而不舍。
与女友小张谈婚论嫁的事，严家伟向监狱当局及相关人员，不断地申请，解释，争取，申诉，交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严家伟这番不獬努力，终于有了点效果。监狱内部，还是有一些有点知识文化，心内良知和一点良善未灭的人士，他们见严家伟还年轻，人也还能干，就在不同场合，对其谈婚论嫁表示了同情与关注。能说得上话的，还为之在领导面前，为之说上一两句好话。
如此一来，监狱当局那里，对此事就出现了一点松动。后来，有领导发话，让他把女友及其父母找来，要当面问话，问其是否真的严家伟？是否真的愿意嫁给他？而且不许严本人在场。
事后，严家伟才听女友小张说，这次所谓“问话”，其实就是威胁加利诱的“施压”，要她不要同严家伟结婚。
比如，那位管教科长说：“你知不知道此人是反革命，现在还戴着反革命帽子，就是四类分子，管制分子。”
女友小张回答道：“知道。”
管教科长说：“知道了还和他往来，还和他结婚？”
小张说：“过去他犯了错误，改正了就好了。”
科长正色说：“你农村人没文化，简直糊涂！这哪是错误？是反革命，阶级敌人。你要是和他结婚，你家里人今后参军都不得行。你们会一辈子伸不到皮的！”
但女友此时，已经与严家伟有一定了解与感情，无论对方如何说，怎样威胁施压，她仍坚持要与严家伟结婚。面对那些警告性的“施压”，小张沉默了一阵，坚持说：“我觉得他不是坏人，他心好。”
监狱当局没法，毕竟她家是纯正贫下中农，只好批准了事。两人拿着各自的介绍信，去公社革委会 (相当于乡政府 ) 领了个“证”。如此，一对有情人终成伴侣，严家伟得以找到自己下半生，平静安放心身的港湾。
监狱医院在“就业员”集体住房内，划出一间小屋，有一公尺宽小床，一小桌及几张木板凳，临时作其“新婚住房”，但限制只能住3天。
好在几位平日相处较好的难友，帮其买来一点花生及劣质烟，几个人聚一起，以茶代酒，权当“婚宴”。
1974年，严家伟已育有一女。小张父母那里，距监狱医院有好几里山路，不方便照料。这年冬天，在朋友熟人帮助下，于监狱医院周边选了块地，自己动手，修建了几间土墙茅顶房屋，作为自家的“新居”。
（六）
那种强加在严家伟头上的“留场就业员”身份，一整就整了20多年。一直到1997年，严家伟先生满六十岁后，才以所谓“退养”名义，准予其不再上班，一月给予300多元的“生活费”。
这里，还有一点背景。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大环境相对宽松了。二是，随着年岁增长，这些“就业员”已经相对老去，再留下来，利用价值不大，还可能成为监狱当局的“包袱”。所以，狱方准许这些人谴散返乡。严家伟先生选择在宜宾安家。
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公民”身份，有了行动的自由，严家伟先生却面临因收入太低带来的生存危机。其时，他已安家于宜宾市区，育有一女一儿，家庭开支不小。而直到2008年，当局才把严家伟等这批人纳入“社保”，每月有所谓的“退休金”800多元。靠这点收入养一家人，经济压力很大。
不得以，严家伟先生只能以老迈之躯去社会上打工，试图谋个“第二职业”，挣点钱贴补家用。没想，严家伟先生此举似乎有点“歪打正着”，无意中，竟开始了其人生经历上，很难得的一段“华彩乐章”。
这段人生经历，严家伟自己在其杂文五集《岁月的回声》“前言”中如此说道： 从1997年到2007年这十年中，我离开四周电网高墙的“劳改就业”环境，步入底层社会，既在商海中滚打摸爬，考察人情世故，也开始练笔写作。收入有所提高，生活得到改善，身心比过去自由多了，……我也自信是我人生中黄金的十年。
享受到了许多过往生活中从未有过的乐趣。 一开始，严家伟求职的事并不顺利，毕竟六旬老翁，又无“官商背景”，哪个用工单位敢轻易要。有人拒绝不说，还当面调侃他：“六十岁了，我们招来领养老金啊？别来开玩笑。”但严家伟不服输，心想，自古有言，天无绝人之路，有志者事竟成。
有天走到宜宾南门桥附近，偶然中见到一张不起眼的“招聘广告”。招聘条件竟是，“男女不限，年龄不限”。严家伟心中一喜，便走了进去。这是一家中介公司，有中年男女一，男的那位姓陈，人称“陈经理”。严家伟说明来意，对方果然不在意他年龄，只是说：“这工作很辛苦啊，不少年轻人都干不了，自行离去。你能行吗？”严回答：“没问题，什么苦我没吃过？你说具体干些什么事吧。”
陈经理再次将严家伟打量一番，介绍说，他们主要是为求职找工作者介绍职业，或对买房租房者找房塬。作为业务员，就是了解哪里要用工？谁有房屋要出租出售？你把真实可靠的信息带回来，若又有顾客需要，公司便会让你引顾客去达成交易。从中获得一笔佣金，公司提50%作你薪酬。陈经理特别强调说：“业务员工资实行全浮动，做成一笔算一笔。若未作有业务，便一分报酬也没有。”
严家伟当即表示愿意一试。但应聘业务员，必须要有相应“通讯装备”。其时，手机被称为“大哥大”，富豪阶级才有。“小灵通”尚未问世，最起码要有个“寻呼机”，才能与公司及顾客，随时保持联系。
而最便宜的数字“寻呼机”，也要两三百元。区区两三百元，对当时的家底来说，简直要“砸锅卖铁”才拿得出来。
咬牙买了一部“寻呼机”后，严家伟就开始了一种全新的“中介公司业务员”人生经历。那一阵，他餐风饮露，起早摸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得之不易的工作中，对他这个六旬高铃者来说，可谓辛苦。
可正如应聘时回答陈经理那话，“什么苦我没吃过？”对吃了几十年“劳改之苦”的严家伟看来，“监狱外的苦”，都不叫“苦”。身体是自由的，行动是自由的，早起晚起随你自便，出不出门，早归晚归也全由自家定夺。身边没狱卒监视怒喝，拿着棒子或扁担伺候，连呼吸的空气也是自由的。更何况，所有的辛苦所得，都归自己。
正由于此，那一阵，严家伟先生仿佛“青春重新焕发了”一样，干“业务员”干得特别起劲。古话说，“功夫不费苦心人”，严家伟的努力很快换来回报。因他做事待人诚信实在，又具比较强的表达能力，很快就获得了用户及顾客的信任，业务上手后，起色不错。业务提成的酬薪，从每月的几百元，到上千元，后来竟至三两千元。
这让严家伟有成就感，甚至某种自豪感。因为，每月三千元收入，已经达到本市工薪阶层的中等水平。尤其是，他记得原先那劳改单位所谓“管教干部”，科长级工薪也不过如此。
更难得的是，“业务员”这番人生经历，让严家伟先生得以观察接触到，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间，既有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不易，也有商海官宦人士的灯红酒绿，红尘滚滚。这是因为，“业务员”经历上升到一定层面后，因业务开展开拓，及维系人脉关系的需要，严家伟时不时也要以西装革履，仪表堂堂的模样，陪同一些有点社会地位与身份的人物，或官员，或企业老板，进出一些高档餐馆及娱乐场所。由此见识了一些大款、富豪，或实权人物，纸醉金迷，挥金如土的场景。
这让从小受革命理想主义教育，后来又在监狱、劳改场地呆了30多年，几乎与世隔绝的严家伟十分吃惊，迷惑与不解。他暗自寻思，当年大肆宣扬的“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竟然是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场景再现？当然，严家伟观察接触到更多的，则是社会的不公，底层民众那不堪的生存状态，以及谋生创业之不易。他想起当年在成都游“草堂寺”所见到的，一位名家赞誉“杜甫诗圣”那两句题字：“民间疾苦，笔底波澜”。眼下他所见到的，满眼都是“民间疾苦”，又如何才能像“杜甫诗圣”那样，把自己那些所见所闻，化作成无数瑰丽壮阔的“笔底波澜”？这是严家伟一度思索过的问题。
严家伟自己也说，这番难得的“业务员”人生经历，“对于几十年被隔离于尘世之外的我，无疑是给我补上了宝贵的一课。也为我日后进行文学创作，增添了丰富的素材”。
文学创作的事，严家伟后来没怎么做，倒是写出了不少尖锐辛辣，针对性很强的世评杂论，以及一些人生经历的叙写回忆。严家伟一系列世评杂论及人生回忆，陆续发表于海内外知名媒体与网刊，颇受各方好评。这些文字的问世，想必与他这段时间的经历与思考有关。
（七）
严家伟先生撰写时评杂文，向海外知名电台及网络刊物投稿并刊发，是从2006年开始的。其间，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经历与故事。
严家伟先生最早投稿的，是英国BBC广播公司，这是一家国际知名的电台。当时，开有两个栏目，一个叫《中国人说中国》，即由国人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领域之各种现象，发表议论。另一个叫《听众园地》，主要是发表各种文艺随笔之类。两个栏目均有稿费，每篇大致200多元人民币。对槁件的要求，是必须短小精悍，能在10分钟内播完。
BBC广播公司在中国的北京和香港，分别设有接收来稿的邮政信箱。严家伟试着向其投稿后发现，自己发去的稿件，对方竟然基本都能收到。就此，严家伟开始了人生的一种新经历：向媒体写稿投稿，而且是向BBC广播公司这种国际知名媒体。
这种人生的全新经历，给那时的严家伟带来的收获是双重的：一是每篇200多元的收入，经济上有助他家庭日常开支；二是精神心理方面的，一个几十年被当局打成“另类”，落入社会最底层，饱受各类欺压歧视之苦的他，突然有文章被国际知名媒体采用发表，这巨大反差，于他是一种很大精神支撑与心灵慰藉。
正如严家伟先生自己所说：
“每次当听到那位播音员说：下面将播出中国四川听众严家伟先生的……来稿时，我心中高兴与自豪之感便油然而生。一个一个几十年被当局打成牛鬼蛇神的政治贱民能得到这家国际大媒体的认同，这当然是一种光荣，亦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正是这种情怀驱动着我在一天劳累之余，仍于晚间灯下奋笔疾书，不只是为了挣稿费，更是一吐为快！”
在向BBC写稿投稿时，严家伟先生还注意到，有一个名叫“莫名堂”的撰稿者，其文笔很是不错。后来才知道，这个笔名叫“莫名堂”的，就是他的老朋友，其人生经历也与他极为相似，先当“右派”后当“反革命”的张先痴先生。
2006年，原来在监狱的狱友黄泽荣，即后来知名度很大的笔名“铁流”先生，因事，专到宜宾拜访严家伟。
黄泽荣先生原是《成都晚报》记者，1957年“反右”运动中，与严家伟一样成了“右派”。后来也当了“反革命”被判刑，关进了监狱。但后来“右派”问题改正，判刑一事也改为“免于刑事处分”。根据当时文件精神，“免于刑事处分”，虽非宣告无罪，但仍可回单位安排工作，黄因此得以回《成都晚报》任职。
其后不久，他停薪留职，下海经商，且干得不错，发了点小财，成了人们眼中的“小富翁”。再以后，北上京城，取笔名“铁流”，名声遍及文化圈内外。
铁流先生之所以专到宜宾来与严家伟一晤，是要商量他们正在筹划的一件“大事”，那就是，联名上书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希望党中央在2007年“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之际，对当年这场“反右运动”进行彻底反省。尤其是，要求中央承认毛泽东当年搞“反右运动”，是“违宪”之举。还要求中央向全国“右派”彻底平反，道歉，并进行赔偿。
这事是黄泽荣先生在北京时，与京城及各地一些在世的“右派”(包括严家伟在内)联系商量过的，彼此形成了共识。
“联名上书”的事，他们后来还真做了。虽说并无下文，并未从高层领导那里得到回音。但是，当年他们“联名上书人”，也未受到任何追究。严家伟先生颇有感叹地说：这事若发生在今天，至少也是“寻衅滋事”，定你个“被嫖娼”算对你“客气”。否则就是“煽动颠覆”再挂钩国外“敌对势力”，判你个十几、二十年都完全可能。
那次在宜宾，两人把“正事”谈完，又谈及各自生活处境。按严家伟先生的说法，“那时的铁流还未成名人，因而也还是比较谦虚谨慎……何况我们还是多年前的旧交、难友。旧交、难友重逢，自然还是有不少共同语言。”
黄泽荣先生并不赞成，严家伟眼下成天为中介公司跑业务的做法。就此，铁流对严家伟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说是海外有一批民主刊物，很乐意接受大陆文化人投稿，并且都有稿酬。铁流劝严家伟说，你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出来到处东跑西跑拉业务，这是何苦呢？不如坐下来，静心写点文章。
黄泽荣先生还向严家伟，提供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对铁流此举，严家伟至今感念，说这事“对我确有很大的帮助，使我开始了向一个未知领域的探索”。
（八）
其时，互联网已开始进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但对已七十高龄的严家伟先生来说，那却是一个陌生的、全新的领域。
这是因为，向那些海外媒体投稿，已经不能用邮政信箱，必须用电脑发电子邮件。因此，要写稿投稿，首先得学习会用电脑。这标志着，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严家伟先生向来是个不服老、也不服输的人，他买来电脑，以七旬高龄，一点一点地从头学起。正是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让严家伟很快就掌握了使用电脑，以及写稿发稿的基本操作。
而且，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向那些媒体投稿的过程，竟是非常的顺利。其时，正是那些海外自由媒体“黄金期”，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比较知名的，有《民主论坛》、《民主中国》、《北京之春》、《纵览中国》、《议报》、《人与人权》、《自由圣火》等；香港还有《争鸣》、《动向》、《开放》等等。这些刊物，大多都有稿酬、其主持者及相关编辑，对各类投稿者很欢迎，也非常热心。
尤其对严家伟这类有“右派”经历的投稿者，更是看重并乐于提供支持帮助。在投稿过程中，严家伟同好些刊物主编与编辑，建立了友好信任的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关照与帮助。
据严家伟先生回忆，《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先生，不仅采用了他不少来稿，当时还善意建议其注册“谷歌”邮箱。后来严家伟在洪先生帮助下，成功注册了“谷歌”邮箱，使用至今，可谓获益匪浅。
《北京之春》发行人薛伟先生，当年也曾被打成“反革命”，所关押囚禁之劳改队，与，与严家伟所在监狱，挨邻不过数十里。当时虽不相识，后来在编辑部读到严家伟所写的稿件，其中有些人和事都是知道的，因此感到特别真实亲切，两人亦多有共鸣。
其他一些媒体杂志编辑，对严家伟的来稿，都是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一般采用率都很高。如香港《争鸣》月刊那位编辑，严家伟与之交往多年，连他姓甚名谁，是是女，都不清楚。但6年多时间，严家伟每月寄稿去，都在两天之内会接到“本刊已采用，请勿再投他处”的回信。只有一次不知何故例外。这对不是资深撰稿人的严家伟来说，无疑是很大的鼓舞。
严家伟自己在回首这段经历时，很有些感慨地说道：
也许正因为我在投稿卖文的生涯中遇到了这么多的好心人，好朋友，所以我笔耕事业虽起步很晚，七十将近开始动笔，但十年下来，并不落于人后。先后完成《来自中国古拉格群岛的报告》、《中国并未崛起》、《向腐败专制说不》、《夜阑犹听风吹语》、《岁月的回音》等五个文集150多万字作品，虽不敢说怎么好，但都是亲历、亲见，没有谎言，没有空话，更没有半句献媚权势者之媚语，而是揭他们的丑行。只此一点，亦聊可自慰矣！
（九）
在严家伟人生经历中，有一个“高光时刻”，那就是他有幸与诺和平奖得主刘某波先生相识，那一段难得的交往经历。
严家伟是在向海外那些有影响的杂志，写稿投稿过程中，得以结识刘某波先生的。
其时，刘某波先生正主持着一份名为《民主中国》刊物，严家伟向该刊投稿，所投的第一篇稿件就受到刘的重视。而当刘知晓投稿的严家伟，是当年“右派”的幸存者后，对之相当尊重客气并颇有敬意。
收到严家伟的稿件，刘某波当天即回信。信中说，来稿已采用，还谦虚客气地自称“晚辈”，并说，“你们当年这些所谓右派，实则才是民族的精英，历史的财富”。
严家伟先生自己都说，刘某波博士“如此谦卑，弄得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
从2006年到2007年，两人曾有过多次编读往来通信。
后来在2008年，严家伟因事赴京。离川之前，在成都时，有友人听说他即将赴京，就希望他趁此赴京之机，设法与刘某波先生一见。其中，蔡某某还拿出一封信，托严家伟转交刘某波先生。
2008年10月，严家伟动身去了北京。其实严家伟自己，对此次北京之行，能否见到刘某波先生，心里并无把握。他只能尽量争取之，试试运气。
果然，严家伟这次赴京之行并不顺利。在天安门广场，他就遭到一番意想不到的对待。10月2日那天，严家伟带着一个小包，里面装有一部相机，还有一点其他东西，以旅游者姿态，个人去天安门广场走一走。上午12时左右当他刚走到城楼，东西观礼台外面广场上，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上来盘问：“你包里提的什么东西？”其实那只是一个长约40公分，宽约30公分塑料手提包。呈扁平状，不可能装什么违禁品。
这警察以不容商量的态度，要检查小小手提包。严家伟要他出示搜查证，此人一口拒绝，声称，“我们奉命行事，这里是天安门广场，不需要出示什么搜查证”。当看见几张纸，又逐页展开，边翻边问这写的是什么？最后还说：“这里是天安门广场，你不能留在这里，你可以去其他地方，就是不能在这里！”
不过，严家伟此行还算幸运，他通过另外的朋友可靠渠道，与刘某波取得了联系，答应抽空见一次面。
与刘某波的见面，在一个咖啡厅里。严家伟眼中的刘某波先生，不善言谈，说话甚至有点口吃。但正如古话所睃，君子讷于 言而敏于行。一席交谈下来，严家伟深深感到，刘某波先生对问题见解深刻，独到，很有启示性。且其待人之热情，诚挚，令人久久难忘。
当时的严家伟完全没有想到，那次见面，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他后来才知道，就在他们这次见面前几天，刘某波先生正在构想草拟那个有名的《另捌线章》之事。见面半个月后，那份震惊海内外的《另捌线章》即公布，刘某波随后即因此获罪。
严家伟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感叹道：“如果那次见面竟成诀别，只能是我平生最大的遗憾！”而事实正是这样，两人的“那次见面竟成诀别”。
在仔细研读过《另捌线章》后，严家伟对其观点见解特别认同，曾多次著文谈及。他先后在各媒体发表的关于《另捌线章》的文章有：《大陆民主知识人践行另捌线章的艰困境遇》、《践行另捌线章，抵制柔性洗脑》《用另捌线章的普世价值精神阻击共产病毒祸害世界》等。
2017年7月，在刘某波先生遭难及病重时，严家伟亦多次在媒体上撰文，为其安危及健康状况发出呼吁。比如有：《必须大声呼吁，私聊不起作用一一对挽救刘晓波博士生命之我见》等。
（十）
有道是，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严家伟先生不是“英雄”，严格意义上说，现今时代，已不是“英雄出没”的时代。我等他等你等，都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但是，虽说是芸芸众生，沧海横流中，一些非英雄之“本色”，还是需要坚持并时时显露的。笔者认为，那个“本色”，就是“人的本色”，或者说，“做人的本色”。具体点说，就是守住人最基本的底线。
2019年2月，严家伟先生在悼念友人张先痴的文章中，有发人深省的一段话：
1957年所谓“反右”运动，给上百万的受害者扣上了一个罪名：“右派”。这是当局随意乱用的一个诬蔑性的名称。更与世界公认的政治上的左、中、右派别毫不相干。所以对于这个上百万的受害群体，称其为“右派”是错误的。正确的称谓应是“五七政治受难者”。他们是当年真正想推动中国进步的一批知识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知识人中的优秀代表。 笔者十分赞同严家伟先生以上这种称谓与定性。只是想再补充一句：如果说当年那批“五七政治受难者” ( 即那个所谓“右派”群体 )，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知识人中的优秀代表”的话，严家伟先生就是这“脊梁中的脊梁”，“知识人优秀代表”中“最优秀那类”。
最后，用20世纪初伟大学者罗素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他说：“我渴望任何一个国家、种族或主义，都屈服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自由、价值与尊严之下。但是那些卑微的生命和人性，却总让我满含绝望的泪水。”
笔者只希望我等他等你等，这些卑微的生命和人性，不再让那些智者眼中满含绝望的泪水。
2021年4月中旬
于自贡看云听雨楼
（题图为朋友看望病中的严家伟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