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水灾使郑州遭遇了大劫难,水灾中去世的市民数字在不断地攀升,令人悲痛。近几天来,郑州以北的新乡市出现特大暴雨,部分河段出现外溢,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分洪。其中有的村民获救,有的仍被困家中。

那位“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人民领袖已经去了西藏,在西域高原享受蓝天白云和晨钟暮鼓。按理说,郑州出了这么大的灾情,习近平应该去灾区慰问,他的前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九八年洪水和汶川地震都到达灾区现场指挥。就连古代的皇帝也会派出钦差大臣赶赴灾区救灾。这习大人连演戏都懒得演了。

仔细一琢磨也觉得正常,武汉疫情爆发之初,习近平就没去武汉,而是让总理李克强先去,待疫情缓解,他再来接受人民的感恩;去年南方洪水泛滥,习近平也没有现身,也是让李克强先进入灾区。待灾情缓解再现身。因为,人民领袖是国家的舵手,一旦感染新冠病毒或掉进洪水里,这个国家怎么办?人民怎么活?前不久,北朝鲜的人民领袖和宇宙大将军金正恩瘦了,减肥应该是好事啊,但老百姓不干了,个个哭得像泪人似的。领袖瘦了,一定是为国家操心操碎了。万一,两腿一蹬,国家怎么办?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习近平既然不敢来,为什么不派李克强来呢?要知道李克强可是从河南走出去的。1998年,李克强任河南省委副书记,随后任代省长、省长,2002年担任河南省委书记,2004年离开河南到辽宁任职,先后在河南工作、生活近7年。李克强与河南的感情是很深的。为什么李克强也不来河南慰问灾情呢?

第一,习近平不发话

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军队整编集中了军权,又通过设立若干改革领导小组集中了政府的权力,成为中共历史上权力最集中的领导人。

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主要是通过审阅文件来管理国家的,他主要精力在政治决策上,行政事务基本不管,交给周恩来全权处理。毛泽东的管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他到杭州西湖、武汉东湖行宫一呆就是半年。邓小平时代是垂帘听政模式,举重若轻,将党务交给总书记,行政事务交给总理处理。他偶尔还约朋友打打桥牌。毛泽东的管理风格可以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邓小平的管理模式则较毛泽东相对宽松。江泽民时代,江泽民负责党务,行政事务交给朱镕基。江泽民通过文件和会议来管理国家。铁腕总理朱镕基有较大的行政决策权。胡锦涛时代,延续了江泽民的执政风格,胡锦涛负责党务,行政事务交给温家宝。由于江泽民为其设了9个常委,他们各管一摊,叫九龙治水,结果胡锦涛成为最弱势的总书记。温家宝有较大的行政管理权,而且还能公开呼吁政治体制改革。

胡锦涛时代的尴尬和窝囊给了习近平很大的刺激,他不容许任何常委做大,挑战他的权威,所以他必须独自掌握权力,不容许他人染指。习近平是深度毛粉和红卫兵,毛泽东的霸气也深深地留在习近平的记忆中,他认为毛才是真正的偶像,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才是真豪杰。习近平的领导管理模式类似于古代皇帝统御群臣的模式。早朝时,皇帝居高而坐,众臣站立,向皇帝汇报工作,皇帝拍板决策。目前,习近平对政治局委员的管理,已经将中共的集体领导变成他一人独裁。李克强名为总理,但与朱镕基和温家宝大不同,他已经没有独立的政府权力,只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一个大臣而已。李克强当然想去河南慰问,当然心急如焚,但习大人不发话,他也动弹不得。

李克强知道郑州洪水系人祸所致,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是习近平嫡系“之江新军”的成员,被看好明年中共20大上可以更上一层楼。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也是“之江新军”的一员,两年前才从杭州调来郑州出任市委书记。对这两个草包,李克强也没好脸色。洪灾发生后,习近平下达了救灾的指令。但不同以往的是,李克强并没有对灾情做出公开表态,只是通过国务院会议,部署防汛救灾工作。他要通过这个方式来表达对习近平和他那两个草包亲信的不满。

第二,都在等待命令

中共独裁体制在国家遇到灾难时难以灵活应对,因为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不发话,下面就无法运行。中国所谓的举国体制在治理一个现代化国家时显得进退失据。相反,美国等西方国家奉行分权制衡和地方自治,可以灵活、及时应对危机。就以新冠疫情而言,中国由习近平一人独断乾坤,说封城就封城,没有法律程序、没有应对预案,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次生灾害。正如外界所言,现在,习近平已经俨然变成了先知,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但事实上它只是一个蛮横霸道的二杆子。

在美国,川普总统在白宫指挥全国防疫,但各州的州长、市长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部署。联邦权与州权分立,相互合作中独立运行。

但在郑州洪水灾难中,官员却在坐等命令,坐等灾难的发生。有位网友写道:

据说,郑州气象局的李柯星局长在灾难发生前曾连续签发了五道暴雨红色预警,明确提示要停课停业,但很可惜,没有人重视。

更有一位不怕死的地铁从业者爆料:

运营口领导,在等命令!不敢拍板做决断,为了保全乌纱不给自己添麻烦,在已经接到红色预警的情况下,他们要等待上级的命令!命令!命令!

现场决策领导,在等命令!从大水开始倒灌进轨行区,到没过轨底,到没过轨面,到不能行车,到触网必须断电,到没过疏散平台,整个过程不是一下发生的,中间有时间,有很多次机会,但他们在等命令!等命令!等命令!

当值调度没有把车扣住,放进区间。他也在等命令!等命令!等命令!

当班司机没有在第一时间开门疏散乘客到平台——组织大家逃生,他也在等命令!等命令!等命令!

交管部门没有把那么多车拦在京广隧道之外,他们也在等命令!等命令!等命令!

广播电视台之所以全频道大播抗日神剧,他们也在等命令!等命令!等命令!

大家都规规矩矩或犹犹豫豫,不敢越雷池一步,都在气定神闲地等命令!等命令!等命令!没有命令就坚持运营不背锅。

为什么命令的力量如何强大?因为我们不愿承担责任,成为了体制的机器和木头人,成为离开了命令,木偶就会感到不知所措、无所适从。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指出,天灾哪个国家都会遇到,为什么有的国家有惊无险、顺利化解,有的国家却会酿成重大公共事件乃至社会政治危机?这是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化解和应对危机能力不同。只要制度危机不除,那么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危机依旧会源源不断发生。武汉新冠疫情如此,郑州洪水也不例外。

下面,我们总结一下。习近平面对郑州洪水灾难采取远走他乡,到西藏眼不见心不烦,李克强没有习近平的指示,想去河南去不了。郑州地铁管理人员看见洪水灌入,没有立即停止列车运营,而是在等待上级命令;京广隧道的工作人员没有关闭隧道,因为他们在等待命令。极权制度垄断了权力的决策,将机构和人变成了机器和木头。作家笑蜀先生认为,中国极权制度长于统治而拙于治理,是中国极权体制的天性。但凡非攸关政权安危或政权荣耀的事务,大多不属于统治范畴,非关痛痒,也就很难引起中国政府的深度关切。然而,民主国家则截然不同。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自我统治。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治理,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民主国家不是只有政府,不是只有一个政治重心,而是通过分权制衡,达成多元力量的共存共治,形成多中心均衡生态。其中,最重要的均衡,是政府与社会的均衡。中国政府对于疫情的防控重心,不是人民的生命安全,而是政权安危和政权荣耀。因而对真正的社会治理,对真正的公共安全,不可能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它们可以成功地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却无法预见和阻止灾难的肆虐。但那浸泡在水中的亡灵,那站在屋顶哭哭哀求的村民,那丧失父母孤苦伶仃的孩子,谁对他们负责呢?那些幸免于难的人又何尝不是下一次灾难的受害者呢?