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澳大利亚籍作家杨恒均从纽约返回中国，随后他被拘捕，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5月27日，杨恒均被控间谍罪的案件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闭门审理。法院外围被当局封锁。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傅关汉被拒绝进入法院旁听。
傅关汉表示，法院以防疫理由拒绝他旁听，但据他从外交部了解，因为案件事关国家安全，他和同事没有获准进入法庭。他说：“这使人深感遗憾、担忧和不满，我们一直对此案感到忧虑，包括缺乏透明度，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任意拘押的例子。”
澳大利亚外长佩恩日前批评，北京没有为指控提供解释和证据，形容相关法律程序是“黑箱作业”。
现年56岁的杨恒均（杨军），2019年1月在广州机场被警方扣留，之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12月他遭到拘押，2020年8月被中国当局正式以“间谍罪”逮捕。2020年10月7日，北京市检察院对杨军以间谍罪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公诉。5月27日，杨恒均案在北京开始闭门庭审。
2020年，杨恒均曾透过友人从狱中发表声明，提及在被关押的两年里经历了300多次审讯，受到无数次口头污辱，同时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我会与律师继续努力为我的权利奋斗，并捍卫我的清白。”澳大利亚多家媒体在开庭前夕发表了一封据称是杨恒均今年3月口授给探视他的澳大利亚领事官员或律师的信件。杨恒均在信件中说，“我们以及我和我的读者所共享的价值观和信仰比我个人大多了。如果有人因为我的写作要报复我，那就请向中国国内的人民解释我到底做了什么，解释我的写作对中国人民的意义。”
杨恒均并说，长达26个月“暗无天日”的关押已经让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是他仍然“精神抖擞”，并誓言坚韧不拔地面对苦难和折磨。“没有什么比最大的梦魇已然降临更让人感到轻松。我现在已经没有恐惧了。我也绝不会妥协。”
第一，如何看待杨恒均案件的审理？
杨恒均的博士导师，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以“走过场”形容审讯。他说：秘密审判不允许有证人在场指证。控方要提供证据你又不可能去核对。控方想编什么证据就编什么证据，反正你也无法核对和质问。整个审判过程就是一个走过场。量刑是在更高层级的政法委，根本不是法院这个层面做的决定。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评论说：“我们很难估计判刑的轻重，因为我们并不掌握控罪的细节。这两年澳中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两国之间外交纠纷和相互攻击不断。澳大利亚外交当局要想对杨恒均提供司法援助也就非常困难。外交关系好的时候，争取他获释回到澳大利亚，也是可能的。邦交不好，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当然变得很不可能了。”
大赦国际的中国负责人罗助华认为，“杨恒均被起诉似乎是出于政治动机，源于他撰写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这种对其言论自由的攻击实在令人发指”。“杨恒均被中国政府以从事间谍工作的无理指控拘押，当局必须确保他的审判符合国际公正审判标准”，“除非中国政府能提供具体、可信且法庭可采纳的证据，证明杨恒均犯有国际公认的罪行，否则必须撤销所有的指控并立即释放他。”他认为，这一案子又一次证实了中国当局一贯用来对付批评政府者和人权活动人士的方式，包括隔绝关押、胁迫性讯问、秘密审判，以及在公然剥夺公正审判保障的情况下使用笼统的罪名指控他们。
第二，杨恒均被抓捕的原因
杨恒均2000年在澳大利亚取得博士学位，并取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此后他出版多部小说及纪实文学，并在网络上撰写散文和时评。2000年前，他曾在北京外交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海南省人民政府、香港中资公司工作。1997年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从事国际战略问题研究。2011年3月，杨恒均在返回中国期间曾在广州失踪多日，被传是因为当局怀疑他在“茉莉花革命”民主抗议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被拘留。
杨恒均案目前的庭审正值中澳关系进一步恶化之际。澳洲国会2018年通过两项反外国干预的法案，并将电信巨头华为排除在其5G网络建设外。新冠疫情爆发后，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源头进行独立调查。作为报复，北京方面逐步对澳大利亚多种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并基本停止了双方的常规接触。
中澳紧张关系中令人瞩目的事件还包括，去年9月，《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驻华记者迈克尔·史密斯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华记者比尔·伯特尔斯紧急离开中国。之前，两人被中国国家安全官员“登门造访”，他们先前都对澳洲籍华裔主播成蕾的案子进行了广泛报道。2020年8月，当时在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担任主持人的成蕾突然不再主持节目并失联，中国当局之后宣布她因涉嫌国家安全问题被“监视居住”。今年2月，中方正式以“非法或意图提供国家机密给外国机构或个人”的罪名将她逮捕。
中澳关系一年来持续恶化。澳洲4月取消了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订的两项“一带一路”协议，随后中国5月初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这是本已紧绷的中澳关系遭受的最新挫折。
杨恒均多年的朋友与老师，本人也曾经被中国当局短暂拘押的冯崇义教授指出：中国政府拘捕杨恒均没有证据。中国当局是漫无边际地寻找证据，先把人抓起来，再去找罪证。所以，他可能会被指控的罪名与当初抓他时的罪名完全不一样，这在中国司法案例中已经司空见惯，多少维权律师都亲身体验了中国司法部门的荒谬行为，这就是中国司法部门的可悲之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们必须回到2019年的大背景，2019年是六四三十周年，是五四一百周年，是许多重大社会运动的纪念日，甚至也是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北京当局如临大敌，新年伊始，习近平就发话必须严厉防范颜色革命。那一年，当局逮捕了许多异议人士，杨恒均因为拥有外国国籍，所以才引发许多关注，事实上，中国国内有许多人被逮捕，中国国内公民社会几乎被斩尽杀绝，这也是为什么之后香港爆发抗议运动之后，中国大陆几乎无人发声表示声援，当局试图控制所有具有影响力的人，而杨恒均就是其中一个，这是他被逮捕的大背景。
第三，杨恒均是个怎样的人？
按冯教授的看法，杨恒均是一名“文学青年”。杨恒均复旦大学毕业后意气风发进入了体制内工作。冯教授说杨脱离体制后，决心写小说。杨恒均的好友韦石的猜测是，杨的“意气风发”的性格不适合生存在僵化的体制内。在体制内，得到重用提拔的是那些每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外表糊涂，内心狡诈的人。那些有能力、有理想，甚至露出锋芒的，被“淘汰”出局只是时间问题。
杨恒均是双面间谍吗？冯教授说，当然不是，他确实曾经在国安部工作，但是，他在1999年来到澳洲之后，就象江湖上说的那样净坛洗手，他出来之后就与原先的机构没有任何联系。之后也与他们没有任何关联。他刚来到澳洲时，最初并没有投身民主运动，最早曾经计划以写作为生，专心写他的致命三部曲，根据自己的阅读与工作经历，因为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学界的空白点，认为类似的书籍应该很畅销，但是，这些话题在大陆是禁区，只能在香港与台湾出版，因此，他的作家路也就到此为止了。后来他就决定和我一起作学术研究，选择的题目就是研究网络。
第四，被制造出来的间谍案
杨恒均的遭遇让我想起我身边的一件事。4月15日，《环球时报》刊发了一篇文章《“深度”国家机关披露：境外反华敌对势力拉拢内地学生内幕》。文章披露了2020年8月，国家安全机关侦破涉及河北某高校学生田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及时挫败境外反华势力培养、扶植境内代理人的企图。文章称2019年4月，田某受境外反华媒体人邀请秘密赴西方某国，同境外二十余个敌对组织接触，同时接受该国十余名官员直接问询和具体指令，秘密搜集并向境外提供污蔑抹黑中国的所谓“证据”。2019年6月依法将田某抓捕归案。
但文章披露的内容根本不是事实。田某的名字叫田畅，出生于1999年。他出自中共红色家庭，是红三代，河北燕山大学文学和新闻系学生。
2019年，田畅想五一期间来美国旅游。他在美国呆了半个月，除了到华盛顿拜访新闻媒体和朋友外，他都呆在纽约。
2019年5月上旬，田畅回国。他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到10月份。他告诉我，回国后，曾被公安机关拘捕。后又被放出来。再后来，田畅说，他被安排到多维新闻网做记者，但感觉特没劲，不愿去。但我没想到，一次平常的纽约之行居然让他变成了中共的煽颠分子。
十年前，杨恒均就提出了“七十年大限”，即“革命政党”在暴力夺权后实施一党专政，迄今没有连续执政达到八十年的先例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广为流传。据说，中共高层很恐惧这个预言。为了防范颜色革命，做到警钟长鸣，中共需要制造敌人。杨恒均的高知名度和频繁往返中美之间，使他成为了合适的“敌人”人选。
为什么中共要制造敌人呢？因为中共是个极权主义政权，它必须要靠不断发动的政治运动和不断制造的敌人来维持他们的暴力恐怖和谎言。美国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民主的运行是一个永不休止的运动过程，它会不断发现或制造“敌人”以发动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来激发群众的狂热以及维持它的恐怖和暴力机构。“极权主义反对一切静态的制度约束，它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运动，其根本特征在于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斗争，斗争，再斗争，永远没有休止。极权主义的统治之维系，离开这种无休止的运动，便将宣告破产，运动停止之日，也就是极权主义的毁灭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