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极权主义源自于前苏联，历经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极权主义时代和正在演进之中的习近平极权主义时代。由于中国千年专制文化、大同理想、群众造反运动以及毛泽东游民个性，致使中国极权主义在左翼极权主义中独树一帜。邓小平极权主义时代具有明显的后极权主义特征。习近平极权主义时代的实质是后极权主义向极权主义回归。习近平在画一个圈–中国极权主义的圈，它始于毛泽东，终于习近平。但历史或许正在画另一个圈–中国极权主义崩溃的圈，它同样始于毛泽东，终于习近平。
关键词：极权主义 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时代 习近平时代
我们考察中共百年历史，有一个很重要的视角，那就是极权主义。中国的极权主义从源头上说来自于前苏共。毛泽东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说，没有苏共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有中国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对中国是舶来品，它与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制度具有本质区别。
1949年中共建政后，全盘苏化，极权主义在中国像病毒一样扩散、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一直持续到今天。极权主义导致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浩劫，最典型的就是毛泽东发动并念兹在兹的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国具有绵延千年的皇权专制文化，加之斯大林去世后，中苏交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致使中国极权主义呈现出与苏联极权主义诸多不同的特征。
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进入邓小平后极权主义时代，开启了长达四十年改革开放历程。在全球化浪潮和西方绥靖政策的推动下，国家资本主义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由于后极权主义与市场经济和中国人民对于宪政民主的追求存在难以调和的内在冲突，邓小平缺乏政治体制改革支撑的“跛脚鸭”改革开放弊端丛生，中国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是顺应世界文明的潮流走向宪政民主，还是重返毛泽东极权主义的老路？
习近平的新时代给出了答案。他表示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发出了“无有一人是男儿”哀鸣。他重新打出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通过军队整编、设立改革领导小组和反腐败集中国家权力，他要终结邓小平后极权主义时代，将中国重新拉回到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在国际关系上，习近平抛弃邓小平27字外交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展开咄咄逼人、俯视世界的战狼外交。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初，中国刻意隐瞒疫情，酿成全球上亿人感染，300余万人死亡的惨祸。
习近平时代背离世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拥抱宪政民主的愿望，它的逆风而行和末路狂奔正在唤醒世界和中国人民。中共极权暴政与世界民主自由面临生死较量，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战争。
习近平在画一个中国极权主义的圈，它从极权主义到后极权主义，再回归到极权主义。
第一，极权主义始于“善”而终于“恶”
极权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按照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说法，柏拉图的学说就是鼓吹极权主义的学说，而古希腊的斯巴达也具有极权主义的主要特征。[1]但阿伦特（Hannah Arendt）、塔尔蒙（Jacob Talmon）则认为，极权主义出现在18世纪，产生于人类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制的发展，为它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是以自由民主的观念为构成要素。[2]
极权主义秉承了法国大革命的传统，但在19世纪上半叶逐渐分道扬镳，形成了以列宁、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左翼极权主义和以希特勒纳粹主义为代表的右翼极权主义。塔尔蒙在《民族的神话及革命的意向》一书中指出：列宁阐释了无产阶级的普遍意志；而希特勒则强调了国家和种族。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了极权主义的左右手臂,宛如两翼，但却有着相同的特质并相互融合，最终演绎了二十世纪可怕的一幕。[3]
极权主义也被称为“全权主义”，本意是指一个全能政府对全体个人进行全面管制的政体形式。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对此定义为：“在极权主义政体，国家不承认任何限制，并尽其所能力求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4] 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因为极权主义不是为了人类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彻底地反对整个人类，反对一切人性，反对所有的文明。[5]“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原始目的是以国家机器来改造人性。在此之前，任何政府——不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只是专注于管制人民的行为，极权主义还要管束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一般的威权统治只是治‘行’，极权政治则要治‘心’。”[6]“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现象，它不同于帝国时期、王朝的统治；同时强调其现代性也是强调它力量的强大，不受限制，是理性的僭越和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表现为权力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从物质到精神，从身体到心灵。我们从历史上的极权主义国家可以看到纳粹德国所谓的意志的胜利，纳粹德国、前苏联、中国都有过的改造人的精神、灵魂、造新人运动。这种乌托邦的理想设计基于人的德性：无私、忘我、利他，奉献和牺牲，我们可以感到这已经带有宗教性质，其与自由主义基于个人主义完全相悖。”[7]
关于极权主义的特征，法国政治学家阿隆（Raymond Aron）提出了五要素说[8]，美国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提出了六特征说[9]。1941年7月，时任民国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表了《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演讲。在此演说中，胡适引述了美国作家、评论家伊斯特曼对极权主义二十个特征的概括。[10]胡适认为，这二十个特征准确地画出了极权主义的狰狞面目。在本文中，笔者采纳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对极权主义特征的描述：全面的主导意识形态；通常由独裁者领导的单一大众政党；使用秘密警察和国家暴力等机制的恐吓体制；对武器和军队的垄断；对通讯手段的垄断，以及通过国家计划对经济实行中央指导和控制。[11]就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而言，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和一个领袖。
极权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种族灭绝、苏联共产党大清洗、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和中国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上亿的人在这场乌托邦运动中成了无辜的冤魂。
极权主义一开始并不是“恶”而是“善”，是“拯救”，最后上升为国家意志，意识形态，并控制所有人的生活，最终从“善”走向了彻底的“恶”。[12]
第二，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
1949年中共建政后，国家制度全盘苏化，成为苏共极权主义阵营的一部分。但由于中国千年绵延不绝的皇权专制文化，加之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关系破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而使极权主义有了更多中国特征，最终形成了中国版的左翼极权主义。
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与苏联极权主义具有相同的反文明、反传统、反制度、反功利和反人性的特征，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一是，意识形态。苏联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构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而中共的意识形态除了苏联乌托邦外，还杂糅了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思考和中国农民朴素的大同社会理想。文革中，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自毛泽东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造反有理。”
二是，皇权专制。由于中共具有千年的皇权专制文化，中国极权主义具有强烈的传统专制特征。毛泽东直言不讳称他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时代的领袖崇拜源于中国传统的“圣君情节”和“权力崇拜”，如文革中主政上海的柯庆施所言：“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13]
三是，群众造反。西方极权主义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是通过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中国极权主义则截然不同，它采取群众造反的方式，动员群众推翻中共自己建立的官僚体制。毛泽东要阻止私有制对中共的侵蚀，他认为已建立的官僚体制将使中共蜕化为资产阶级，唯一的出路就是推倒，另起炉灶重建。群众造反的方式为“大民主”，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自下而上。
四是，游民文化。中国极权主义与毛泽东的个性有着密切关联。可以说，没有毛泽东，中国极权主义无非是苏联的翻版，甚至难以发生党内大清洗。毛泽东是中国极权主义的总设计师和践行者。毛泽东早年在外求学，后长期从事农民起义和军事活动，对民间游侠小说兴趣浓厚，如《三国演义》、《水浒传》[14]等，致使毛泽东的个性具有强烈的游民特征，体现为反社会性、攻击性和残暴野蛮。
毛泽东的反社会性体现在崇尚“斗争”，曾自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主张“天下大乱才能天下大治”，“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攻击性体现在对政治对手的毫不留情，如他对待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残暴野蛮体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如镇压反革命运动，他曾批示按千分之一比例杀人；反右运动中将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等。游民文化不仅反映在毛泽东身上，在文革中也呈现出严重的流氓化特点。李慎之先生曾指出：“说句实在话，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游民意识的大爆发。”[15]
第三，邓小平后极权主义时代
毛泽东去世后，“文革”随之结束，中国开始进入邓小平时代。笔者界定的邓小平时代涵盖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其基本特征是：在确保共产党统治的前提下，进行了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较充分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控制适度宽松；淡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调中国民族性，冠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弱化国有经济，强化私有经济等。
邓小平时代结束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社会劫后余生，休养生息。邓小平时代也可以分为二个时期，一个是1978年改革开放到1989年胡耀邦、赵紫阳执政时期，另一个是八九民主运动被镇压后到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期。在胡赵执政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并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社会自由宽松，大量西方学术经典涌入中国，这是中国难得的政治“小阳春”。但随着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赵紫阳被罢黜，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戛然而止。为挽救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邓小平开启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国开始进入到权贵资本主义时期。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淡化了意识形态。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经济开始强势崛起。
如何看待邓小平时代的极权主义，对此，学术界分歧较大。主要学术观点有：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党国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
2005年，徐贲在文章《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中认为，中国文革结束到1989年六四大屠杀为后极权主义时代，之后中国进入新极权主义时代。“中国的斯大林模式之极权主义时代随着毛泽东的去世而结束，那时中国曾出现过一段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期。这种政治上的相对宽松和经济改革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比较典型的后极权主义体制。[16]
徐贲认为，可以把中国1989年以后逐渐成型的这种制度称为“新极权主义”体制，因为它不同于极权主义原型，但政治上与极权主义原型有极深的渊源；另一方面，它变自后极权主义，却和后极权主义有明显的区别。“新极权主义”是体现了部分地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之企图的后极权体制的一种变形。寄生于这种体制的利益集团虽然通过采取这样的变形得以生存，但这种“新极权主义”自身处在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境之中。“新极权主义”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困境日益加剧的现实表明，这种变形显然不是一种具进步意义的脱困之道。”[17]“从“新极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观察到它的两个原则。其一是保持高度的末世防患意识，此意识支配下的冷酷决定了它对被统治者不再“手软”。其二是用灵活策略化解难题，为统治集团创造机会。这样的灵活性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针（如邓小平针对“姓社姓资”这个意识形态重大问题提出的“不争论”方针）和经济制度选择等许多方面。”[18]
对于徐贲将“六四”后，邓小平极权主义界定为新极权主义的观点，笔者持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尽管“六四”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邓小平开启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也造成了贫富悬殊、腐败盛行、环境污染和道德沦丧的社会危机。但它的极权主义特征与文革结束到“六四”前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社会控制的程度不同而已。
张博树将邓小平时代极权主义界定为党国威权主义[19]，但党国威权主义不是一个政治学上的概念。根据他对邓小平时代特点的概括，笔者认为并没有超出后极权主义范畴，可归为后极权主义。
冯崇义、张千帆将邓小平时代的极权主义界定为后极权主义。冯崇义指出：随着毛泽东的死亡和“文革”的结束，中国进入了后极权社会。这种转变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随着个人迷信的倒塌、共产主义信仰的崩溃和意识形态狂热的消退，极权控制在合法性危机中发生衰变和弱化，变得松弛疲软、力不从心；另一个层面是中共统治者为了转危为安、挽回民心、休养生息，主动推行“改革开放”，给个人自主、市场经济、国际交流、“思想解放”等文明因素出让部分空间。从政权类型的角度说，后极权主义政权和一般意义上的威权主义政权，仍然存在本质的差别。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后极权主义政权对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发生松动和裂变而呈现半多元状态，但在政治领域还维持着一元化控制，尽管这种控制未必向极权主义时期那样密不透风、铁板一块。[20]张千帆指出：“从1989至今，中国政治基本上胶着于‘后极权’模式”[21]。李凡认为邓小平时代不是后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他认为是晚期极权主义。但李凡对晚期极权主义特征的描述[22]与后极权主义基本相同，所以，笔者将晚期极权主义归并为后极权主义范畴。
笔者赞同冯崇义的观点，理由为：
1、极权主义理论的通说认为，极权主义衰退后的阶段为后极权主义。徐友渔指出：“半个世纪之后，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不断分崩离析，到现在已不成气侯。但极权主义并未寿终正寝，一种新形式的极权主义，即哈维尔说的后极权主义尚存活于世。这种极权主义和波普尔揭露批判的不同，它的生存主要不是靠意识形态，即从柏拉图、黑格尔那里承袭下来的思想，而是靠惯性。统治机器依条例照章办事，虽然没有活力，但运转依旧，老百姓一如既往地因循守旧、胆小怕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心中都十分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变化并没有发生，大家都宁愿顺着旧轨道走。其实，这种状况，不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都是不幸。”[23]
胡安·林茨（Juan Linz）在197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极权主义”的观点，对后极权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如下描述[24]：
（1）动员力：领导人和非领导人参与组织动员的兴趣日益下降，对国家赞助的组织内的人员的常规动员，目的是获取最低程度的一致和服从。许多“干部”和“军人”只是职业家和机会主义者，对主导价值的厌倦、淡出以及最终的私人化成为公认的事实。
（2）领导权：后极权主义政治精英越来越强调个人安全，通过政党结构、程序和“内部民主”实现对高层领导权的制约。高层领导人很少是克里斯马型的，高层领导的选拔仅限于执政党内，但很少取决于政党组织内的事业发展。高层领导人可能来自国家机构中政党技术专家。
（3）多元化：有限的但非责任的社会、经济和体制多元化，几乎没有政治多元化。因为政党仍正是掌握着垄断的权力。
（4）意识形态：指导性意识形态仍是法定的，且作为社会现实的一部分而存在，但对乌托邦的忠诚和信仰已经减弱。
2、邓小平时代符合后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邓小平时代经济开放，社会控制放松，淡化意识形态，发展私有经济等符合以上后极权主义理论。李慎之先生在《哈维尔文集》序言中写道：“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25]
由于邓小平时代处于后极权主义，并未演进到威权主义时代，这就注定邓小平时代的政治脆弱性，也就习近平极权主义回归提供了条件。
第四，习近平回归极权主义时代
随着胡锦涛执政十年任期的结束，中共的权力接力棒传递给了习近平。此时的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但正如《零八宪章》所言：“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这一切都标志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需要社会变革，需要走进宪政民主的时代。
习近平的父亲是中共改革派人物习仲勋。习近平上台之初，众多民主人士对他抱有较高的期待，希望他能继承父亲的衣钵，像戈尔巴乔夫和台湾蒋经国一样，顺应历史的潮流，实现中国宪政民主。但习近平却选择了背离世界潮流和中国人民意愿的道路，从邓小平后极权主义时代向毛泽东极权主义回归。习近平执政八年多的经历表明，他的时代是一个政治黑暗的时代，一个人权灾难的时代，一个国际关系全面恶化的时代，一个充斥个人崇拜、谎言和暴力的时代，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时代。
习近平时代并未告别邓小平时代，它继续对外开放，继续“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它们之间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体现在：1、全方位强化社会控制；2、通过反腐败的名义打压政治异己和清除政治对手；3、强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共产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4、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控制和弱化私有经济；5、恢复党政合一，政企合一；6、废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5、打破邓小平时代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政治规矩；6、强行同化少数民族，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7、废止中英联合声明，通过出台香港国安法和改变选举制度，对香港全面管制；8、对台湾进行武力恐吓，军机、军舰绕台常态化；9、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10、实施战狼外交，俯视世界。
如何看待习近平时代极权主义？目前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新极权主义说
笔者曾在《习近平新极权主义时代》一文中指出，与江泽民的十五大和胡锦涛的十七大不同，十九大标志着中共将告别近四十年的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时代。它是中国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后最严重的政治倒退。[26]
张博树认为习近平时代是新极权主义，它具有五个特征，即：高扬民族主义大旗，诉诸“中国梦”，标志着中共合法性又一次悄然转换的最终完成；习重新回到个人独裁，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习的个人认知层面似乎有某种马列毛原教旨成分，使其在拒绝普世价值时更加坚决、镇压异议声音也更加严厉，且缺少负罪感；同时继承毛、邓一切有利于党国统治的东西，在打造“完美独裁”方面充分汲取前人经验和教训，可谓精准发力，更上一层楼；创造了党国内政与外交相互支撑的新模式，对内实现“党国中兴”，对外催动红色帝国崛起。[27]
第二，极权主义回归说
冯崇义对习近平新极权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习近平时代只是邓小平后极权主义向毛泽东极权主义回潮。他指出：当下中共政权或中国社会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并没有超出极权或后极权的范畴，没有资格构成一种新的政权类型，没有必要使用“新极权”这一模糊概念来描述。而且，将当前中国政权定义为“新极权”，夸大了它的创新能力和稳定性。即便是一党专政与半市场经济相结合，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政权都实行过，尽管原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没有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8]习近平时代的“极权主义回潮的主要表现，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从“集体领导”体制回归领袖体制。其二，重建党国意识形态的一统江湖。其三，重建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就是重建专政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任意干预社会一切领域政治体制。”[29]
江棋生认为，习近平在言论和行动上都没有反对和告别邓（江胡）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没有反改革，试图从半吊子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返回计划经济；他也没有反开放，意图重新闭关锁国。而正是邓主张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从毛时代毫无政治、经济和社会多元化的极权主义社会，走向邓时代政治一元化、经济和社会呈现有限多元化的后极权社会。习近平既在所谓“旨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开大计上沿袭邓（江胡），未敢造次而邓规习随，那么他上位以来所搞的，就显然不是新极权。事实上，习近平所搞的，还是后极权。更精准地说，他搞的是：在外部因素和其性格因素共同作用下，自鸣得意地翘起了尾巴的后极权。[30]
笔者赞同冯崇义的“极权主义回潮”的观点，对自己之前“习近平新极权主义”的观点予以修正，其理由为：一是，尽管习近平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进行了重大改变，但这些变化并没有突破后极权主义的范畴。今天的中国，政治倒退是明显的，但与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还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公共空间尚存，尽管删帖、喝茶已成新常态，但微博、微信还存在，一些公共事件还能掀起舆论高潮。大多数老百姓的私人生活还没有被侵扰。二是，习近平时代还在演进之中，其极权主义回潮遭遇国内外强大阻力。名义上习近平掌握了国家权力，但至今他连为文革翻案都做不到。三是，纵观邓小平时代，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也出现诸多新的特点，徐贲就将“六四”事件后的邓小平时代称之为新极权主义时代。事实上，无论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还是习近平都必须对他面临国内外危机作出应对，都会体现出新的统治特点，都可以称之为新极权，这样相反模糊了极权主义的类型。至于习近平时代借助现代高科技，如防火长城、社交媒体、大数据、电子商务、现代通讯科技、人脸识别、声纹识别、步态识别、DNA数据库和健康码系统等[31]强化对社会的控制，也只是控制技术的提升，并不构成一种新的极权主义类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结束后，中国进入了邓小平后极权主义时代。习近平时代是后极权主义时代向极权主义时代的回归，它期待完成中国极权主义的历史轮回，画上一个极权主义的圈。
习近平的圈画得圆吗？我认为画不圆。主要是民心和时代不同了。
极权主义的产生一般来说与国家民族危难、魅力型领袖和民众被长期宣传洗脑有着密切关联，但今天的中国这些条件都不存在。首先，习近平用百年前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来唤醒中国人民族苦难感很难，因为今天中国人生活在和平年代，且相对富足。模糊的历史记忆和多年来众多学者对百年耻辱真相的客观解读已经消解了中国人“救国图存”的激情。其次，习近平的权力来自邓小平的“击鼓传花”规矩，他无法达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威望。再次，四十年改革开放已经让中国人民智已开，官方谎言欺骗很难。正如徐贲所言：既然民众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就只能依靠强制手段才能维持着存在。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32]
习近平执政八年多，无论个人崇拜也好，国进民退也好，淡化文革也好，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中国列车仍然在邓小平的轨道上缓慢行进。有中国朋友称，在今天的中国，只要不涉及政治，老百姓的生活与邓小平时代差异不大，“马照跑，舞照跳”。这个现象恰恰说明，习近平回归极权主义的过程并未完成，也难以完成。即使今天中国出现的仇视西方的情绪，基本上是民族主义导致的，这一点与毛泽东时代截然不同。极权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民主形式，是一种群众运动。但中国显然已经没有这样的民意基础。即使是粉红，他们也以出国留学和享用西方奢侈品为荣。简单地说，中国人很新，但习近平和他的时代很旧。
“马克思在讽刺路易•波拿巴模仿拿破仑的独裁专制时说过，每当那一类历史人物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 无论习近平模仿的是毛泽东、邓小平或普京，他所上演的只是闹剧。在中国从极权社会演化为后极权社会四十年之后，社会结构和世道人心都发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习近平所代表的只是一股逆流，除了使中华民族在这些闹剧中活受罪，根本无法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拉回到极权社会中去，根本无法阻挡中共后极权政权的败亡和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的潮流。”[33]
习近平在画一个中国极权主义轮回的圈，但人类历史或许正在画另一圈，那就是中国极权主义的毁灭，它始于毛泽东，终于习近平。
张杰
2021年5月23日于纽约
[1]徐友渔：《读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笔记》（2010年3月2日），载http://m.aisixiang.com/data/31957.html。
[2]蔡英文认为：“换言之，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維克的民主革命与一九三三年国社党的革命皆重新显現法国革命的雅各宾激进主义。如同法国革命一样，两者皆诉诸自由民主的理想，也以‘人民之福祉’为大计，但終究走向极权之恐怖統治。”见蔡英文：《极权主义与現代民主》，载《政治科学论丛》，第十九期，第57∼ 84页。
[3] J. L. Talmon: The Myth of the Nation and the Vision of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13-17。
[4]张千帆：《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载《中国战略分析》第1期，2016年10月号。
[5]陈伟：《极权主义的逻辑—试论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2013年9月15日），载“爱思想”网站：https://www.aisixiang.com/data/67701.html。
[6]张千帆：《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载《中国战略分析》第1期，2016年10月号。
[7]郭于华：《关于极权主义的思考——哈耶克的意义》（2017年9月27日），见独立中文笔会网站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90921。
[8] Raymond Aron: Democracy and Totalitarianism, Translated by Valence Ionescu (New York·Washington,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1969),P.193-194.
[9]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22.
[10]该文是胡适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所做英文演讲，由张起钧译成中文，刊于《自由中国》一卷一期（一九四九年一月），又收入《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
[11]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22.
[12]熊平：《极权主义美学及其原理》（2016年3月7日），载“爱思想”网站：https://www.aisixiang.com/data/97634.html。
[13] 凤凰网：“个人崇拜”始作俑者：柯庆施如何取悦毛泽东（2009年8月20日）
http://news.ifeng.com/special/60nianjiaguo/60biaozhirenwu/renwuziliao/200908/0820_7766_1311649.shtml。
[14]毛泽东曾对《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有30余万字的批注。毛曾为儿子毛岸英开的书单就更能说明这一点。书籍包括：精忠岳传、官场现形记、三国志、兰花梦奇传、峨嵋剑侠传、小五义、续小五义、聊斋志异、水浒传、薛刚反唐、儒林外史和侠义江湖等（见人民网《毛泽东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2013年3月11日
载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311/c85037-20749008.html）。这些书基本属于王学泰先生所指的游民文化经典。
[15]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李慎之序言）第6页，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
[16]徐贲《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载《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总第91期）。
[17]同上。
[18]同上。
[19]张博树：《新极权、新冷战、新丛林》，载《中国战略分析》2018年第3期（总第8期）；
[20]冯崇义:《序言 破解当下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载冯崇义、杨恒均编：《中国宪政转型之蓝图与路径》，明镜出版社2019年版，第7-40页。
[21]张千帆：《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载《中国战略分析》第1期，2016年10月号。
[22]李凡：倒退—析当下中国的“晚期极权主义”，载《中国战略分析》第1期，2016年10月号。
[23]徐友渔：深挖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2004年9月1日），载“爱思想”网站：https://www.aisixiang.com/data/4018.html。
[24]胡安·J ·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第46-47页。
[25]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哈维尔文集》序（2003年5月23日），载“爱思想”网站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724.html。
[26] 张杰：《习近平新极权主义时代》，载《中国战略分析》2017年第4期（总第5期）。
[27] 张博树：《新极权、新冷战、新丛林》，载《中国战略分析》2018年第3期（总第8期）；
[28]冯崇义:《序言 破解当下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载冯崇义、杨恒均编：《中国宪政转型之蓝图与路径》，明镜出版社2019年版，第7-40页。
[29]冯崇义:《序言 破解当下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载冯崇义、杨恒均编：《中国宪政转型之蓝图与路径》，明镜出版社2019年版，第7-40页。
[30]江棋生：新极权，还是翘起尾巴的后极权？（2017年12月4日），载自由亚洲电台网站：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jiangqisheng/jqs-12042017152813.html。
[31]滕彪：六四屠杀与中国的高科技极权主义（2020年6月2日），载自由亚洲电台网站：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tengbiao/tb-06022020164030.html。
[32]徐贲《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载《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总第91期）。
[33]冯崇义:《序言 破解当下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载冯崇义、杨恒均编：《中国宪政转型之蓝图与路径》，明镜出版社2019年版，第7-40页。
【议报、民主中国、纵览中国联合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